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與國家：建構一個國家形成的政治理論

Language and State: A Study of State 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內容提要：人類是使用語言的動物。但是，人類並非總是以一種一成不變的方式使用語言。由於人類使用語言進行通訊時也要使用媒介，人類不斷地創造、開發和利用媒介。媒介改變人類使用語言的方法。但是，不管人類採用何種媒介為他們的語言通訊提供支持，他們總是在媒介的幫助下延長了語言通訊的距離。人類在越來越廣大的空間進行社會交往，包括交流感情和思想以及交換商品。人類形成更大規模共同體。人類形成文明社會和組建規模龐大的國家。規模很小的原始社會逐漸解體。於是，我們看到，人與語言的互動、語言與媒介的互動以及媒介與人的互動深刻地影響了人類文明社會和國家的形成。人類甚至在語言和媒介的幫助下組織和建設國家。

關鍵詞：語言、媒介、國家、時間、空間

序言       

如果我們堅持認為建構一個系統的和完整的國家理論需要首先以建構一個有關國家形成（或國家起源）的系統的和完整的發生學理論為基礎，我本人冒昧地提出這樣一個看法：過去的哲學家創立的所有有關國家形成的理論未能在一切可能的方面闡明國家的形成，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所有現存的國家理論內並沒有哪個理論已成為人們公認的系統的和完整的國家理論。過去的哲學家僅僅在某個方面描述了國家的形成。他們的觀點或理論仍屬片面或不足。鑑於國家形成的特點在不同歷史時期有差別以及世界上不同地區的國家的形成也有不同特點，以前的有關國家形成的理論僅僅能夠幫助我們了解人類歷史上有案可查的所有國家中的一部分國家的形成。意圖在於解釋國家形成的各個理論往往僅僅適用於解釋世界上某個地區的國家的形成或人類歷史上某個時期的國家的形成。如果我們假定儘管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地區的國家具有不同的形式而所有國家還有一個同樣的本質的話，過去的哲學家提供的有關國家形成的觀點和理論往往因為其具有片面性甚或局限性而互相牴觸。認可一種國家形成的理論往往就使我們無法再同時認可另一種有關國家形成的理論。似乎人們難以提出一個內部能夠自洽的多面向的國家理論，即綜合性的、系統的國家理論。其結果是，任何一種國家形成的理論往往難以成為學者們創建一個系統的和完整的國家理論的基礎，更不要說宏大的和總體的國家理論了。

  歷史上，政治學家讓∙博丹（Jean Bodin）和法學家亨利∙梅因（Henry Maine）將國家的形成歸因於很久以前一個家族或部落的長期成長和演化。他們似乎暗示，人類自母系社會或父系社會的長期演化和擴張再經過原初由血緣關係主宰人際關係的群體（如一個家族）的成長和擴張才形成國家。[1]但是，由於群體內部的血緣關係可能發生變化，這樣的觀點或理論似乎不能確切地解釋現代社會裡許多國家的形成。例如，歷史上的一部分北方凱爾特人、日耳曼人和其他歐洲族類曾遷移到今日英格蘭混居而後形成新居民群體。這些人後來建立各類王國。後來經過兼併形成聯合王國。人們似乎無法合乎邏輯地說今日英格蘭的居民原本來自同一個家族或部落。博丹和梅因的觀點似乎並不貼切。他們的觀點也無法解釋一些移民國家的形成。比如，這樣的理論顯然無法解釋歐洲移民共建的美國的形成。他們的解釋總是一種孤立的論點，無法成為學者們創立一種系統的國家理論的可靠依據。學者們難以利用這樣的觀點創立一個系統的或綜合性的國家理論或政治理論。

