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繩墓碑的蠱惑 (3/4)

       十三     “飢不擇食”地截取他人有關著作

楊繼繩的《墓碑》中還連篇累牘地截取其他一些人有關三年困難時期的文字，達到了“飢不擇食”的程度。如張大發的《金橋路漫》，謝貴平的《安徽省無為縣的“大躍進”運動及其後果》，東夫的《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 等。這是些什麼書？

請看：楊繼繩從《金橋路漫》引進12例餓死人故事，7例是無時間無地點無人物姓名的“三無”故事！12例中涉及“人吃人”的8例，5例“三無”！舉其中一例：

如：“在第三鋪鄉一個偏僻的山村里，一對夫婦養了五六個孩子，連他們自己一共七八張口，怎麼養活？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當母親的把一個六七歲的女孩扔到野地里。可孩子並沒有死，母親看到那雙翻動的眼睛，那雙乞求的手，不忍心又把她抱回來。可是抱回來還是活不成，為了保住惟一的兒子，最後又狠心扔出去了。也許老天不要她的命，她抓吃身邊的野草，竟然活下來了。她現在也成了孩子的母親，想到那時的情景，她會有什麼感慨呀！”

試想，這個被扔掉的小女孩能靠抓吃身邊的野草獨自一個在野外生存下來，還有幾個人不會抓野草而餓死！這樣的情況如果可以用“老天不要她的命”作出解釋，那麼，“餓死”的3600萬人豈不全是老天存心要他們的命了（《89問：通渭那個被母親扔掉的女孩怎麼活過來的》）！

還有，楊繼繩在《墓碑·安徽不安·二、無為風波》中，採用了謝貴平的《安徽省無為縣的“大躍進”運動及其後果》中的不少文字。這是一篇什麼文章？只看裡面的這句話就明白了：

“幹部們甚至不准農民採摘野生植物充飢，理由是野生植物也是地里長的，而土地是共產黨的，所以野生植物也是共產黨的。”

短短的一句話，謝貴平將共產黨與農民描繪成一對生死冤家，好像共產黨天生是與農民作對的。

全文描述了很多荒誕不經的故事，什麼深翻一丈二尺、餓狗飢狼刨屍、豆漿制“人造化肥”等。

一丈二尺相當於今天的一層半樓高。深翻一畝田的工作量：肩挑手提要將7200噸泥土來個乾坤大翻轉。連挖土帶運出再回填，按平均每個勞動力日完成2噸土計，10個勞動力要工作整整一年！這還不是致命處。無為的耕地是水田。深翻一丈二尺把地層深處撬松以後要是不能蓄水怎麼辦？僥倖能夠蓄水也不好辦，翻鬆的土塊經過水的浸泡成了泥漿，社員們下到四米深的泥潭裡，就不用再上來了！

餓狗飢狼刨食是他說的。這句話也是他說的： “據老人們講，有些飢餓的鄉民經常到處打聽誰家最近死了人，何處有新墳？一旦聽說某處有剛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墳，人們便結夥蜂擁至新墳地，掘屍而食，野外常見被剔除了皮肉的屍骨。”

在結夥蜂湧而至新墳地的人們面前，餓狗飢狼除了乾瞪眼，還能做什麼呢！還輪得上它們來刨屍嗎？它們總還不至於狗（狼）膽妄為到與蜂湧的人群開仗罷。

“幹部們甚至不准農民採摘野生植物充飢”是他說的，稻種白天撒在田裡，晚上就被饑民們偷吃了，這話也是他說的。連稻種都守不住的幹部們，能有力量守住野生植物不讓農民採摘嗎？（《90問：蘇秀芳姐弟靠這種方法能苟延殘喘渡過危機嗎》、《91問：貨郎妻兒為何要幹這種殺雞取卵的行為》）

流傳甚廣的引自《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的“褒劉貶毛”關鍵詞語“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經辯析，應不存在。（《92問：毛劉有過中南海游泳池的“交鋒”嗎》）

引自李銳的 《廬山會議實錄》 的毛主席拍桌子說的“只有陳雲能管經濟，我就不能管？”，經辯析，應是李銳造的謠言（《93問：毛主席拍桌子為哪般》）。

      十四      個人回憶，多有失真

楊繼繩在《墓碑》中引用了大量的當事人回憶和大量的檔案記載，一般人根本就沒有可能對這些材料逐一進行核實。因為我們都不像他那樣，有“採訪的機會”可以利用，直白點說是“有公款可以利用，有公家的時間可以利用”，還有，每到各地，有新華社的“朋友”可以利用……，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通過分析，辯析出其中的一些虛假的東西來。

