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教皇本笃十六世批性革命

4月11日前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在德国《神职人员杂志》（Klerusblatt）发表一篇文章指出，天主教会的性侵丑闻归咎于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日渐扩展的世俗化以及保护牧师的教会法律的弱化。1968年革命争取的自由，就是这种完全的性自由……在1968年革命的场景中，恋童癖当时也被认为是可以的和恰当的。

“为什么恋童癖会严重到这样的程度？最终原因是上帝的缺席，”他写道，并将在欧盟条约中提及上帝的尝试失败作为西方世俗化的负面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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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性释放或是性解放，性的议题都触碰到宗教及社会保守派的敏感神经，形成具争议的社会议题。保守派及宗教组织认为性必须在一个固定的基本价值轨道运作（而且是与过去看齐、根据经书指示的）、婚姻永恒不变，反对堕胎、避孕、未婚同居和婚前性行为，导致传统家庭价值的“崩坏”。而自由派则认为选择堕胎、避孕、同居和婚前性行为纯属个人自由及私人领域，政府及外界并无权力干预，并以政治思维大异其趣。在讨论议题时，保守派及宗教组织多以宗教及道德伦理非政治话语论述，于是双方常落入鸡同鸭讲的局面。

在LGBT权益方面，关于同性婚姻及同性伴侣领养子女的议题方面，平权运动是从平等权利的角度切入（争取与异性恋伴侣一样享有选择婚姻和拥有子女的权利），而从宗教立场则是守着“婚姻”在其宗教中的意义来反对（如基督教教义是指婚姻根据《圣经》是上帝设计为一男一女）。此外，保守派的世俗观点也认为，对于同性伴侣是否适合领养子女，甚至对被领养子女的心理发展产生何种影响有深刻的质疑。

性革命（Sexual revolution）是一种社会在对性观念的革命性变化，专指解放人们基于性别、性倾向、性关系以及性行为上所受到的社会压迫。性革命于1960年代左右开始受到大众关注，伴随着女权运动及民权运动，主要着力在于人际关系，尤其是性关系及性行为，并涉及了一些传统社会中的性与家庭观念。

六十年代的性革命

西德六十年代学生运动是一场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联邦德国（西德）发生的一系列激进的批判与带有复杂政治因素的抗议活动。它是同时期美国国际学运的一部分，受影响于法兰克福学派。学运的首要目标在于人的解放，即带有反权威色彩的对统治关系的反对。这些思想倾向于但明显不同于同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其中更广为人知的是对那些从前为第三帝国工作，如今依然身居高位的官僚的反对；以及对五十年代保守且虚伪的性道德的反动。

毋庸置疑的是，这场学生运动（或更具体地说，六八学运）深刻地改变了德国社会。至今时常爆发的对此运动如何评价的争论，部分集中于右翼所要求的，对被这场运动所摧毁的价值的回溯。

二战后的德国，整个社会谈性色变，在性道德方面充满了禁忌和吓唬人的传说：谁要是手淫，骨髓就会逐渐消失，手也会变形腐烂，勃起的阴茎被说成是病态的肿胀，而女性高潮更是对身体非常有害的事情。

作家兼记者的乌尔里克·海德（Ulrike Heider）表示，人们对性讳莫如深，对青少年更是会极力回避性的问题。海德1947年生于法兰克福，她积极参与了1968年的学生运动。她说，一名来自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的女学生对她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性启蒙，这让她受益匪浅。直到今天，她都很感激这名女学生。

五十年代，人们在性问题上的保守观念也是有其原因的：战后的德国，人们都期望通过明确的性别角色分配和建立和睦家庭使生活尽快重新步入正轨。人们期望过一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海德说：“我母亲希望我最迟三十岁之前嫁给一名医生或律师，然后生儿育女。但她得知，我21岁时就和当时的男友发生了性行为，她说你简直成了荡妇。”

直到1960年8月18日，避孕药投入美国市场，一年后也引入德国。这时德国社会五六十年代的道德观念和保守思想才出现了松动，也为1968年出现性自由的呼声铺平了道路。新诞生的避孕方法不仅使男女对性行为失去了恐惧，而且也推进了妇女解放运动。因为，女性就此掌握了生育计划的主动权，她们可以去读大学或作职业培训，而不必因为生孩子而耽误了前程。

玛格丽特·斯托科夫斯基（Margarete Stokowski）撰写的《自由的下半身》对性、女权主义以及妇女形象的讨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自由下半身》中斯托科夫斯基写道，年轻一代想展示，他们不同于参与了世界最邪恶罪行的那一代人。他们通过“要做爱，不要战争” （Make love, not war）[1]。这类口号表明性是个好东西，通过对性的解放去抗击邪恶的事情。

注释

[1]由于适逢越战爆发，一些反战运动中出现了著名的口号“要做爱，不要战争（Make love, not war）”这可能与当时因为性解放而形成的开放性观念有关，但实际上还是以反战目的为主，而不是明确的性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