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中國，還是被中國改變

作者：賈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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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王府井校尉胡同東側，有一片巍峨壯觀的中國宮殿式建築群，主體均為飛檐廡頂中式宮殿樣式，採用洋磨青磚牆面及綠色琉璃瓦鋪頂。大門位於東單三條北側，雕梁畫棟，俊采星馳，左右石獅蹲踞，望之氣宇不凡。這就是建於1915年的北京協和醫學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其實早在民國十年（1921年）該建築落成之時，即被市民稱為“綠城（green city）”。

（圖：北京協和醫學院全貌）

至2015年9月，恰逢其建校一百周年。遙想1921年9月19日，協和醫學院落成典禮之時，來自全球的百多位醫學家和教育家濟濟一堂，蔚為壯觀。當時中華民國總統徐世昌親臨典禮，此後協和醫學院與中國上層及知識分子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在民國時期的二十多年間，協和醫學院一直以“全球最好的醫學院”自況，培養了大量西醫學的人才，成為中國醫學現代化、公共衛生現代化的最大策源地。其對中國的現代化、對中國人生命健康的貢獻，怎麼估計都不過分。

（圖：1921年9月，北京協和醫學院新校建築落成典禮後合影）

而協和醫學院，卻是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100多年來的全球最大單筆項目，總共耗資4500萬美元（實際購買力相當於2010年的9.45億美元）。美國歐柏林大學教授馬秋莎的新著《改變中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華百年》一書，詳細講述了這一過程。從協和醫學院百年歷史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現代化過程之艱難險阻，遠超時人之想象。中西文化在其間的激盪與衝突，塑造了當今中國的面貌，而以中國的體量及複雜，恐怕仍需百年之久。

【科學主義及中國責任】

在我們提到五四新文化的“民主與科學”時，經常說其受到“歐風美雨”之影響，“美雨”究竟為何？在我看來即是20世紀最初的十年，科學主義在美國的確立。在美國十九世紀工業化的轉型中，科學知識在其信仰體系中的地位逐漸重要，乃至擁有特權。至20世紀初，美國知識分子認為，科學不僅使得經濟發展，而且可以治癒病痛，乃至是解決社會問題的理性手段。

這與美國現代醫學的崛起並超越歐洲有關。以細菌學和病理學為代表的美國現代醫學的崛起，是美國科學主義的發展的重要內容，也是十九世紀末期美國文化革命中的最顯著的成就。美國人把歐洲的“地中海醫學”拋諸身後，又在法國的臨床醫學及德國的實驗醫學基礎上，宣稱建立了新的“科學醫學”的標準，包括研究、臨床教學結合、醫學院等。

由於醫學與普通人的關係極密，形成了完整的產業、研究、教學體系以及依託於此的中產階層，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科學”改變了美國的主流價值觀。此外，非政府組織的基金會作為政府部門、私有經濟部門之外的美國“第三部門”，是三足鼎立的政治社會結構的重要一足，幾乎是美國現代醫學取得進步的唯一贊助者，以醫學事業為主要目標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居功至偉，也極大程度影響了美國現代慈善事業的思路。

在當時，以宗教狂熱、種族優越和“天佑美國”為內容的世界觀，讓美國人認為對於世界尤其是美國以外的世界有一種使命感（calling），希望能以美國的標準改變世界——當然也包括中國這個東方大國。受進步主義、自由主義思潮影響的洛克菲勒基金會，自然把改造社會、改造世界這種樂觀情緒帶到自己的慈善事業中。

而此時，美國的西進狂飆已經結束，在可見的美洲大陸，美國的新邊疆已經確立，擴張主義對邊疆運動結束以及國內有限市場的焦慮，使得美國人相信，中國在使得美國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這又與傳教熱情、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對改造世界的夢想有關，因此在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對中國的想象變得具體，傳教士明恩溥說：中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世界問題。

在這種思潮中，洛克菲勒人相信，在外部給中國相當幫助，使其內部產生力量推動中國的改變，對世界最為有益。這種邏輯演進為美國應該承擔起引導中國進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責任，而教育與科學則是幫助中國建立新文化的最有效途徑。這種觀點甚至影響了美國的外交政策——比如庚子賠款的處理。早在1905年，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管理者蓋茨，已經在思考“什麼是推動中國人福祉的最好方式？”這就是洛克菲勒進入中國的背景。

而此時的中國，第一批留學生已經回國多年，留美、留日蔚為風潮，士紳階層開始從天朝上國的迷夢中醒來看世界，兩次鴉片戰爭及中法、甲午戰爭，讓中國廢除科舉後的新興知識分子對自身文化產生了嚴重的不自信，進而要全盤改造更新之。民主與科學之東漸，正當其時。

