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华人：美国的腐败令人绝望
李新野 2022-01-06 本文作者：李新野，旅美华人，文章来源网络，内容略有修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美国政府腐败吗？

　　我的看法：美国政府极度腐败，无可救药。

　　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读完这篇文章，你就明白美国的腐败的运行机制了。



　　如果说像中国出现的那种“普通人给公务员塞钱，换取公务员让你办事方便”这种直接的腐败，美国是基本没有的。即使零星有，受贿的公务员也会很快被捕，入狱。美国对直接腐败的惩罚十分严苛。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发现美国政府、医院、学校等等所有单位的办事都十分正规。法律规章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不会给你故意找麻烦，更不会跟你吃拿卡要。

　　当时我以为，美国真的是廉洁的国家。但是，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慢慢地接触社会顶层，我才发现，美国的腐败其实是系统性的、无处不在的。

　　如果仅仅把直接腐败看作腐败，那么美国是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之一。但是从本质上讲，腐败其实就是权钱交易。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看，美国极其腐败。

　　权钱交易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行贿；

　　第二部分是以权谋私。

　　先说说在美国如何行贿。

　　在美国，普通人直接给公务员塞钱是很严重的犯罪行为。但是你懂得门道的话，有上万种方法可以合法行贿。

　　很多答案说的竞选捐款其实只是最表层的行贿方式，竞选的经费实际上还没法光明正大地进官员个人的账户。

　　特朗普有一个丑闻，就是他用竞选经费给他叫过的一个色情片演员付封口费。他的私人律师麦克科恩也因此入狱。

　　其实最简单的行贿方式，是邀请演讲。

　　比如说你想要贿赂一个官员，你不能直接塞钱，于是你就请他来你们公司演讲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然后就合法地给那个官员几十万上百万美元的出场费。这些都是属于官员的个人合法收入。

　　比如在2013年到2014年，希拉里在高盛、摩根斯坦利、德意志银行分别做了一场演讲，每次演讲的出场费都高达22.5万美元，一共讲话三个小时，67.5万美元就进账了。

　　共和党的妮基黑利（Nikky Haley）在离职后每场演讲出场费也是超过20万美元。

　　另外一种行贿方式，就是成立慈善基金会。

　　比如克林顿、特朗普都有以自己命名的慈善基金会。

　　利益集团想要贿赂克林顿、特朗普的话，就给他们的慈善基金会捐款。而实际上，这些基金会实质上都是克林顿、特朗普控制的私人小金库。他们只需要拿出一小部分用于慈善，剩下的就可以用于他们的日常花费，美其名曰“行政费用”。

　　比如克林顿和希拉里的女儿切尔西（Chelsea Clinton），直接就是克林顿慈善基金会的主席，从基金会拿着巨额工资。这样子，利益集团不仅可以光明正大的行贿，甚至行贿过程本身，都被美化成“捐款”、“慈善”。

　　还有很多美国政客在上任前或者卸任后都在大企业里面当高管、董事会成员、顾问等职位，很多职位每年都有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美元的工资。

　　这种在企业高管和政府高官之间无缝连接的行为，在美国被称之为“旋转门”（revolving door）。

　　比如川普的第一任国务卿蒂勒森，曾经是美孚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又比如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Jeb Bush）在卸任佛罗里达州州长之后，当上了一个医药公司的董事。

　　虽然这些公司并没有直接对在任政府官员行贿，但是在这种潜规则下，官员直接就是那些公司的人。在“退任后就能回大企业领高薪，永享荣华富贵”的预期之下，那些官员就会在任内“自愿、公平”地制定出有利于那些大企业的政策。

　　当然了，只有行贿而没有以权谋私的话，并不能完整的构成权钱交易。而美国以权谋私的方式，远远比行贿要来得隐蔽。

　　超过九成的美国人无法理解美国以权谋私的方式（这些人以为，美国政府没有以权谋私，希拉里演讲费高只是因为她是明星，而蒂勒森之前是石油公司CEO，证明了他能力出众，更有资格当国务卿）。

