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启蒙：信仰启蒙——被遗忘的启蒙起点 ——从西方文明的元启蒙到对中国“五四”的超越 赵晓
作者按｜关于“元启蒙”系列的说明 近代以来，“启蒙”在中文世界中逐渐演变为一个几乎不容质疑的正面词汇。
科学、理性、民主，往往被直接等同为启蒙本身，而启蒙似乎天然通向自由与进步。 然而，20 世纪的历史反复提醒我们：
启蒙并非低风险工程。
在不同文明与国家的实践中，它既可能孕育宪政、法治与个人尊严，也可能滑向国家主义、理性神化乃至极权灾难。 本系列文章试图提出一个被长期忽略的问题：
启蒙究竟从哪里开始？ 本文提出“元启蒙”这一概念，用以指称启蒙之前、为理性、制度与政治提供正当性前提的信仰与人论基础。
在这一视角下，启蒙并非单一事件，而是一个具有内在顺序的文明过程。 本系列将依次反思：
西方启蒙的真实起点、日本国家主义启蒙的路径选择、中国“五四”启蒙的历史合理性与结构性局限，以及不同文明在“无元启蒙”条件下所付出的代价。 重谈启蒙，并非反现代，
而是试图为现代性补上被跳过的那一层根基。
引言｜为什么今天必须重谈“启蒙”？ “启蒙”本身，已经成了一个未经反思的神话。
它被当作答案，却很少被当作问题。 在当下中文语境中，“启蒙”几乎是一个免检词：
科学、理性、民主，仿佛天然等同于启蒙；
只要站在“启蒙”一边，立场便自动获得正当性。 然而，历史给出的经验却远比这一叙事复杂得多。 启蒙并不天然通向自由。
它既可能孕育宪政、法治与个人尊严，
也可能通向暴政、极权与血腥灾难。
20 世纪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
理性一旦失去边界，启蒙本身也可能变成新的神话。 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是：
要不要启蒙，
而是一个更根本、却长期被回避的问题： 启蒙从哪里开始？ 本文尝试提出一个被长期忽略、却至关重要的判断： 启蒙并非始于理性觉醒，
而是始于对人、对上帝、对终极秩序的重新认识。 这种为理性、制度与政治提供正当性前提的启蒙，
本文称之为：元启蒙。
第一部分｜启蒙有层级：被忽略的“元启蒙” 启蒙并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过程；
更准确地说，它不是一次性的理性觉醒，
而是一个具有内在顺序的层级结构。 至少在文明史层面，启蒙可以区分为三个层级： 第一层，是信仰与人论的启蒙——元启蒙。
它回答的不是“世界如何运作”，
而是更根本的问题：
人是谁？
理性从何而来？
权力为何必须受限？ 第二层，是良心与责任的启蒙。
个体开始以良心面对真理，建构秩序，
但良心并不自封为终极，
而是承认其上仍有超越性的约束。 第三层，才是制度与理性的启蒙。
科学、法治、政治制度、市场秩序，
在前两层完成之后，
获得展开与扩展的正当空间。 问题恰恰在于：
当启蒙被直接理解为第三层，
而前两层被跳过、压缩或遗忘时，
启蒙便开始失根。 没有元启蒙的启蒙，
理性极易自我神化；
权力失去超越性约束；
启蒙不再是“解放人”，
而开始尝试“重塑人”。 启蒙一旦跳过元启蒙，
后果往往不是“不完全的自由”，
而是新的神话、新的血火，新的奴役。
第二部分｜西方启蒙并非始于启蒙运动 一个流行却极具误导性的观念是：
西方文明的启蒙及崛起，始于 17—18 世纪的启蒙运动。 这一理解，恰恰遮蔽了真正的历史顺序。 在启蒙运动之前，
西方文明早已完成了一次深刻、长远的“元启蒙”： 不仅如此，西方还在这一信仰—人论结构之上，
宗教改革进一步完成了一次关键的“再启蒙”。 宗教改革并非“反信仰”，
而是反对信仰的垄断与工具化、宗教化。
良心被释放，
但并未被神化；
理性获得空间，
