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还是被中国改变

作者：贾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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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王府井校尉胡同东侧，有一片巍峨壮观的中国宫殿式建筑群，主体均为飞檐庑顶中式宫殿样式，采用洋磨青砖墙面及绿色琉璃瓦铺顶。大门位于东单三条北侧，雕梁画栋，俊采星驰，左右石狮蹲踞，望之气宇不凡。这就是建于1915年的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其实早在民国十年（1921年）该建筑落成之时，即被市民称为“绿城（green city）”。

（图：北京协和医学院全貌）

至2015年9月，恰逢其建校一百周年。遥想1921年9月19日，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之时，来自全球的百多位医学家和教育家济济一堂，蔚为壮观。当时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亲临典礼，此后协和医学院与中国上层及知识分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民国时期的二十多年间，协和医学院一直以“全球最好的医学院”自况，培养了大量西医学的人才，成为中国医学现代化、公共卫生现代化的最大策源地。其对中国的现代化、对中国人生命健康的贡献，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图：1921年9月，北京协和医学院新校建筑落成典礼后合影）

而协和医学院，却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100多年来的全球最大单笔项目，总共耗资4500万美元（实际购买力相当于2010年的9.45亿美元）。美国欧柏林大学教授马秋莎的新著《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一书，详细讲述了这一过程。从协和医学院百年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化过程之艰难险阻，远超时人之想象。中西文化在其间的激荡与冲突，塑造了当今中国的面貌，而以中国的体量及复杂，恐怕仍需百年之久。

【科学主义及中国责任】

在我们提到五四新文化的“民主与科学”时，经常说其受到“欧风美雨”之影响，“美雨”究竟为何？在我看来即是20世纪最初的十年，科学主义在美国的确立。在美国十九世纪工业化的转型中，科学知识在其信仰体系中的地位逐渐重要，乃至拥有特权。至20世纪初，美国知识分子认为，科学不仅使得经济发展，而且可以治愈病痛，乃至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理性手段。

这与美国现代医学的崛起并超越欧洲有关。以细菌学和病理学为代表的美国现代医学的崛起，是美国科学主义的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十九世纪末期美国文化革命中的最显著的成就。美国人把欧洲的“地中海医学”抛诸身后，又在法国的临床医学及德国的实验医学基础上，宣称建立了新的“科学医学”的标准，包括研究、临床教学结合、医学院等。

由于医学与普通人的关系极密，形成了完整的产业、研究、教学体系以及依托于此的中产阶层，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科学”改变了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此外，非政府组织的基金会作为政府部门、私有经济部门之外的美国“第三部门”，是三足鼎立的政治社会结构的重要一足，几乎是美国现代医学取得进步的唯一赞助者，以医学事业为主要目标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居功至伟，也极大程度影响了美国现代慈善事业的思路。

在当时，以宗教狂热、种族优越和“天佑美国”为内容的世界观，让美国人认为对于世界尤其是美国以外的世界有一种使命感（calling），希望能以美国的标准改变世界——当然也包括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受进步主义、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自然把改造社会、改造世界这种乐观情绪带到自己的慈善事业中。

而此时，美国的西进狂飙已经结束，在可见的美洲大陆，美国的新边疆已经确立，扩张主义对边疆运动结束以及国内有限市场的焦虑，使得美国人相信，中国在使得美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又与传教热情、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对改造世界的梦想有关，因此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对中国的想象变得具体，传教士明恩溥说：中国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世界问题。

在这种思潮中，洛克菲勒人相信，在外部给中国相当帮助，使其内部产生力量推动中国的改变，对世界最为有益。这种逻辑演进为美国应该承担起引导中国进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责任，而教育与科学则是帮助中国建立新文化的最有效途径。这种观点甚至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比如庚子赔款的处理。早在190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管理者盖茨，已经在思考“什么是推动中国人福祉的最好方式？”这就是洛克菲勒进入中国的背景。

而此时的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已经回国多年，留美、留日蔚为风潮，士绅阶层开始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看世界，两次鸦片战争及中法、甲午战争，让中国废除科举后的新兴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产生了严重的不自信，进而要全盘改造更新之。民主与科学之东渐，正当其时。

