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上班,本·耶茨把兩張名片放到我面前。一張是組織管理與發展副總裁,另一張是國際業務副總裁。 我拿起來看了又看。離開杜邦,來到一家只有兩百多人的硅谷家族企業,我原以為自己要從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重新開始,沒有想到第一天得到的,竟然是兩個副總裁頭銜。那一刻,我當然高興。過去幾年在杜邦積累起來的經驗,似乎並沒有因為換了一家公司而消失;新公司一開始就給了我比過去更響亮的職位。 可是很快我就發現,兩張名片只告訴別人我是什麼職位,卻沒有告訴我自己:我來這裡究竟做什麼? 幾天后的周一管理會議,這個問題擺到了我面前。採購、工程、生產、銷售等部門經理圍坐在一起,討論訂單、客戶、交貨、品質和生產中需要解決的問題。每個人為什麼坐在這裡,負責什麼,都清清楚楚。本介紹我負責組織管理與發展,同時兼任國際業務副總裁。會議一結束,幾位經理便圍過來問我,公司沒有人力資源部門,為什麼會有組織管理與發展副總裁?國際業務一直由本的兒子負責,我又負責什麼? 我回答不了。不是因為剛來公司,不熟悉情況,而是因為這兩個職位從一開始就沒有清楚的職責。我的辦公室很大,就在本的兒子辦公室隔壁;待遇不錯,兩張名片上的頭銜也足夠耀眼。可是我沒有下屬,沒有團隊,沒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部門,也沒有一項業務因為我的到來而改變負責人。每周坐進管理會議,採購談訂單,生產談交貨,工程談技術,銷售談客戶,每個人的工作都能在公司的生意里找到清楚的位置,只有我很難說明自己的存在究竟解決了什麼問題。 這種尷尬,是我過去沒有經歷過的。在杜邦,職位和責任始終連在一起。一個人為什麼坐在管理桌旁,不需要靠名片解釋,他承擔的工作本身就是答案。到了這裡,我才發現,一個人也可以先擁有一個漂亮的頭銜,再去尋找這個頭銜存在的理由。職位越高,這種錯位反而越刺眼。 貝弗莉把這層窗戶紙捅破了。這家兩百多人的電子製造公司利潤很薄,每個人的工資最終都要從一件件產品里掙出來。她看着我的兩張名片,問得毫不客氣:“你到底來這裡做什麼?我們得做多少產品,才能賺出你的工資?公司為什麼要付錢,讓你拿着兩個頭銜在這裡學習?” 這幾句話很不好聽,我卻無法反駁。她問的不是我的學歷,不是我在杜邦做過什麼,也不是本為什麼欣賞我。她問的是一家企業最現實的問題:公司為什麼需要你?你能夠為公司創造什麼價值? 我再看桌上的兩張名片,剛拿到它們時的興奮已經退了下去。 我去找本,希望他能把兩個頭銜變成一份真正的工作。本卻讓我去找拉里·文森特。拉里只告訴我:“我們這裡和杜邦完全不一樣。先跟着貝弗莉學吧。” 於是,我這個名義上的副總裁,開始跟着貝弗莉學習公司最基本的行政工作。她打開電腦,讓我看自動數據處理公司的人力資源系統:新員工進來,輸入姓名、工資、福利和生效日期;員工離開,更新資料;工資、保險和退休金等事務也通過系統處理。我問她人力資源部門還做什麼,她告訴我,公司根本沒有人力資源部門;至於我名片上的“組織管理與發展”,這裡也從來沒有這樣一個部門。另一張名片上的國際業務,本來就由本的兒子負責。 我面對的不是職位安排上的一點混亂,而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企業世界。在杜邦,我已經習慣人力資源進入經營管理,討論組織、人才、領導力和業務發展;在這裡,人力資源首先意味着工資、福利、保險和員工資料。過去那些我熟悉的管理語言和組織體系,並不會因為我從杜邦帶着它們來到這裡,就自動成為這家公司的需要。我不能要求一家兩百人的企業按照我熟悉的方式運轉,也不能靠過去的平台替自己證明今天的價值。 問題已經從“我的職位是什麼”,變成了“離開杜邦以後,我還能為一家完全不同的公司做什麼”。 本似乎比我更急於找到這個答案。