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和西藏组画， 一个时代的探索

为序。

Ming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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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我小学毕业，1968年开始学油画———白天画毛主席像，夜里临摹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的作品。我记得那些临摹米开朗琪罗的男裸体纸片，抄家时被抄走了，有趣的是，我不觉得画毛主席像和临摹裸体画有什么冲突，上海人那时全都坦然过着双重生活。

红卫兵抄家，反而把以前很难见着的外国小说、画报、画册，给散到社会上来了，我们读民国时期翻译作品，英美法俄的古典文学，听古典音乐，当时流行傅雷翻译的《艺术哲学》，我看不懂，可是里面有美术史黑白图片。上海的知识阶层在“文革”中完全中止了活动，北京可不是这样，“文革”中那些未被打倒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也是高干）仍然从国外带回一些资料。我从油画家王路那里第一次看到彩色版世界美术史图册，是他父亲王炳南从外交访问中带回来的。高层精英的子弟们甚至聚在一起听披头士，弹吉他，吃奶酪，跳迪斯科，读《第二十二条军规》之类。“文革”后第一批前卫诗人几乎全是北京知青。艾青在“文革”前就接待过现代诗人聂鲁达，因此这个圈子的子女对西方的感受直接来自父辈。这种可炫耀的北京式文化在上海是不可想象的。

1970年我去江西插队。

上海知青都知道这是劳改，没人当真以为是去“革命”。

什么地下诗歌、白洋淀团体，都是北方知青的事，他们集体模仿早期左翼青年的精神生活。我从没听说上海知青有这类地下团体。

“文革”初成立的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成了上海油画的惟一中心。我有幸和夏葆元、魏景山、陈逸飞接近，他们是上海美专公认的才子。

回想起来很有意思，那时没电话，都是骑自行车找来找去，不在家，就等着，聚一堆人臭聊，互相传看最近的画。

我现在还怀念那种生活，太单纯了，没有诱惑，没人知道画能卖钱。我们最最兴奋的就是技巧。看一幅“文革”时期的画，完全不关心创作思想，只谈笔触色彩之类，同时追求所谓教养，比如画个少女，神态忧郁就被认为是有格调，灰色调也被认为有格调，很洋，像苏联人———真好笑，苏联在那会儿意味着整个西方。
＂

“我画西藏组画时只想画得和米勒一样，追求我心目中法国式的现实主义。我对西藏既不了解，也谈不上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当年我把西藏的视觉经验当作法国绘画的替代，那是一种故意的误读。历史常被误读，西藏组画被神话，也是出于误读吧。”

“因为法国乡村画展来了中国，那次展览对我影响太大了，所谓影响，我以为就是开眼界，就是模仿的欲望。这时，我的上海“基因”起作用了：我少年时代的开口奶其实是欧洲的，是民国上海遗留的老派欧洲绘画。”

“我根本不懂西藏，前一次进藏，我当成是“苏联”，后一次进藏，我干脆当成是‘法国’了。要是没有去西藏的机会，我不知道我会做出别的什么事情。而当时所有认同西藏组画的人，其实认同的既是西藏，又是假想的欧洲绘画。”

＂我惊异于自己尚未出国前作画的专注与朴实，后来虽然眼界大开，单是米勒的原作就见到不止百幅，然而再也不能寻回初创作时的纯真。现在我瞧着画中那位女子朝我看来的眼神，不知做何感想：她是我一笔笔画出来的，然而如今我也成了她目中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