【全球最好的医学院】

启动中国项目前，洛克菲勒先后派出两个由顶尖医学家、教育家组成的考察团对中国考察两次，费时十年之久，撰写了大量具有说服力的报告。这些调查让洛克菲勒相信，辛亥革命后是进入中国的最佳时机，中国政府及社会精英对西方的态度已经大为改观，而且中国对医疗有巨大需求，同时，这个项目又必须是非宗教性的。易言之，他们认为，以医学这种现代前沿科学，能够把西方思想及科学方法送到中国，并以此改变中国人的生活及思维方式。

当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在中国以全球最高标准建立一所医学院时，教会大学在中国已有二十余年历史，其中的佼佼者如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已经成就斐然，金陵大学还是唯一一所获得美国大学承认学分的A类高校。但基于对传教士医学及其宗教目的性的不认同，洛克菲勒基金会一开始就以全球最好的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为蓝本，建设北京协和医学院。

就当时中国教育现状而言，教会大学无疑是主力。在我的印象中，反而是中国的教会大学，在建筑上更倾向采用中国古典建筑式样，比如燕京大学（燕园旧址）、金陵大学（南京鼓楼旧址）、辅仁大学（北京什刹海旧址）。我认为这是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一种应激反应，需要在形式上确立对中国文化的尊重，而且这些建筑均为西方人设计。反而是中国的官办大学如北京大学（沙滩旧址）、中央大学（南京四牌楼旧址），却是中国人设计的西式建筑。

北京协和医学院自然也是如此。这片与周边的紫禁城、王府毫无违和感的古典建筑群耗时六年建成，耗资巨大，几乎是预算的九倍，但却完成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雷蒙德·福斯代克的目标：“让协和自然而和谐地融入一个正在演变的中国文化，而不是让人感到它是来自一个异己的文化。”这种对文化冲突的敏感性在后来的项目进展中无时无之。

（图：北京协和医院刚建成时的老照片）

以霍普金斯模式建立这所医学院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霍普金斯医学院是建立在科学与慈善精神之上，以“科学医学”为宗旨，拥有附属医院，要求学生具备本科学历，学制四年，在十九世纪后期的美国，这是全美最高标准。但北京协和医学院则取法更高，更接近“美国医学教育之父”亚伯拉罕·费莱克斯纳的理想，还要避免霍普金斯医学院所犯过的错误，它将为中国乃至整个东方展示什么是真正的西方医学。

以英文授课、注重实验、临床的协和医学院（以及附属的协和医院及护校），在培养西医人才方面，自然是硕果累累。到协和被日军占领之前，有315名博士在此毕业，263名高级护士毕业。三四十年代，中国主要的大学医学院院长，均出自协和医学院。这些人绝大多数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医学、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和领军人物，更不要说从各地来协和轮训的普通医生达2288名。

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承办一所如此高昂的医学院。1921年国民政府给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拨款21万元，而协和医学院当年预算则为140万元。其条件之优渥冠绝中国。作者引述时为协和实习大夫的著名医学家吴英恺的回忆说：“每日三餐伙食丰盛，下午四点和晚上十一点还有两次茶点，夏天供应冰激淋。”楼道里还有二十四小时电话服务员。这在当下的中国，恐怕也没有哪一所大学可以达到此标准。如果说协和当时是中国大学的楷模，恐怕并不为过。

不仅如此，西医从效果上也极大影响了中国的精英阶层。中国当时自最高领袖到普通知识分子，对协和医学院相当信任。孙中山1925年元旦到北京，即入住协和医院，梁启超先后九次到协和医院看病，蒋中正及宋美龄每年均到协和医院做定期体检，乃至在中共建政后国有化之后，协和医院仍然是代表了中国最高水准的医院。这也是为什么在民国期间，西医替代了中医成为中国医学主流的原因。

当然，科学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在协和成立的两年后，中国知识界爆发的科学玄学之争，即是这种意识形态确立的标志。以胡适、丁文江（这两人后来均为协和医学院校董会董事）为首的知识分子领袖，希望把西方的近代科学作为一种基本精神、态度和方法来改造中国，这与洛克菲勒的目标是不谋而合的。

