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至香港逃離香港

逃港: 胸中自有雄兵百萬

逃港（即逃亡至香港），在中國大陸稱為“大逃港”，在香港本地又稱為偷渡潮，是指在1950年代至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前，大量中國大陸民眾為逃避中國共產黨統治，嘗試偷渡至英屬香港之現象。三年大饑荒後之1962年為一高峰。逃港潮促使並強化了香港的反共意識形態。

逃港名人:

    吳錫豪

    季炳雄

    林行止

    李鵬飛

    關惠群

    李摩西

    鍾錦

    倪匡

    周慶峻

    羅文

    黎智英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其後發動“上山下鄉”，動員知識青年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對孫仲勛來說，“上山下鄉”反而帶來讓他偷渡到香港的機會。孫仲勛辭去廣州汽車廠的工作，申請下鄉，被派到惠州市博羅。孫仲勛說：“我要部署去香港。我將戶口轉到農村，就算偷渡失敗要回來，也不會影響家人。”

孫仲勛申請下鄉意味着他要放棄城市戶口。孫仲勛說：“我認為我一定能夠去到香港，戶口對我又有何用？我對自己說，胸中自有雄兵百萬，這句說話是毛澤東說的。”

“一次不行，我就兩次；兩次不行就三次……甚麼叫危險？我不知道。甚麼叫死？我也不知道，而且也不怕。”

1968年，孫仲勛時年23歲，首次嘗試偷渡。他與兩名同伴選擇坐火車到東莞，再循陸路到香港。

經過幾天逃亡後，三人來到深圳福田。孫仲勛說：“下山後，我們見到有些房子很漂亮，以為到了香港……我們沒有任何防備，大搖大擺，甚至抽煙。”

三人經過田間，突然有幾隻大狼狗突然撲出，其中一隻抓着孫仲勛的胸口不放。“解放軍在叫不許動。我們一聽到他們說普通話，就知道我們失敗。”

孫仲勛在深圳收容所被扣留一個星期，輾轉回到博羅公社。在博羅待了十多天，孫仲勛回到廣州。

翌年，孫仲勛坐火車到樟木頭，但民兵上車檢查，發現他有意偷渡，又再被遣回。

第三次，孫仲勛終於學乖，知道必須經水路才有望到香港。這次，他與一個朋友結伴出發。他們先坐車到惠陽，然後上山。他們只敢在晚上趕路，走了四五天，終於抵達深圳大鵬灣。

孫仲勛和夥伴晚上10時多下水，一直奮力游，七小時後終於進入香港境內。

三天后，孫仲勛已在香港找到工作。

孫仲勛藉文革的“上山下鄉”偷渡到香港，但對當時大部份“知青”來說，“上山下鄉”令他們感到絕望，促使他們決心逃到資本主義的香港去──其中包括陳克治與太太李潔馨。

陳克治1947年在廣州出生。文革席捲中國的時候，陳克治剛好讀完高中，準備高考上大學。陳克治說：“1966年開始文革，高考暫停。當時以為高考只停一年……到1968年，我們這些人全部去了農村，失去我們的城市戶口。”

當時，上山下鄉最響亮的其中一個口號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甚至有說知青一生要紮根農村。陳克治不甘心終身在農村渡過，母親亦鼓勵他偷渡到香港。

不過，“上山下鄉”令陳克治有意外的收穫。陳克治與太太同被下放至博羅，並被挑選成為民辦教師時，兩人才相識。陳克治說：“去到農村，唯一短暫、最開心的時間就是和她拍拖。”

逃港者之間有不少術語，其中一個叫“埋堆”。偷渡客要找到一個靠近邊境、可以接收物資──包括乾糧、指南針、用簡單物資製成的救生圈等等──的地點。之後，他們就可以上山再走到深圳。陳克治夫婦當時選的“埋堆”地點就是龍崗。

從親戚手中接到物資後，兩人本來預計只需兩天就可走到海邊，所以只準備了兩天的“炒米粉”。李潔馨說：“把米粒炒熱後，之後磨成粉，溝些糖、溝些油。”由於“炒米粉”便於攜帶，加上感覺飽足，是偷渡客常見的乾糧之一。不過，兩人足足走了四五天才抵達海邊。

陳克治與李潔馨深諳水性，所以對游跨大海很有信心。兩人下水後，風浪極為猛烈，奮力嘗試游離岸邊也無功而還。李潔馨說，當時的浪花有一層樓這麼高，一直迎面而來。“我就（跟他）說我不想再去，我要回頭……他對我說，你不用害怕，有我在就一定有你，我不會離開你。有他這樣的鼓勵，我就跟着他去。”

由於受驚，李潔馨當時手腳也不聽使喚，好像忘了如何游泳一樣。他們僅餘的物資有一條粗繩及一個救生圈，陳克治決定把繩綁在自己的身上，另一端綁在救生圈，讓李潔馨拉着救生圈，由他拉她衝出大海去。

