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舍富求贫 毛泽东破旧立新

    
同志们、朋友们：

我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我只是马克思的读者，谈不上是马克思的研究者。

我谈一下我写Karl Marx For Young Readers这本小书时的一点感想。

说老实话，写这本小书给我带来的最为深刻的感受其实是：马克思是不可解的。当然，这不是指他的学说和思想不可解，在当今世界上，无论赞成他还是反对他，人们实际都已经完全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把全部人类活动描述为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而这种思想正是马克思所发明的。

所谓不可理解的，其实是马克思的命运，是马克思的故事。而且，它不仅是不可理解的，更是令人震惊的。

马克思出身于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他的姨妈和姨夫创办了著名的飞利浦公司，他23岁获得博士学位，25岁娶了一位男爵小姐——特里尔政府枢密官的女儿为妻，并成为《莱茵报》实际上的主编。那时，他的朋友都是达官贵人，在他眼前，灿烂的个人前程如平坦的大路一般展开，沿着这条平坦的大路，年轻的卡尔·马克思博士，他本来应该成为“马克思爵士”、“马克思部长”、“马克思行长”——最不济也会成为“马克思教授”。

但是，令人震惊和不解的转变的就发生在这一刻，从那时起，马克思仿佛是突然之间就抛弃了他应得的荣华富贵，从此开始了40年的流离失所、40年的拼命工作、40年的革命和斗争。等待他的命运是一贫如洗、儿女夭殇，昔日家产万贯的富家子沦为了求乞者，风华绝代的贵族小姐，为了一口面包不得不反复典当祖母的婚戒，而这个伟人生活中最大的奢求，竟然是在工作的间隙能够偶尔睡一下，1883年3月14日，他就是这样在办公桌前睡着了——但却是永远地睡着了。

理性和经验完全不能解释马克思的命运，不能解释马克思仿佛是自讨苦吃的选择，唯一能够解释这一切的，是他在17岁时一篇作文里所说的咒语般的话，他说：为人类福利而劳动、为大家而献身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唯一能解释这一切的，也许是他在23岁时写下的博士论文中令人震惊的发现：知识不是来自经验，也不是来自理性，因为知识，就来自凝视他人的目光，倾听他人的呼吁，并立志为他人做些什么。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马克思自25岁起的人生是失败的，是全然走了下坡路，但是，如果从人类的角度来说，情况却全然不同了，如果从人类的角度来说，马克思25岁之后的人生才开始攀登光辉的顶峰，他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25岁之后的人生可谓光辉灿烂。

尊敬的各位前辈、各位嘉宾，我在这里要说的其实是：马克思的命运、马克思的故事，之所以从个人角度是不可解的，就是因为马克思的一生，代表着、象征着“人类”神秘而震撼的命运，而马克思最为特殊和值得我们记住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相一致。

什么是人类的命运呢？

康德在谈论人这个物种所独有的禀赋时说：

这种情形永远都是令人惊异的：以往的世代，仿佛只是为了后来世代的缘故而在进行着他们那艰辛的事业，以便为后者准备好这样的一个阶段，使之能够借以把大自然作为目标的那座建筑物造得更高；并且唯有到了最后一代，才能享有住进这座建筑物里面去的幸福。虽则他们一系列悠久的祖先都曾经（确实是无意地）为它辛勤劳动过，但他们的祖先们却没有可能分享到自己所早已经准备过了的这份幸福。尽管这一点是如此之神秘，然而它同时又是如此之必然，只要我们一旦肯承认：有一类物种是具有理性的，并且作为有理性的生命类别，他们统统都是要死亡的，然而，这个物种却永远不死亡、并且终将达到他们禀赋的充分发展。

正像康德所说的那样，人类最震撼的秉性，就在于为他人而工作，为后代而牺牲，众所周知，马克思把这种人类的秉性，称为“人的类本质”，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兴起，随着人们对于个人利益的追逐，人的上述“类本质”却正在丧失，于是，从25岁起——也就是从写作著名的《巴黎手稿》那时起，他就决绝地要去抓住这种正在消失的“人的类本质”。我认为，正是这种力量，决定了马克思人生中那致命的转变。

在马克思看来，与人类的命运相比，个人的成毁得失微不足道，但在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却是相反，在个人的成毁面前，人类的命运太遥远了，也许不值一提。而这就是马克思在人们眼里变得不可理解的真正原因，于是，从个人角度，马克思是不可理解的，而只有从人类的角度，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这就是“伟大也要有人懂”的含义。

我不想说，所谓人类进步的历史就是一部忘恩负义的历史，我也不想说，后生者只是一味的捞取好处，而对马克思的牺牲、马克思的工作和马克思的斗争连想也懒得去想。我只想说，今天全世界的劳动者都应该感谢马克思，因为如果没有马克思，如果没有他的学说、没有他的斗争和牺牲，普天下的劳动者，还要为争取在工作期间偶尔喝一口水的权利而斗争。

同志们、朋友们，不管有人是否不屑一顾，在这样的场合，我还是想再谈谈我们的校友毛泽东，谈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他们的命运。

1951年，已经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曾经感慨万千的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的老同学周世钊等人，谈到青年时代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时的情景。

他说：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了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过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

决不！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正是基于这样的宏愿，1918年4月7日，星期日，在这一天，毛泽东等14人，在蔡和森家开满桃花的庭院里，成立了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起初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学会宗旨改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

