“上帝的存在是人的自由的特許狀” ——叢日雲教授“外在奴役下的內在自由”一文的讀後思考 文 / 趙曉
“如果沒有上帝，沒有高踞於世界之上的真理，那麼人就整個地服從於必然性和自然界，服從於宇宙或社會、國家。人的自由在於，除愷撒王國外，還存在着精神王國。上帝的存在，是人的自由的特許狀。”——別爾嘉耶夫（Nikolai Berdyaev） 一、問題的提出：自由究竟從哪裡來？ 我們常說：“自由可貴。”但自由究竟從何而來？自由為何在中國等東方國家總是稀缺？為何在古代世界那麼多強盛文明中，偏偏只有西方基督教世界孕育出了“個人自由”的制度文明？這是類似於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現代經濟為什麼在西方興起”同等重大的學術話題。 紅左思維認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那自由必是斗出來的。白左思維則相信，自由是啟蒙運動的結果，也就是灌輸出來的。自由，真是“人民鬥爭出來”的成果嗎？或者說，是啟蒙理性“制度設計”與“政治智慧”的產物？ 基督教保守主義認為：若要真正理解“自由為何可能”，必須深入靈魂深處的神學土壤，從精神與權力的二元論出發，從《聖經》的啟示開始——正如叢日雲教授所強調的： 現代自由的“起點”，其實是“內在自由”；而“內在自由”的開端，正是基督教發現並捍衛了人的靈魂屬於上帝、不屬於凱撒的神聖宣告。 二、基督教的思想貢獻：發現“人的內在自由” 叢老師在這篇不長但非常深刻、重要的文章談到，古典時代的“自由”多為政治意義上的“自由參與”：希臘人追求的是公民參與城邦事務的權利，羅馬人強調法律下的市民權。但這些“自由”只是特定群體（如男性自由民）在特定領域（如政治參與）中的特權，且從不觸及“人是什麼”這一根本問題。 斯多葛派（Stoicism）雖在帝制時代提出“內在自由”，主張人即使受壓迫，也可在靈魂中保持尊嚴，但其影響主要局限於少數哲人，並缺乏信仰支撐。 真正將“內在世界”發現為“屬神之地”的，是基督教。特別是在保羅（Paul）的神學中，自由不再是政治地位，而是屬靈身份。他宣告：“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加5:1），“主的靈在哪裡，哪裡就有自由”（林後3:17）。這種自由不是政治的、制度的，而是來自救贖的自由——“脫離罪、死與律法的轄制”，獲得“上帝兒子的自由”。 基督徒因此在“內在世界”擁有了一個屬靈的主權空間——不再歸於愷撒、掌權者或傳統社群，而單單歸於上帝。這種自由，為後世關於“良心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與“信仰自由”（religious freedom）之爭，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點。 三、耶穌的宣告：劃定屬靈與屬世的界限 在這裡，我想停一下。因為，要論人的“內在自由”，絕不能忽略耶穌基督對自由的根本宣告——祂不僅啟示自由的真理，更以祂自己的生命劃定了“屬靈”與“屬世”的終極界限。 首先，耶穌清楚地宣告了祂的至高主權：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馬太福音 28:18） 這不僅是祂復活後向門徒的託付，更是對世上萬有權柄歸屬的最終宣告。人間一切政權、制度、律法，終極都受限於祂的主權。 其次，耶穌明確指出人間權力並非自主存在，而是出於上帝的託付。面對彼拉多的審問，耶穌說： “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的，你就毫無權柄辦我。”（約翰福音 19:11） 這句話表明，人間權柄不是絕對主權，而是“受託權柄”（delegated authority），即源於上帝、受上帝限制。任何以為自己擁有絕對主權的“凱撒”，在耶穌眼中不過是受限的器皿。 第三，耶穌在回答法利賽人關於納稅給凱撒的問題時，宣告了那句震撼古今的真理： “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馬太福音 22:21） 這句話並非某種“和稀泥式”的政治分權宣示，而是對“凱撒王權神聖不可侵犯”理念的根本否定。它首次在人類歷史中，將“人的靈魂”從國家權力的絕對控制中解放出來——屬上帝的部分，不歸凱撒。 在當時宗教與政治高度一體的古代世界，凱撒被奉為“主”，皇帝被視為“神”。專制君主不僅壟斷政權、資源，更壟斷真理與信仰。而耶穌的這句話，就像一道神聖的分界線，宣布：凱撒的疆域止於肉體與錢幣；人的靈魂、信仰、良心只歸屬於那位造物主。 這不僅是政教分立（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的神學根基，也是“人的內在自由”得以確立的根本宣告。 耶穌不僅是思想者，更是拯救者。祂說：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翰福音 8:32）