【全球最好的醫學院】

啟動中國項目前，洛克菲勒先後派出兩個由頂尖醫學家、教育家組成的考察團對中國考察兩次，費時十年之久，撰寫了大量具有說服力的報告。這些調查讓洛克菲勒相信，辛亥革命後是進入中國的最佳時機，中國政府及社會精英對西方的態度已經大為改觀，而且中國對醫療有巨大需求，同時，這個項目又必須是非宗教性的。易言之，他們認為，以醫學這種現代前沿科學，能夠把西方思想及科學方法送到中國，並以此改變中國人的生活及思維方式。

當洛克菲勒基金會決定在中國以全球最高標準建立一所醫學院時，教會大學在中國已有二十餘年歷史，其中的佼佼者如聖約翰大學、金陵大學已經成就斐然，金陵大學還是唯一一所獲得美國大學承認學分的A類高校。但基於對傳教士醫學及其宗教目的性的不認同，洛克菲勒基金會一開始就以全球最好的醫學院——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為藍本，建設北京協和醫學院。

就當時中國教育現狀而言，教會大學無疑是主力。在我的印象中，反而是中國的教會大學，在建築上更傾向採用中國古典建築式樣，比如燕京大學（燕園舊址）、金陵大學（南京鼓樓舊址）、輔仁大學（北京什剎海舊址）。我認為這是西方文明進入中國的一種應激反應，需要在形式上確立對中國文化的尊重，而且這些建築均為西方人設計。反而是中國的官辦大學如北京大學（沙灘舊址）、中央大學（南京四牌樓舊址），卻是中國人設計的西式建築。

北京協和醫學院自然也是如此。這片與周邊的紫禁城、王府毫無違和感的古典建築群耗時六年建成，耗資巨大，幾乎是預算的九倍，但卻完成了洛克菲勒基金會主席雷蒙德·福斯代克的目標：“讓協和自然而和諧地融入一個正在演變的中國文化，而不是讓人感到它是來自一個異己的文化。”這種對文化衝突的敏感性在後來的項目進展中無時無之。

（圖：北京協和醫院剛建成時的老照片）

以霍普金斯模式建立這所醫學院是深思熟慮的結果，霍普金斯醫學院是建立在科學與慈善精神之上，以“科學醫學”為宗旨，擁有附屬醫院，要求學生具備本科學歷，學制四年，在十九世紀後期的美國，這是全美最高標準。但北京協和醫學院則取法更高，更接近“美國醫學教育之父”亞伯拉罕·費萊克斯納的理想，還要避免霍普金斯醫學院所犯過的錯誤，它將為中國乃至整個東方展示什麼是真正的西方醫學。

以英文授課、注重實驗、臨床的協和醫學院（以及附屬的協和醫院及護校），在培養西醫人才方面，自然是碩果纍纍。到協和被日軍占領之前，有315名博士在此畢業，263名高級護士畢業。三四十年代，中國主要的大學醫學院院長，均出自協和醫學院。這些人絕大多數後來成為中國現代醫學、醫學教育和公共衛生領域的專家和領軍人物，更不要說從各地來協和輪訓的普通醫生達2288名。

以當時中國的國力，無法承辦一所如此高昂的醫學院。1921年國民政府給國立北京大學醫學院撥款21萬元，而協和醫學院當年預算則為140萬元。其條件之優渥冠絕中國。作者引述時為協和實習大夫的著名醫學家吳英愷的回憶說：“每日三餐伙食豐盛，下午四點和晚上十一點還有兩次茶點，夏天供應冰激淋。”樓道里還有二十四小時電話服務員。這在當下的中國，恐怕也沒有哪一所大學可以達到此標準。如果說協和當時是中國大學的楷模，恐怕並不為過。

不僅如此，西醫從效果上也極大影響了中國的精英階層。中國當時自最高領袖到普通知識分子，對協和醫學院相當信任。孫中山1925年元旦到北京，即入住協和醫院，梁啓超先後九次到協和醫院看病，蔣中正及宋美齡每年均到協和醫院做定期體檢，乃至在中共建政後國有化之後，協和醫院仍然是代表了中國最高水準的醫院。這也是為什麼在民國期間，西醫替代了中醫成為中國醫學主流的原因。