  同樣，包括大衛∙休謨（David Hume）在內的一些哲學家爭辯說，人們通過使用武力建立國家。人們因為一部分人征服另外一部分人而建立國家。他們堅持認為，征服者和其繼承人就是國家的統治者。[2]還有包括弗朗茲∙奧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在內的一些學者也持類似觀點。他們聲稱，游牧民族經常征服農耕民族而建立國家。國家就是一個勝利的群體打敗另一個潰敗的群體後建立的組織。[3]這個理論無法解釋有時人們在自願的基礎上建立國家。我們能否認為十九世紀近代意大利或德意志民族國家的誕生的起因是征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人在世界各地建立的殖民帝國解體。當地的人民在自願基礎上建立自己的國家。例如，在南亞次大陸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立國都屬於這類情況。雖然休謨的政治哲學值得我們仔細研究，我們迄今為止也很難看到任何一位政治理論家能根據他的政治哲學而創造一個系統的或綜合性的國家理論。

  包括伊曼紐爾∙康德（Immanuel Kant）和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在內的哲學家和社會學家認為，國家起源於衝突或戰爭。他們提出的論點是，防禦外敵的入侵迫使分散居住的人聯合起來而逐漸形成國家或者戰爭迫使一個民族強化國家建設，包括加強政府的建設。[4]還有包括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內的一些政治學家也持類似觀點。如蒂利斷言，“戰爭鑄造國家，國家進行戰爭。”[5]但是，這個理論似乎無法解釋和平時期的國家形成。我們能否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熄滅以後猶太民族在中東地區建立以色列國是因為猶太人經歷現時的戰爭而及時立國？我們怎樣解釋二次大戰後非洲人民在非殖民化過程中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是否有學者已經根據國家起源於衝突或戰爭的理論或觀點創立了系統的或綜合性的國家理論？

  羅伯特∙卡內羅（Robert L. Carneiro）是一位當代美國學者。他從地區的地理特徵解釋國家的起源或形成。他聲稱被沙漠、海岸或山巒等諸多地形特徵阻擋而無法逃離統治者的統治的人民被迫服從統治者的統治。而各個地區的統治者又互相競爭導致其中某個統治者勝出而建立國家。[6]可是，這個理論似乎無法解釋沒有有關的地理特徵的國家的形成。我們是否能假定加拿大或澳大利亞是因為這樣的地理特徵而形成獨立的國家？我們能否僅僅根據一個國家的地理特徵而提出一個綜合性的國家理論？

  卡爾∙威特福格爾（Karl August Wittfogel）認為東方的農業國家起源於水利工程和灌溉系統。他爭辯說，農業社會裡水利灌溉的需要迫使農夫服從於建立水利工程和灌溉系統的組織者，結果出現一個管理公共事務的組織，於是，形成國家。[7]但是，即使我們認為這樣的理論並非完全沒有一點道理，這個理論似乎也僅能解釋一部分東方國家的起源。例如，人們怎樣解釋不從事於水稻種植的農業地區的國家的形成？人們怎樣解釋歐洲地區的國家的形成？人們怎樣解釋草原地區國家的形成？他的論點具有洞見，但是，卻不足以建立一個能有效說明世界上所有國家和所有時期的國家的最初形成的完整理論。

  同樣，一些學者認為國家起源於社會契約。他們表示，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約翰∙洛克（John Locke）和讓∙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提出的社會契約理論能解釋國家的起源。[8]不過，這個理論無法解釋前現代時期專制國家的形成的方方面面。例如，那個時代統治者往往建立一種奴隸制或封建制國家。他們用專制的方式統治人民。如果國家實行奴隸制，甚至還建立民主制，但是，對奴隸仍然實行專制。如果國家實行封建制度，雖然貴族內部有時簽訂私人契約，通常那個時代並無普遍的社會契約。當然，統治者可能尋求統治的合法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可能在一段時期內形成一種心照不宣的約定，或者人們偶然看見貴族聯合起來迫使國王簽訂契約，但這不是常態。如果用一個寬泛的概念定義國家，我們也不能將政府的形成等同於國家的形成。如果這個判斷合理，社會契約論也無法成為學者們建構一個系統的和完整的國家理論的哲學基礎。             