“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約翰福音 8:36） 祂自己就是真理的本體（the Truth, 約14:6），祂的來臨不僅是啟示自由，更是成就自由。因着祂的死與復活，我們得以從罪、律法、死亡的捆綁中被釋放，得着真正的屬靈自由（spiritual liberty）。 此外，耶穌還說： “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馬太福音 11:28） 這是對被壓迫者的屬靈宣言，是對社會邊緣人群發出的安慰邀請，是向所有在體制重負下疲憊靈魂的溫柔呼喚——在祂裡面，可以安息；在祂裡面，靈魂得自由。 因此，耶穌不是一位“講自由”的哲人（philosopher of liberty）或啟蒙主義者，而是“完成自由”的救主（Redeemer of liberty）。祂以十字架之愛，擊碎了罪的權勢，拆毀了掌控靈魂的鐵籠。祂用自己的生命劃定了權力的邊界，用復活的榮耀為自由付上了終極代價。 祂不是在凱撒的體制中呼喚自由，而是在凱撒的體制之外建立了一個更高的國度——那是天國，是自由人真正的家鄉。 四、基督教所啟示的人的“內在自由”有哪些？ 我還要停一下的是：叢日雲教授在文章中強調了基督教在“發現內在自由”方面的歷史性貢獻，但對於聖經中“內在自由”的具體層次尚未做出系統梳理。若從聖經整體啟示出發，我們可以將基督教所啟示的人的“內在自由”分為六個層次，既彼此關聯，又呈現出清晰的遞進關係： 1. 得救之自由（Freedom from Sin and Death） 這是福音的起點，也是自由的源頭。人因基督的犧牲而脫離原罪、死亡與咒詛的轄制，得以重生為“上帝的兒女”。這是“從罪的奴役中得釋放”的自由（參見羅馬書6:6-7；加拉太書5:1）。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加拉太書 5:1 2. 真理之自由（Freedom from Deception） 基督就是真理的本體，信他，靈魂就得自由。同時，基督啟示的真理不僅釋放罪人脫離罪的權勢，也釋放人們脫離撒但的謊言、虛假的意識形態與靈性的迷失。人認識真理，才能真正看清自我、世界與上帝，從而不再被虛妄的世界體系牽引。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翰福音 8:32 這是真理使人覺醒、思想被更新的自由，是靈魂“從迷惑中甦醒”的自由。 3. 良心之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 這是宗教改革特別強調的自由。人在信仰上直接聽命於神，不受任何人、機構、宗教權威或政治權力的強制。這是信徒在上帝面前獨立、誠實地回應呼召的自由，是“人在上帝面前的獨立人格”。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曾說： “一個基督徒是最自由的主人，不受任何人轄制；一個基督徒又是最謙卑的僕人，服事眾人。” 這一自由為後來的“宗教自由”“信仰自由”“政教分立”打下了根基，是現代自由國家制度構建的靈魂基石。 4. 聖靈中的自由（Freedom in the Spirit） 基督徒不僅從律法的定罪中得釋放，還在聖靈的引導下，甘心樂意地活出上帝的義。這是從“外在律法約束”到“內在聖靈引導”的轉變，是從懼怕到喜樂、從被逼到自願的順服。 “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不在律法以下。”——加拉太書 5:18 這是“在聖靈中行走”的自由，是一種“內驅的順服”，使人活出律法的真正精神。 5. 