當然，科學主義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在協和成立的兩年後，中國知識界爆發的科學玄學之爭，即是這種意識形態確立的標誌。以胡適、丁文江（這兩人後來均為協和醫學院校董會董事）為首的知識分子領袖，希望把西方的近代科學作為一種基本精神、態度和方法來改造中國，這與洛克菲勒的目標是不謀而合的。

【從精英教育到公共衛生】

協和醫學院採取的精英主義教育，是其長期被詬病的原因，但是從總體目標來說，影響中國精英也的確是洛克菲勒這一中國項目的既定目的。醫療總是跟大多數人的福祉相關，何況美國在此時早就開始了從治療醫學到預防醫學的研究，協和當然不會自外於此。其實在協和成立前後，由傳教士發起的公共衛生運動在中國已經有了相當規模。

畢業於霍普金斯醫學院、執教於協和醫學院的蘭安生，是中國醫學教育史上第一個開設公共衛生學的教授。1918年，全中國只有廣州市設立了衛生局，政府幾乎不提供任何公共衛生服務。蘭安生走訪了18個省中的12個，迫切感到培養中國公共衛生體系的重要性。後來他說服洛克菲勒基金會出資，送中國的衛生官員赴美進修，前後提供75份獎學金。

蘭安生聯合北京衛生局，在東城試點三級醫療保健網，1928年當年，共進行了78870次衛生檢查，57787次治療（主要是砂眼治療），25660次護士家訪——這一片區只有不到10萬人。在他的努力下，從1926年到1928年，共有16個城市設立了衛生局，覆蓋了700萬人口。三級醫療保健網，更是他遠超時代的偉大實踐，直到1960年代末期，美國的醫學院才開始仿效這種社區項目。

（圖：蘭安生在北京東城開辦了第一衛生事務所，為當地居民講解預防保健。）

蘭安生的中國學生陳志潛，後來被稱為“中國公共衛生之父”，在畢業後主持了著名的“定縣實驗”，歷經四年建立了村、鄉、縣三級衛生網，基本解決了定縣農村無醫無藥的困難。1934年華北爆發霍亂，而定縣只發生少數幾例，無人死亡。當年，國民政府召開全國衛生會議，號召學習“定縣經驗”。1981年陳志潛到菲律賓講學，發現當地衛生站簡易藥箱中，正是當年他在定縣時要求村保健員的藥箱必備品，紅藥水、阿司匹林、甘汞片等。陳志潛的基層保健體系，早於世界推廣社區保健幾十年。（編註：關於陳志潛的生平，可參考冉雲飛《民國傑出的公共衛生革命者陳志潛》）

1928年中國的人口死亡率高達千分之三十以上，而1957年中國的死亡率是千分之十一。現代西方醫學對於中國人的壽命延長，效果是非常顯著的，這不能不說協和醫學院居功至偉。

1928年，信心滿滿的國民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振興中國農村的舉措，在鄉村建設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洛克菲勒基金會也另闢中國項目，包括農村教育、工業經濟研究、農業研究、公共衛生等，贊助燕京、南開、協和、金陵等校展開相關研究。這個由洛克菲勒資助的“甘恩計劃”囊括了華北、華中、華東最好的大學，旨在推動中國的農村社會變革，包含鄉村的經濟發展、公共衛生、文化教育、社區管理等多個方面——這就是洛克菲勒的“華北計劃”。

洛克菲勒為此投入的資金多達100萬美元，幾乎等於中國政府重建鄉村工作的三分之一預算。洛克菲勒從早期的影響中國精英，調整到後期的影響中國農民的思路，表明了基金會對中國問題的更深入的理解，這也是其項目“本土化”的一個例證。與十九世紀的傳教士相比，慈善機構的中國努力，其效果簡直有霄壤之別。

【改變中國的雄心如何碰壁】

協和醫學院在洛克菲勒人的眼中，是皇冠上的明珠，用洛克菲勒第二的的話說，協和醫學院是他的兒子，是他父親的孫子。在1951年收歸國有之前，協和醫學院百分之百依賴基金會的支持。作為受到最多外國資助的機構，協和醫學院很難不帶有那個時代的中西衝突。

（前排右起第三人為洛克菲勒第二）

首先是慈善事業的動機，如果不對基督教精神有相當了解，很難理解那個時代的慈善行為以及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大手筆。其次是民族主義對於“境外勢力”的挑戰，儘管洛克菲勒基金會認為，協和醫學院成功的標誌就是中國人迅速接受“科學醫學”，讓基金會的重要性迅速消失，學校由中國人接手。再次就是，對於“境外勢力”企圖改變中國的過程中，中國的反應過于敏感，為這一過程增加了雙方對不確定性的緊張。