公司里已經有人開始懷疑我,他卻仍然相信我,只是他尋找答案的方式非常直接:既然兩個副總裁頭銜還沒有找到實際的工作,那就先讓我做成一件大家都看得見的事情。有一天,他把一本厚厚的國際質量管理體系手冊放到我面前:“玲,你去把這個認證考核拿下來。通過了,大家就知道,你不是只有兩個頭銜。” 我接受了這個挑戰,因為我和本一樣,也急於證明自己。參加認證考核的大多是採購、生產、工程等部門經理,質量管理體系本來就是他們每天工作的一部分;我過去雖然接觸過質量管理,卻沒有親自經歷整個認證考核過程。距離考試只有兩個星期,教材、專業術語和考試又全部是英文。那段時間,我抱着手冊一頁一頁讀,查字典、做筆記,每天學到很晚。我想證明本沒有看錯我,也想證明離開杜邦以後,我仍然能夠接受新的挑戰,把交到手裡的事情做好。 結果,我沒有通過。 質量經理來告訴我成績的時候,比我還難過。他是一個比我年輕許多的埃及人,也是公司總工程師的侄子。準備考試的兩個星期里,我遇到不懂的問題常常去找他,他知道我花了多少時間。他告訴我,大約百分之九十的人通過了考試,而我沒有。他甚至替我不平:“我不明白本為什麼讓你參加這個認證考核。我們做質量管理的人都要花很多時間準備,你以前又沒有做過這個專業。” 我聽着,心一點點沉了下去。 本倒沒有責怪我。在他的世界裡,一條路走不通,就換一條。他很快又提出由公司出錢,送我去聖克拉拉大學讀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我去申請了,結果還是沒有被錄取。 短短幾個月,兩次機會,兩次失敗。接連受挫以後,我不得不停下來想一個過去很少認真想過的問題:努力是不是一定要用來彌補自己的不足?一個人當然需要學習,也需要不斷擴大自己的能力,但人的時間和精力終究有限。如果總是追着自己不會的東西跑,也許學會了很多,卻未必知道自己最應該把什麼做到最好。 我過去一直相信,不會,可以學;沒有做過,可以去做;機會來了,就抓住。這種性格曾經幫助我跨過許多門檻,可走到職業生涯的這個階段,我開始看到它的另一面:成長不只是不斷增加自己會做的事情,也需要懂得取捨。什麼是進入一個新市場必須補上的能力,什麼值得長期投入並成為自己的專業優勢,這兩件事,我過去從來沒有認真分開想過。 拉里的幾句話改變了我的方向。他沒有討論那兩次失敗,也沒有替我分析下一次應該考什麼、學什麼,只問我:“玲,你為什麼一定要證明自己什麼都會?你在杜邦最成功的,不就是人力資源嗎?為什麼不把自己的專業做到最好?” 我停下來,重新審視這些年的職業積累。電腦應用、美國薪酬福利制度和勞動法規,是我進入美國企業必須補上的基本能力;這些東西不學,我很難真正進入美國的人力資源市場。但是質量管理、國際業務和工商管理,並不會因為我投入更多時間,就自然成為我的專業優勢。我不需要把每一個弱項都變成長項,更不需要證明自己什麼都會。 我的專業其實一直在那裡。在杜邦,我進入過實際經營環境,做過團隊建設和組織發展,也學會了站在業務的角度處理人的問題。那些經驗曾經在杜邦的平台上形成,現在已經成為我自己的職業積累。到了硅谷,我需要做的,是補上進入美國市場必須具備的知識和技能,把已經形成的人力資源專業能力繼續做深、做強。 方向清楚以後,我重新安排了自己的時間。我決定準備美國高級人力資源專業認證,系統學習美國薪酬福利、勞動制度和電腦應用,同時把主要精力重新放回人力資源專業。我也作出了另一個決定:下一份工作不再以職位高低作為條件。只要能夠重新進入企業,回到自己擅長的領域,職位比過去低多少,我都可以接受。 硅谷拿走了我剛來時身上的光環,卻讓我看清了一件更重要的事:離開一個平台以後,我能夠帶走的,不是曾經擁有的職位和頭銜,而是已經成為自己一部分的專業能力。職位可以失去,環境可以改變,但這些能力不會隨之消失。只要它們還在,我就可以重新選擇從哪裡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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