翌日凌晨五、六點的時候，兩人終於抵達香港吉澳。島上有一個老婆婆將他們救起，並招待他們。李潔馨說：“那位婆婆告訴我們原來昨晚九號風球。”他們在老婆婆家住了三晚，之後成功抵達陳克治姨媽的住處。

文革十年造成巨大災難，一直研究文革逃港者歷史的金虹對BBC中文網說，廣東省的知青偷渡到香港是當時全國獨有的現象。“其他地方的知青沒有這個地利，香港與廣東這樣近，容易嘛。第二，（其他地方的知青）語言不通，其他人一眼就可看穿他們的身份。他們也難以接觸（香港的）風土人情。” 當時廣東知青逃港風氣之盛，不少人公然在珠江練習游泳，作逃港的準備。金虹說：“毛澤東不是跑到長江游泳嗎？這就成為理由，（讓知青在）大江大河去鍛煉身體。”假如知青能夠游過珠江──距離逾10公里──他們就取得逃港的基本資格，可以一試碰運氣。

至於文革期間有多少人偷渡來港，一直沒人能確切掌握這個數字。香港大學人文學院的講座教授馮客（Frank Dikotter）對BBC中文網說，1968年香港約有2500名從中國大陸來的非法入境者，而這個數字在1970年下降至1700。不過1971年後，數字回升至3500；而1973年香港錄得逾6000名非法入境者。

馮客在電郵說：“確實的非法入境者數字遠比（記錄）高。”他解釋，與向（香港入境處）人事登記辦事處申請身分證的數字相比，上述的數字大概只代表三成進入香港的非法移民。他估計，單在1973年，香港的非法入境者就有約兩萬人。

另外，他指在四名逃港者中，只有一名能夠成功到達香港。其餘的人可能被捕，甚至在逃亡中死亡。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教授中國近代史、着有《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的潘鳴嘯（Michel Bonnin）則對BBC中文網說：“這樣的‘基本事實’很不容易確定……知青偷渡一個比較保守的數字，是20萬。其中在海里死亡的更難確定。”

潘鳴嘯說，他的其中一個朋友在廣州培英中學幾個班進行調查，其中發現試圖偷渡者有八成人成功，至少8.6%的人在中途死亡。假如按這些數字推算，大概有25萬廣東知青嘗試偷渡，當中20萬人成功。

根據逃港者黃東漢的採訪及記錄，有逃港者溺水、甚至被鯊魚咬死而葬身大海。也有知青從山上摔下，或被士兵開槍打死。

文革期間的逃港者，有一些循難民計劃被安排到其他國家定居，其中不少逃港者到美國去。亦有一些人在香港安定後，再申請移民。

大部份逃港者仍在香港居住，其中一些逃港者每星期都會舉行聚會見面。2014年，這些倖存的逃港者在吉澳島東南角立了一塊紀念碑，悼念當年逝世的逃港者。從2014年開始，每年五月一日，當年的知青都會一起前往拜祭亡靈。

文革過去，偷渡到香港亦成前塵往事；今天的中國大陸，亦與文革時期的中國大陸截然不同。孫仲勛自改革開放後，一直都有回去廣州。他說：“廣州有很大轉變，大建設、大改造，已經面目全非，也可以說是貌然一新……多了高樓大廈，以前廣州樓房，只有四五層樓高……廣州與香港的距離拉近了。”

孫仲勛認為香港有被邊緣化之憂。“風水輪流轉。以前我們叫大陸人阿燦，現在大陸人叫我們做港燦。”不過，孫仲勛說他從來沒有後悔當年偷渡來港的決定。“我沒有後悔。塞翁失馬，焉之非福？”

陳克治亦說他從沒後悔偷渡來港。“香港相對比大陸有自由。”

21%香港人逃離香港

北京在港強推《國安法》一年，21%香港人表示計劃永久離開香港，意味着離港人數將超過150萬。各國紛紛推出“救生艇”計劃協助港人移民，哪些國家的政策最寬鬆？

《國安法》下，香港多名民主派人士及抗爭者被迫踏上流亡路，而擔心政局的港人家庭也紛紛移民。從近日很多影片及圖片可見，香港國際機場離境大堂在疫情下仍然人潮洶湧，往英國航班的登記櫃位更是大排長龍。

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今年3月發布的民調報告，有21%的受訪者表示計劃永久離開香港，即每五名香港人就有一人想移民。若按香港總人口750萬計算，可能移民的人數將超過150萬。

英國：520萬人可申BNO簽證

英國針對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持有人推出“5+1”簽證計劃，今年1月31日起生效。BNO港人可攜帶家眷前往英國生活丶讀書或工作5年，之後可申請永久居留權，再住一年後可入籍英國。

