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家天下”

众所周知，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是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然而，从地理上看，中国人先祖生活的区域，处于远离地中海的亚洲东部，当希腊、罗马、巴比伦，埃及这些古代文明，如同环绕地中海这个“大池塘”的青蛙，发出此起彼伏的文明交响时，中国人夏商周时代的古人，却并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在中国人古老的典籍中，也从来没有世界其他文明存在的文字记录，中国人的文明具有很强的原创力，但它是在缺乏与其他文明充分交流的漫长岁月中，在相对孤立的状态下，发育、生长、并成熟起来的。久而久之，中国的古人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文化上的自我优越感，并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与观念。

实际上自始皇以来，国家也好，“天下”也好，在“秦制”的统治者心中都与国民无关，只是他们的“家天下”。所谓“马上得天下”，所谓“提三尺剑，化家为国”，所谓“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所谓“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无不揭示了“天下”。

太史公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这段评论在指明先秦诸子百虑而一致之所在的同时，不经意地把中国人的注意力引向古代政治论说中一个重要的观念——天下。治思想史的学者注意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无论是在封建时期，或是专制时期，也无论其内容如何，无不以“天下”为论说对象。从比较思想史的角度看，“天下”，而非“国家”或其他类似观念，可能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最重要、同时也最具独特性的观念之一了。

古时所谓天下，或指“中国”，或指“世界”。这两个概念，都与“治”有关，而“治”，在中国古代思想语境中，不只关乎地域、时空、人群，还涉及天人关系、文明秩序，以及植基于天人互动、文明创造和秩序构造过程中的统治的正当性。

所谓天下，首先是一种道德文明秩序。其中，存乎天地之间的生民，还有王天下者的权位，是两种最基本的要素，二者相须而不可分，以致“天下”一词可以指前者（如“教天下”、“利天下”之“天下”），亦可以指后者（如“天下为公”之“天下”）。照这样理解，“天下”之为观念，其实包含了一组概念，一组虽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和支持的概念，如以四方、四海见天下之方位，以中国和九州为天下之疆域，以天命、君、民定天下之秩序，以大公为天下之根本，以五服与九服视天下之格局，以华夏与夷狄定天下之内外、远近，等等。这些互相关联的概念展现了天下观念的不同层面和面向，有时竟可指代“天下”。

大体言之，具有上述含义的“天下”一词，至迟在春秋战国的各种论说中既已十分流行。诸子百家虽立论不同，却都以“天下”为思考的背景或议论的对象，而此一“天下”，或者为王者依据天命、借助百官所治理的世界（王天下），或者为繁衍生息于天地之间的兆民，大体不脱一政治和文化的共同体及其所构建的文明与道德秩序的范围。

王的事业即是“一天下”。所谓“天子无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此意。秦并六国，固然是“一天下”的著例，但是在此之前的“九州”、“禹迹”，以及屡见于先秦诸子历史叙述的三代乃至五帝时的“天下”，已经将一个超逾部分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观念深深植根于华夏族群的心灵之中。

“天下”所具有的超逾性和整体性，从根源上说，皆来自于“天”。“天”是普遍的，至大至广，公正无偏。这些特性也为“天下”所具有。“天下”是普遍的，意味着生民有着共同本性(天性），安排其生活的文明价值与秩序，同样放之四海而皆准。在此一普遍价值的观照之下，种族差异的重要性只有相对意义。中国与夷狄以文化分，二者关系为相对的、可变的。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观念根深蒂固，据此观念，天下一统，不但统一于政治（王），更统一于文明、文化和道德（圣）。

提起家国天下，很多人会想到《礼记·大学》中的那段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欲先齐家者，必先修其身。”这就是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不过，《管子》书中也曾提出“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就是说家就是家，国就是国，天下就是天下，这是三个不同的问题。

什么是“家”？今天的“家”就是指小家庭。而在古代，五口之家是为“户”，“家”则指一个村庄或家族。古时候的村庄往往由血缘关系形成，如周庄、祝家庄和石家庄。

传统农耕社会的中国人首先接触的就是“家”这个社会组织，“国”对他们而言很遥远。

先秦时期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与我有何哉？”

就是说，我过的是自给自足的生活，国家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这虽不是无政府主义，但至少也是对家与国关系的一种理论思考。

小农经济社会是不需要国家的。想在农耕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国家，很难。但是，中国就是在农耕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大国，而且文明绵延数千载而不中断。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文化传统延续了下来。为什么？这和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

中国的可耕地主要集中于黄淮一带，也就是所谓的中原，这里是农耕中国最富饶的地区。中国的历朝历代，都会就这一片区域展开争夺。早期的夏朝、商朝和周朝，都大致是以这片地区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

这片区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黄河是一条悬空河，一旦冲垮堤坝，就会造成巨大的自然灾害。灾害一产生，难民就会流离失所或揭竿而起。

因此，黄河治理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大问题。早在夏朝时大禹治水，治理的就是黄河。治水并不是一家一户的力量可完成的事情，必须要有跨地域合作。而且，治水过程中，要确保大家都积极参与，而不是出工不出力甚至浑水摸鱼，这就需要一个有号召力和强制力的组织，也就是集权政府。这是国家产生的一大前提。

同时，中原以北有辽阔的草原，游牧民族长期生活在此地。对中原的农耕民族而言，土地越耕种越肥沃，最后人都绑定在土地上了，并不会去侵占北方游牧民族的土地。游牧民族则不同。他们虽然逐水草而生，但他们还需要定居的农耕社会才产出的粮食、茶叶、麻布、丝绸、铁具等生活用品。

特别是北方气候变化，遭遇灾难期时，游牧民族往往会从辽阔的北方草原居高临下，闯入中原农耕区抢夺生活物资。他们机动性非常强，扎根于村落的农民很难进行有效的抵抗。要想建立起有效的防卫，大家必须组织起来，以武力抗争。但无论是组织军队，后勤补给还是修筑长城等，都需要强有力的政权组织做保障。

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权组织，才能保证中原农耕民族在这种文明冲突中存活下去。多难兴邦，这是“家天下”产生的另一大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