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感兴趣的永远是常识 (摘自《阿城文集》,原刊于台湾诚品《好读》杂志,2002年11月)
阿城,原名钟阿城,原籍四川江津,1949年生于北京。高中一年级逢“文革”中断学业,1968年下放山西、内蒙插队,后又去云南农场。1979年回北京,曾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工作,后任《世界图书》编辑。他的处女作《棋王》(《上海文学》1984年7 期),引起广泛关注,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他的具有散文化倾向的系列短篇《遍地风流》也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他的作品以白描淡彩的手法渲染民俗文化的氛围,透露出浓厚隽永的人生逸趣,寄寓了关于宇宙、生命、自然和人的哲学玄思,关心人类的生存方式,表现传统文化的现时积淀。这些作品以及他在1985年发表的关于“寻根”的理论文章《文化制约着人类》,使他成为当时揭示民族文化心理的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在海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阿城90年代后定居美国,有不少杂感散文作品发表,依旧沿袭了他直白冲淡的语言风格,角度却从亲历者变成旁观者。而这种旁观,与王小波一样,学贯东西,文理皆通,文化与科学的思考加上深厚的国学功底,以及数十年中国政治生活的体验与阅历,使他具有一般知识分子所缺少的豁达和幽默,理性和客观。
《好读》:您在《闲话闲说》里说自己'好读闲书和闲读书',行文间的例子涵盖中国的四书五经、诗词戏曲、古典小说、新文学小说,此外也见到您援引外国小说、历史文献、评论等等。以一般人谈论书籍的概念,您的阅读范围涵盖了哪些类型? 阿城:我阅读的范围就是'杂',什么都读,但是小说读得非常少。现代的专业分工概念,让人以为小说家必然读小说,这就死掉了,因为小说不是由小说产生出来的,正如艺术不是由艺术产生出来的。 我其实什么都看,包括报纸上的分类广告、寻人启事之类。寻人启事描写要找的人长什么样子,阅读的过程里可以有想象。又譬如卖东西的广告,至少会描述是什么。这些都是很好的起点。我前几次来台湾,特别注意到报纸的分类广告版,其中有求职、装修的广告,或也有色情广告等,每种的文字表述都不太一样。我以为,那排版相当后现代,拼贴效果十足,还拿了一张带回洛杉矶裱起来装框挂着,远远看着很好看。 《好读》:我们在《常识与通识》里看到您说明各式各样的概念,从文学作品到科学、历史、音乐、时事,您也写到'我最感兴趣的永远是常识'。为什么要谈常识,而且把常识与通识并列在一块? 阿城:我在书里提到的各种常识,很多都是教科书说过的,只是大家忘了。然而,我所写的由多方面而来,还有许多是书以外的东西,并且把它们通贯起来。一个专业的常识很难让人觉得有趣,但将这些常识'通起来看',就有了阅读乐趣。 我自己看杂书正是基于一个通识的概念;有了这样的概念,读杂书时所得的各种想法就会进入通识的系统里,找到它自己的位置。 《好读》:现当代的小说家,常常因为创作的题材而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譬如您在《常识与通识》里提过聚斯金德与其作品《香水》。您自己在创作上也有这样的经验吗? 阿城:我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前台的料理'。我自认更好的做法是,读者看不出作品混合了什么东西,只觉得读来有趣,我自己就属于这种。 我认为写作者的知识应当是在小说里渗透出来,而非罗列出来。当然,'炫技'也是一种写法,譬如张大春的写法就好,他有时写的不是那回事,却能透过语感、气氛等等达到那回事,这已经不是对或错的问题了。从某个角度说来这形成了一种知识欺骗,但你若懂得阅读,就不会问他'真是这样吗',而能欣赏其中的阅读快感。 《好读》:您写过小说、札记、随笔,也做编剧,接触过不同的文类,我们很好奇您目前正在写什么?又,您是否特定看重某个文类,比方说近代多认为小说的位阶最高,您是否会特别用小说形式完成某些题材? 阿城:我觉得写作和读书到后来就是一种习惯,要坐下来写点什么。