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墓碑的蛊惑 (3/4)

       十三     “饥不择食”地截取他人有关著作

杨继绳的《墓碑》中还连篇累牍地截取其他一些人有关三年困难时期的文字，达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如张大发的《金桥路漫》，谢贵平的《安徽省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等。这是些什么书？

请看：杨继绳从《金桥路漫》引进12例饿死人故事，7例是无时间无地点无人物姓名的“三无”故事！12例中涉及“人吃人”的8例，5例“三无”！举其中一例：

如：“在第三铺乡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一对夫妇养了五六个孩子，连他们自己一共七八张口，怎么养活？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当母亲的把一个六七岁的女孩扔到野地里。可孩子并没有死，母亲看到那双翻动的眼睛，那双乞求的手，不忍心又把她抱回来。可是抱回来还是活不成，为了保住惟一的儿子，最后又狠心扔出去了。也许老天不要她的命，她抓吃身边的野草，竟然活下来了。她现在也成了孩子的母亲，想到那时的情景，她会有什么感慨呀！”

试想，这个被扔掉的小女孩能靠抓吃身边的野草独自一个在野外生存下来，还有几个人不会抓野草而饿死！这样的情况如果可以用“老天不要她的命”作出解释，那么，“饿死”的3600万人岂不全是老天存心要他们的命了（《89问：通渭那个被母亲扔掉的女孩怎么活过来的》）！

还有，杨继绳在《墓碑·安徽不安·二、无为风波》中，采用了谢贵平的《安徽省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中的不少文字。这是一篇什么文章？只看里面的这句话就明白了：

“干部们甚至不准农民采摘野生植物充饥，理由是野生植物也是地里长的，而土地是共产党的，所以野生植物也是共产党的。”

短短的一句话，谢贵平将共产党与农民描绘成一对生死冤家，好像共产党天生是与农民作对的。

全文描述了很多荒诞不经的故事，什么深翻一丈二尺、饿狗饥狼刨尸、豆浆制“人造化肥”等。

一丈二尺相当于今天的一层半楼高。深翻一亩田的工作量：肩挑手提要将7200吨泥土来个乾坤大翻转。连挖土带运出再回填，按平均每个劳动力日完成2吨土计，10个劳动力要工作整整一年！这还不是致命处。无为的耕地是水田。深翻一丈二尺把地层深处撬松以后要是不能蓄水怎么办？侥幸能够蓄水也不好办，翻松的土块经过水的浸泡成了泥浆，社员们下到四米深的泥潭里，就不用再上来了！

饿狗饥狼刨食是他说的。这句话也是他说的： “据老人们讲，有些饥饿的乡民经常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坟，人们便结伙蜂拥至新坟地，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除了皮肉的尸骨。”

在结伙蜂涌而至新坟地的人们面前，饿狗饥狼除了干瞪眼，还能做什么呢！还轮得上它们来刨尸吗？它们总还不至于狗（狼）胆妄为到与蜂涌的人群开仗罢。

“干部们甚至不准农民采摘野生植物充饥”是他说的，稻种白天撒在田里，晚上就被饥民们偷吃了，这话也是他说的。连稻种都守不住的干部们，能有力量守住野生植物不让农民采摘吗？（《90问：苏秀芳姐弟靠这种方法能苟延残喘渡过危机吗》、《91问：货郎妻儿为何要干这种杀鸡取卵的行为》）

流传甚广的引自《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的“褒刘贬毛”关键词语“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经辩析，应不存在。（《92问：毛刘有过中南海游泳池的“交锋”吗》）

引自李锐的 《庐山会议实录》 的毛主席拍桌子说的“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经辩析，应是李锐造的谣言（《93问：毛主席拍桌子为哪般》）。

      十四      个人回忆，多有失真

杨继绳在《墓碑》中引用了大量的当事人回忆和大量的档案记载，一般人根本就没有可能对这些材料逐一进行核实。因为我们都不像他那样，有“采访的机会”可以利用，直白点说是“有公款可以利用，有公家的时间可以利用”，还有，每到各地，有新华社的“朋友”可以利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分析，辩析出其中的一些虚假的东西来。

