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上班，本·耶茨把两张名片放到我面前。一张是组织管理与发展副总裁，另一张是国际业务副总裁。 我拿起来看了又看。离开杜邦，来到一家只有两百多人的硅谷家族企业，我原以为自己要从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重新开始，没有想到第一天得到的，竟然是两个副总裁头衔。那一刻，我当然高兴。过去几年在杜邦积累起来的经验，似乎并没有因为换了一家公司而消失；新公司一开始就给了我比过去更响亮的职位。 可是很快我就发现，两张名片只告诉别人我是什么职位，却没有告诉我自己：我来这里究竟做什么？ 几天后的周一管理会议，这个问题摆到了我面前。采购、工程、生产、销售等部门经理围坐在一起，讨论订单、客户、交货、品质和生产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每个人为什么坐在这里，负责什么，都清清楚楚。本介绍我负责组织管理与发展，同时兼任国际业务副总裁。会议一结束，几位经理便围过来问我，公司没有人力资源部门，为什么会有组织管理与发展副总裁？国际业务一直由本的儿子负责，我又负责什么？ 我回答不了。不是因为刚来公司，不熟悉情况，而是因为这两个职位从一开始就没有清楚的职责。我的办公室很大，就在本的儿子办公室隔壁；待遇不错，两张名片上的头衔也足够耀眼。可是我没有下属，没有团队，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部门，也没有一项业务因为我的到来而改变负责人。每周坐进管理会议，采购谈订单，生产谈交货，工程谈技术，销售谈客户，每个人的工作都能在公司的生意里找到清楚的位置，只有我很难说明自己的存在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 这种尴尬，是我过去没有经历过的。在杜邦，职位和责任始终连在一起。一个人为什么坐在管理桌旁，不需要靠名片解释，他承担的工作本身就是答案。到了这里，我才发现，一个人也可以先拥有一个漂亮的头衔，再去寻找这个头衔存在的理由。职位越高，这种错位反而越刺眼。 贝弗莉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这家两百多人的电子制造公司利润很薄，每个人的工资最终都要从一件件产品里挣出来。她看着我的两张名片，问得毫不客气：“你到底来这里做什么？我们得做多少产品，才能赚出你的工资？公司为什么要付钱，让你拿着两个头衔在这里学习？” 这几句话很不好听，我却无法反驳。她问的不是我的学历，不是我在杜邦做过什么，也不是本为什么欣赏我。她问的是一家企业最现实的问题：公司为什么需要你？你能够为公司创造什么价值？ 我再看桌上的两张名片，刚拿到它们时的兴奋已经退了下去。 我去找本，希望他能把两个头衔变成一份真正的工作。本却让我去找拉里·文森特。拉里只告诉我：“我们这里和杜邦完全不一样。先跟着贝弗莉学吧。” 于是，我这个名义上的副总裁，开始跟着贝弗莉学习公司最基本的行政工作。她打开电脑，让我看自动数据处理公司的人力资源系统：新员工进来，输入姓名、工资、福利和生效日期；员工离开，更新资料；工资、保险和退休金等事务也通过系统处理。我问她人力资源部门还做什么，她告诉我，公司根本没有人力资源部门；至于我名片上的“组织管理与发展”，这里也从来没有这样一个部门。另一张名片上的国际业务，本来就由本的儿子负责。 我面对的不是职位安排上的一点混乱，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企业世界。在杜邦，我已经习惯人力资源进入经营管理，讨论组织、人才、领导力和业务发展；在这里，人力资源首先意味着工资、福利、保险和员工资料。过去那些我熟悉的管理语言和组织体系，并不会因为我从杜邦带着它们来到这里，就自动成为这家公司的需要。我不能要求一家两百人的企业按照我熟悉的方式运转，也不能靠过去的平台替自己证明今天的价值。 问题已经从“我的职位是什么”，变成了“离开杜邦以后，我还能为一家完全不同的公司做什么”。 本似乎比我更急于找到这个答案。