【从精英教育到公共卫生】

协和医学院采取的精英主义教育，是其长期被诟病的原因，但是从总体目标来说，影响中国精英也的确是洛克菲勒这一中国项目的既定目的。医疗总是跟大多数人的福祉相关，何况美国在此时早就开始了从治疗医学到预防医学的研究，协和当然不会自外于此。其实在协和成立前后，由传教士发起的公共卫生运动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规模。

毕业于霍普金斯医学院、执教于协和医学院的兰安生，是中国医学教育史上第一个开设公共卫生学的教授。1918年，全中国只有广州市设立了卫生局，政府几乎不提供任何公共卫生服务。兰安生走访了18个省中的12个，迫切感到培养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性。后来他说服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送中国的卫生官员赴美进修，前后提供75份奖学金。

兰安生联合北京卫生局，在东城试点三级医疗保健网，1928年当年，共进行了78870次卫生检查，57787次治疗（主要是砂眼治疗），25660次护士家访——这一片区只有不到10万人。在他的努力下，从1926年到1928年，共有16个城市设立了卫生局，覆盖了700万人口。三级医疗保健网，更是他远超时代的伟大实践，直到1960年代末期，美国的医学院才开始仿效这种社区项目。

（图：兰安生在北京东城开办了第一卫生事务所，为当地居民讲解预防保健。）

兰安生的中国学生陈志潜，后来被称为“中国公共卫生之父”，在毕业后主持了著名的“定县实验”，历经四年建立了村、乡、县三级卫生网，基本解决了定县农村无医无药的困难。1934年华北爆发霍乱，而定县只发生少数几例，无人死亡。当年，国民政府召开全国卫生会议，号召学习“定县经验”。1981年陈志潜到菲律宾讲学，发现当地卫生站简易药箱中，正是当年他在定县时要求村保健员的药箱必备品，红药水、阿司匹林、甘汞片等。陈志潜的基层保健体系，早于世界推广社区保健几十年。（编注：关于陈志潜的生平，可参考冉云飞《民国杰出的公共卫生革命者陈志潜》）

1928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三十以上，而1957年中国的死亡率是千分之十一。现代西方医学对于中国人的寿命延长，效果是非常显著的，这不能不说协和医学院居功至伟。

1928年，信心满满的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振兴中国农村的举措，在乡村建设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另辟中国项目，包括农村教育、工业经济研究、农业研究、公共卫生等，赞助燕京、南开、协和、金陵等校展开相关研究。这个由洛克菲勒资助的“甘恩计划”囊括了华北、华中、华东最好的大学，旨在推动中国的农村社会变革，包含乡村的经济发展、公共卫生、文化教育、社区管理等多个方面——这就是洛克菲勒的“华北计划”。

洛克菲勒为此投入的资金多达100万美元，几乎等于中国政府重建乡村工作的三分之一预算。洛克菲勒从早期的影响中国精英，调整到后期的影响中国农民的思路，表明了基金会对中国问题的更深入的理解，这也是其项目“本土化”的一个例证。与十九世纪的传教士相比，慈善机构的中国努力，其效果简直有霄壤之别。

【改变中国的雄心如何碰壁】

协和医学院在洛克菲勒人的眼中，是皇冠上的明珠，用洛克菲勒第二的的话说，协和医学院是他的儿子，是他父亲的孙子。在1951年收归国有之前，协和医学院百分之百依赖基金会的支持。作为受到最多外国资助的机构，协和医学院很难不带有那个时代的中西冲突。

（前排右起第三人为洛克菲勒第二）

首先是慈善事业的动机，如果不对基督教精神有相当了解，很难理解那个时代的慈善行为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大手笔。其次是民族主义对于“境外势力”的挑战，尽管洛克菲勒基金会认为，协和医学院成功的标志就是中国人迅速接受“科学医学”，让基金会的重要性迅速消失，学校由中国人接手。再次就是，对于“境外势力”企图改变中国的过程中，中国的反应过于敏感，为这一过程增加了双方对不确定性的紧张。