譬如上面提到的信阳当年的粮食产量，中央和省委工作组的数据是1958年总产60.45亿斤，征购：9.17亿斤，征购比率：15.1% 。1959年估计产量64.27亿斤。

而时任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的张树藩回忆出的数据却是1958年总产为56亿斤，征购16亿斤。征购比率28.6% 。1959年认定产量72亿斤。

张的数据比工作组的数据：1958年总产少了4亿多斤，而征购却多了近7亿斤，征购比率将近扩大一倍，1959年的计划产量则多了近8亿斤！

没有疑问，按张的回忆数据，粮食产量由58年的56亿斤到59年计划72亿斤，肯定是继续浮夸继续大跃进！也没有疑问，征购比率由1958年的15.1% 扩大到28.6% ，肯定是不顾人民死活的高征购！但是，张的数据是错误的。 （《94问：信中央调查组的还是信张树藩的》）

张树藩的数据错误是主观倾向导致的，还是记忆原因导致的，不得而知。

不过，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的回忆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偏向了。他给杨继绳送过两次家乡饿死人的回忆，一次是当面“口忆”，一次是千里“信忆”，可是，“两忆”凑到一块，却成了互证“乱忆”（ 《21问：余德鸿的淮滨死了百分之三十可信吗》）

还有，余文海回忆说：

“……有的家饿死人不抬出去，放在家里用被子盖起来。为什么放在家里？一是没有力气抬，二是想留个名额还可以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尸体在家里放一个冬天，鼻子眼睛被老鼠啃了。”

信阳在河南的最南边，与湖北搭界，其冬季室内，可以用棉被捂着尸体冷藏一个冬天不腐，经得住科学的检验吗（《95问：尸体在室内放一个冬天不会腐烂吗》）！？

余文海还回忆了一个他“吃人肉”的故事，但经不起事理的辩析（《96问：余文海吃过人肉吗》 ）。

余文海还回忆了一个他说假话应付催粮的故事。催粮可以用几句假话哄过去，那还算什么大不了的事！（《97问：上交粮食可以用假话蒙混过关吗》）

余文海还回忆了“一个坑里埋了上百人”（在杨继绳的嘴里，变成了“竟有几百具饿殍的尸骨”）。 对此，杨继绳还拍了《死人坑上的大树》作“证”。为什么就不拍《大树下的死人坑》呢？须知，读者要看的是“死人坑”而不需要看这种随处可见的大树！《墓碑》难以服人的一个大缺陷是没有影像资料佐证，致使一些炒作者只好借民国饥荒的图片来用（《100问：为何拍照不拍《大树下的死人坑》）。

总而言之，由于杨继绳的采访对象都是有选择性的，譬如退休工人他就懒得理睬（《98问：为何不愿搭理退休工人》），譬如通渭问题，他两次采访，就是不采访不听取席道隆等责任人的声音。所以，他的采访对象的“回忆”很难做到不带主观偏向，有没有人迎合他的需要编造故事？很难说！

还有一种情况，那些反毛者的“回忆”，是绝对不能当真的，譬如李锐。（《117问：李锐是毛主席的秘书吗》）

      十五     档案材料，失真多有

《墓碑》中引用的“档案材料”，失真的情况也很多。

孙经先先生仅在数据上就揭露出杨继绳引用的档案材料有10个地方弄虚造假（《孙经先：〈墓碑〉是怎样捏造数据的》）。

由于各地新修地方志是在1990以后进行的，时隔30多年，在材料的搜集整理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造成的差错。如，荥经县1958－1962年的人口数据（《32问：当时的荥经县人死了一半吗》）

还有，1958年9月5日，毛主席在北京开国务会议，山东一个无名“资料馆”却保存了毛主席这天下午3时左右，召见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等人的“档案材料。”（《99问：毛主席这个谈话难道不是伪造的吗》）。

还有，吉林省四平收容遣送站的这段文字，弄不清是来自谁的回忆还是来自档案材料，一间6.6平方的斗室竟然住了72个人，平均每平方11人，挨肩贴背，站都站不下（《101 问：6.6平方米的房间怎么住的72人》）

