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曉

當有人批評哈佛大學已淪為“左派大本營”時，不少人第一反應是：這是否太偏激？哈佛畢竟是全球頂尖學府，培養出無數諾獎得主、美國總統和學術巨擘。將它定性為某種政治陣營的堡壘，是否有失客觀？然而，如果我們不以榮譽看熱鬧，而是以數據、制度與文化實情觀其深處，便會發現：說哈佛是“左派大本營”，一點也不冤。

一、數據不會說謊：哈佛的政治傾向究竟有多“左”？

近期，哈佛大學教授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出來為哈佛說話。我注意到他援引《哈佛深紅報》（The Harvard Crimson）2023年的一項匿名調查，哈佛文理學院教員中：

32%自認為“非常自由派”（very liberal）
45%自認為“自由派”（liberal）
20%為“中間派”（moderate）
僅3%認定自己是“保守派”或“非常保守派”

這意味着，自我認定為自由派的比例高達77%，而持保守立場者，幾乎是瀕危物種。也可以說：左傾程度是保守傾向的 25倍以上。

這表明一個現實：哈佛的政治光譜嚴重失衡，構成一種制度性的“思想回音室”。這種回音室不僅導致思想多樣性的萎縮，更可能扼殺真正的學術探索與勇氣。

二、“取消文化”在哈佛的真實案例：沙利文事件

2019年，哈佛法學院教授羅納德·沙利文（Ronald S. Sullivan Jr.）因擔任好萊塢製片人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辯護律師而遭學生抗議，理由是“他讓我們感到不安全”。儘管辯護是美國憲法第六修正案所保障的基本權利，且沙利文本身是一位廣受尊敬的刑辯律師與哈佛首位非裔宿舍院長，然而校方最終仍撤銷了他在Winthrop House的職務。

平克教授承認：“這些‘取消’不僅對個體不公，也令學術探索畏首畏尾：研究者若稍有不合時宜之言，便可能面對人格抹黑；若保守觀點被當作犯罪，則學術求真無從談起。在沙利文事件中，校方沉迷迎合學生情緒，卻未教他們第六修正案之權利，也未闡明法治與暴民正義的區別，實屬放棄公民教育之責。”

此事凸顯哈佛在面對情緒政治時的軟弱——不是教育學生理解法治與程序正義，而是選擇政治上正確的“取消”來平息輿情。在這場風波中，學術自由和公民教育的基本原則被犧牲殆盡。哈佛自己扼殺了學術自由，背叛了高等教育，也放棄了作為教育機構的根本使命。

三、制度性歧視：保守派還有生存空間嗎？

哈佛近年來的招聘、晉升、研究方向中，對“多元、公平、包容”（DEI）的強調愈加政治化，逐步演變為“思想篩選”機制。你可以公開認同馬克思主義、批判種族理論、反殖民主義等“進步”思想，但若公開支持傳統家庭價值觀、言論自由優先權或美國憲法原旨主義，可能立刻被視為“危險”或“不包容”。

不僅如此，哈佛甚至對宗教傳統也採取疏離態度：神學院的課程架構從以基督教為核心的神學訓練，變成以“多元宗教研究”為導向的意識形態教育。聖經研究被邊緣化，以色列歷史被詮釋為“殖民侵略”，甚至連考古館都從“閃米特博物館”改名為“古代近東博物館”，去除猶太-基督教傳統的影響。

這，當然不是學術開放，這是文化投降，左派壟斷。

四、全球資金與激進政治：左派聯姻的現實後果

根據美國教育部數據，2020–2024年間，哈佛接受了超過1億美元來自中東穆斯林國家的資助。與此同時，哈佛中東研究中心被指責用反以宣傳取代學術研究，校園內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的學生組織頻頻舉行示威，有時甚至以“革命語言”表達對以色列、美國、資本主義的仇視。

這並非偶然，而是哈佛將全球左翼意識形態（反殖民、反西方）與本土身份政治（種族、性別、性取向）捆綁在一起的一種系統性戰略。在這種結構中，保守派根本沒有講話的麥克風，甚至沒有站在講台上的資格。

五、大學的使命是什麼？

哈佛是美國最古老的大學，其拉丁文校訓“Veritas”（真理）至今仍刻在校徽上。然而，今天的哈佛似乎越來越偏離了追求真理的道路，轉而迎合政治正確、情緒訴求與激進社會運動。

一個大學，如果無法容納保守思想，就已經不再是大學，而是激進思想場所，只不過祭壇上供奉的不是上帝，而是左派的意識形態。

結語：哈佛自己不能作死

說哈佛是左派大本營，不是偏見，而是診斷；不是詆毀，而是警鐘。如果世界一流學府都不能保障思想自由和政治多元，整個學術生態將遭受毀滅性打擊。保守派的聲音或許尖銳、古老，甚至不合時宜，但如果大學連不合時宜的聲音都容不下，它也終將被歷史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