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道光帝与五口通商大臣耆英在上海批给英国租用0.55平方公里的英租界99年，是上下五千年没有过的制度创新，毕竟0.55平方公里的土地，租给自家农民种番薯多好，就是这个英租界，后世的回报极大，但是争议不息。

租界这件事情，本来是满清，日本与韩国三个东亚国家用来管理外国人的一个机制，原来是将四处寻找贸易机会的欧洲人与本地人隔离的一个制度创新，所以中国日本韩国那个时候都有租界。

起初日本横滨的欧美租界是1.2平方公里，上海的英租界是0.55平方公里，韩国仁川的欧美租界更加有韩国特色，面积0.02平方公里；基本上都是一个小区的范围，或者一栋楼的范围，说白了就是给远道而来进行商务贸易的欧洲人一个歇脚的地方，无疑也是合情合理的。

道光帝与耆英给的0.55平方公里的英租界等于四个人民公园大，坦率的说租界后来非常成功，道光帝隐忍低调，不声不响就搞了那个时代的一国两制。99年之后租界期满的1945年，已经达到48.6平方公里的整体面积。

西方的法制+东方的勤劳，就是这么简单互补朴素平等的组合，道光帝"一国两制"的租界成为极大的成功。

但是租界的巨大成功，引起了无数人的嫉恨，说白了，就这几十平方公里的人，为什么就那么富有，这个是文化人特别痛恨的地方，因为自从有科举以来，都是读圣贤书才能发财的，都是当官才能够发财的，毕竟宋真宗他老人家说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现在学英语也能够发财了，做生意也能够娶漂亮老婆了；士大夫们几千年以来的优越感没有了，斯文扫地，整个舆论排山倒海的反对租界，读书人的套路，都是高大上，各种种番薯的套路。

租界终于被可爱的左左文人骂没了，海量的财富像潮水一样就消失了；左左文人士大夫们以为自己是什么稀奇物种，到了天朝眼见形势不妙，还想骂；又不敢，忍着憋着一副难受劲；精明的教员看在眼里，知道这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左左文人迟早还要搞事，于是就各种耐心启发左左们百花齐放，左左们终于忍不住喷薄而出，被教员逮住把柄，将臭不可闻的左左文人们全部打入大牢，这是左左们从喷租界，喷大清，喷民G，各种喷，最后居然敢喷到教员身上，左左文人们就自取其辱了。

文化大革命从收拾左派文人这个角度，是彻底的好，这也为后来的一心一意谋发展打下了基础。被自卑又嫉恨的文人士大夫们惦记着，这是极为成功的租界走向历史的重大原因。

没有人在乎"一国两制"的99年租界究竟创造了多少经济与就业，社会是由自卑与嫉恨管理的，而不是理智，愣头愣脑的左左们是不讲规则，也不讲信用的。

虽然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地方存在租界这种如此成功过的创新模式。然而成功是失败之母，这已经成为几千年以来的一个社会底色。道光帝的"一国两制"的租界无疑是世界级的创新，也是世界级的成功，但是招惹的是几千年累积下来的排山倒海的文人士大夫的自卑与嫉恨，而且他们又拥有如此深刻的种红薯的悲天悯人的情怀，租界的终结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其实道光帝做这些人的皇帝究竟有什么乐趣可言？有什么成就感可言，做皇帝真的不如信上帝，信上帝，得永生。因为耶稣基督是天地的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