舍己與愛人的自由（Freedom to Love and Serve） 自由的高峰不是“我為我自由”，而是“我因被愛而得自由，進而去愛人”。這是脫離自我中心的捆綁、願意為他人而活的自由。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事。”——加拉太書 5:13 這種自由不是“想怎麼活就怎麼活”，而是“終於有能力去做正確的事”。 6. 身體得贖與宇宙更新的自由（Freedom from Decay） 這是終末的自由，關乎全人類與萬物的更新。聖經告訴我們，這一切將以“新天新地”的形式展現：人與受造界一同脫離敗壞，進入“榮耀的自由”。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榮耀的自由。”——羅馬書 8:19-21 這是人的全然得贖——靈魂、身體、社會、萬有都將進入上帝所預備的永恆之自由。
這六類自由，分別指向： 從罪與死亡中得釋放的自由（1） 從謊言與迷惑中得醒悟的自由（2） 從人治與強權中得獨立的自由（3） 從懼怕與律法主義中得安息的自由（4） 從自我中心中得生命轉化的愛的自由（5） 從朽壞與敗壞中得復興的徹底自由（6）
它們既是層層遞進的內在轉化，也共同構成了“自由在基督里”的完整圖景。 五、基督教的實踐貢獻：為自由建構制度支撐 叢老師的文章強調了“基督教對自由觀念的貢獻”。但我同時也想回顧“基督教對自由觀念的貢獻”。 從人類歷史上看，如果說耶穌在屬靈層面上奠定了“人的內在自由”的神學根基，那麼，基督教歷史在制度層面的貢獻，則是在漫長實踐中，為自由建立了可持續的社會結構與政治保障。 正如叢日雲教授所強調，宗教改革（Reformation）正是一場“信仰主權的收復戰”——將“上帝之地”從教會手中還給信徒個體的偉大轉折。中世紀的天主教會，雖然曾是抵禦王權濫用的力量，但同時也壟斷了屬靈解釋權，將人的內在世界交由教會權威管理，使信徒的良心自由受到束縛。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重新高舉聖經真理，宣告：“人因信稱義”、“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與“信徒皆祭司”（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不僅恢復了人與上帝之間直接的關係，也激發了信徒對良心自由的自覺意識。這一自由，不再需藉由神職等級制度得以通達，而是直接在上帝面前站立。這一屬靈自由的覺醒，正是現代制度自由的種子。 當然，我想指出的是，我們也不應因此全盤否定中世紀教會在自由傳統中的積極角色。以《大憲章》（Magna Carta, 1215）為例，其中第一條即寫道：“英格蘭教會應享完全自由”（The English Church shall be free）。這是在反對王權專制的鬥爭中，教會為自己爭取的“團體自由”（corporate freedom），雖然尚未發展到個人自由的階段，但它所開闢的“權力分立”空間，成為後世自由制度建設的歷史性伏筆。 因此，中世紀教會確實有“雙重角色”：既有壓制內在自由的一面（通過宗教等級制度與教條權威），也有抗衡君主專制、捍衛獨立空間的一面（如建立大學自治、推動法治觀念、保護社團權利）。這正說明，自由不是從零開始的制度發明，而是在多重張力中逐步演進的文明積澱。 宗教改革的偉大之處在於，它打破了教會對“屬靈中介”的壟斷，把“信仰的主權”還給了個人，讓每一個信徒面對上帝的良心成為自由的起點。從制度發展史來看，這一屬靈維度的轉型，正是現代自由社會最深的根基之一。 用加爾文（John Calvin）的話說：“基督釋放了我們，使我們得以不再受人的轄制。” 而這種自由，最終推動了歐洲各國確立“政教分立”（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良心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信仰自由”（freedom of religion）、乃至“結社與言論自由”等制度保障。 所以，基督教對自由的貢獻，不僅僅在於“啟發理念”，更在於它通過一系列屬靈與屬世互動的歷史過程，為自由建構了制度的根基、精神的動力、以及文化的土壤。 六、從內在自由到外在制度：基督教如何造就現代自由？ 人們常問：宗教是自由的敵人，還是自由的朋友？啟蒙敘事是：宗教是敵人。 其實，答案取決於你在說哪一種宗教。