　　而美国以权谋私的方式，就是拿钱立法。

　　总结起来可以分成两种

　　第一，把不合理的事情合法化；

　　第二，把合理的事情非法化。

　　把不合理的东西合法化，就是把本来在任何社会都是非法的、不可接受的事情合法化，让利益集团能够获取暴利。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毒品合法化。

　　大麻这种致幻性比较小的毒品只是小意思了，吸大麻在美国已经和吸烟一样普遍了。而美国现在最严重的毒品问题，其实是鸦片类（opioids, 阿片类）毒品。

　　现在美国吸鸦片类毒品的人超过一千万！

　　也就是大约3%的美国人都在吸鸦片。

　　与之相对比，清末全中国吸鸦片的人，实际上只有300万到400万左右。现在美国吸鸦片的人，是清末中国的三倍。

　　绝大部分美国人吸食的鸦片类毒品的来源，实际上都是在美国正规出售的“止痛药”。

　　美国的药厂，以“止痛药”的名义，把鸦片类药物合法出售。

　　美国很多医生，看到每一个有病痛的病人，都随意开鸦片类止痛药，给他们下毒。

　　你有风湿性关节炎？

　　吃鸦片止痛！

　　你有腰椎间盘突出？

　　吃鸦片止痛！

　　你有肌肉酸痛？

　　吃鸦片止痛！

　　于是，很多人在遵医嘱吃完止痛药之后，便鸦片上瘾。

　　无奈之下，只能回去看医生要求更多的止痛药，医生和药厂便因此赚的盆满钵满，而没有任何的法律后果。结果便是造成了美国每年超过7万人因为吸毒过量死亡。

　　更令人震惊的是，连美国的大学生都开始被毒品侵染了， Monitering the Future研究报告公布的数据：

　　1、41％的学生使用过非法药物；

　　2、38%的在校大学生尝试过大麻；

　　3、4.6％的大学生日常使用大麻；

　　4、三分之二的学生相信大麻使用并不危险。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药厂，便是普渡制药（Purdue Pharma）。

　　这家人生产的鸦片止痛药奥施康定（OxyContin），造成了无数人鸦片上瘾。而普渡制药的创始人赛克勒（Sackler）家族，把他们贩毒赚来的黑心钱一小部分用来买文物捐献博物馆，把自己洗白成热爱文化的慈善家。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高利贷合法化。

　　中国政府规定，贷款利率超过15.4%的贷款都是高利贷。而中国台湾省地方法律规定贷款最高利率不能超过20%。

　　在美国，你走到任何一家大商店，甚至你用网络支付的时候，商家都会问你要不要办“信用卡”进行借贷提前消费。这些信用卡的利率都在25%左右，如果算上各种各样的“手续费”、“罚款”，实际利率更高。

　　这些按照中国的标准，妥妥的高利贷无疑了。你们也知道美国人加减乘除都算不清，更不要说算指数利息了。

　　所以，这些商家先用广告轰炸，宣扬消费主义，刺激普通人的消费欲望。然后，再对高利贷的利息轻描淡写，或者故意误导，只说“每月只要付50美元”，让很多数学不好的美国人掉入高利贷陷阱和破产的深渊。

　　美国以权谋私地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把合理的东西非法化。

　　这种是美国腐败最隐秘的方式。

　　详细来说，就是以保护人民、保护环境、保护文化等为名，立法对各行各业设立极度严苛的规章制度，消除市场竞争，使得由少数西欧白人和犹太人控制的垄断利益集团可以永续、合法地获取几百倍的暴利。

　　篇幅所限，我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的医疗。

　　美国的医疗产业，是美国最大的利益集团。

　　现在美国的GDP里面，大约有18%都是花在医疗上面，是发达国家里面最高的，而美国的医疗水平，却是发达国家里面最低的。美国的预期寿命等各项指标，和黎巴嫩、古巴、土耳其之类的发展中国家差不多。