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民國時期，“中國化”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不僅僅是協和醫學院，全中國的教會大學都面臨這個問題。自五四運動以後，主權自立、收回教育主權，是彼時甚囂塵上的主題。1927年北伐軍攻占南京時，金陵大學五幢建築被毀，副校長文懷恩宅邸被劫，其被流彈擊中身亡。是年冬，陳裕光當選為校長，是第一個任教會大學校長的中國人，此後金陵大學校委均為中國人，其他各校差相仿佛。

南京政府1928年成立後，即宣告加強政府對教育之控制，並於次年通過《私立學校規程》，嚴格禁止宗教教育，並要求中國人在校董中超過三分之二。金陵大學的牧師只能在半夜禱告，參加禮拜的人數日漸稀少。協和醫學院雖然並非教會大學，但依然是“境外勢力”的代表，南京政府在1928年竟然拒絕給當年畢業的協和學生頒發畢業證。

但較之教會大學，很難判斷協和的“中國化”是更難還是更容易。因為“中國化”本身就是洛克菲勒的目標，雖然與中國政府的“中國化”出自不同的動機。洛克菲勒評價“中國化”的標準是“財政自立”，但如前所述，不論是中國的官方還是民間捐贈，都無法維持這麼一個昂貴的醫學院。從財權上看，洛克菲勒無法放手，中國官方可憐的撥款毫無意義。

協和的中方管理教學人員在1927年猛增到67%，1947年增加到100%，但協和還是一個“境外機構”。這與南京政府的勃勃野心格格不入——即便政府高層大部分都在協和看病。此外就是中文醫學詞彙不足以教學，協和無法完全放棄英文授課，這就意味着教學質量難以保證，在在都是這樣的難題。洛克菲勒終於認識到這樣的教訓：他們缺乏在一個不同文化環境中發展跨文化項目的經驗。

中國政府以及民間對於境外機構的要求，使得這些機構很難不背離自己進入中國時改變中國的雄心，對協和如此，對教會大學和其他非政府組織也是如此。很大程度上，他們都被中國改變了。

在本書中，作者馬秋莎對協和醫學院本身的着墨並不多，更多的是對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理念、內部運作、項目管理做了大量研究和評述。我以為在中國做慈善的朋友們，尤其是記者轉行做慈善的，都該看看一個項目如何能夠科學運作。當然，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本書也未涉及近三十年洛克菲勒的中國項目。但從參考書目中看出有一些外文著作有相關論述。

【改變中國，何其難也】

歷史總是讓人扼腕嘆息不已。曾經劇烈改變中國的毛澤東，曾經擔任雅禮會（耶魯大學教會的中國機構）期刊《新湖南》的主編，因為撰寫無政府主義文章，該刊被封，雅禮會又租給他三間房子開辦“文化書社”，毛依靠書社利潤組織了秘密小組，並成為湖南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而三十年後，毛對美國長老會出身的司徒雷登的評價則是“裝着愛美國也愛中國”，又說“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中國在鄧小平時代裡，通過兩次改革開放，使得中國對世界的重要性大大增加。明恩溥當年的判斷“中國問題就是世界問題”仍然有效。尤其是經歷了最近十多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的本土性更強，更難以改變。想象一下，若洛克菲勒在一百年後的今天拿着十億美金來中國辦學校，多半會被趕出去，因為中國不差錢。或者，錢進來，人不要進來。

西方的傳教士和基金會當年帶着宗教、文化、技術上的優越感，可以在中國所向披靡無堅不摧。以洛克菲勒為例，如果沒有對美國的自信，恐怕不能令中國項目如此成功。如今，時移勢易，恐怕更難了，中國已經有了自己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姑且不談其內涵，光在民族心理上已經行不通了。改變中國，何其難也！

時光荏苒，至今，科普作家方舟子還在推特上討論中西醫之爭——這個一百年前就已有定論的話題，讓我看到，過去一百年的努力對龐大複雜的中國微不足道的一面。

我與一位旅法的哲學家討論這個話題時，他提醒我：中國人的現代性如何形成的？五六十年代到現在的培養，中國人的現代性到底是什麼狀態？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話題。民族國家這麼多年的實踐後，我們距離現代還有多遠？建設一個“好”的社會，到底應該做什麼？哈貝馬斯說現代性是一項未竟的事業，我以為對中國尤其是。

【參考書目】：

《改變中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華百年》馬秋莎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桂林

《聖約翰大學史》熊月之、周武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上海

《金陵大學史》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南京

【注】本文原標題：《改變中國，再來一百年都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