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天，网友非常关注马克思的理论及其对社会进步的影响。人们的看法分歧。本人研究语言通讯和媒介在国家和文明社会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人类使用语言以后，必然要创造和利用媒介。口语通讯以声波振动为媒介。书面语通讯以材料为媒介。当然，还有很多媒介，比如人媒介、组织媒介、意识媒介、行为媒介、文化媒介等等。语言与媒介的互动是社会演化和进步的法则。文明社会里的任何存在都是一个潜在的媒介。甚至太阳和月亮也可能成为媒介。每当一个媒介运行的时候，它受到语言与媒介互动法则的制约。正是这个法则制约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演化。举个例子说，资本是个媒介。资本就是一笔用于经营的资金。这笔资金能够调动社会资源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包括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技术资源。它就是人们方便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形式。马克思说，不要资本，而是社会生产资金。市场是交易场所，也是一个媒介，因为人们容易在那个地方交易。它促进生产资源的流通。马克思说，不要市场，要搞计划经济。货币是个媒介，斯密早就说过，生产者不必以物易物，而是到市场上用货币交换。马克思说，不要货币，要搞供给制，买东西凭粮票、布票、糖票、副食品票。马克思要消灭这些媒介。他的这些观点是反生产力的。马克思说，资本导致剥削。其实，在古代奴隶制下，剥削最严重。但是，奴隶主并不比现代资本家富有。在现代资本主义时代，如果有剥削，也是最轻的。劳动者有很多权益得到法律保护。还有人白领福利。可是，企业主却非常富有。这说明企业主的所得主要来自于社会化大生产，而非盘剥工人。工人也会斗争，争取不被剥削。企业主靠剥削致富不可行。小企业主可能会盘剥工人。大企业靠盘剥工人的工资是没有出息的。在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企业内，雇佣的工人已经很少。工人的工资只占企业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对于大企业来说，都只能从深化社会化大生产方面寻求发展。一方面改善工人待遇，另一方面自己获得财富。

    马克思认为，一切社会权力来自于经济。于是，谁掌控经济，谁拥有社会的一切权力。这是个极端错误的看法。本人认为，一切社会权力来自于媒介。任何人只要能成为媒介，他就拥有社会权力，尽管形式可能不同。比如，社会名人可能成为一个媒介。由于拥有知名度，受到公众关注，讲话有人听。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有居民有冤情，政府不与解决问题。他们就给当时的电影明星赵丹和王丹凤写信诉苦。赵和王被感动。在新闻媒介报道的时候，提到某些居民遭受的冤屈。形成社会压力。政府才不得不出面解决问题。文化名人都是媒介，包括诗人、画家、音乐家等。他们也有某种社会权力。政治社会组织的领导人也是媒介。他们拥有社会权力的原因是他们拥有组织资源。媒介产生社会权力。可马克思说，所有社会权力来自于资本。于是，所有社会权力都是资本的权力，所有拥有社会权力的人或组织都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将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帽子戴到所有拥有社会权力的人的头上。社会权力来自各方。比如创造文化作品的人有社会影响力，他们促进人民自我通讯或感情交流，是人民委托创造文化的人士。他们是媒介。很难说他们代表资本。有的文化人还批判资本。由于马克思认为，文化属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所以文化都是统治阶级的文化。这完全搞错了。文革期间，毛泽东号召批判封资修文化，结果批判的是民族的文化。文化无法代表统治阶级。文化是一个民族共有的形式。不管是上层阶级或下层阶级，人们的文化观念是一样的。马克思将一切都归因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虽然其理论体系庞大，视角却狭隘。他不知道其他的社会运作形式，就一切归于他擅长的经济分析。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发展基础。其要害是以偏概全。没有找准社会运行的根本动因。由于人们不知道还有什么能产生社会权力,批判马克思的理论确实有困难。人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看问题，证明社会权力不一定来自资本，还有其他途径。于是，国家的权力就不能说一定由资本所控制。国家的权力是各种权力来源博弈的结果，就是各种媒介互动的结果。