英國政府今年5月表示，至今收到來自香港的居留簽證申請數量已達3.4萬份，遠超過來自歐盟的申請件數；這些案件當中，有2萬宗為主申請人個案，1.4萬宗為受養人個案。

當局早前估計符合資格的港人達290萬，加上直系親屬人數達520萬人，料未來5年將有25至32萬BNO港人移民英國。美國銀行預計，港人移居英國會在2021年引發360億美元的資本外流。

面對大規模移民潮，英國房屋社區及地方政府事務部（Ministry of Housing, Communities & Local Government, MHCLG）在4月宣布撥款4,300萬英鎊助BNO港人融入社會，包括在全國設立12個“迎新中心”，協助港人解決房屋丶教育及就業問題；另撥款地方議會和民間組織，為新移居人士提供額外支援如申請房屋津貼丶學習英文等；也會向學校提供資源及教材，教育英國和香港的歷史淵源等。

“5+1”計劃原本規定BNO簽證持有人不能獲得公共財政資助，但當局近期放寬政策，若BNO港人赤貧或面對赤貧威脅，可申請社會房屋及無家者支援服務，政府估計會有2,400至1.5萬名BNO申請人受惠。

除了BNO計劃，英國亦向流亡港人提供政治庇護，包括在反送中運動期間遭中方拘押的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前職員鄭文杰，以及因《國安法》被香港警方通緝的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

加拿大：讀書或工作滿一年送永居

加拿大去年11月因應國安法宣布“救生艇”計劃，只要持有BNO或特區護照，並在過去5年內在加拿大的大專院校或海外同級院校畢業，便可申請，不設年齡限制。

今年6月，當局進一步放寬措施，首類申請者須於過去3年，在加拿大認可的大學或大專院校，考獲學位丶文憑或研究生證書，並在修讀課程時不少於一半時間身處加拿大。第二類申請者則需要於過去3年，在加拿大全職工作至少一年，或擁有最少1,560小時兼職工作經驗。

這被指是加拿大給予港人史上最簡單的移民方案，甚至比英國的“5+1”BNO計劃更寬鬆。加拿大政府表明，加拿大與香港關係深厚，希望“在現時這個艱難時刻繼續與香港人站在一起”。

兩類申請人均須持有BNO或特區護照，以及加拿大臨時居留簽證，並要符合當地特定語言丶教育丶工作和資格要求。新措施將於6月1日生效，至2026年8月31日為止，但當局強調有可能隨時取消安排。

庇護方面，2019年至2020年6月，加拿大難民公署至少接獲49名港人申請難民資格。加拿大新香港文化協會今年1月表示，前後已有14名港人獲得加國的政治庇護，正在申請永久居留權。

澳洲：延長港人簽證  庇護批出率100%

澳洲政府去年7月公布多項惠及港人的簽證政策，包括延長香港畢業生或臨時技術簽證5年，以及透過優才和商業創新及投資移民項目吸引香港人才等。

澳洲政府指，接近1萬名身在澳洲持有臨時技術丶畢業或學生簽證的人，將合資格獲得延長簽證。澳洲廣播公司（ABC）2021年2月11日報道，至今有2500名在澳洲的香港人已獲延長簽證。

澳洲SBS廣東話組今年3月報道，在2019年6月的反送中運動爆發後，有270名香港人向澳洲申請政治庇護。

根據澳洲內政部報告，當局在去年12月向不多於5名香港人批出了難民庇護簽證，批出率為100%，是超過10年內首次向港人批出庇護簽證。

美國：重推法案助港人申庇護

2020年國安法實施前後，美國國會議員相繼提出《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案》（Hong Kong People's Freedom and Choice Act）和《香港避風港法案》（Hong Kong Safe Harbor Act），但前者遭共和黨籍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以擔心中國間諜滲透為由反對，後者也因參院議程滿檔而未及通過。

到了今年2月，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和民主黨人梅嫩德斯（Bob Menendez）牽頭重推《香港避風港法案》，如獲通過，將為參加過和平示威並有充分理由擔心被迫害的香港人，提供申請“第二類優先難民”的權利，且不受難民人數限制。

法案又明定，如因向美國政府提出難民申請，導致公民身分丶國籍或居留權遭撤銷者，將被視為因為政治立場受迫害，獲得難民身分。

香港本土派成員丶前立法會議員梁頌恆，去年12月宣布流亡美國並向當地政府尋求庇護。

德國：至少三港人獲庇護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德國並未推出任何救生艇計劃，但當地難民政策較完善，數名港人已循此途徑移居德國。

開創先例的是香港本土派人士黃台仰和李東升，兩人因參與2016年“旺角衝突”被控，2017年赴德國申請政治庇護，隔年獲批，是九七後德國首次向香港人發出政治庇護許可。

2020年10月，一名因參加反送中運動被控暴動罪的香港中文大學女生，在德國申請庇護獲准，取得為期3年的難民身分。她在德國的難民營等待11個月，當局提供了大部分生活上的基本需要，如衣食住行及基本醫療服務，但她透露自己曾因情緒問題而需入院，甚至曾被難民營職員性侵，事後已報警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