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家天下”

眾所周知，華夏文明是世界上是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然而，從地理上看，中國人先祖生活的區域，處於遠離地中海的亞洲東部，當希臘、羅馬、巴比倫，埃及這些古代文明，如同環繞地中海這個“大池塘”的青蛙，發出此起彼伏的文明交響時，中國人夏商周時代的古人，卻並不知道它們的存在。

在中國人古老的典籍中，也從來沒有世界其他文明存在的文字記錄，中國人的文明具有很強的原創力，但它是在缺乏與其他文明充分交流的漫長歲月中，在相對孤立的狀態下，發育、生長、並成熟起來的。久而久之，中國的古人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文化上的自我優越感，並形成了以自己為中心的“天下”秩序與觀念。

實際上自始皇以來，國家也好，“天下”也好，在“秦制”的統治者心中都與國民無關，只是他們的“家天下”。所謂“馬上得天下”，所謂“提三尺劍，化家為國”，所謂“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所謂“天下為家已更數千載，政令統於一尊，財富歸諸一人，”無不揭示了“天下”。

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這段評論在指明先秦諸子百慮而一致之所在的同時，不經意地把中國人的注意力引向古代政治論說中一個重要的觀念——天下。治思想史的學者注意到，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無論是在封建時期，或是專制時期，也無論其內容如何，無不以“天下”為論說對象。從比較思想史的角度看，“天下”，而非“國家”或其他類似觀念，可能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最重要、同時也最具獨特性的觀念之一了。

古時所謂天下，或指“中國”，或指“世界”。這兩個概念，都與“治”有關，而“治”，在中國古代思想語境中，不只關乎地域、時空、人群，還涉及天人關係、文明秩序，以及植基於天人互動、文明創造和秩序構造過程中的統治的正當性。

所謂天下，首先是一種道德文明秩序。其中，存乎天地之間的生民，還有王天下者的權位，是兩種最基本的要素，二者相須而不可分，以致“天下”一詞可以指前者（如“教天下”、“利天下”之“天下”），亦可以指後者（如“天下為公”之“天下”）。照這樣理解，“天下”之為觀念，其實包含了一組概念，一組雖不相同但又相互關聯和支持的概念，如以四方、四海見天下之方位，以中國和九州為天下之疆域，以天命、君、民定天下之秩序，以大公為天下之根本，以五服與九服視天下之格局，以華夏與夷狄定天下之內外、遠近，等等。這些互相關聯的概念展現了天下觀念的不同層面和面向，有時竟可指代“天下”。

大體言之，具有上述含義的“天下”一詞，至遲在春秋戰國的各種論說中既已十分流行。諸子百家雖立論不同，卻都以“天下”為思考的背景或議論的對象，而此一“天下”，或者為王者依據天命、藉助百官所治理的世界（王天下），或者為繁衍生息於天地之間的兆民，大體不脫一政治和文化的共同體及其所構建的文明與道德秩序的範圍。

王的事業即是“一天下”。所謂“天子無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此意。秦並六國，固然是“一天下”的著例，但是在此之前的“九州”、“禹跡”，以及屢見於先秦諸子歷史敘述的三代乃至五帝時的“天下”，已經將一個超逾部分的整體性和統一性觀念深深植根於華夏族群的心靈之中。

“天下”所具有的超逾性和整體性，從根源上說，皆來自於“天”。“天”是普遍的，至大至廣，公正無偏。這些特性也為“天下”所具有。“天下”是普遍的，意味着生民有着共同本性(天性），安排其生活的文明價值與秩序，同樣放之四海而皆準。在此一普遍價值的觀照之下，種族差異的重要性只有相對意義。中國與夷狄以文化分，二者關係為相對的、可變的。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的觀念根深蒂固，據此觀念，天下一統，不但統一於政治（王），更統一於文明、文化和道德（聖）。

提起家國天下，很多人會想到《禮記·大學》中的那段話：“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欲先齊家者，必先修其身。”這就是儒家提倡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不過，《管子》書中也曾提出“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就是說家就是家，國就是國，天下就是天下，這是三個不同的問題。

什麼是“家”？今天的“家”就是指小家庭。而在古代，五口之家是為“戶”，“家”則指一個村莊或家族。古時候的村莊往往由血緣關係形成，如周莊、祝家莊和石家莊。

傳統農耕社會的中國人首先接觸的就是“家”這個社會組織，“國”對他們而言很遙遠。

先秦時期有一首歌謠是這樣唱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與我有何哉？”

就是說，我過的是自給自足的生活，國家和我有什麼關係呢？這雖不是無政府主義，但至少也是對家與國關係的一種理論思考。

小農經濟社會是不需要國家的。想在農耕社會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國家，很難。但是，中國就是在農耕社會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大國，而且文明綿延數千載而不中斷。四大文明古國中，只有中國的文化傳統延續了下來。為什麼？這和中國獨特的地理環境有關。

中國的可耕地主要集中於黃淮一帶，也就是所謂的中原，這裡是農耕中國最富饒的地區。中國的歷朝歷代，都會就這一片區域展開爭奪。早期的夏朝、商朝和周朝，都大致是以這片地區為核心而建立起來的。

這片區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黃河是一條懸空河，一旦衝垮堤壩，就會造成巨大的自然災害。災害一產生，難民就會流離失所或揭竿而起。

因此，黃河治理是中國曆朝歷代的大問題。早在夏朝時大禹治水，治理的就是黃河。治水並不是一家一戶的力量可完成的事情，必須要有跨地域合作。而且，治水過程中，要確保大家都積極參與，而不是出工不出力甚至渾水摸魚，這就需要一個有號召力和強制力的組織，也就是集權政府。這是國家產生的一大前提。

同時，中原以北有遼闊的草原，游牧民族長期生活在此地。對中原的農耕民族而言，土地越耕種越肥沃，最後人都綁定在土地上了，並不會去侵占北方游牧民族的土地。游牧民族則不同。他們雖然逐水草而生，但他們還需要定居的農耕社會才產出的糧食、茶葉、麻布、絲綢、鐵具等生活用品。

特別是北方氣候變化，遭遇災難期時，游牧民族往往會從遼闊的北方草原居高臨下，闖入中原農耕區搶奪生活物資。他們機動性非常強，紮根於村落的農民很難進行有效的抵抗。要想建立起有效的防衛，大家必須組織起來，以武力抗爭。但無論是組織軍隊，後勤補給還是修築長城等，都需要強有力的政權組織做保障。

必須要有強有力的政權組織，才能保證中原農耕民族在這種文明衝突中存活下去。多難興邦，這是“家天下”產生的另一大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