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失业了。 房子刚买不到一年。 每个月，两千五百美元的房贷。 一个人。 没有收入。 拿着斯坦福应用工程公司给我的遣散费支票，我一步一步走向停车场。脑子里反反复复只有一个念头： 下个月的房贷怎么办？ 让我害怕的，不只是失去工作。 我几乎把这些年的积蓄都投入了刚买下的房子。如果没有收入，继续靠积蓄支付房贷，用不了多久，我就可能失去它。 对于一个独自在美国生活的单身女性来说，那不仅仅是一栋房子，也是我这些年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生活。
就在我快走到车边时，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玲，等一下。” 我回过头。 是拉里·文森特。 他没有安慰我，也没有问我心情怎么样，开口第一句话就是： “房贷，一个月多少？” “两千五百美元左右。” “几间卧室？” “四间。” “公司给了多少遣散补偿？” 我告诉他，公司给了我六个月的遣散补偿，失业以后还可以领取一段时间的失业金。 他站在停车场里，当场替我算起了账。 我平时生活节俭，遣散补偿加上失业金，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压在我心上的，还是那栋刚买不久的房子。 拉里问我：“你一个人住四间卧室？” “是。” 他几乎没有犹豫。 “那就把另外三间租出去。你住主卧。” 我愣住了。 在我的观念里，房子就是家。 家，怎么可以让陌生人住进来？ 拉里却觉得，这是解决问题最自然的方法。 硅谷有很多年轻的专业人士需要租房，关键不是房间能不能租出去，而是租给什么样的人。租客的工作、收入、信用和背景都要了解，出租房屋涉及的租约和报税也要处理。 他说： “登出租广告，我帮你。” “租客，我帮你筛选。” “以后每年的报税，我也帮你处理。” “这些事情都交给我。” 他把遣散补偿、失业金、生活开支、房贷和三个房间可能带来的租金一项一项算下来，最后告诉我： “照这样过日子，即使两年没有工作，钱也不是你的问题。” 两年。 几分钟前，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还在计算银行里的钱究竟能撑多久。现在拉里站在停车场里，把眼前这一团乱麻一根一根理开。 房子可以保住。 生活可以继续。 我还有时间。 拉里没有替我找回失去的工作，也没有说一句“别担心，一切都会过去”。 他只是把压在我肩上的事情一件一件拿下来。 最后，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钱的事情不要再担心。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准备下一份工作。”
后来，一切果然按照他的计划进行。 三间卧室陆续租了出去。 住进来的都是经过认真筛选的年轻女性。有人在斯坦福教数学，有人拿到硕士学位后从加拿大来到硅谷工作，还有人在思科任职。她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自己的专业，也有各自的生活。 白天，她们出去上班，我在家里准备求职、学习，有时出去参加职业活动。傍晚，她们陆续回来，安静了一天的房子里便有了说话声和笑声。几个原本互不相识的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慢慢熟悉起来。 三间房的租金不但解决了房贷，也基本解决了我的生活开支。那栋曾经让我害怕失去的房子，反而有了一点小家庭的温暖。
生活稳住以后，拉里又找我谈了一次。 “玲，你来到斯坦福应用工程公司以后，一直在做一件事。” “拼命补自己的弱项。” 他说得一点都没有错。 来到硅谷以后，我一直想证明自己。 数学不好，就去读工商管理课程。 电脑不会，就学电脑。 行政经验不足，就补行政。 质量管理体系考试没有通过，就继续补质量管理。 我把大量时间花在自己不熟悉、也不擅长的事情上，越补越觉得自己缺得多，信心反而越来越少。 拉里看着我说： “不要一直补自己的弱项。” “把精力放在自己的长处上。” “让你走到今天的，是你在人力资源领域已经建立起来的专业能力。” “把它做到最好。”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拿出一张白纸，把自己会什么、不会什么，一项一项写下来。 不会的东西很多：电脑、美国的薪酬福利制度，还有一些我过去没有接触过的专业领域。 另一边，我也写下自己已经做过的事情：杜邦的人力资源管理、团队建设、组织发展、跨文化管理。 我看着那张纸，开始思考自己的职业方向。 与其把全部时间花在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上，不如把已经积累起来的专业能力继续做深。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继续准备美国高级人力资源专业认证，补美国薪酬福利和劳动制度方面的知识，到诺瓦职业中心参加职业培训，整理履历，练习面试，也开始主动走进硅谷的人力资源同行圈子。 诺瓦职业中心是当地为失业和转职人员提供求职辅导和职业培训的机构。在那里，我一遍又一遍练习九十秒的自我介绍。 九十秒并不长。 可轮到介绍自己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九十秒并不好讲。 过去介绍自己，我可以说自己在哪家公司，担任什么职位，负责什么工作。 现在，公司没有了，职位没有了。 当这些东西从我的名字后面拿掉，我该怎样告诉别人我是谁？