还有，《墓碑·第二章》的“在这些斗争中，对被斗的干部和社员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埋人、打夯、拔胡子、戴纸帽子游街、男女脱裤子互相戴在头上、用包谷棒子和先麻（一种毒草）塞阴道、用绳子来回拉阴户等120多种”和《墓碑·第一章》的“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也弄不清是来自谁的回忆还是来自档案材料。像这些耸人听闻的酷刑，没有翔实的证据支撑，是很难叫人信实的。这可不是一种两种，而是120多种酷刑啊！（《102问：什么叫点天灯 谁被点了天灯》）。

特别指出的是，杨继绳还歪曲毛主席对长葛县群众反映干部打骂群众的来信作出的批示，企图把责任推给毛主席的制止不力和纵容。（《103问：为何歪曲毛主席对长葛县群众来信的批示》）

        十六    “大饥荒”与大辉煌

杨继绳把我国上世纪三年经济困难即“大饥荒”的原因归咎于“三面红旗”，由“三面红旗”进一步追咎到它的“主人”——“把自己视为皇帝”的“独裁者”毛泽东（他认为“三面红旗”是毛泽东的），又由毛泽东进一步归咎到共产党的“极权”制度。

为了“证实”他（它）们的为祸，杨继绳搬出了（借他人之口）我国的邻国——“民主”的印度没有发生大饥荒为其助力，却被印度学者乌特萨·帕特奈克几句话驳得哑口无言。原来，杨继绳的“独裁”中国的大饥荒，对于“民主”的印度来说却是一种常态。（《104问：印度从没有发生过大范围饥馑吗》）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三面红旗并不只是存在于那三年，而是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存在到毛泽东时代的结束；毛主席也不只是在那三年执政，而是贯串于毛泽东时代的始终；共产党的“极权”制度更不用说了，它不但贯串于整个毛泽东时代，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杨继绳在十年前就为它打造好了墓碑盼它早日寿终正寝，而它却一如既往地坚挺着，看不出有半点入墓的迹象。

这样一来，杨继绳又给自己出了一道无法解答的难题：一直存在于毛时代的他（它）们，为何只造成那“三年”的“大饥荒”，却没有造成整个毛时代的“大饥荒”？相反，却造成了整个毛时代的大辉煌！

A、以社会总产值计算，由1949年的515亿元增到1978年的6846亿元。29 年间增长了11.29倍，年均增长9%。远远超出了战后世界GDP年平均增长速度。

B、以工农业产值计算， 1949年是466亿元，而到1978年却达5690亿元。29年增长 12.8倍，年均增长9.5%(世界第一，而同期世界是3%)。其中，“文革十年”工业生产平均每年超过12.5%的速度增长，不仅国内第一，而且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表略)，中国的工农业增长速度在世界各国中也是最快的。

C、以人均收入计算，尽管1970年中国的工资水平相当于同期日本的1/10，但其福利比日本更完善。但到了2003年，中国的工资水平仅为日本的 1/30(200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5500元)。

D、以黄金储备量计算，中国1976年黄金储备量为400吨，而2003年为600吨。

世界银行评价：1978年中国经济位列世界第六位，而2001年是第七位。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

2007年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有科学家把78年以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统计了一下，发现年平均发展速度是9.8%(包括文革时期)。金融时报还评价说：上个世纪，全球最大规模、最成功的工业化是在中国。（《105问：你敢面对毛时代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吗》）

 

       十七      总路线无可非议

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驳斥了杨继绳对三面红旗的攻击。从理论上来说，它也是无懈可击的。只要你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只要你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你就没有对它进行否定的任何理由。

总路线的具体内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别开后面的“建设社会主义”，前面的13个字，在主观和客观的允许范围内，这是办任何事情都可以适用都必须应用的正确原则。不但30多年前的中国需要如此，今天的中国也需要如此；不但国家建设需要如此，企业建设需要如此，家庭建设需要如此，甚至个人奋斗也需要如此。难道世界上会有一个正常人以“疲疲沓沓，力争下游，少慢差费地办事”为正确原则吗？！如果有这样的人，就可以肯定，这不是正常人！

