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之春50周年

50 Jahre Prager Frühling

Der Prager Frühling (tschechisch Pra?ské jaro, slowakisch Pra?ská jar) ist die Bezeichnung für die Bemühungen der tschechoslowakischen Kommunistischen Partei (KP?) unter Alexander Dub?ek im Frühjahr 1968, ein Liberalisierungs- und Demokratisierungsprogramm durchzusetzen, sowie vor allem die Beeinflussung und Verstärkung dieser Reformbemühungen durch eine sich rasch entwickelnde kritische Öffentlichkeit.

Mit dem Begriff „Prager Frühling“ verbinden sich zwei gegensätzliche Vorgänge: einerseits der Versuch, einen „Sozialismus mit menschlichem Antlitz“ (tschechisch: socialismus s lidskou tvá?í) zu schaffen, andererseits aber auch die gewaltsame Niederschlagung dieses Versuchs durch am 21. August 1968 einmarschierende Truppen des Warschauer Paktes.

1968年1月5日，倡導改革的亞歷山大·杜布切克接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開啟了一場政治民主化運動，包括開啟“新型社會主義模式”及改善與西方國家經濟關係。然而，隨着捷克斯洛伐克國內對共產黨體制及與蘇聯同盟關係的批評日益增多，蘇聯勃列日涅夫領導層倍感憂慮。同年6月，華沙條約成員國在捷克斯洛伐克舉行聯合軍演。8月20日，蘇聯及華沙成員國對捷克斯洛伐克進行了軍事入侵，導致這場民主化運動終結。

在共產黨第一書記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的領導下，捷克斯洛伐克顯示出越來越強烈的獨立傾向。杜布切克在國內政治改革的過程中，提出了“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這個方案並不像1956年匈牙利的改革一樣，完全拋棄了舊有的傳統。然而，蘇聯依然將這視為對其領導地位的挑戰，也是對於東歐地區政治穩定的一種威脅。在冷戰期間，這是華沙條約成員國所不能接受的。此外，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拒絕蘇聯的援助而寧願屈服於希特勒的經驗，都依然清楚地存在於蘇聯每個人的記憶之中。在捷共內部也存在有一部分少數派—尤其在高層領導中—拒絕放鬆黨對社會的控制權，並且密謀在蘇聯的領導下推翻改革者的領導。

1968年8月20日晚11時，距捷克首都布拉格市中心僅6公里的魯津機場，值班人員突然接收到一架剛剛飛臨的蘇聯民航客機發出的信號：由於機器故障，要求允許緊急降落。機場人員准許了這一要求。

　　客機安全降落後，直接開到機場指揮塔附近。值班人員驚訝地發現，從飛機上下來的不是被事故嚇壞了的旅客，而是幾十名揮動着手槍的突擊隊員。

　　機場指揮塔被占領了。僅過了幾分鐘，裝載着坦克的蘇聯安東諾夫式巨型運輸機群的第一架，在突擊隊員的指揮下降落了。

　　這支空降坦克部隊，在蘇聯駐捷大使館小車的引導下，以35英里的最高時速衝進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包圍了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駐地黨中央大廈。

　　此時，已臨近午夜，捷共中央主席團正在開會。占領軍衝進捷共黨中央大廈，扣押了這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捷共第一書記亞·杜布切克，國民議會主席斯姆爾科夫斯基；政府總理切爾尼克也在政府所在地被捕。

　　8月21日早晨，當布拉格人走向街頭時，這個城市已經掌握在外國軍隊手裡。這種情況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發也同樣發生，捷克斯洛伐克在沒有任何反抗的情況下被全面占領了。

　　占領軍是由蘇聯國防部副部長、陸軍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將軍指揮的華約部隊的24個師。它由5個國家的部隊組成——16個蘇聯師，3個波蘭師，兩個東德師，兩個匈牙利師，一個保加利亞師。

　　全世界的焦點都投向了捷克斯洛伐克，並得知蘇聯軍隊是為“布拉格之春”而來；於是，全世界都在追問，什麼是“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人在1968年春天到底幹了什麼？

二

　　在東歐，幾乎每一次動亂都是在斯大林式的統治鬆動時發生的：1953年斯大林去世，有了東德的造反；1956年，斯大林被赫魯曉夫批判，則有了波蘭和匈牙利的動亂。這很說明問題：動亂和造反是針對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的！

