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社會無契約，教育沒誠信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把宗教教義區分為倫理預言和楷模預言，倫理預言（Ethische Prophetie）屬于禁欲主義宗教性質，而楷模預言（Exemplarische Prophetie）屬於神秘主義宗教，不同的宗教都致力於達到某種“與神合一”的狀態，差別在于禁欲主義宗教認定人是神的“工具”，而神秘主義則認為人是神的“承載體”或“容器”。

基督教的律法和契約思想，上帝的十戒是法律精神，聖經是由新約和舊約構成，體現出了契約精神，這些對現代社會的形成至關重要。基督說：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每一個子民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都要服從上帝，歐洲在世俗君權外，有神權制約，這是歐洲沒有出現東方式集權的主因，這也是現代憲政的基礎。

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威尼斯商人安東尼奧為了成全好友巴薩尼奧的婚事，向猶太人夏洛克借款三千元，借款期限為三個月；如果逾期不還，夏洛克有權從安東尼奧身體上割下一磅肉。在借款以後，由於安東尼奧的商船失事，導致其資金周轉困難，無力償還借款。夏洛克訴至法院，要求安東尼奧按照約定以割肉的方式履行契約。為救安東尼奧的性命，巴薩尼奧的未婚妻鮑西婭假扮律師出庭，她答應夏洛克的要求，但要求所割的一磅肉必須正好是一磅肉，不能多也不能少，更不准流血。夏洛克因無法做到這一點而敗訴。

在這個故事裡面，莎士比亞把夏洛克塑造成一個唯利是圖、貪婪和冷血的高利貸者，他試圖利用各種機會盤剝他人。同時，把安東尼奧刻畫成一個樂於助人的男子漢形象，並對鮑西婭的機智、勇敢品性給予了讚揚。數個世紀以來，人們閱讀這一故事後的第一反應通常是批評夏洛克的殘忍，很少有人對夏洛克借出的錢未獲清償的遭遇表現出一點同情。

然而，在不同場合的學術討論中，對夏洛克的評價並不限於人性的“貪婪和殘忍”。人們從這個故事中其實還可以發掘出很多複雜的問題，而各個學科的學者也對其做出了不同的解讀。宗教學家從中看到了新約和舊約的不同，即在這兩個文本所描繪的宗教世界裡，夏洛克與安東尼奧的對立直接表現為“憤怒的化身”同“仁慈的化身”之間的對立。但在歷史學家看來，這個故事反映了作者以及當時社會的一種反猶太人情緒。社會學家則看到了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即該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商業資產階級與放高利貸者間的矛盾，其中也包含了部分民族與宗教間的矛盾。 法學家則看到了契約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衝突。

聖經體現了契約精神，盧梭強調“社會契約”是人類追求社會平等的產物, 通過社會契約限制個人“奢欲的衝動”, 使個人“服從人們為自己所規定的法律”。

中國人普遍缺乏誠信的契約精神，以及對作假行為的認同，說明了中國人更在意輸贏，而不是善惡。沒有哪個國家會把作假、不誠信、違背契約精神作為大智慧來傳承。如果聰明是一種天賦，那麼誠信就是一種選擇。沒有人不希望自己聰明，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會選擇誠信。

說到誠信，就不得不提到契約精神。基督教文明是契約精神的最初根源。《聖經》分為舊約和新約。在耶穌降世之前，上帝與猶太民族所立之約被稱為舊約。而在耶穌降世之後，上帝與人重新的所立之約被稱為新約。這種神聖的契約精神，便是西方傳統文化的根基，也是促成西方商業文明的發展。正因為此，彼此遵守約定規則的傳統觀念，在西方國家根深蒂固。

在中國卻大不相同，國人更崇尚聰明，而非誠信。中國人把聰明和才智，基本都用在挖空心思地走捷徑，把制度看成是限制他人而不是自己。能繞過規則，便是聰明的表現。

中國沒有基督教傳統，就失去了無所不在的監督者和保證契約正常履行的中間人，一切只能靠自己內心的道德律令，何其難也。

其次，中國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限制了契約。契約精神產生於人神約定，孕育於商品交易。中國一直是農業社會，農業社會自給自足，而且，中國歷代都是重農輕商，對商持貶抑態度，商品交易極為貧乏。偶有商品交易，也常常在熟人世界中運行，陌生人交易所需要的契約精神自然很難產生。

最要命的是，中國在於變通的文化基因。契約精神就是誠實的信守規則，但中國的文化往往在乎聰明，在乎變通，在乎兵不厭詐。

因為社會不講契約，導致中國的誠信教育，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社會無契約，教育沒誠信。教育中的誠信不可能白手起家，憑空建造。退一萬步，就算這樣的誠信建立起來了，將來孩子們走上社會，也會不斷碰壁，以致頭破血流，慘不忍睹。誠信是最低的交易成本，也是最高的人格魅力。誠信是最引以為榮的聰明，更是最引以為豪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