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瞻 四月初，海外各家中文媒體無一例外的刊登了一篇出自外媒的新聞《普京為什麼堅決不退４烏占領區 俄官員曝真實緣由》，裡面說： “總部設在荷蘭、具有反俄傾向的莫斯科時報，引述一名與克宮有關官員表示，莫斯科決心不惜一切代價鞏固對這4個地區的控制，因為普京已經將它們的地位寫入俄羅斯聯邦憲法，在政治上根本無法承受放棄這些領土的代價。 這名官員表示：憲法上沒有讓地區脫離的機制。我們需要完整的札波羅熱州和赫松州。要麼川普施壓烏克蘭撤出，不然有人告知我們：‘啟動漫長談判，單純使用武力建立控制’。這對俄羅斯來說是最糟，渡河作戰永遠很痛苦。” 
如此危言聳聽的勁爆標題，竟然“曝”出了這麼一個不倫不類、學前班程度的內容，讓我不禁想到：難怪普京端坐陛上二十幾年至今不落衰相，不是他本領有多大，而是歐美和俄羅斯的反普京勢力水準太低了。 把占領的烏克蘭東部四州併入俄羅斯一事寫進憲法，是普京“堅決不退４烏占領區”的果而不是因。顛倒因果、反果為因、因果不分，正是當年拜登和今天歐洲對俄烏戰爭束手無策、死活無解的根源。 那麼，普京甘冒全世界之大不韙，與整個西方和普天下人為敵，不惜國本、貼上老命，哪怕一度打得自己權力、地位和身家性命都岌岌可危，但對“4烏占領區”就是不肯放手的真正原因又是什麼呢？ 2024 年 2 月 9 日上午，原福克斯電視台著名主持人、現視頻平台塔克·卡爾森新聞網的創始人塔克·卡爾森在克里姆林宮對普京進行了兩個小時採訪。普京開始說要“花一、兩分鐘講講歷史”，結果卻用了冗長的時間囉里囉唆、顛三倒四的從留里克王朝開始敘述了幾個世紀的俄羅斯過去，結論是烏克蘭作為一個國家從一開始就不存在也不應該存在，它完全是列寧-斯大林時期人為製造的錯誤。普京這番言論轟動了世界，讓東西方反普京者一下抓住了把柄：所謂俄羅斯安全受到了威脅，所謂北約東擴和烏克蘭要加入北約，所謂去軍事化特別是去“納粹化”，所謂烏克蘭境內的俄羅斯族受到迫害和滅絕，全部是藉口和謊言，普京根本就是要蠶食和鯨吞烏克蘭、實現恢復俄羅斯舊日帝國的夢想和野心。他們故意忽略掉了普京後面說的一切：“當時俄羅斯期待着被接納到‘文明國家’兄弟家庭中，但並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你們欺騙了我們”、“美國政客們把我們逼到了不能跨越的邊緣，因為這會毀掉俄羅斯本身”、“我們不能把我們的信仰者和本質上俄羅斯人民的一部分拋棄給這台戰爭機器”、“為什麼在蘇聯解體後，對俄羅斯採取了如此錯誤、粗暴、完全沒有根據的壓力政策？……北約的擴張、對高加索地區的分裂主義者的支持、反導系統的建立……然後是把烏克蘭拖入北約”，等等等；而如果無視普京後面說的這些，就不可能對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的根源有一個全面、完整、深刻、真實的理解與認識。 
