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趙曉

拙作《市場經濟來自亞當·斯密？不，你欠了荷蘭的……》發表後，好友干城提出一個很有啟發的問題：

依法國年鑑學派（École des Annales）的說法，市場經濟是歐洲自古即有的歷史傳統，並非近代之產物；因此，把市場經濟歸功於亞當·斯密，或說由荷蘭“發明”，都不妥。當代中國亦然：先秦已有發達的市場交易，司馬遷《史記·食貨志》早有精深總結。基於此，他建議將我的論斷限定為“近代以來的市場經濟”。

這一提醒很有價值。但問題的癥結在於——概念未被區分清楚，討論就是一團漿糊。為此，本文要釐清四個常被混淆的概念：市場交易（market exchange）、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資本主義（capitalism）與市場文明（market civilization），幫助人們看到年鑑學派的問題，也真正懂得何為市場經濟。

一、市場交易 ≠ 市場經濟

市場交易自古皆有：從中國中原到阿拉伯商路、從希臘羅馬到非洲集市，人類一旦出現分工，必然發生交換，就會有市場交易出現。

但拉個集市，在家門口擺個小攤，並不等同於“市場經濟”。判斷一國是否為“市場經濟”，關鍵不是“有沒有交易”，而是是否存在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主導：

以武力掠奪為主導（蒙古征服）→ 武力配置；
以皇權命令為主導（中華帝制）→ 行政配置；
以官僚計劃為主導（蘇聯體制）→ 計劃配置；
以權貴關係為主導（當今許多“半吊子”國家）→ 權貴配置；

請記住：唯有價格信號與市場秩序主導資源配置 → 才能稱為市場配置，也就是市場經濟。

因此，“有交易”只說明“存在市場交換”，並不代表“資源配置由市場主導”。
即便在蒙古的鐵騎下、皇權專制下，乃至蘇聯計劃經濟下，都依然會有零星的商品交易。
我自己在計劃經濟與文革年代也親歷過：當時仍有小商販走街串巷收廢品、賣米糖，甚至政府每年還會特許幾天“物資交流會”。
但這些統統都不能稱為市場經濟。

若硬要把這種“夾縫中的交易”算作市場經濟，就如同：

在瓦礫中發現幾粒米，便說這其實也是糧倉；
在沙漠裡看到幾株野草，便聲稱這就是森林；
在陰雨天偶爾透過一縷陽光，就宣稱這是盛夏的烈日；
在奴隸市場或權貴府邸的強買強賣，就當成自由市場的典範。

這樣的說法既失真，又失准。真正的市場經濟，必須是市場機製成為資源配置的主導力量，並且有產權、法治和制度的保障。

為了避免混亂，可以再對比幾組常見的經濟形態：

1、自然經濟（natural / subsistence economy）：以自給自足為主，偶有交換，但交易不主導資源配置。
2、商品經濟（commodity economy）：交換普遍化，但價格機制受制於皇權、軍事或宗法等外力，無法主導。
3、計劃經濟（planned economy）：政府計劃與行政命令主導，市場淪為附庸。
4、權貴經濟（crony capitalism）：交易繁榮表象下，資源配置由權貴關係與特權網絡決定，市場失去中立裁判。
5、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價格機製成為核心信號，產權明晰、契約自由、法治保障，市場真正成為“看不見的手”。

對比之下，結論很直白：市場交易是人類常態；市場經濟是歷史例外。

二、年鑑學派的貢獻與盲點

年鑑學派強調“長時段”（longue durée）與社會經濟結構的連續性。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三層次”框架尤其有名：

物質生活（material life）：農耕、手工、日常交換；
市場交換（market economy）：地方/區域交易網絡，自古存在；
資本主義（capitalism）：更高層級的體系，能夠操控並超越市場，常與國家權力結合。

其貢獻在於：凸顯交易網絡的歷史連續性，並把“資本主義”界定為近代的新質突破。

但盲點同樣明顯：他們把“有市場”泛化為“有市場經濟”，忽略了市場是否真正主導資源配置，更沒有看到法治、產權、契約這些制度條件的重要性。結果就是：概念外延過寬、黑白灰全都不分，最後得出“古今無斷裂”的結論，卻無法解釋為什麼交易熱鬧的社會，依然沒有真正的市場經濟。