　　与之相对比，中国医疗支出只占GDP不到7%，人均医疗支出大约是美国的十分之一，预期寿命却只比美国低了一年左右，而且还在持续提升。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美国通过各种各样的严苛的立法，人为地制造稀缺和垄断，让医疗系统能够获取暴利。首先就是通过“处方药制度”，让病人生病不能自己拿药只能去医院。

　　记得小时候我喉咙发炎了，我父母到楼下药铺花几块钱给我买一瓶抗生素，我的病就治好了。而我到了美国之后，我喉咙发炎，需要请上半天的假，在诊所排队几个小时，医生和我交谈30秒左右，开了10粒一摸一样的中国产的青霉素。

　　为了这瓶几块钱人民币的抗生素，我要花上几百美元的医疗费，算上半天一千美元左右的误工费。我喉咙发炎一次，损失一万元人民币。

　　讽刺的是，美国的畜牧业却严重滥用抗生素。

　　那些畜牧业者为了让牛羊少生病，每次喂养都会在饲料里面加抗生素。

　　所以，美国出现了一种很魔幻的现象：在美国，牲畜不管病没病，每一顿都吃抗生素。而人类就算病入膏肓，也无法不通过医生买到抗生素。

　　更魔幻的是，我现在在美国，大麻随随便便就能买到，而却对买抗生素束手无策。

　　和严格的处方药制度相对应的，便是对处方权的严格控制，制造紧缺。

　　在美国，一个普通人要成为执业医师，拿到处方权，真的是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在中国，直接高考报医学本硕连读，五年过后考完执业证书就能去很多医院当医生了。而在美国，要当执业医师，你必须有医学博士（Medical Doctor）的学位。而要申请医学博士，你必须要有本科学位。但是美国所有的大学的本科阶段是没有医学教育的。所以你必须浪费本科四年时间，先拿到一个化学或者生物学本科的学位。然后再花4年时间，拿到一个医学博士的学位。

　　这时候你还是没有处方权，你要花3到8年时间当实习医师，才能拿到处方权。

　　也就是说，从高中毕业的那时候算起，就算你没有选错专业，没有休学备考，也找到了只要3年的实习医师职位，你最少也需要11年才能拿到处方权。

　　而且美国为了减少医生，故意控制医学院招生数量。过去20年来，美国人口增长几千万，结果美国每年只招9万人左右的医学生。与之相对比，中国每年招收医学生的数量在80万人左右，人均医学生数量是美国的两倍。

　　和在美国成为医生的困难相对应的，就是严禁中国人从医。就算你是三甲医院的主治医师，你也是无法在美国合法执业（很多歧视都是隐性的，每年极少数中国医生可以申请到美国住院实习的机会，就不要来杠了）。

　　而美国的医学博士，基本都是禁止中国人申请的——中国人可以申请医学院里面的哲学博士PhD，但是有处方权的医学博士是基本申不了的。不只是中国申请者，很多华人即使有绿卡都会受到很多隐性种族歧视。

　　美国通过这种层层精密的制度设计，故意制造紧缺，把所有的美国人当作人质，有任何病痛只能花巨额资金才能得到治疗，让医疗利益集团赚得盆满钵满。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公知们不是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有纠错功能吗？美国的腐败现象是不是会越来越少？

　　我可以肯定地说：绝对不会。

　　美国的腐败只会越来越严重。

　　西方民主不是灵丹妙药。

　　西方民主说到底，就是公民共同决策罢了。

　　民主政府既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清廉。当78%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应该为新冠爆发负责，我们就很难说美国的民主和正义有任何联系。当绝大部分的美国人逻辑、数学能力低下，美国就永远也无法解决美国的腐败问题。