我上高中的歲月，正是1980年代北京高校競選如火如荼進行的時候。那時北京在校的大學生們，有的剛剛經歷了民主牆運動的強烈衝擊，有的正在沐浴競選活動的崢嶸洗禮，即便是行為上遠離政治的普通學生，也罕見的清醒、深刻、叛逆甚至急進。就在此時，一批來高中實習代課的北師大男女生們，讓我第一次接觸到了77至79級大學生以及他們的深邃和廣博——其實這些男女生還屬於當時在大學同級里年齡最小的應屆高中畢業考生——。至今，我仍舊清晰地記得我和其中一個對歐美文學如數家珍的中文系女生的對話： “蘇聯雖然和中國的制度一樣，但它精神的豐富、思想的進化、社會的進步、人民的文明，中國是無法比擬的。在蘇聯，還曾產生了好幾個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這在解放後的中國難以想象”。 “那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畢竟，蘇聯的文化重心是在歐洲”。 要知道，那是1981年。當時的蘇聯正處於勃列日涅夫統治的臨終期，一個斯大林之後最黑暗、最腐朽、最停滯、最窒息 、最專制，但從外面看上去也最鼎盛、最強霸、最將千秋萬代的年代。勃列日涅夫沉疴已久、尚未咽氣；還在“七上”年齡的安德羅波夫未老先衰、重病纏身，但命中注定還有一個短暫機會讓他最後絢爛綻放；72歲的契爾年科奄奄一息、苟延殘喘，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還會在臨死前大撈一把；戈爾巴喬夫雖然朝氣蓬勃，卻只不過是政治局裡一個普通成員，總書記職位望而遙不可及；蘇聯仍舊一如既往，霧靄沉沉、前途茫茫，未有盡頭：人民看不到些許希望和光亮，人類想像不出蘇聯和世界將來會是別的樣子。現在回頭去看，我們這樣的對話是多麼超前和不凡。 從那以後，怎樣定位俄羅斯在歐洲的位置，如何區分俄羅斯與歐洲的異同，怎樣理解俄羅斯與歐美的關係，如何認識這種位置、異同和關係對俄羅斯政治、社會、文化、精神、意識形態、發展道路、國家戰略以及對世界格局和國際關係的影響，就成了我時常關注的課題。 在全世界的歷史和現實中，人們知道有猶太民族的“選民說”和“選民意識”、有法國人的“法蘭西主義”或者更耳熟能詳的“沙文主義”，尤其有美國人的“山巔之城”觀念、“道德燈塔”信念、 “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精神、 “救世”思想等國家使命感和歷史宿命觀；甚至，連伊斯蘭教徒們都敢相信自己是真主的“最優民”。但是，很少人聽到過，被西方稱做“歐洲垃圾”的俄羅斯人，竟然也有一種不但類似、而且成了體系的“大俄羅斯主義”—— 包括“帝國轉移理論”、“俄羅斯民族救世主義”、泛斯拉夫主義、親斯拉夫主義和“歐亞主義”等等。 大俄羅斯主義基本思想是：俄羅斯民族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民族、上帝的選民，肩負着拯救人類、解放各民族的使命與職責。“帝國轉移理論”是大俄羅斯主義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在“第一羅馬”羅馬帝國墮落、毀滅和“第二羅馬”拜占廷帝國淪陷後，無論是羅馬教廷還是“神聖羅馬帝國”全都是異端和僭越，而只有俄國是上帝唯一虔誠的信奉者、基督教世界的拯救者、基督信仰的保護者、羅馬帝國的繼承人，也就是新的羅馬或叫“第三羅馬”。 一般人的認識里，俄羅斯民族在歷史上苦難深重、步履維艱，理應忍辱負重、砥礪前行，至少得像東歐劇變後鄧小平說的那樣“夾起尾巴”、“少露鋒芒”、“善於守拙、決不當頭”，可其實並非如此：它骨子裡的“民族救世主義”居然根深蒂固、長久不絕，成為大俄羅斯主義中另一個重要成分。而且，恰恰正是“苦難深重” 以及伴生而來“極度謙卑”、“情願忍受苦難”的獨特民族性格成了這一“民族救世主義”的來源和根據——“上帝選中我們赤貧的人民，以他們的忍耐和恭順、平凡和卑微聯合在一起，上帝選擇這樣的人民以真理征服世界”。