却仍承认其有限性。 只有在中世纪以来逐步展开的基督教元启蒙， 并在 16 世纪宗教改革中完成再启蒙之后， 17—18 世纪的启蒙运动， 才得以登上历史舞台。 因此，启蒙运动的历史位置并非起点，
而是结果；
并非创造文明土壤，
而是在既有土壤之上进行理性扩展。 启蒙运动之所以能在西方取得相对成功，
并非因为它否定了信仰，
而是因为它继承了一个已完成元启蒙的文明基础。
第三部分｜“五四”启蒙的历史合理性与结构性局限 重新反思启蒙包括中国的启蒙，
并不意味着否定启蒙的“五四”，
更不是站在历史之后进行道德审判。 恰恰相反，
只有承认“五四”的历史合理性，
反思才具有真正的思想信用。 “五四”一代所面对的，是一个全面失序的时代： 国家结构崩解，
传统秩序失效，
列强环伺、生存焦虑压倒一切。 在这样的处境中，
启蒙被理解为救亡工具，
而非文明反思，
是可以理解的。 “五四”启蒙的合理性至少体现在三点： 动机上，它以救亡为目标；
情绪上，它承载着真实的愤怒与焦灼；
选择上，它抓住了“看得见的现代性成果”——
科学、制度、组织能力。 然而，合理并不等于充分。 “五四”的根本局限在于：
它并未意识到启蒙本身具有层级结构，
而是将“理性—科学—制度”
直接误认为启蒙的起点。 于是，关于人是谁、
理性凭什么成立、
权力为何必须受限的元问题，
被整体悬置。 “五四”的问题，
不在于它要启蒙，
而在于它把启蒙理解得过于狭窄。 在思想后果上，
这一狭窄理解逐步削弱了
信仰作为启蒙根基的可能性，
为后来去超越性的思想与实践路径
提供了空间。
第四部分｜被日本中介过的启蒙：一次关键的路径偏移 理解“五四”为何如此启蒙，
不能忽略一个关键中介：
日本。 近代中国并非直接面对英美世界，
而是经由日本这一“成功样本”，
间接吸收现代性。 日本是一个成功的后发国家。
它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现代化，
却并未走英美那条
缓慢、信仰导向、社会自治的道路。 日本启蒙的核心特征是： 以生存为导向，
以国家动员为中心，
以富国强兵为优先目标。 在这一结构中，
制度与技术被迅速引入，
而信仰、人论与权力约束问题，
被系统性延后。 中国“五四”，
正是在这一经日本过滤的现代性样本影响下，
展开自身的启蒙想象。 启蒙逐渐被理解为
一套可以移植的工具包；
元启蒙问题则被进一步压缩、甚至遗忘。 如果说日本的启蒙
未曾完整展开元启蒙，
那么中国“五四”，
则几乎未曾进入这一层，甚至误解和抵触这一层。
第五部分｜没有元启蒙的启蒙，会走向哪里？ 当启蒙失去元启蒙，
它往往不会停留在“不完全自由”，
而会滑向三个危险方向： 理性可能被神化，
国家可能取代超越性终极权威， 启蒙本身可能通向高度集权化秩序。 法国、德国、日本、中国，
在不同历史条件下，
都曾付出沉重代价。 启蒙从来不是低风险工程。
起点若错，
速度越快，
代价越大。
结语｜真正的启蒙，从哪里重新开始？ 重谈启蒙，
并不是反现代，
而是为现代性以及现代文明转型补上根基。 中国真正的启蒙，
不是回到某种想象中的传统伟大复兴，
也不是简单重复
以科学主义与激进理性为核心的五四路径，
而是补上被跳过的那一课： 元启蒙。 再次强调：启蒙不是一场加速运动，
而是一项高风险的文明工程。
起点若错，
速度越快，
代价越大。 …… 或许，真正需要被启蒙的， 并不是“是否要启蒙”， 而是我们对“启蒙本身”的理解。 当我们愿意穿越近代以来的启蒙迷雾， 重新回到启蒙的起点， 重新面对人、理性与超越秩序的问题， 中国的启蒙， 才第一次真正开始。 （欢迎关注后续启蒙系列思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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