譬如上面提到的信陽當年的糧食產量，中央和省委工作組的數據是1958年總產60.45億斤，徵購：9.17億斤，徵購比率：15.1% 。1959年估計產量64.27億斤。

而時任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的張樹藩回憶出的數據卻是1958年總產為56億斤，徵購16億斤。徵購比率28.6% 。1959年認定產量72億斤。

張的數據比工作組的數據：1958年總產少了4億多斤，而徵購卻多了近7億斤，徵購比率將近擴大一倍，1959年的計劃產量則多了近8億斤！

沒有疑問，按張的回憶數據，糧食產量由58年的56億斤到59年計劃72億斤，肯定是繼續浮誇繼續大躍進！也沒有疑問，徵購比率由1958年的15.1% 擴大到28.6% ，肯定是不顧人民死活的高徵購！但是，張的數據是錯誤的。 （《94問：信中央調查組的還是信張樹藩的》）

張樹藩的數據錯誤是主觀傾嚮導致的，還是記憶原因導致的，不得而知。

不過，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的回憶就可以看出明顯的偏向了。他給楊繼繩送過兩次家鄉餓死人的回憶，一次是當面“口憶”，一次是千里“信憶”，可是，“兩憶”湊到一塊，卻成了互證“亂憶”（ 《21問：余德鴻的淮濱死了百分之三十可信嗎》）

還有，余文海回憶說：

“……有的家餓死人不抬出去，放在家裡用被子蓋起來。為什麼放在家裡？一是沒有力氣抬，二是想留個名額還可以在食堂領一份吃的。屍體在家裡放一個冬天，鼻子眼睛被老鼠啃了。”

信陽在河南的最南邊，與湖北搭界，其冬季室內，可以用棉被捂着屍體冷藏一個冬天不腐，經得住科學的檢驗嗎（《95問：屍體在室內放一個冬天不會腐爛嗎》）！？

余文海還回憶了一個他“吃人肉”的故事，但經不起事理的辯析（《96問：余文海吃過人肉嗎》 ）。

余文海還回憶了一個他說假話應付催糧的故事。催糧可以用幾句假話哄過去，那還算什麼大不了的事！（《97問：上交糧食可以用假話矇混過關嗎》）

余文海還回憶了“一個坑裡埋了上百人”（在楊繼繩的嘴裡，變成了“竟有幾百具餓殍的屍骨”）。 對此，楊繼繩還拍了《死人坑上的大樹》作“證”。為什麼就不拍《大樹下的死人坑》呢？須知，讀者要看的是“死人坑”而不需要看這種隨處可見的大樹！《墓碑》難以服人的一個大缺陷是沒有影像資料佐證，致使一些炒作者只好借民國饑荒的圖片來用（《100問：為何拍照不拍《大樹下的死人坑》）。

總而言之，由於楊繼繩的採訪對象都是有選擇性的，譬如退休工人他就懶得理睬（《98問：為何不願搭理退休工人》），譬如通渭問題，他兩次採訪，就是不採訪不聽取席道隆等責任人的聲音。所以，他的採訪對象的“回憶”很難做到不帶主觀偏向，有沒有人迎合他的需要編造故事？很難說！

還有一種情況，那些反毛者的“回憶”，是絕對不能當真的，譬如李銳。（《117問：李銳是毛主席的秘書嗎》）

      十五     檔案材料，失真多有

《墓碑》中引用的“檔案材料”，失真的情況也很多。

孫經先先生僅在數據上就揭露出楊繼繩引用的檔案材料有10個地方弄虛造假（《孫經先：〈墓碑〉是怎樣捏造數據的》）。

由於各地新修地方志是在1990以後進行的，時隔30多年，在材料的搜集整理過程中，難免出現一些由於主觀和客觀原因造成的差錯。如，滎經縣1958－1962年的人口數據（《32問：當時的滎經縣人死了一半嗎》）

還有，1958年9月5日，毛主席在北京開國務會議，山東一個無名“資料館”卻保存了毛主席這天下午3時左右，召見省委第二書記譚啟龍等人的“檔案材料。”（《99問：毛主席這個談話難道不是偽造的嗎》）。

還有，吉林省四平收容遣送站的這段文字，弄不清是來自誰的回憶還是來自檔案材料，一間6.6平方的斗室竟然住了72個人，平均每平方11人，挨肩貼背，站都站不下（《101 問：6.6平方米的房間怎麼住的72人》）