　　只有捷克斯洛伐克是平靜的、穩定的。在那裡，一個斯大林式的統治，在斯大林去世之後還能相安無事地繼續了10多年：布拉格有世界上最大的斯大林塑像，在赫拉德強尼城堡（總統府，歷代波希米亞國王的王宮）仍然居住着捷克的斯大林——諾沃提尼。

　　這位兼任着總統的捷共第一書記，是斯大林的真正崇拜者。他處處模仿斯大林：給自己設計了一套和斯大林一樣的元帥服，經常拿着一個斯大林式的大煙斗。這位鎖匠出身的總統能占據這樣的高位，是靠他在50年代初的大清洗中的積極和狂熱。

　　政治清洗是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的組成部分和支柱。就像斯大林以槍斃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布哈林開始，然後將政治恐怖遍及全國一樣，東歐各國也是從黨內最高層的清洗開始，以全國性的政治恐怖為最終目的。捷克斯洛伐克從1950年開始政治清洗，到1952年12月3日以捷共總書記斯蘭斯基、外交部長克列門蒂斯以及其他9名政府部長被絞死而達到高潮。

　　諾沃提尼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在這個時間邁出的：他得到了被絞死的斯蘭斯基留下的空缺——捷共總書記。

　　諾沃提尼才疏學淺，但他統治這個國家並不困難，在政治恐怖之後，他可以任意推行各種政策——正確的或是不正確的——而不用擔心有人反對；再說，一個龐大而健全的官僚機構已經構建起來，要操縱這個機器只需要權力而不需要能力。這個表面上安定的國家，沒有遊行示威，沒有大規模的罷工，沒有顛覆政權的反革命活動；所有的輿論工具都宣傳着令人放心的內容——黨和領袖的英明和取得的偉大成就。

　　可是在這種穩定和太平盛世的宣傳聲中，沒有受到反對和監督的官僚政權的腐敗和特權所造成的災難卻是巨大的。

　　極端的官僚政治和集權式經濟管理，已經使諾沃提尼政權脫離了社會主義目標。20年的極權統治之後，官僚的腐敗已經到了這樣的程度：圍繞在諾沃提尼這位總書記周圍的已經不是馬克思主義信徒，而是權力的信徒。在這個權力結構中心，起作用的不是能力和黨性原則，而是取決於當權者在下面有多少親信，在上層有多大的靠山。　

　　這些人過着貴族式的腐化豪華生活，他們的月工資可以高到2.5萬克朗，相當於全國平均工資的20倍。而工資還不能說明問題，因為他們的幾乎所有開銷——香煙、食品、飲料、汽車、別墅、出國旅遊都是由國家開銷的。

　　非法的貪污腐敗和合法的特權等級所造成的政權危機已經十分深刻，但對於政治感覺遲鈍的諾沃提尼來說，算不了什麼問題。經濟衰退才是諾沃提尼能感覺到的傷痛。

　　官僚主義國有化，使捷克這個在戰前就是工業發達的國家每況愈下：效率低下，技術落後。1963年工業生產總值較上年下降3％，農業生產總值下降7.5％，生產性國民收入下降2％；同時，由於忽視農業、輕工業，造成消費品供應不足，並導致通貨膨脹。它的災難性後果是農業生產水平低於戰前，工人實際收入下降，人民普遍不滿，工廠出現騷動。

　　在這種形勢下，連最不願意承認問題、最害怕破壞了政策穩定性的諾沃提尼也感到了頭疼。於是他採取了這樣的策略：抓緊權力，放開經濟。

三

　　諾沃提尼要實行經濟改革還有另一原因：他是崇拜赫魯曉夫的——就像他曾經崇拜過斯大林一樣。

　　斯大林搞政治恐怖，他也搞政治恐怖；赫魯曉夫搞平反，他也搞平反；赫魯曉夫搞經濟改革，他也不妨一試……

　　諾沃提尼的改革嚴格地限制在經濟領域。

　　1964年，45歲的希克教授是被選中來拯救瀕臨崩潰的經濟的主要人物。這位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捷克斯洛伐克經濟學會主席是一位具有民主主義思想的經濟學家。在“布拉格之春”期間，他是改革的主要設計人之一，曾任改革派政府的副總理。蘇聯出兵後，他流亡國外。

　　在既要進行經濟改革，又不能對現有的政治體制有任何觸動的兩難處境中，經歷了兩年的猶豫、拖延，希克教授於1967年1月將自己起草並由主席團通過的“新經濟模式綱領”正式實施。