　　美国式腐败产生的根源，其实正是美国的这种民主制度，我称之为“愚民民主制度”。

　　这么说有点抽象，举几个例子吧。

　　假设我去竞选国会议员，说“我支持给中国三甲医院医生发绿卡，让他们来美国执业，降低美国医疗成本。”

　　我的对手就会通过媒体轰炸，煽动对中国的种族主义偏见：“中国那种落后的产生新冠的国家的医生都能给美国人看病，你是不是中国间谍，把美国人的身体健康置于无物？”

　　我如果说：“我支持废除哈佛的歧视性录取制度，必须按照统一考试成绩录取学生。”

　　对方就会用媒体轰炸攻击我：“你是不是不支持学生全面发展？要让所有美国人都变成只会考试高分低能？”

　　于是，我的国会议员竞选之路就此结束。

　　再举个例子，假如我去竞选纽约市长，然后说：“我支持放开纽约市的airbnb短租公寓限制。”

　　对手就会攻击我：“你是不是要让人把房子都租给外国游客，让本地人无房可住！”

　　我如果说：“我要放开纽约市房屋局的限制，让小开发商甚至小房东都能参与住宅建设，而不是被特朗普这种大开发商垄断。这样子就能提高纽约住宅数量和质量，降低房价。”

　　我的对手就会说：“你说要放开房屋局限制，是不是要让纽约人住香港那种棺材房？我们纽约人还能不能住上体面的住宅了？”

　　于是，我的纽约市长竞选之路就此结束。

　　你会看到，在这种隐秘的美国式腐败之下，我提出的对人民有益的正确的政策，都是不直观的，要经过推理才能得出的结论。而对手对我的攻击，虽然是错误的，但是却是直接而具有煽动性的，而美国选民的水平又很低。

　　结果就是：即使美国能出来一个像我这样子聪明而又善良的候选人，也必然会落选，甚至会被批判到身败名裂，社会性死亡。

　　我在美国八年以来，一直关注美国政治。一个说到美国的腐败根源，试图解决美国根本问题的政客都没有。

　　对，一个都没有。

　　美国两党无论明面上多么互相仇视，实质上却心有灵犀地避开美国的腐败问题，而是讨论各种无关痛痒的话题，甚至煽动种族对立，煽动意识形态对立来转移视线。

　　比如说，大麻合法化、变性人上女厕所之类的议题，就是极具煽动性的无意义议题。

　　又比如说，说到美国烂到家的医疗体系，美国两党从不讨论铲除医疗垄断利益集团这个根本问题，而是讨论医疗保险、全民医保这种无关紧要的话题。

　　稍微有点概率论常识的人都知道，你买医疗保险，你在医疗上的期望支出（平均支出）实际上不降反增。讨论保险不保险，谁付保险费，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医疗问题。但是很多美国人数学能力很差，根本就无法理解这个道理。

　　再比如说，特朗普宣扬反华、反黄种人种族主义。那些底层白人法西斯就把因为腐败、穷困而产生的报复社会的情绪全部倾泄到华人和黄种人身上，各种针对华人的种族主义袭击剧增。而美国的华人自然也没法关注美国的腐败问题——我们都要进集中营淋浴室了，没那个闲心关心美国前途了。

　　再比如说，美国两党煽动意识形态对立。美国两党很喜欢装作他们的冲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冲突（在美国语境下，“资本主义”被用作自由市场经济的代名词），而实际上，美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是印度式种性制度加大企业垄断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不沾边。

　　于是，民主党的纽约市长、加州州长一上台，以反资本主义为名，西禁uber手机打车，东禁airbnb短租公寓。旧金山湾区、纽约的住宅环境、市容、治安年年恶化，房价却年年上涨。而共和党的特朗普一上台，声称要减少国家管控，增进经济自由，实际上民主党的恶法一条都没有取消，却反手放开高利贷，又让大公司可以随意污染环境而不受惩罚。而似乎有点反体制的桑德斯、沃伦、AOC等民主党进步派，也只会说一些给富人加税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案。