我很难解释我正在写什么,或把无意识的东西整理出来告诉大家。另外,我对题材不是太重视,这也反映在我的阅读上。我以为任何一个东西拿起来都可以写,重要的是,你怎么去写它,一写的时候就可看出你的见识、感觉。 我觉得小说不一定是最高的文类。在中国文学里,诗是最高的,次之是文章,所以我们说'文以载道',意思是文章要有自己的问题和解决之道;但小说并不载道,小说叫'闲书'。 我以为,创作是去完成在社会里无法达到的事情。我强调的是,文字或艺术人格隐藏了社会人格达不成的事情,而不是一般人以为的,是逃避或对社会现实的直接反击。当然,在艺术人格里直接引入社会人格,并不是不可以,但这种类型不是唯一的,也并非只有这样做才是有意义的。我写作的时候比较自觉,我满足的、我要求的是在艺术人格里所完成的,是我社会人格没有满足的部分。 我们所谓'文如其人',说的是文章而非小说,因为文章的艺术人格跟社会人格比较接近,而小说是在虚构的环境和文字关系里完成自己,这就是创作的快乐或满足。梁启超的时代认为小说要完成社会人格,那就是把小说当文章看待了。 《好读》:从《威尼斯日记》里看出您的旅行和生活带着闲逛的情调,特别地舒缓自在,文字间也透露出这样的风格,可能或长或短,却带有一种节奏感,特别适合朗读出来? 阿城:标点符号在我的文字里是节奏的作用,而不是语法的作用,当我把'他站起来走过去说'改成'他站起来,走过去,说',节奏就出现了。节奏与速度是两件事情;节奏是类型,譬如两拍子、三拍子,所谓快慢指的是速度。我看任何一个艺术家,通常是去找他的节奏性;速度可以很快发现,但是节奏性比较难发现,每个人的节奏形态不一样,有的人虽然是三拍子,但其中带有切分音,这常是西方的方式,而中国语言是以四分之四拍为基本,所以我们的成语都是四字言。若我把四个字四个字拆解成三个字,一个字,接着又是四个字,文字本身,而非内容本身,就有意义和美感了,或说才刺激了我们的美感。 若你没有节奏的意识时,你光从字面去找作者所写的是什么,其实一点不然。譬如木心有很多诗是无意义,但是在节奏上有意义,他的诗里就有很精微的节奏变化。很多人说看不懂诗,若不从'说的是什么'的方面来看,节奏本身其实就是有意义的。 《好读》:曾经读到您的《棋王》是在三四天里写成的,您写作一向如此迅速吗?您写作时如何察觉到某种文气,或者感觉到作品完成了? 阿城:我写东西确实比较快。我以为,写小说真的是很个人的事情,你想怎么写都可以,譬如先写提纲、酝酿、构思,但也可以就这么踏进去了。我写《棋王》的时候就是这样,写到王一生上了车要做啥,决定要去下棋而非去打拳,这就成了《棋王》的故事。我觉得题材不重要也是这个道理,因为题材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走法。我写到感觉节奏重复了,就马上把重复的删去,或感觉某个节奏完成了,就知道是结束了。 《好读》:您批评一般人写作落入中学生作文选范文的弊病,可以说明其中意思吗?您也提到自己写了小说十年后才得见张爱玲、沈从文、汪曾祺、钱锺书等人的作品,对于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阿城:中学生作文模板的问题就是'学生腔',那是老师造成的。学校、老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提前把你应该知道的都告诉你,你读了以后就能站上这个高度,由这个高度再往上走,就省去不少力气。 然而,'腔'的害处在于,你以为会了那个腔就是会了艺术,而'腔'又是最好模仿的。比如说张爱玲,我们说受到张爱玲影响的人写的是'张爱玲腔',而非张爱玲。我以为,张爱玲的感觉方式和写作语言,已经是白话文的顶峰了,沈从文也是如此,若我能早些读到他们的作品,对创作只有好处。当然,很多人都会问'你受谁的影响最大',但我以为这好像问在餐馆里吃了猪牛羊肉的人,你身上的哪个部分是羊肉变的,这是不可能回答的。因为你吃进去的东西都经过消化了,那不是影响,而是变成自己的。 《好读》:您在各地游历,总不脱闲散与自由的气息;而即使您过去一度因为家庭背景无法考进大学,等到考试恢复了'亦不动心',仍旧选择过着'闲时写写画画'的日子,我们很好奇您的生命态度或价值观是什么? 阿城:我过日子的方式是过程形态而不是目的形态──目的形态常常会造成所谓的'死不瞑目'。其实你看得多了,看事情就比较宽,不会那么绝对,你也就不会变成任何观念的人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