  所有這些理論僅僅從某個視角解釋國家形成過程中的某些特點，但無法說明所有可能的特點，而且這些理論往往互相牴觸，無法互相支持。研究時，研究人員採用某些理論就必須放棄其他一些理論或觀點。哲學家們提出各種國家形成的理論，但是學者們沒能在此基礎上提出能夠在所有方面解釋國家的綜合性的和系統的國家理論。國家形成的理論遠多於國家理論。他們沒能提出建立國家、組織和建設國家的一個綜合性的和系統的國家理論。於是，沒有一個準確地解釋國家形成的理論，人們就無法建構一個綜合性的、完整的、系統的和完備的國家理論。如果我們認為國家理論不能完全等同於政治理論而且建立國家理論要先於建立政治理論，我們迫切需要在更大的學術研究範圍內思考怎樣建立一個國家的理論。而且研究的經驗告訴我們，如果國家形成的理論互相牴觸或衝突，這往往說明有關的理論具有片面性。我們能否提出一個觀點或理論，來解釋歷史上所有國家的形成？我們能否在所有可能的方面提出一個綜合性的理論，來解釋各種各樣的國家的形成？我的一個總看法是，如果我們不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就無法建立一個完善的國家理論，因為國家是一個整體。於是，建構一個完善的基礎政治理論也很困難。

  我的推理是，經驗告訴我們，從某個意義上說，所有不同類型和歷史時期的國家都有某種共性。否則，它們就無法被一概稱為國家。本作者認為，國家是個組織，是個大共同體。它有其人民，一片領土和一個政府。這是一個常識。例如，約翰∙布隆奇利（Johan Kaspar Bluntschli）認為，“在每個國家裡，人們聯合起來”而且“為了國家的存續必須保有人民與土地之間的永久關聯。”[9]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認為國家是一個強制性的政治組織，“它成功地保有合法使用強制力維護其秩序的壟斷權力”[10] 還有更多的學者提出他們有關國家的觀點或理論。他們不會否認所有國家都有某個共同的特點。學者需要找到一個方法來成功地解釋所有國家的形成，以便於為建立一個綜合性的或系統的國家理論鋪平道路。鑑於彼此互相衝突和否定的那些國家形成的理論已長時期並存並且成為學者們建構一個綜合性的和系統的國家理論的一個統一的理論基礎的障礙，我們需要尋找一個突破口，來解釋所有國家的形成並進而為創造一個綜合性的和系統的國家理論創造條件。

  本作者認為，存在這樣一個突破口。這就是一個最原始的基本推理。這個推理是，原始社會的部落是個人類共同居住而合併組成的小共同體，而文明社會的國家是個人類群共同居住而合併組成的大共同體。儘管人類學家的研究表明，在部落解體到國家形成之間曾經存在過酋邦這樣的過渡的共同體形式，情況在世界各地並不一樣。在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部落和國家曾經長期並存。在那裡，我們看不到酋邦。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了解共同體擴大的原因。我們需要研究人類共同體怎樣逐漸擴大了人口規模和領土範圍。在這方面，本作者研究了人類與語言的關係。本作者發現，研究人與語言的關係是解釋共同體成長的關鍵。本作者特別發現，自從人類開始使用語言以來，他們開發和利用各類媒介。使用媒介的人延伸了通訊的距離。然後，越來越多的提供信息、傳播知識和交換思想的人逐漸擁有一個共同持有的社會傳統觀念，有了共同的歷史記憶，堅持一種共同的價值觀或宗教信仰。他們在生產勞動過程中互相合作並且共同保衛他們的家園。他們聯合起來並組成國家。同時，原來的部落逐漸消失，因為人們不再單純地依靠親屬關係建立社會。這樣，本作者相信，人類社會的演化經歷了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我的看法是，在人類社會的長期演化過程中，較大規模共同體逐漸取代較小規模共同體，結果，因使用語言而形成的國家取代因親屬關係而維繫的部落。語言是解釋部落的解體和國家的形成的關鍵。於是，本作者希望找到一個方法來解釋人類怎樣組成、組織和建設國家。本作者希望從語言的視角論述人類怎樣組成和建設國家，而不是僅僅論述國家的起源。這樣的論述應該有可能涉及人類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因此，它有可能使國家的所有方面理論化。當然，這樣的解釋也有可能使政治生活的所有方面理論化。如果說以前的學者創造的國家理論或政治理論尚無法做到國家的所有方面或政治的所有方面理論化，語言的視角有可能最終避免以往人們建構社會學或政治學系統理論時經常得出一個片面的看法的結局。這可能幫助我們思考建構一個綜合性的和系統的國家理論。下面就是本人提出的部分主要觀點。