　　于是，共和党上台，杀人越货合法化。民主党上台，以社会正义为名立法，把社会底层上升空间堵死，垄断资本越发膨胀。美国的腐败就在政党轮替之间与日俱增，积重难返。

　　也许你会问，这种美国式腐败，是不是比直接腐败危害要小？

　　恰恰相反，美国式腐败对社会的危害远远大于直接腐败。

　　我在这里提出一个定理：直接腐败对社会的危害，大部分时候不会超过行贿者和受贿者获利之和（李新野第一社会学定理），因为当行贿者和受贿者不需要对权钱交易的行为进行伪装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动机去搞多一件事故意损害其他人。

　　举个例子吧，假设在国企改制的时候，一个官员和一个商人合伙侵吞国有资产。商人行贿五千万，侵吞了价值一亿元的国有资产。那么官员获利五千万，商人获利五千万。国家损失一亿元。这时候两者是相等的。

　　再举个例子，假设（只是假设）我在美国喉咙发炎，贿赂药剂师100美元，没有处方就拿到了抗生素。我的病也治好了。这时候，我因为不用付钱给医生，也不会误工，获利1200美元，药剂师获利100美元。而对社会实际上一点伤害都没有。实际上，我因为没有必要无意义地去医院排队一个下午。我能多工作半天，给美国政府多纳税几百美元，实际上对社会反而是有利的。

　　而美国式腐败就不一样了。

　　美国式腐败为了提高对民众的迷惑性，通过各种恶法扭曲市场，造成全社会的空转和浪费，对社会的危害远远超过了垄断资本的获利。

　　再用美国医疗做个例子。

　　要是那些医院直接腐败，收取巨额国家补贴中饱私囊，对国家的危害都是有限的。而现在医疗系统为了欺骗美国民众，扭曲了美国整个医疗行业：三亿多美国人看病难，看病贵，还造成很多人才无法从医……

　　这种美国式腐败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对社会的危害，已经远远超过了利益集团的获利本身。

　　上面说的直接腐败可能对社会反而有利的例子，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对直接腐败的打压那么严重，因为对于美国的统治阶级来说，完全可以合法地腐败，获取暴利。而在恶法之下，直接腐败实际上就是抢了利益集团的蛋糕。所以美国整个统治阶级都极度仇视直接腐败，一定要除之而后快。

　　赛克勒家族的普渡制药给美国人下毒，仍然是上流社会统治阶层的一员。而墨西哥和中美洲有人向美国贩毒，美国就悍然发动所谓毒品战争，不能让墨西哥人抢他们的贩毒生意。而有几个中国人合成芬太尼毒品，也想分一杯羹，就被特朗普写进对全体中国人发动贸易战和科技战的檄文之中。

　　美国几乎所有的产业，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恶法导致极其低效，毫无竞争力。

　　美国唯一有点亮点的科技业，实际上也是因为是新兴产业，还没有被美国式腐败所侵蚀。

　　其实，美国制造业衰退，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美国工资太高，而是因为美国恶法太多，积重难返，营商环境恶劣。

　　美国虽然人工贵，但是地皮便宜，用电也便宜，还接近终端市场，其实已经抵消了人工成本。曹德旺、郭台铭之类的企业家不了解美国国情，算了一下帐，觉得在美国开厂有利可图。兴冲冲投资美国，结果尝试几年之后，身心俱惫——曹德旺要求美国取消“工会”，郭台铭大幅减少在美投资。

　　当我明白了这一切之后，我对美国的前途是绝望的。

　　美国这套制度，在维稳、洗脑民众方面全世界第一，所以美国大乱估计是乱不起来的。但是在这种极度恶劣的营商环境下，美国经济衰退，从世界第一的位置掉下来也是无法避免的一件事。

　　我在美国，已经做好了美国持续衰退，被国内的同学们超过、嘲笑的心理准备了，就像那些80年代卖掉上海淮海路的房子移民美国的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