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文革----是否定還是反思？
否定“文革”是政治結論而非法律規範。
１９８０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文革的定義----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被很多人說成是“徹底否定”或“全面否定”文革，這是錯誤的解讀。
首先，它否定的是文化大革命這場運動的發起、指導思想和採取的方式，並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這一歷史時期的所有，稱全面否定本身就是錯誤的。
其次，對文化大革命下的結論，是政治結論而非法律規範，這個決議只對中國共產黨黨員有效，對社會民眾不具約束力。
同時，決議是歷史的產物，時代的痕跡很大，並不代表真理。
在全面否定下，文化大革命成了造反、揭發批判、批鬥迫害、動亂等的代名詞。無視中央決議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歷史地位的評價，無視中央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發生的社會歷史原因分析，無視期間中國在經濟和社會各方面取得的成績，把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說得一團漆黑。
後天而言，社會發展每個歷史時期都存在着問題，每場革命運動都有垢病。每個人都要面對歷史的審判，都要經受歷史的檢驗。
就文化大革命而言，各種地位各種價值觀的人會有不同的解讀。過去的人有當時的環境和取向，現代和後來人有自己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人們反思歷史，回望過去，探索未來都是一種社會主人負責任的態度
民主政治的建立包括黨內生活都需要公平的政治環境，任何強權政治都不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潮流。
研究歷史把思維束縛在統治者圈定的範圍里，把統治者的決議當作尚方寶劍來斬殺對歷史的理性思考，不利於對歷史的研究。
政治權力可以判斷歷史，作出有利於自己的結論。這種靠權力定義的歷史不能改變歷史，更無法堵住悠悠之口。
對“文革”需要從全面否定到全面反思。
一場社會革命運動除了統治階級組織領導外，主要的實踐活動由民眾完成。
政治或歷史學家們可以從社會發展規律進行全方位的探討和論證，參預其中的普通人可以通過切身經歷說出自己的思考，沒有經歷者也可以用自己的思維對歷史做出判斷。這是對歷史的開放，也是思想普遍化的必然。
對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初期曾經有過一段時間的 “徹底否定”浪潮。由於“不爭論”的政治高壓，“文革”成了敏感領域乃至禁區。
隨着時代的發展，在言論自由更加寬泛的社會環境下，研究“文革”的禁區被打破，反思文革的呼聲越來越高。
在有些人看來，對“文革”只能說壞不能說好，只有惡而沒有善。要全面而徹底的否定，一切按中央決議的原則辦事，這樣的結果是許多文革中的好人變成了壞人，而一些作惡者卻成了英雄。
就歷史而言，人們有權力要求真相。
民族的記憶既來自於官方的留史和專家學者的史書，更來源於無數個人的記憶匯集。
過濾歷史和選擇性談歷史，是客觀存在的現實。要求包括官方、學者及每個個體都有正確的歷史認識，高尚客觀有責任感的歷史道德是不可能的。即使是事件的參與者和經歷者也很難做到“旁觀者清”，或者很難完全摒除自己的情感和傾向性。
正因為此，對“文革”的全面反思不在於觀點如何，也不在於其是否真實客觀，在於讓每個人說話。
是非真假的判斷在於受眾，在於“真理越辯越明”和“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社會思想解放狀態。
不求“還原”歷史，但求每個人都有思考的權力。雖然政治問題兼聽也不一定能明，卻能給人留下分析的依據。
不可否認的是許多問題尤其是政治事件存在着價值判斷的問題，或褒或貶見仁見智永遠是多元的。正因為此，對“文革”的反思不以揣度別人的說話動機或 “居心叵測”來判斷，重要的是尊重事實，或者通過多方面資料的對比來印證。
不能因為毛澤東有錯誤就把所有的問題都套在他的頭上，不能因為江青、張春橋是文革的政治符號就是“頭上長瘡腳底流濃”壞透了。不能因為一些老幹部在文革中受到衝擊就成了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不能因為老紅衛兵因為是“保皇派”就成了英雄。
文革是一場互動的運動，各個階段發生的事都有因果關係。
作為文革期間的文化人，有受到衝擊被批判的過程，又有跟着運動跑甚至積極參預的事實。
全面反思“文革”在於全面。
文革雖然過去半個多世紀，造成文革的許多因素和影響仍然存在。還在影響中國的政治社會，任何社會管理的粗鄙化和任性都無助於社會的凝聚力。
在有些人眼裡，以為當下網絡上戴帽子、打棍子、拉幫結派、人身辱罵、人格侮辱等等都來源於文革的戾氣，然而這種現象在沒有文革的世界大部分國家都存在。這種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文革身上過於簡單化。
“文革”不是負資產，加以運用會成為正能量。這不是簡單的好事變壞事，而是通過反思文革去偽存真，通過經驗教訓解決當下的許多社會問題。