公司里已经有人开始怀疑我，他却仍然相信我，只是他寻找答案的方式非常直接：既然两个副总裁头衔还没有找到实际的工作，那就先让我做成一件大家都看得见的事情。有一天，他把一本厚厚的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手册放到我面前：“玲，你去把这个认证考核拿下来。通过了，大家就知道，你不是只有两个头衔。” 我接受了这个挑战，因为我和本一样，也急于证明自己。参加认证考核的大多是采购、生产、工程等部门经理，质量管理体系本来就是他们每天工作的一部分；我过去虽然接触过质量管理，却没有亲自经历整个认证考核过程。距离考试只有两个星期，教材、专业术语和考试又全部是英文。那段时间，我抱着手册一页一页读，查字典、做笔记，每天学到很晚。我想证明本没有看错我，也想证明离开杜邦以后，我仍然能够接受新的挑战，把交到手里的事情做好。 结果，我没有通过。 质量经理来告诉我成绩的时候，比我还难过。他是一个比我年轻许多的埃及人，也是公司总工程师的侄子。准备考试的两个星期里，我遇到不懂的问题常常去找他，他知道我花了多少时间。他告诉我，大约百分之九十的人通过了考试，而我没有。他甚至替我不平：“我不明白本为什么让你参加这个认证考核。我们做质量管理的人都要花很多时间准备，你以前又没有做过这个专业。” 我听着，心一点点沉了下去。 本倒没有责怪我。在他的世界里，一条路走不通，就换一条。他很快又提出由公司出钱，送我去圣克拉拉大学读工商管理硕士课程。我去申请了，结果还是没有被录取。 短短几个月，两次机会，两次失败。接连受挫以后，我不得不停下来想一个过去很少认真想过的问题：努力是不是一定要用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一个人当然需要学习，也需要不断扩大自己的能力，但人的时间和精力终究有限。如果总是追着自己不会的东西跑，也许学会了很多，却未必知道自己最应该把什么做到最好。 我过去一直相信，不会，可以学；没有做过，可以去做；机会来了，就抓住。这种性格曾经帮助我跨过许多门槛，可走到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我开始看到它的另一面：成长不只是不断增加自己会做的事情，也需要懂得取舍。什么是进入一个新市场必须补上的能力，什么值得长期投入并成为自己的专业优势，这两件事，我过去从来没有认真分开想过。 拉里的几句话改变了我的方向。他没有讨论那两次失败，也没有替我分析下一次应该考什么、学什么，只问我：“玲，你为什么一定要证明自己什么都会？你在杜邦最成功的，不就是人力资源吗？为什么不把自己的专业做到最好？” 我停下来，重新审视这些年的职业积累。电脑应用、美国薪酬福利制度和劳动法规，是我进入美国企业必须补上的基本能力；这些东西不学，我很难真正进入美国的人力资源市场。但是质量管理、国际业务和工商管理，并不会因为我投入更多时间，就自然成为我的专业优势。我不需要把每一个弱项都变成长项，更不需要证明自己什么都会。 我的专业其实一直在那里。在杜邦，我进入过实际经营环境，做过团队建设和组织发展，也学会了站在业务的角度处理人的问题。那些经验曾经在杜邦的平台上形成，现在已经成为我自己的职业积累。到了硅谷，我需要做的，是补上进入美国市场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技能，把已经形成的人力资源专业能力继续做深、做强。 方向清楚以后，我重新安排了自己的时间。我决定准备美国高级人力资源专业认证，系统学习美国薪酬福利、劳动制度和电脑应用，同时把主要精力重新放回人力资源专业。我也作出了另一个决定：下一份工作不再以职位高低作为条件。只要能够重新进入企业，回到自己擅长的领域，职位比过去低多少，我都可以接受。 硅谷拿走了我刚来时身上的光环，却让我看清了一件更重要的事：离开一个平台以后，我能够带走的，不是曾经拥有的职位和头衔，而是已经成为自己一部分的专业能力。职位可以失去，环境可以改变，但这些能力不会随之消失。只要它们还在，我就可以重新选择从哪里开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