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读过一本名为《胡适还是鲁迅》的书，这本书是诸多学者对于鲁迅和胡适研究的短篇文集，其中包括像殷海光、季羡林这样的老一辈学者。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他们，对那个时期的人与事，都有着相当重的回忆。

全书以殷海光先生写的《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为开篇，文章首先将中国近代思想分类为：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而社会主义思想中又分为：接近自由主义的温和社会主义思想和演变成极权主义的激进社会主义思想。然而，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胡适思想却受到了来自保守主义和集权主义这左右两种势力的联合打压，作者对此缘由进行了细致地分析。

首先，作者总结了左右两方面思想的共同点，其绝对性，权威性，不择手段性，群体至上性，以及自我为中心性。作为一个八十年代出身的人，是可以感同身受的。然而，我想我们这个社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与我们所实行的这些注意思想的性质是密切不可分割的。从这些主义思想入手，去理解我们所处于的社会现状，会有一个更清晰明了的观点。例如作者对于“群体至上、组织至上”的论述是很难不让我们这一代产生共鸣的。这也让我越发的感到，我们现在这一代所争论和所质疑的东西，前人们都已经深刻地研究过，探讨过。然而，自恃甚高的我们却仍是『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地活着。殷海光先生这样写道：“依此说法，群体是目的，个人是手段。价值只寓为群体之中，个人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于是，个人应当为群体牺牲。许多人以为这种说法有什么‘哲学基础’。其实，一句话说穿：这种说法是少数搏取权力的野心人物为了从神经细胞的活动方面驱策人众从事大规模的政治斗争而编造出来的。狂激分子口里所说的"群体"是非历史性的横断面的集体。保守分子更在这种横断面的群体之上增加了历史的因素。”正是这种群体至上的理念抹杀了中国亿万个个体的价值，然而，最终获益的却是那些少数搏取权利的野心人物。

同样的道理可以被应用在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上。詩云：『邦幾千里，惟民所止』，非民而无以为国，正如胡适先生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的话：“现在有人对你所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看到这里，想到有文人说胡适先生是温和的，妥协的，其实也不尽然。不过鲁迅先生说得更加激烈一些，他讲：“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而另一段常被诸多学者引用的话便是：一个奴隶挣扎，挣扎没有成功，不过还是奴隶；如果他从奴隶的生活中寻出美点来赞美抚摩，那他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

读到这里，心里难免有一种自我怜悯的悲哀，你说我们现在的社会自由吗？我只能说是一种相对的不自由，却又可以说成是一种相对的自由，由于参考点的不同，逻辑上不会有错。这时，我又要质疑是我们自己被奴役的皮实了，还是一种历经磨难的“不在乎”，因为有的时候，一些自由对一些人来说，可以为之拼撒鲜血，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便是一种“不在乎”，以至于这种“相对”的背后蕴含了一丝丝的悲凉。其实，鲁迅先生的另一句话也许给出了答案：“革命是并非叫人死，而是要人活的。”也许真的要像孙子说的那样：『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殷海光先生在其文章的后半段，则谈到了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胡适思想的性质。首先，胡适先生主张社会变革的渐进性，其实历史和社会的演变也具有这种性质，并且同样伴有不确定性和倒退性；其次，胡适先生并不主张过分地谈主义，而应该将重点放在具体问题上，知道了问题，一个一个解决才具有价值；同时，对于主义和学理，“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并且，以个人为本位，提倡个体人格的塑造和个性自由的追求；另外，胡适先生提倡治学应存疑，重实证，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故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切优点，但是他却不是西方文化之盲目的崇拜者。”而给予胡适先生这样一段评价的则是罗素先生。

殷海光先生的此篇文章写于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