還有，《墓碑·第二章》的“在這些鬥爭中，對被斗的幹部和社員實施各種酷刑：竹籤子插指頭、站冰塊、雪埋人、打夯、拔鬍子、戴紙帽子遊街、男女脫褲子互相戴在頭上、用包穀棒子和先麻（一種毒草）塞陰道、用繩子來回拉陰戶等120多種”和《墓碑·第一章》的“除了拳打、腳踢、凍、餓以外，還採取了冷水澆頭、拔頭髮、割耳朵、竹籤子穿手心、松針刷牙、點天燈、火炭塞嘴、火烙奶頭、拔陰毛、通陰道、活埋等數十種極為殘忍的酷刑”，也弄不清是來自誰的回憶還是來自檔案材料。像這些聳人聽聞的酷刑，沒有翔實的證據支撐，是很難叫人信實的。這可不是一種兩種，而是120多種酷刑啊！（《102問：什麼叫點天燈 誰被點了天燈》）。

特別指出的是，楊繼繩還歪曲毛主席對長葛縣群眾反映幹部打罵群眾的來信作出的批示，企圖把責任推給毛主席的制止不力和縱容。（《103問：為何歪曲毛主席對長葛縣群眾來信的批示》）

        十六    “大饑荒”與大輝煌

楊繼繩把我國上世紀三年經濟困難即“大饑荒”的原因歸咎於“三面紅旗”，由“三面紅旗”進一步追咎到它的“主人”——“把自己視為皇帝”的“獨裁者”毛澤東（他認為“三面紅旗”是毛澤東的），又由毛澤東進一步歸咎到共產黨的“極權”制度。

為了“證實”他（它）們的為禍，楊繼繩搬出了（借他人之口）我國的鄰國——“民主”的印度沒有發生大饑荒為其助力，卻被印度學者烏特薩·帕特奈克幾句話駁得啞口無言。原來，楊繼繩的“獨裁”中國的大饑荒，對於“民主”的印度來說卻是一種常態。（《104問：印度從沒有發生過大範圍饑饉嗎》）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三面紅旗並不只是存在於那三年，而是自誕生之日起，一直存在到毛澤東時代的結束；毛主席也不只是在那三年執政，而是貫串於毛澤東時代的始終；共產黨的“極權”制度更不用說了，它不但貫串於整個毛澤東時代，而且一直延續到今天，儘管楊繼繩在十年前就為它打造好了墓碑盼它早日壽終正寢，而它卻一如既往地堅挺着，看不出有半點入墓的跡象。

這樣一來，楊繼繩又給自己出了一道無法解答的難題：一直存在於毛時代的他（它）們，為何只造成那“三年”的“大饑荒”，卻沒有造成整個毛時代的“大饑荒”？相反，卻造成了整個毛時代的大輝煌！

A、以社會總產值計算，由1949年的515億元增到1978年的6846億元。29 年間增長了11.29倍，年均增長9%。遠遠超出了戰後世界GDP年平均增長速度。

B、以工農業產值計算， 1949年是466億元，而到1978年卻達5690億元。29年增長 12.8倍，年均增長9.5%(世界第一，而同期世界是3%)。其中，“文革十年”工業生產平均每年超過12.5%的速度增長，不僅國內第一，而且據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表略)，中國的工農業增長速度在世界各國中也是最快的。

C、以人均收入計算，儘管1970年中國的工資水平相當於同期日本的1/10，但其福利比日本更完善。但到了2003年，中國的工資水平僅為日本的 1/30(200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5500元)。

D、以黃金儲備量計算，中國1976年黃金儲備量為400噸，而2003年為600噸。

世界銀行評價：1978年中國經濟位列世界第六位，而2001年是第七位。

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出版的《日本與俄國的現代化》一書中認為，新中國取得了其它任何國家都沒有取得過的成就。

2007年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有科學家把78年以前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統計了一下，發現年平均發展速度是9.8%(包括文革時期)。金融時報還評價說：上個世紀，全球最大規模、最成功的工業化是在中國。（《105問：你敢面對毛時代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嗎》）

 

       十七      總路線無可非議

毛澤東時代經濟建設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有力駁斥了楊繼繩對三面紅旗的攻擊。從理論上來說，它也是無懈可擊的。只要你是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只要你是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你就沒有對它進行否定的任何理由。

總路線的具體內容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別開後面的“建設社會主義”，前面的13個字，在主觀和客觀的允許範圍內，這是辦任何事情都可以適用都必須應用的正確原則。不但30多年前的中國需要如此，今天的中國也需要如此；不但國家建設需要如此，企業建設需要如此，家庭建設需要如此，甚至個人奮鬥也需要如此。難道世界上會有一個正常人以“疲疲沓沓，力爭下游，少慢差費地辦事”為正確原則嗎？！如果有這樣的人，就可以肯定，這不是正常人！