但如果說的是以《聖經》為基礎的基督教，而非世上五花八門的宗教或天主教人為施加的宗教捆綁，那麼歷史與現實共同證明：基督教不僅在信仰中宣告自由，更在歷史中建構了自由。 從屬靈起點到制度成果，基督信仰對現代自由的貢獻可簡要歸納為四條主線： 1. 良心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 → 信仰自由（Freedom of Religion） 宗教改革最核心的果實，就是個人良心的覺醒。 馬丁·路德宣告：“在上帝和我的良心之間，沒有任何中保。”這標誌着信徒無需再經由教會制度作為“屬靈中介”，而是可以直接面對上帝、憑良心信仰。 從此，“良心自由”成為“信仰自由”的基石——每個人都有權獨立思考、自由選擇信仰，而非被任何教權或政權強制歸順。 2. 信仰自由 → 言論與出版自由（Freedom of Speech & Press） 歷史上，基督徒為信仰自由而鬥爭時，也在為言論自由而付出代價。 當馬丁·路德翻譯並公開出版《聖經》時，他挑戰了羅馬教廷對真理的壟斷；清教徒在美洲建立殖民地，最先確立了出版自由與講道自由；彌爾頓（John Milton）在《論出版自由》中寫道：“如果真理與謬誤在公開市場中交鋒，我相信真理必將得勝。” 現代言論自由的制度基礎，不是啟蒙運動從零發明的成果，而是信仰自由的延展與護欄。 3. 政教分離 → 憲政法治（Constitutional Rule of Law） 耶穌說：“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太22:21） 這是“政教分離”（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原則最早的神學根基。 它既否定了政權對信仰的壟斷，也否定了教權對政務的專斷；既保護教會免受國家干預，也防止宗教變成統治工具。 在此基礎上逐步發展出政權受限、權力制衡、法治優先、憲政保障的現代自由制度。 4. 人是神的創造 → 人人平等 & 天賦人權 洛克（John Locke）深受清教神學影響，他在《政府論》中寫道： “人皆是那位全能且無限智慧造物主的作品……他們屬於上帝，是祂的產業。” 因此，人的生命權、自由權與財產權不是來自國王或政府的賜予，而是上帝的賦予。 這句話後來成為美國《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776）的核心表達： “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 自由由此從“權力的讓渡”轉變為“信仰的託付”；從“利益的平衡”上升為“屬靈的責任”。 七、世俗自由主義的困境：自由制度真的可以“去信仰”嗎？ 許多當代世俗自由主義者堅持一個信念：“只要有制度，就能保障自由；只要有理性共識，就不需要信仰。” 他們相信，“我們可以只靠啟蒙（Enlightenment），無需啟示（Revelation）；只靠制度設計，無需信仰根基”，在一個無神論框架下，也可以建造一個穩固的自由社會。 表面上看，這是現代性的勝利，是一種“價值中立的自由”。但實際運作中，它卻面臨深刻的三重困境，正如我在《自由從不免費：自由究竟如何才能誕生？》一文中所分析： 1. 自由的第一層悖論：最被熱愛，卻最少人願意為之付出 自由（Liberty）作為一種典型的公共品（Public Good），具有“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每個人都能享用，卻無人願意為它買單。 正如經濟學中的“公共品困境”（Public Goods Dilemma）：自由人人需要，但卻容易因“搭便車”心理而無人供給。 於是我們看到：自由被讚美，卻很少有人願意為自由發聲、受苦、犧牲。 2. 自由的第二層悖論：靈魂的奴隸自願放棄自由 更深的危機是：許多人不是被剝奪自由，而是主動出賣自由，換取安全與穩定。 他們說： “自由有啥用？房子車子才重要。” “我寧願穩當奴隸，也不願不確定地冒險。” “聽話就能過好日子，何必搞那些麻煩？”