一、文字、書寫材料、文人

從某種意義上說，自從人類開始使用語言以來，他們就已經開啟一個其原始共同體――部落――緩慢解體的過程。當他們發明文字的時候，他們漸漸地進入了文明社會。然後，人們在形成文明社會基礎上建立國家。自那以後，每個個體均隸屬於世界上的某個國家。[11]文字畢竟構成形成國家的一個物質條件。那意味着，探索僅僅從使用口語通訊開始發展到再添加使用書面語通訊的演化過程能提供一個突破口，讓我們解釋國家的形成並進而描述國家的建構。那就是說，如果人類僅僅使用口語通訊，他們就不可能成立國家，或即使成立國家也不可能維繫國家的長期存續。在原始社會裡，人類已經開始進行語言通訊，但僅僅使用口語進行通訊。因人口增加而擴大部落的規模總有一個限度。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在一百多年前研究北美洲當地部落社會時指出的，一個部落擴大到一定程度會分裂為幾個較小規模的部落。[12]原因是無論是否是在未使用書面語進行通訊的情況下人口增加後血緣關係淡化讓親屬關係無法再像以前一樣在共同體的形成中發揮有效的將所有人維繫在一起的作用。那就是說，當時人們僅僅使用口語進行通訊。口語通訊主要依靠人鏈式語言通訊來延伸通訊的距離。本作者所謂的“人鏈式語言通訊”指第一個人傳遞信息給第二個人以後第二個人再傳遞同樣的信息給第三個人且以此類推的那種通訊。但是，有效的人鏈式語言通訊的抵達範圍是有限的。在這樣的通訊過程中，人們會在中途丟失或改變一部分傳遞的信息。人們很難查明最初提供這些信息的人士的身份。於是，人們懷疑傳遞的信息的真實性。這種情況減損了傳遞信息的通訊的有效性。因此，人鏈式語言通訊無法按照預期在成長的共同體內發揮應有的作用。所以，口語通訊超過一定的限度以後就不再總是發揮建構共同體的有效作用。

具體而言，在原始社會裡，所有人都說一種方言。不同的部落之間沒有統一的語言。於是，部落總是相對較小的共同體。根據一些人類學家的研究，一個部落擁有的人口平均數千人。[13]在北美洲發現的最大部落的人口超過20,000人。恩格斯提到，美洲部落的平均規模在2,000人以下，而切諾基的人口有26,000人。該部落是美國印第安人最大規模的部落。[14]自從國家誕生以來，人類建立更大規模共同體。從古代到中世紀，人類建立的最小規模國家是城邦國家。根據恩格斯的研究，雅典城邦國家有公民9萬人和超過36萬人的奴隸。[15]如果用一個寬泛的概念定義中等規模的國家的話，本作者將中世紀的若干王國視為中等規模的領土國家。根據人口學家的一項研究，歐洲中世紀的一個王國的人口可能超過100萬人。人們估計中世紀鼎盛時期的英格蘭擁有人口約370萬人。[16]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人類建立的最大國家的形式是帝國。英帝國的居民曾經達到5億人。[17]在現代，民族國家興起，取代了城邦國家、王國形式的領土國家和帝國。今日聯合王國的人口約6,400萬人。像印度和中國這樣的大型民族國家的人口均超過10億人。不管一個人類共同體經歷了什麼樣的變化，任何一個部落的規模都無法再與一個國家的規模相比。