    以文化为例，文化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将文化视为媒介，或者一个超级复合媒介。文化注重表现形式。《礼记乐记》里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人们以具备美感的表达方式来进行感情交流，维护社会的统一。不管是哪个阶级的人都欣赏同样的文化。故宫里的文物过去是统治阶级的玩物，现在劳动人民也在故宫里观赏这些文物。甚至可以说，杨白劳过春节，黄世仁也要过春节。人们对文化的理解都是一样的。在保存民族的文化方面各个阶层都有共同利益。这样，文化就是维系一个民族的媒介。换言之，人们互相进行通讯和交流不够，人民是一盘散沙。但是，文化将人民的精神世界统一起来。18世纪波兰被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瓜分。卢梭给一个波兰贵族提供指教：虽然波兰已不复存在，波兰民族可以通过强化本民族的文化来维系自身的凝聚力。例如，可以隆重纪念传统节日，永远缅怀民族的历史英雄或文化名人，增强波兰民族的历史记忆。这样，波兰人就不容易被同化。只要时机成熟，波兰民族仍可复兴。马克思很少系统论述文化。一旦他研究文化，深入研究就会与他的阶级斗争理论相抵触，甚至可能将其阶级斗争理论至于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马克思说工人无祖国。其实，工人有祖国。世界大同难以实现，一个根本原因是各个民族难以放弃自己的文化。文化不能相通，民族国家就有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说，文化是文明社会的人民拥有共同利益的基础。台湾人说他们与大陆人同文同种，这就是促使他们与大陆人复合的一个条件。文化是促进语言通讯的媒介。例如，诗歌通过押韵和修辞提供美的感受，目的是增强人们的记忆，其实，就是延长语言通讯的距离，包括延长语言通讯的时间和扩大语言通讯的空间。所以，到今天唐朝的诗人还在与我们通讯呢。比如说，历史也是一个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所以，在古代，人们用写诗歌的方法写历史。法律也是一个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所以，古代人用写诗歌的方法写法律。这些都是16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科笔下活生生的叙事。这就是文明。这也是国家的精神的建构过程。但是，同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人在文化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分歧。

    此外，文化还有继承性。马克思在他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里也承认，那个（革命）时代的（法国）人是穿着罗马时代的服装和喊着罗马时代的口号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的。即使在一个国家里发生革命，文化仍然可能代代延续。正如维科所说，人们是在既定的文化条件下创造自己的文化。文化塑造了人类的文明社会。但是，我们怎样理解文化在社会形成和国家成长中发挥的作用？尽管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不时提到一些与文化有关的观点，马克思在论述国家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文化内涵的。而我们所要探讨的国家有大量的文化内涵。我们所说的国家指祖国。祖国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和历史概念。如果我们从语言的角度来解释国家，我们将会把文化包括在内。

    另外，如果我们能够用语言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进步的话，我们似乎能证明，越是向高级社会发展，暴力的冲突的频度和烈度将越来越低。在动物世界，永远是用暴力手段分配物质利益。人与动物不同的是，人使用语言。然后，人类可以通过语言通讯过程的设计来避免暴力冲突，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解决他们的国家内部的分歧。这些通讯过程可以成为语言解决方案。用语言互动代替物理互动，从而减少暴力冲突对人类自身的危害。宪法、选举、法治、言论自由、集会、程序等等就是这类的语言互动。通过语言互动来抵御出现物理互动的自然冲动。而且只有在语言互动中才能实现正义。比如说，言论自由就是允许人们进行公开的讨论和辩论。一旦进行这样的讨论和辩论，公众必然要检视谁说的更有道理。道理就是无形的理性法庭的最高原则。只要人们可以公开讨论和辩论，正义一定会取胜。暴力是言论自由的天敌，也是正义的天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人类一切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史。他没有区分不同社会阶段暴力的影响的差异。他似乎认为人们可以尽可能通过暴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个人感觉，人类实际上是通过使用语言而进入文明社会的。我们的社会活动都处在语言与媒介的相互作用的影响之下。语言和媒介是设定文明社会生成与演化的固定条件。可马克思忽略了这个影响深远的社会存在条件。本人认为，语言和媒介早已预设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整个过程。这应该就是文明的基础。当然，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没有媒介的概念。他自然不知道媒介。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如果换一个角度审视马克思，比如，从语言通讯的结构来看看社会是如何进化的话，马克思的绝大部分的理论都不对了。所以，我们要向马克思提出问题，要求他回答这些问题。当然，他已经离世。但是，那些认为马克思是对的人应该站出来替他回答这些问题。本人有兴趣看看他们是怎样解释这些问题的。期待他们交一份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