就在那段时间，我认识了法兰克·戈达利亚。 法兰克是硅谷人力资源界一位很受尊敬的前辈，经常组织当地人力资源同行聚会。参加的人有正在工作的，也有刚刚失业或者准备换工作的。大家介绍自己的经历，交流行业信息，也彼此认识新的同行。 参加他的活动时，我特意坐到了最后一排。 我不是没有准备。在诺瓦职业中心，我已经把九十秒自我介绍练过许多遍，履历改了又改，面试可能遇到的问题也反复练习过。 让我紧张的，是另外一件事。 我要站在一群美国人力资源同行面前，公开承认： “我现在没有工作。” 在我过去的观念里，失业是一种失败。 有公司，有职位，介绍自己很容易。一旦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好像连自己的身份也跟着少了一块。 所以我坐在最后，听别人一个接一个站起来发言，希望晚一点才轮到自己。 可听着听着，我发现，在场不少人都经历过失业。 有人已经经历过两次，甚至三次。 他们说起这些经历，并不躲闪，也没有觉得低人一等。他们谈自己过去做过什么，从上一份工作学到了什么，下一步准备去哪里，也坦然告诉大家自己正在寻找新的机会。 我坐在那里，心里的那份难堪一点点放下了。 失去一份工作，并不等于过去的能力和经验也跟着消失。 就在这时，法兰克朝我望了过来。 他没有马上让我介绍自己，而是先向大家介绍了我。 他说，我来自中国，曾经负责杜邦中国的重要人力资源工作，有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经验，也熟悉跨文化团队的发展。 接着，他笑着说： “亚洲女性通常都很有能力，只是比较谦逊。” “今天，我们也一起听听玲的故事。” 大家的目光转向我。 我站起来，深深吸了一口气。 在诺瓦职业中心练过那么多遍的九十秒自我介绍，这一次终于有了面对同行的机会。 我讲自己在杜邦做过什么，讲自己在人力资源、团队建设和跨文化管理方面的经历。 讲到最后，我没有绕开眼前的处境。 “我现在没有工作。”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没有低下头。 介绍结束，会议室里响起了掌声。 几位人力资源经理走过来和我交换名片，有人希望以后保持联系，也有人告诉我： “你的经历很特别，我们以后应该多交流。” 那一天，没有人给我一份工作。 离开的时候，我手里只是多了几张名片。 可是看着那些名片，我想起了几个月前自己手里的另外两张名片。 那两张名片上印着两个副总裁头衔。 那时候，我有公司，有办公室，有职位，可别人问我究竟负责什么，我却很难说清楚。 现在，我没有公司，没有职位，甚至没有工作，可当我站在一群同行面前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做过什么，也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 职位拿掉以后，我还是我。
从杜邦走到硅谷，我的职业道路上一直有人在关键的时候伸手帮我。 罗斯给我机会，让我进入美国大公司的管理层，也让我看到一个好的领导者可以怎样帮助一个人成长。 拉里在我失业的时候，没有给我空洞的安慰。他先站在停车场里替我把房贷和未来两年的生活一笔一笔算清楚，又提醒我，不要再到处追着自己的弱项跑，而应该回到已经积累多年的人力资源专业。 法兰克没有替我介绍工作，却把我带回硅谷的人力资源同行之中，让我能够坦然站在他们面前，说出自己正在失业。 他们都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扶了我一程，却没有人能够替我走完下一段路。 我继续参加培训，准备专业认证，一次又一次走进面试的会议室。 过去的职位已经不能成为我选择下一份工作的尺度。 不会，可以学；缺少经验，可以重新积累。如果市场认为我现在只适合一个比副总裁低得多的职位，那就从那里开始。 离开杜邦的时候，我带着过去的成绩来到硅谷。我曾经以为，职业道路应该不断向上，职位越来越高，责任越来越大，过去的成绩会把我送到下一个更高的位置。 硅谷给我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一课。 公司可以离开，职位可以失去，印在名片上的头衔也可以在一天之内失去意义。但一个人已经学会的东西、亲手做过的事情，不会随着这些外在的东西一起消失。 我不再等着下一份工作证明自己仍然配得上过去，也不再拿过去的职位衡量眼前的机会。 过去没有必要抹掉，但也不能一直背在身上。 我把它放下。 然后转过身，向前走。 至于前面有什么，我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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