這種用安全感（security）交換自由（liberty）的傾向，正是“自由自殺”的第一步。 這也正是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揭示的“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大多數人不是出於邪惡，而是出於怯懦和麻木，親手葬送了自由。 3. 自由的第三層悖論：“自由的公共地悲劇（The Tragedy of Liberty）” 即使你擁有自由，如果你不加以珍惜、節制與守護，它也會被濫用、誤用，最終毀於你手。 這就如同“公共牧場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人人貪圖，個個濫用，最終荒蕪。 自由若無道德之約束，便淪為如下災難： 言論自由被用來煽動仇恨； 出版自由被用來傳播謠言； 制度自由被用來操弄規則； 搭便車者充斥，守護者被邊緣化。
最終，自由的空間就被極權與暴政重新奪回。
而叢日雲教授的文章進一步啟示我們：自由更是信仰托底的成果——沒有基於信仰的內在自由的構建，不會有定於制度的外在自由的文明。 我們必須正面回應兩個關鍵問題： 1. 沒有信仰，還能有自由嗎？ 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論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早已洞察： “在美國，宗教與自由密不可分……人們尊重法律，是因為他們相信有一位更高的立法者（Lawgiver）。” 自由制度並非憑空而來，它是由一代又一代懷抱信仰者的流血與犧牲堆疊而成的。如果沒有對上帝的敬畏、對真理的信仰、對靈魂的自律，自由很快會演化為混亂，制度也會迅速坍塌。 正如漢娜·阿倫特警告的： “自由一旦失去其倫理基礎，就會為極權打開大門。” 2. 制度加共識，是否足以守護自由？ 當代自由主義常強調：我們不講信仰，我們靠制度（Constitution）與共識（Consensus）。 但看看當今的西方世界正在經歷什麼？ 在“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與“絕對主觀主義（Subjectivism）”橫行下，言論自由正在瓦解； 在“去聖化（De-sacralization）”與“多元崇拜（Hyper-pluralism）”衝擊下，公共美德日漸流失； 在“個人至上（Self-centrism）”風潮中，自由淪為“想幹啥就幹啥”的自我放縱。
制度可以劃界，但無法塑魂；程序可以調解，但無法激勵；權利可以列明，但無法叫人敬畏。 沒有信仰的制度，終將成為一棟失根的大廈，在風暴來臨時，轟然倒塌。
八、結語：中國人離基督有多遠，離自由就有多遠 叢日雲教授在文章的最後指出：基督教對“人的內在世界”的發現，是西方自由傳統真正的起點。正是這份屬靈覺醒，使“自由”不再只是外在制度的安排，而成為內在靈魂的覺悟，成為人之為人的基點。 自由，乃是從心而物，自內而外，自西向東…… 如果沒有這“超越性支點”，自由就必然淪為一種政治話術、空洞口號，甚至會被極權利用，用來粉飾控制、包裝壓制。 中國之所以自由難產，根本問題不在於“自由啟蒙不足”、“制度設計不足”，而在於“屬靈覺醒缺席”。 我們不是沒有讀過《自由論》、研討過《憲政原理》，甚至也曾幾度高談“改革”“現代化”，但我們的靈魂依然活在權力的陰影下： 我們將自由理解為“權力給不給”，而不是“上帝賜與我們”的權利； 我們熱烈呼喊“外在改革”，卻很少思考“內在悔改”； 我們高舉“憲法”，卻忘了“法律除非被信仰，否則不能被實施”。
正如俄羅斯基督教哲學家別爾嘉耶夫（Nikolai Berdyaev）所言： “上帝的存在，是人的自由的特許狀（The existence of God is man’s charter of liberty）。” 這句話震聾發聵：若沒有一位高於愷撒的上帝，自由終將淪為愷撒的恩典；若沒有一個高於人間權力的真理，人就永遠無法掙脫屬世秩序的奴役。 因此，我們必須正視一個令人震驚卻真實的問題： 一個民族離基督有多遠，離自由就有多遠。人，不在上帝之下，必在暴君之下。 若我們不願回到基督那裡尋根問底，不肯讓福音進入我們的文化心靈與制度根基，我們將永遠只能在“自由的邊緣”徘徊，在“屬靈的黑暗”中掙扎，甚至在“呼喚自由”的名義下，走入新的捆綁。 這不是一種情緒性的判斷，而是對歷史與人性的深刻反思。歷史已無數次證明： 真正的自由，不是人自己掙出來的，而是人回應上帝、在真理中被釋放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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