在那些大型民族國家內，我們看見一個新現象：國家形成後，人們可能說一種方言。不同地區的居民說不同的方言。但是，每個國家內通常人們使用一種統一的書面語言。正如盧梭早年所看見的，在不同地區方言傾向於發生變化，而書面語言傾向於將其同化和合併。[18]因此，我們今天發現，在一個國家內人們能容忍多種方言並存，但他們經常無法容忍多種書面語言並存。方言暫時不會對國家的統一構成威脅，但不同的文字會構成這樣的威脅。為了維持國家的統一，國家鼓勵人們使用相同的文字。即使國家能容忍方言的存在，國家也經常鼓勵人們使用一種通用的語言，如國語、普通話或官方語言。這表明，語言的特徵影響國家的形成，並且也可能是國家形成的一個基礎條件。文字是國家形成的一個基礎性的物質條件。

從包括費迪南∙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在內的一些語言學家的觀點看，“語言和書寫的文字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符號系統；第二個僅僅是為了代表第一個的唯一目的而存在。”[19]本作者的個人看法是，書面語言是口語的媒介。為了延長語言通訊的距離或者提高在大範圍內進行的口語通訊的效率，人類發明了文字。這些文字構成所謂的書面語言。結果，在某種意義上說，推廣一種書面語言就是建設國家。一個例子是，在終結戰國時期（公元前475-221年）的公元前221年經過征服的戰爭而實現中國統一後，秦始皇帝發布書同文和車同軌的命令。他的命令代表在尚無統一的書面語言的背景下他本人建構國家的一次努力。這段歷史表明，書面語言能令更多的人在更大範圍內進行持久的通訊。統治者發布命令時使用語言。由於需要將命令傳輸到各個不同地方，經常通過書面語言傳輸命令。書面語言不僅能使更多人在更大範圍內傳遞信息和傳播觀念和信仰並從事商品交換，也能幫助統治者治理國家。成千上萬的使用書面語言的人組成一個國家，部落則最終解體。書面語言是人類延長語言通訊的距離和在更大範圍內加深彼此互動的一個手段。書面語言也是人類與自然界的一種互動。

易言之，使用書面語言需要使用一種自然界特別提供的材料做媒介。書面語與口語的差別在於，書面語使用一種可視的材料做媒介，而口語使用一種不可視物質做媒介。口語通訊使用的聲覺符號實現的通訊過程是稍瞬即逝的，而書面語通訊創造的視覺符號實現的通訊過程是持續不斷的。空氣令聲波震動在人類感知物質世界的觸及範圍限定的空間內移動，而可視材料讓書面語言在人類感知能力觸及的範圍以外大規模地無限擴張。在口語通訊過程中，人類自己就是媒介，因為他們從事人鏈式語言通訊，而在書面語通訊過程中，特定的材料替代了人。大規模地採用自然界提供的可視材料媒介延長了語言通訊的時間和擴大了語言通訊的空間。

正如中國的古典史書《史記》所記載的，剛剛統一了中國的秦始皇帝東巡郡縣。他下令手下人在各個名山山頂上豎立一系列石碑，鐫刻碑文，宣布和展示其功業。[20]還有一個被史書記載的事件。雖然這個事件並非統治者用石頭作媒介宣布自己的統治和權威，人們也會通過石頭構成的媒介宣揚統治者的事跡。這就是，蓋烏斯∙凱撒在小亞細亞的麗米拉（Limyra） 死去後，人們在他的死亡之地為他豎立了一座紀念碑（kenotaphion）。這個大約30米長的紀念碑文是縮略版本，描述蓋烏斯在羅馬帝國東線為其戰鬥的最值得紀念的事跡。[21]