实际上，杨继绳也非常清楚这个道理。他在《墓碑·第十六章》中提到：“（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还说，建设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

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总路线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丝毫空隙可钻。

所以，杨继绳攻击总路线，其意并不在于它前面的13个字，而在于后面的“建设社会主义”！如果当年的总路线改成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资本主义”，新中国的建设哪怕是回到了民国时代，回到了满清时代，只要让少数几个人富起来了，保险他也会百分之百的满意！可是，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要改“社”为“资”，却比登天还难！

真正的共产党，哪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资本主义”之理！

真正的共产党，怎么能“疲疲沓沓，力争下游，少慢差费地建设社会主义”！

是真共产党，就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总路线无可非议！杨继绳要反对，这是必然的，因为他是混进共产党里的。

       十八     大跃进功不可没

说到大跃进，这是总路线的具体实施。大跃进的“大”，是相对而言的，理论上无可挑剔，双胞胎中早出生几小时或早几十分钟的甚至早几分钟也称大。所以，关键的是大的“度”。如果“大度”适中，在国力、人力和其他客观条件所允许的前提下，大跃进是再好不过的事了。难道建设社会主义还应该像老牛拉破车或像乌龟一样慢慢地爬吗！

勿庸讳言，由于受来自党内的极左思潮影响，大跃进的“度”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而导致过了“度”，所以，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但这不是大跃进本身的错，而是极左思潮干扰的错。在极左思潮被纠正后，在渡过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以后，大跃进依然在进行，我国经济的发展依然保持了大跃进的态势，科技尤其如此。例如，困难时期结束三年后的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发射成功；六年后的1967年， 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九年后的1970年，12年前只会放假卫星的中国，把第一颗真正的人造卫星送进了太空！

如何正确地看待“大跃进”？我们应该好好地向先人学习。

李冰主持兴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受到我们的一代一代先人的崇拜和纪念，也包括了今天的我们自己。但整个工程并不是李冰的一己之力完成的。它依赖的是百姓之力。也就是说，李冰必须征调民力！而且可以肯定，在生产力生产工具十分落后的当时，李冰必须征调大量的民力！而且，还可以肯定，对于征调的民夫不会有按劳取酬的月工资，全是以徭役的形式征调的；而且也可以肯定，对于民夫，绝对没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休礼拜天等人性化的管理；而且，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劳累及其他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肯定也不可避免！如果，要将这些情况作个全纪录，说不定也可以造出一座“墓碑”来的。但是，当时的人们懂得，李冰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百姓而不是为自己。所以，他们把“碑”的成分全部抹掉不“祭碑”，而只取了“利”的部份并“赞利”，将一个完美的李冰形象留在了后人的怀念里。

即使是秦始皇罢，我们也必须分清“赞、祭”。同样是徭役，但对于他的修驿道筑长城却必须是赞，而只能对他的修坟墓修宫殿表示“祭”。

在大跃进的问题上，杨继绳正好反其道而行之。他只取其弊而隐其利！将是非完全颠倒，化利为弊！以利为“祭”！于2008年在《炎黄春秋》上发一篇《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对大跃进进行了百般攻击。

2009年，我曾发过一篇《功不可没的1958年大跃进》其中写道：

秦朝蜀郡太守李冰修建的都江堰，经过了2200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也没有被刷掉寸土片石，至今还活在中国人民的心坎里。

才过了五十年的大跃进，由它而诞生出的无数水库，桥梁，公路、铁路，工厂，学校，医院，……实物还在，修建它们的人还有很多没有死，就有人妄想把它们从中国的版图上抹掉，使它们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蚍蜉撼树谈何易！

因为，它们的出世，不是一个政府的功劳，更不是某个领导的功劳，它们凝聚的是一代人的辛勤和汗水。它们，是父辈、祖辈用两个肩膀一双手给后代子孙创造的享用不尽的物质财富！

可以肯定，只要地球不毁灭，就一定会有它们的存在，人民就一定能看到它们，就一定会记住它们，并且一定会记住那些催生它们出世的他们！像今天的我们记住2200多年以前的李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