不能的抱着實用主義的態度反思“文革”。
一方面不能因為現在社會上出現一些問題從而認為“文革”好，也不能因為要維護中央決議的權威而全面否定文革，更不能選擇性的為當下服務和為個人的價值觀張目。
不臉譜化“文革”中的人物形象。
“文革”的是與非和錯與對比較複雜，應當儘可能把“文革”的複雜性呈現給公眾。不純政治化看歷史，要從社會環境和人性等多方面多角度，用民主自由探討的氛圍來研究“文革”。
不能只粗不細看“文革”。
文革中的許多問題都存在於細節中，粗線條的反思不是真正的反思。國家可以站在政治的高度和社會發展的角度定義，個體則更多的要從細節里看文革。
不能重高層，輕底層。
高層的反思誠然重要，卻由於話語權的壟斷容易誤導社會。作為權力者的任務是公開歷史檔案，為社會反思創造條件。是非對錯交由民眾判別。
不能重精英，輕百姓。
在目前精英社會裡，許多精英都是文革的參預者，或者說是利益的主體。他們中的許多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施暴者，很多人不是對歷史負責，而是苟且於自己的利益。
不能重國家，輕社會。
總以國家利益為重而不考慮對社會的影響，是把反思圈在一個道德高地上，從而割裂了國家與社會，國家與民眾的聯繫。
不能輕政治重學術。
文革是政治運動，所有的問題都與政治有關。而學術既不是知識也不是歷史，是學科化的東西。研究“文革”如果重學術的話，容易把“以史為鑑”的鏡子放倒了。雖然學術可以論證真假，但在文革研究中政治的對錯更重要。離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政治理論，任何反思和總結都是無的放矢。
不能重個體和特殊而輕普遍及共性。
“文革”及其運動涉及到許多個人或事件，這些都既有聯繫又相對獨立，特殊化或孤立化的看“文革”中的人物或事件，無法看清整個運動的真相。要把具體的事放大到運動中，搞清來龍去脈。對發生的原因和結果都進行相互對比，從而得出更切合實際的結論。
不能從結果上推論“文革”。
有人喜歡以成則王侯敗則寇來談歷史，勝利者是不會給失敗者留位子的。就“文革”而言，國家是成功還是失敗需要大視野，而個人則很難看清。比如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徐向前、葉劍英這些大人物，他們都曾是“文革”的積極領導和推動者，後來在運動中失勢，“文革”結束後又成了正確的代表。就最終結果來看是勝利者，而其中又存在着失敗的問題。文化大革命最後被定義為失敗了，這個失敗並非是因為革命本身的失敗，而是主要領導者毛澤東走了，某種意義上是誰掌權誰就是勝手。如果僅從結果來看“文革”，勢必得出因為毛澤東走了“文革”才錯了的結論。
不能以現在的思維看“文革”。
就像不能用現代思想和法治環境看奴隸社會看封建社會一樣，社會發展有其階段性和歷史性，不能因為現在實行法治就徹底否定以前的人治，以現在的民主政治看過去的專制。
不能把“文革”存在的問題歸結到一個人身上。
“文革”是一場全民參預的群眾運動，不是那一個人的事。包括那些後來的勝利者對曾經的“文革”負有責任。毛澤東作為一把手負主要責任沒有問題，卻不應當負完全責任。誰造成了毛澤東的獨裁，又有多少人反對過毛澤東的獨裁。毛澤東又因為什麼才一個運動接着一個運動，那些所謂的正確者真的沒有問題嗎？
不能用文革的思維反思文革。
文革的思維是階級鬥爭，非紅即黑。對文革的研究要本着實事求是，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完全肯定。不能說為“文革”說好話的都是擁護“文革”，都是想回到過去。就像挑改革開放毛病的人不一定不贊成改革開放一樣，很多人只是就其中的某一方面發言。
不能用“改革”套“文革”。
文革的性質是革命，是變法，是社會變革，主要是政治或精神層面。改革是改變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是在不動搖政治基礎上的修正，主要傾向於經濟或物質層面。事實上雖然改革開放後否定了“文革”，但政治層面並沒有本質的改變。政治和精神與經濟和物質是相輔相成的，單說一方面不是真正全面的總結。
不能絕對化的看“文革”。
比如對“文革”中的保皇派，他們既有維護既得利益的一面，又有造反的一面。造反派也是一樣，他們的造反包含了反官僚主義和爭民主的內容。比如文革時期的法制，不是民主和法制蕩然無存，而是當時的法制的不合理，而且在這種法制下社會並沒有嚴重到“無法無天”的程度。
不能因為“文革”被否定了就否定那個時期。
中國社會發展到現階段，既有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中華民國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基礎。“文革”中國民經濟每年以近8%的增長是事實，許多方面的進步有目共睹。
對於“文革”的全面否定得不到社會的普遍認同，而全面反思卻是共識。
現在反思文革的條件比以前更好，言論的自由和時間的沉澱讓人們更理智。
雖然文革是以政治博弈為中心而現在主要是利益博弈，基本點都是一個社會平衡問題。這個平衡是以價值為基礎還是以經濟為載體，都是值得探討和總結的。
反思不是叫真式的分清是非，而是一種理性的思想融合。
文貝 20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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