三、資本主義的倫理維度與制度維度

韋伯（Max Weber）揭示了另一個關鍵維度。

資本主義首先是一種精神—倫理形態：在新教倫理之下，理性致富不僅被正當化，甚至被視為責任與使命。這在歷史上前所未有。

但韋伯主要揭示了“個人理性”的正當性，卻較少展開“制度理性”建構的討論：即如何通過憲政、法治、產權與契約，把個人理性轉化為社會層面的競爭秩序。

事實上，只有當個人理性與制度理性對接，財富追求才會沉澱為一種可預期、可複製、可擴展的市場秩序。

四、市場文明：荷蘭的首創

這就引出了我強調的第四個概念：市場文明（market civilization）。它不是單一的“交易繁榮”，而是信仰—制度—市場三者耦合的文明形態，至少包含“五個板塊”：

1、私有產權保障；
2、生命、自由與財產權受法律保護（rule of law）；
3、憲政與代議制度約束公權力，確保市場中立；
4、契約自由與開放准入，保障競爭與創新；
5、倫理正當性：將理性致富納入責任—使命的框架（新教倫理）。

近代荷蘭首先完成了“個人理性 → 制度理性”的轉化：宗教寬容、共和議會、公司法創新、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跨洋金融與貿易網絡……在這些制度與觀念共同作用下，價格機制第一次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導分配機制。此後英美在此基礎上擴展與深化，全球意義上的市場經濟由此成型。

一句話概括：市場交易是常態；市場經濟是例外；市場文明是奇蹟——新教奇蹟。

五、中國的對比與鏡鑒

中國有市場經濟嗎？若依照年鑑學派的定義，答案自然是“自古就有”。畢竟，從先秦到唐宋，行商坐賈、集市商路、朝貢貿易、絲綢之路，交易不乏其例。可問題在於，若以“市場主導資源配置”為標準，情況則全然不同。

古代中國：市場機制始終受制於皇權與宗法結構，價格信號從未主導資源配置。《賣炭翁》裡“權力強買”的場景，正是市場被扭曲的寫照。古代中國當然有交易，卻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

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後，“市場化”與全球交易激增，中國已成全球第一大貿易國。然而“市場化”並不等於“市場經濟”。產權不穩固、法治缺位、契約不自由、政府不守中立，市場機制隨時可能被行政命令和權貴關係扭曲，形成所謂“權貴經濟”：表面繁榮，卻缺乏市場文明的根基。

正因如此，西方國家至今拒絕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這不應視為單純的政治打壓，也是基於制度現實的判斷。

在 WTO 框架下，中國本應在入世後獲得市場經濟地位，但美歐日一致拒絕，理由是中國價格體系並非由市場主導，而是長期深受政府干預和國企補貼影響。

在反傾銷調查中，市場經濟地位尤為關鍵。若不承認，中國產品就會被視為“價格扭曲”，以“替代國”價格來計算成本，從而更容易被徵收高額關稅。

近年來的中美貿易戰，核心亦非赤字問題，而涉及制度透明度、公平競爭與法治保障的爭執。這恰恰說明：國際社會不認為中國具備現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條件。

如果有人真要替中國辯護，完全可以去引用年鑑學派的說法，說“有交易就有市場經濟”。那也請他們出來走兩步，告訴全世界：西方的標準太苛刻了，中國應該按年鑑學派的標準來算才對。——可這無異於自證其弱：當一個大國只能用“有交易”來證明自己“有市場經濟”，其實正說明它缺乏真正的市場文明。

六、結論：分清常態與奇蹟

年鑑學派的“市場經濟”：側重交易網絡的歷史連續性（廣義），因此“古今無斷裂”。

我所說的“市場經濟/市場文明”：強調市場主導資源配置及其制度與倫理前提（狹義），因此存在質的分水嶺。

兩者當然並非誰“絕對正確”，而是定義層級不同。但經濟學與WTO等主流標準都站在我這邊，因為都不承認“市場交易 = 市場經濟”。

結論就是：

市場交易自古就有；但真正的市場經濟，必須由價格機制主導資源配置，並由法治、產權、契約與憲政加以保障。在人類歷史上，唯有近代歐洲（以荷蘭為先）首次完成了這套從個人理性到制度理性的轉換，由此孕育出市場文明。所以，市場經濟不是集市的熱鬧，而是制度的勝利；不是古今皆然的常態，而是新教文明催生的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