在古代的北非、西亞和南歐，人們的書寫材料是埃及尼羅河流域生產的莎草紙。在古希臘，像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這樣的學者都用莎草紙寫作。考古學家在西亞和南歐的多次發掘和其後進行的研究顯示，莎草紙是古代最受歡迎的書寫材料。在古羅馬，將軍們在橫跨非洲、亞洲和歐洲的廣袤土地上建立了一個巨型帝國。他們建築了通向四面八方的馬路，留下所謂“條條道路通羅馬”的名言。這些馬路不僅僅用來迅速地調動軍隊，而且也用來進行每日的通訊。後來，到公元五世紀前後，不斷壯大的阿拉伯軍隊切斷了莎草紙的供給，羅馬人將那些馬路棄之不用，這導致羅馬帝國的解體。針對這個歷史典故，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評論說：“在每一種意義上說，羅馬的馬路是一個紙的道路。”[22]莎草紙是書面語通訊的媒介。書面語言支撐羅馬帝國的統一。

當然，人類會使用更多的媒介來進行書面語通訊。而就書面語通訊使用的媒介而言，迄今為止，人類已至少開發三種類型的媒介。首先，人類利用一些地質材料做通訊的媒介，如石頭和金屬材料。在古代，人類曾經利用泥板（clay tablet）做通訊材料。泥板也是地質材料。第二，人類曾經利用來自動物身體上的材料做通訊的媒介，包括甲骨、象牙、絲綢、牛皮紙和羊皮紙等。第三，人類廣泛使用來自植物軀幹的材料做通訊的媒介。古代人曾經廣泛使用木片、竹片（竹簡）、莎草紙和紙做通訊的媒介。在現代，紙張仍是最流行的書面語通訊媒介。

總之，這些材料在國家的成長中發揮某種作用，但是，它們通常不在部落的成長中發揮任何作用。例如，原始人可能利用石頭當武器或者用石頭建造他們的棲身之所。但是，文明社會裡的人類將石頭當作語言通訊的媒介。在古代，人們將法律、法令和宗教經文鐫刻在石頭上。石頭因此在人類文明進步過程中發揮某種作用。在古希臘和古羅馬，人們將大量的法律和法令鐫刻在石頭上。在古中國的商代，統治者在甲骨上刻字，進行書面語通訊，以便將統治者的活動解釋為神意。這樣的活動直接或間接地與國家的建設有關。大衛∙凱特利（David N. Keightley）因此特別強調：“這些骨頭上的記錄因而並非單純的被丟棄的祭司檔案。它們是神權政府最高級別的決策、化身、再保證和通訊的政教記錄。”[23]

哈羅德∙伊尼斯（Harold A. Innis）是一位加拿大歷史學家。他一度提出這樣的觀點：在古代或中世紀，當人們利用石頭、泥板和羊皮紙進行書面語通訊時，他們建立小國，但是這些小國存續很長一段時間。中世紀歐洲的一些國家就是這類小國。例如，歷史上歐洲的教會參與的活動可能涉及社會的或國家的組織。教會利用羊皮紙進行書面語通訊支撐小國存續很長一段時期。與此相對照的是，當人們利用紙張進行書面語通訊時，他們建立大規模行政體系主導的國家，占據很大一片土地，但是，國家的壽命較短。在古埃及和古羅馬使用莎草紙進行書面語通訊的人和在古中國使用紙張進行書面語通訊的人都曾經建立大國，但是，國家的壽命短。如果人們既能獲得使用羊皮紙進行書面語通訊的教會的支持也同時能利用採用莎草紙或紙張進行語言通訊的一個官僚體系的話，即假設“獲得了確認空間和時間的角色之間的一個平衡，”人們就會建立一個大型的和壽命長的帝國，如拜占庭帝國。[24]