1931年，新民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蔡和森因叛徒出卖，牺牲于广州军政监狱，年仅36岁。

新民学会最终发展到八十名成员，大多数成员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如毛泽东、何叔衡）以及早期领导人（如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罗迈、夏曦等），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像蔡和森一样，在残酷的革命中牺牲了。

1922年10月23日，杨开慧因为难产，紧急住进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创办的长沙湘雅医院，该院的产科大夫李振翩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校友，他也是新民学会的成员，他为杨开慧做了剖腹产手术，次日清晨，毛泽东的长子岸英在长沙湘雅医院诞生。

毛岸英出生的时候，毛泽东正在领导两千长沙泥木工人举行罢工，他正吹着哨子走在工人游行的队伍里，没有及时赶到产房。关键时刻，唯一能够帮助他的人，只有新民学会的成员李振翩。

51年后，即1973年8月2日晚，80岁的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青年时代的友人——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振翩博士和夫人汤汉志。他们感慨万千，彻夜长谈。

李振翩说：现在中国人地位提高了，我们在国外也觉得他们看得起中国人一些了。

毛泽东回答说：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赶跑了日本帝国主义。第二就是打败了美国的走狗蒋介石，他跑到台湾去了。再就是派志愿军到朝鲜，打败了美国人。

然后，毛泽东动情地说：现在开慧不在了，岸英也牺牲了。我这个人不行了。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耳朵还可以。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比如对你们吧，大致看得清楚，细部我就看不清了。

李振翩说：主席的一举一动都同全世界有关系。

毛泽东则幽默地说：自从尼克松总统到中国，就在这个地方（用手指汤坐的位置），跟他谈了一次话，还有基辛格博士，后头又跟尼克松谈了一次，从此名声就不好了，说我是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勾结帝国主义。我喜欢美国人民。我跟尼克松也讲过，我们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帮助各国人民起来革命。我是个共产党员，目的就在于打倒帝修反。现在还不行，大概要到下一代。

1984年11月16日，新民学会成员，世界著名细菌学和病毒学专家李振翩在美国逝世，享年84岁，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发去唁电，时任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打电话向汤汉志表示慰问。

李振翩生前，当他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时，曾合泪写下过这样诗句：“仰望巨星今不见，长使世人泪满襟。愿化悲痛为力量，加紧服务为人民。”

1921年，新民学会的另外一位主要创始人萧子升从巴黎经北京返回了长沙，萧子升就是那个与毛泽东一起徒步考察了湖南五县的同学，萧子升与毛泽东和蔡和森，被称为“杨门三杰”，只不过，杨昌济临终向章士钊推荐的救国人才中，却没有萧子升。

分别仅仅两年，毛、萧二人却发现：他们彼此的思想和境遇都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他们彻夜长谈，最终却因为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而相对流泪。

萧子升后来回忆说：“毛泽东能够征服他的听众，并使他们着迷。他具有一种说服别人的可怕的力量，很少有人能不被他的话语所打动”。但是，这一次，萧子升却没有被毛泽东所打动。

毛泽东认为，要改造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造，实现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仅靠办书店、办教育是不行的。而萧子升依然还是坚信无政府主义，他认为革命会带来牺牲，而他宁愿没有牺牲，通过文化和教育的逐步改良，来获得后代的幸福。

毛泽东嘲笑说：你这种理想，1000年也不可能实现，而萧则回答，他愿意等1000年。

直到1921年7月他们还在争论，于是，他们一起搭船离开长沙，在船上继续争论。

萧子升回忆说：“那是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同床而睡，一直谈到黎明，毛泽东一直劝说我加入共产党，他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不要一千年，只要30年至40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言极为精确，但当时的萧子升却认为，这不过是天方夜谭。

那天乌云密布，山雨欲来，两个赤诚的朋友从洞庭湖出航沿江而下，毛和萧共处一个舱室，毛睡下铺，第二天一早，萧子升醒来时，他发现下铺空着，当他走出舱室，看到毛泽东独自站在甲板上，手里拿着一本书——《资本主义制度大纲》。

萧子升在武汉中途下船，替李石曽办事去了，而毛泽东则继续航行去了上海，毛、萧二人从此分道扬镳。

此番分手，地老天荒，萧子升后来说：多年之后我方才知道：那次毛泽东去上海，是为了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而这次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而当中国共产党经过25年的浴血奋战，成为主宰中国命运的决定性力量之后，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面对着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党的精华，毛泽东引用了《庄子》中的一句话，如此感慨万千地形容了中共一大：“其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同志们，朋友们，据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讲故事”的时代。因此，我这种没有学问的人，也讲了几个故事。

因为我知道有人想用他们编造的故事来堵住我们的嘴，但是，这不可怕，而我的故事要告诉他们：共产党人的故事，马克思的故事，毛泽东的故事，会通过我这样的人，一代又一代地讲下去。

今天，我们就是为了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为了全世界一切热爱生活的人，而在此相聚——他们期盼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公平的医疗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他们期盼自己的孩子们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战争和压迫的世界上。

正是因为这种共同的期盼，正是为了提醒我们人类那不能离弃、不能忘怀、与生俱来的命运，我们在北京大学召开这次大会。此时此刻，请允许我以深深的鞠躬，感谢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卡尔·马克思。

这个世界需要马克思，因为这个世界需要光明。

韩毓海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