實際上，楊繼繩也非常清楚這個道理。他在《墓碑·第十六章》中提到：“（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還說，建設速度，是個客觀存在的東西，凡是主觀、客觀能辦到的，就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但辦不到的不要勉強。”

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總路線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沒有絲毫空隙可鑽。

所以，楊繼繩攻擊總路線，其意並不在於它前面的13個字，而在於後面的“建設社會主義”！如果當年的總路線改成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資本主義”，新中國的建設哪怕是回到了民國時代，回到了滿清時代，只要讓少數幾個人富起來了，保險他也會百分之百的滿意！可是，對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的中國共產黨，對於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要改“社”為“資”，卻比登天還難！

真正的共產黨，哪有“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資本主義”之理！

真正的共產黨，怎麼能“疲疲沓沓，力爭下游，少慢差費地建設社會主義”！

是真共產黨，就必須“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總路線無可非議！楊繼繩要反對，這是必然的，因為他是混進共產黨里的。

       十八     大躍進功不可沒

說到大躍進，這是總路線的具體實施。大躍進的“大”，是相對而言的，理論上無可挑剔，雙胞胎中早出生幾小時或早幾十分鐘的甚至早幾分鐘也稱大。所以，關鍵的是大的“度”。如果“大度”適中，在國力、人力和其他客觀條件所允許的前提下，大躍進是再好不過的事了。難道建設社會主義還應該像老牛拉破車或像烏龜一樣慢慢地爬嗎！

勿庸諱言，由於受來自黨內的極左思潮影響，大躍進的“度”沒有得到有效控制而導致過了“度”，所以，出現了很多的問題，產生了很大的副作用。但這不是大躍進本身的錯，而是極左思潮干擾的錯。在極左思潮被糾正後，在渡過三年嚴重自然災害以後，大躍進依然在進行，我國經濟的發展依然保持了大躍進的態勢，科技尤其如此。例如，困難時期結束三年後的1964年，第一顆原子彈發射成功；六年後的1967年， 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九年後的1970年，12年前只會放假衛星的中國，把第一顆真正的人造衛星送進了太空！

如何正確地看待“大躍進”？我們應該好好地向先人學習。

李冰主持興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受到我們的一代一代先人的崇拜和紀念，也包括了今天的我們自己。但整個工程並不是李冰的一己之力完成的。它依賴的是百姓之力。也就是說，李冰必須徵調民力！而且可以肯定，在生產力生產工具十分落後的當時，李冰必須徵調大量的民力！而且，還可以肯定，對於徵調的民夫不會有按勞取酬的月工資，全是以徭役的形式徵調的；而且也可以肯定，對於民夫，絕對沒有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和休禮拜天等人性化的管理；而且，在施工過程中，由於勞累及其他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肯定也不可避免！如果，要將這些情況作個全紀錄，說不定也可以造出一座“墓碑”來的。但是，當時的人們懂得，李冰所以要這樣做，是為了百姓而不是為自己。所以，他們把“碑”的成分全部抹掉不“祭碑”，而只取了“利”的部份並“贊利”，將一個完美的李冰形象留在了後人的懷念里。

即使是秦始皇罷，我們也必須分清“贊、祭”。同樣是徭役，但對於他的修驛道築長城卻必須是贊，而只能對他的修墳墓修宮殿表示“祭”。

在大躍進的問題上，楊繼繩正好反其道而行之。他只取其弊而隱其利！將是非完全顛倒，化利為弊！以利為“祭”！於2008年在《炎黃春秋》上發一篇《通渭問題——大躍進五十周年祭》，對大躍進進行了百般攻擊。

2009年，我曾發過一篇《功不可沒的1958年大躍進》其中寫道：

秦朝蜀郡太守李冰修建的都江堰，經過了2200多年的風風雨雨，至今也沒有被刷掉寸土片石，至今還活在中國人民的心坎里。

才過了五十年的大躍進，由它而誕生出的無數水庫，橋梁，公路、鐵路，工廠，學校，醫院，……實物還在，修建它們的人還有很多沒有死，就有人妄想把它們從中國的版圖上抹掉，使它們在人們的記憶中消失，蚍蜉撼樹談何易！

因為，它們的出世，不是一個政府的功勞，更不是某個領導的功勞，它們凝聚的是一代人的辛勤和汗水。它們，是父輩、祖輩用兩個肩膀一雙手給後代子孫創造的享用不盡的物質財富！

可以肯定，只要地球不毀滅，就一定會有它們的存在，人民就一定能看到它們，就一定會記住它們，並且一定會記住那些催生它們出世的他們！像今天的我們記住2200多年以前的李冰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