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民国时期，“中国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协和医学院，全中国的教会大学都面临这个问题。自五四运动以后，主权自立、收回教育主权，是彼时甚嚣尘上的主题。1927年北伐军攻占南京时，金陵大学五幢建筑被毁，副校长文怀恩宅邸被劫，其被流弹击中身亡。是年冬，陈裕光当选为校长，是第一个任教会大学校长的中国人，此后金陵大学校委均为中国人，其他各校差相仿佛。

南京政府1928年成立后，即宣告加强政府对教育之控制，并于次年通过《私立学校规程》，严格禁止宗教教育，并要求中国人在校董中超过三分之二。金陵大学的牧师只能在半夜祷告，参加礼拜的人数日渐稀少。协和医学院虽然并非教会大学，但依然是“境外势力”的代表，南京政府在1928年竟然拒绝给当年毕业的协和学生颁发毕业证。

但较之教会大学，很难判断协和的“中国化”是更难还是更容易。因为“中国化”本身就是洛克菲勒的目标，虽然与中国政府的“中国化”出自不同的动机。洛克菲勒评价“中国化”的标准是“财政自立”，但如前所述，不论是中国的官方还是民间捐赠，都无法维持这么一个昂贵的医学院。从财权上看，洛克菲勒无法放手，中国官方可怜的拨款毫无意义。

协和的中方管理教学人员在1927年猛增到67%，1947年增加到100%，但协和还是一个“境外机构”。这与南京政府的勃勃野心格格不入——即便政府高层大部分都在协和看病。此外就是中文医学词汇不足以教学，协和无法完全放弃英文授课，这就意味着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在在都是这样的难题。洛克菲勒终于认识到这样的教训：他们缺乏在一个不同文化环境中发展跨文化项目的经验。

中国政府以及民间对于境外机构的要求，使得这些机构很难不背离自己进入中国时改变中国的雄心，对协和如此，对教会大学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也是如此。很大程度上，他们都被中国改变了。

在本书中，作者马秋莎对协和医学院本身的着墨并不多，更多的是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理念、内部运作、项目管理做了大量研究和评述。我以为在中国做慈善的朋友们，尤其是记者转行做慈善的，都该看看一个项目如何能够科学运作。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书也未涉及近三十年洛克菲勒的中国项目。但从参考书目中看出有一些外文著作有相关论述。

【改变中国，何其难也】

历史总是让人扼腕叹息不已。曾经剧烈改变中国的毛泽东，曾经担任雅礼会（耶鲁大学教会的中国机构）期刊《新湖南》的主编，因为撰写无政府主义文章，该刊被封，雅礼会又租给他三间房子开办“文化书社”，毛依靠书社利润组织了秘密小组，并成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而三十年后，毛对美国长老会出身的司徒雷登的评价则是“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又说“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中国在邓小平时代里，通过两次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性大大增加。明恩溥当年的判断“中国问题就是世界问题”仍然有效。尤其是经历了最近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本土性更强，更难以改变。想象一下，若洛克菲勒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拿着十亿美金来中国办学校，多半会被赶出去，因为中国不差钱。或者，钱进来，人不要进来。

西方的传教士和基金会当年带着宗教、文化、技术上的优越感，可以在中国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以洛克菲勒为例，如果没有对美国的自信，恐怕不能令中国项目如此成功。如今，时移势易，恐怕更难了，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姑且不谈其内涵，光在民族心理上已经行不通了。改变中国，何其难也！

时光荏苒，至今，科普作家方舟子还在推特上讨论中西医之争——这个一百年前就已有定论的话题，让我看到，过去一百年的努力对庞大复杂的中国微不足道的一面。

我与一位旅法的哲学家讨论这个话题时，他提醒我：中国人的现代性如何形成的？五六十年代到现在的培养，中国人的现代性到底是什么状态？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话题。民族国家这么多年的实践后，我们距离现代还有多远？建设一个“好”的社会，到底应该做什么？哈贝马斯说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我以为对中国尤其是。

【参考书目】：

《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马秋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桂林

《圣约翰大学史》熊月之、周武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上海

《金陵大学史》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南京

【注】本文原标题：《改变中国，再来一百年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