“苦難意識”是俄羅斯民族的集體記憶和心理積澱，它來自外部和內部的兩種歷史經歷：外部是從蒙古鐵騎的踐踏到拿破崙的入侵再到希特勒的蹂躪，這些記憶使俄羅斯人回顧命運時與西方人截然不同，西方人自豪古希臘文明、羅馬的輝煌、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理性主義、啟蒙運動、工業革命、光榮革命、大憲章、大航海和新大陸、資本主義精神，而俄羅斯銘記的只有沉重、慘痛和晦暗——與此同時，他們有意無意的完全遺忘了自己給其他民族帶來的苦難、沉重、慘痛和晦暗——；內部是幾百年來沙皇持之以恆的殘暴統治，這一統治既摧殘、扭曲了俄羅斯人的人性又重塑了它的民族特性，使它在飽嘗屈辱和欺侮的同時又享受着忍受苦難的快感、背負苦難的莊嚴和承擔苦難的驕傲，甚至自信為“天將降大任”前的“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 俄羅斯的心靈史再一次證明了，專制制度在壓迫、殘害一個民族時，也成功的塑造着它的變態性格，而結果是它比專制制度本身還更長久的自覺維護、頑固堅守、引以為傲這一性格的變態。這種讓西方人無法理解、莫名其妙的情懷，最有代表性的是柴可夫斯基創作《如歌的行板》前被民歌《凡尼亞坐在沙發上》感動的淚水奪目時說的：“我聽到了，苦難的俄羅斯人民最美麗的心聲”——當然，對中國人來說，柴可夫斯基的心弦不難感同身受，因為他們同樣能流暢的吟誦舒婷那首《也許》裡的名句 ：“也許淚水流盡，土壤更加肥沃；也許我們歌唱太陽，也被太陽歌唱着；也許肩上越是沉重，信念越是巍峨”。 近千年裡，統治和壓迫者們刻意渲染、詠嘆民族命運，被統治和被壓迫者們從靈魂深處相信和謳歌“多難興邦”，從當年車爾尼雪夫斯基說“羅斯人是拯救者——拯救人們免受蒙古壓制的拯救者，他們竭盡全力阻擋蒙古人，不許蒙古人進入歐洲，他們是保護歐洲的一座牆，被敵人摧毀了一半的一座牆”，到後來蘇聯歷史教科書裡寫“俄羅斯人民忍受着巨大的苦難，堅持同殘忍的征服者進行鬥爭，保護了西歐免於蒙古恐怖的枷鎖”，再到今天俄國全社會確信“蒙古之後，俄羅斯又幾次拯救了世界和歐洲：十九世紀初粉碎了拿破崙的入侵和最後打敗法國、一戰里為戰勝威廉二世發揮了決定作用、二戰中再次從希特勒手中解放了歐洲”，俄羅斯民族同仇敵愾、眾志成城、齊心戮力、上下一致，把自強精神、救世主義最終異化為後面要說的主動征服世界的思想和行動。 在“大俄羅斯主義”、“帝國轉移理論”、 “俄羅斯民族救世主義”的精神氛圍下，和大多數人想象的正相反，俄羅斯千年歷史中只有極其短暫的幾段時光——比如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葉利欽的一部分執政期間——傾情西方、崇尚歐洲、醉心“西風東漸”、渴望“脫亞入歐”、呼喚歐風美雨，而在絕大多數時候都從意識和靈魂深處與西方格格不入，否定走西化道路，強調與西方文明的對抗性，視歐洲化為對俄羅斯民族認同的威脅，認為必須保衛俄羅斯對抗拉丁—日耳曼文化的智識殖民。就像赫爾岑說的：“親斯拉夫主義或俄羅斯主義不是理論或學說，而是受到傷害的民族感情……即對外國影響的一種反作用，而這種外國影響從彼得一世最初讓人們剃鬍須時候起就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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