　　在諾沃提尼時代，希克教授可以做到的，僅僅是擴大企業權限，更多地運用市場機制。綱領的重點是“建立市場經濟，自發調節供求關係而不是人為地去規定供需；對工業實行分散管理；對企業實行物質刺激”。

　　這些措施即便在當時來說，也無多少新意，赫魯曉夫這麼嘗試過，而南斯拉夫一直就遵循着這樣的經濟方針。

　　除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層層阻撓，改革措施大多沒能實施外，即使得以實行的部分也適得其反——擴大了的企業自主權，只是加大了國企領導人權力，而沒能改變工人的處境、提高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和生產積極性；另外，有了自主權的企業片面追求利潤，盲目生產，使一些獲利多的產品大量積壓，而某些人民需要的產品卻因獲利少而減少了；有的企業利用價格下放，趁機哄抬物價，牟取暴利。

　　工廠仍然是老樣子：“冷漠的工人不聽領班工長，領班工長不理廠長，而廠長則用謊言來欺騙布拉格的部長們”。

　　幾年的折騰和失敗使捷克斯洛伐克人明白了這麼一個簡單的道理：改革設計不能交給官僚去執行，因為這些人關心的不是社會主義，不是社會利益，而是自己的權力和利益。

　　希克教授等人也得出了這麼一個結論：“經濟改革沒有政治上的改革配合，就不能發揮作用！”於是，希克教授等學者開始將注意力轉到政治解決上，呼籲政治改革的迫切性。

　　這一切都發生在“布拉格之春”之前，可以說，“布拉格之春”不是因為保守和拒絕改革所產生，而是一場不徹底的、失敗的改革所引發出來的更深刻的革命。

四

　　從1964年改革開始，捷克斯洛伐克人就焦急而又理智地關注着改革形勢。他們願意將信任交給學者，讓他們有時間精心設計，他們願意將耐心給予官方，讓政府有時間穩步實施。這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成熟——1956年的匈牙利悲劇記憶猶新，他們不希望狂熱、暴力、流血來干擾他們的目標。

　　捷克斯洛伐克人認真地了解希克教授的改革思想，也仔細地閱讀科學院28位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統計學家、歷史學家和物理學家聯合發表的關於改革的意見書《處在十字路口的文明》。這份報告是在科學院哲學所拉多萬·利赫塔博士領導下，對捷克社會各方面的問題進行綜合調查研究的結果。

　　學者們為確立新的目標而忙於改革設計。作家們則帶着人民的不滿和焦慮去批判舊的政治體制。

　　1967年6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召開，有400多名作家出席。黨的代表團也相當龐大，它由捷共中央主席團成員、負責宣傳和意識形態的中央書記亨德利赫帶領。代表團成員包括了教育部長、文化部長和新聞部長。加上強烈的政治情緒和政治性極強的會議議程，這次作家代表大會的政治影響不低於一次黨代會。

　　率先發言的是黨員作家昆德拉。他選擇了自由與專制、人道與非人道的題目。昆德拉對坐在主席台上的文化官員說：

　　“當我們談到自由的時候，有些人就會感到不舒服，他們會說：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當然，任何自由都要受到種種限制。但是沒有哪一個進步的時代曾經為自己的發展規定過限度……只有在我們這裡則不同，把維護禁區看做是比衝破禁區更大的美德。”

　　昆德拉還對斯大林主義的虛偽性和它的反人道實質作了深刻的思考。他說，他不把法西斯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相提並論，前者並不存在道德問題，它沒有人道主義的面具，我們很容易對它加以識別和反對。但斯大林主義則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繼承者，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人道主義運動的繼承者，它保留了這個運動的許多理論、觀點和口號。而實際上，“這樣一個人道主義運動正在走向相反的歧途，正在擯棄人類的種種美德，正在把愛護人類改變成殘害人民，把愛好真理改變為指責真理……”

　　正因為作家們能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對人道主義原則給予肯定和呼喚，在後來的“布拉格之春”中，政治家才能勇敢地把人道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把實現“具有人道面貌的社會主義”作為改革的目標。

　　接着，一位作家在大會上宣讀了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上個月寫給蘇聯作家代表大會的信。

索爾仁尼琴的信主要是控訴審查制度的。他說 ： “審查制度像石頭一樣壓在我國頭上，迫使我們的作家服從那些不學無術的官吏的胡作非為……”

　　部分資料來源於  趙啟強  (炎黃春秋雜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