他的理論可歸結為一句話：耐久的和笨重的媒介延長通訊的時間，而不耐久的和輕便的媒介擴大通訊的空間。例如，當人們利用石頭做媒介進行書面語通訊的時候，通訊時間長，因為石頭耐用。石頭能夠抵抗風吹雨打和日曬。所以，利用石頭推廣的理念會長期不變。在此背景下，人們尊重傳統。社會趨於保守。但由於石頭笨重，不易移動，人們只能在小範圍內進行通訊。人們建立小國。與此對照，紙張輕便，容易攜帶。這樣，在此語境下，人們能在大範圍內進行通訊。但是，由於紙張不耐用，怕水和容易腐爛，人們通常利用紙張進行短期通訊。使用紙張進行通訊的人能在更大的地理空間內交流思想，能在較大空間範圍內持有同一種理念並建立一個大國。但是，由於在使用紙張進行通訊的背景下人們傾向於接受新觀念並要求重新組織國家，這樣的國家存續的時間不長。因此，媒介定義的書面語通訊成為國家形成和建設的一個基礎。作者本人的看法是，在時間和空間範圍內延長語言通訊的距離都對國家的形成產生了影響。換言之，一旦人類使用語言進行通訊，他們就創造和利用媒介。媒介的意義是，它們延長語言通訊的距離。延長語言通訊的距離成為國家形成的基礎。

相應地，在使用書面語進行通訊的語境下，我們還能進行更多的思考。如果我們將從事書面語言通訊的人與從不從事書面語言通訊的人進行比較，我們不難發現，從事書面語言通訊的人也發揮一個特殊作用。在古中國，因為掌握了書寫技藝而能從事書面語通訊的人被稱為“文人。”與只能在短時間內進行語言通訊的普通人不同，文人能進行長時間的通訊。一名普通人針對日常生活中的一件瑣事做出的簡單陳述很快就被人遺忘。與此對照的是，一位著名的詩人創造的優美詩篇會被一代又一代的人重複背誦。與只能在小空間範圍進行通訊的普通人不同，文人能在大空間範圍內通訊。一個文盲只能在他生活的當地進行通訊。他或許只能與他的鄰人進行通訊。而一位文人可能創作一個劇本或寫一部小說。劇本或小說能讓他與廣大民眾進行通訊。劇本或小說就是文人進行通訊的媒介。從一定意義上說，文人在國家的形成過程中發揮某種作用。也就是說，普通人無法主動地在國家範圍內與他人進行廣泛通訊，而文人能。文人在國家範圍內傳播文化。儘管文人僅僅是國家內部的少數人，他們傳播所有人直接或間接地接受的文化。這樣，文人傳播的文化就成為國家的文化。文人也是國家內部普通人在國家範圍內進行自我通訊的媒介。這是因為在文明社會或國家的形成中，少數人能充當多數人進行自我通訊的媒介。少數人在大地理空間範圍內主動進行語言通訊比多數人這樣做要容易。國家內所有人共有這樣的文化。文化擔當了所有人與所有人進行通訊的一個媒介。這樣的文化有助於維繫國家的統一。

這就是說，進行書面語通訊的人獲得了一個機會。他們能創造文學藝術作品。他們能表達他們的生活體驗。他們能反映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給與他們的印象。他們能夠表達他們針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理解。而文學藝術作品包含美學價值。美學價值吸引人的眼睛和耳朵。它能擔當媒介，支持一個長距離語言通訊過程。例如，人們創作詩歌。詩歌總是具有某些美學價值。通過創造一個或若幹個美學價值，詩人為延長語言通訊的距離創造了條件。這就是為什麼有些著名的詩篇幾乎家喻戶曉並被人們一代又一代地傳誦的原因。創造那些著名詩篇的詩人也因此而遠近聞名。同理，劇作家創作的戲劇不僅向普通人提供生活經驗並且有時還就人們的社會生活發表評論，而且在描繪千家萬戶的日常生活方面展現美的情感。同理，作家寫作的長短篇小說盡顯美學價值，以描繪人們的社會生活。那些長短篇小說能贏得眾多讀者。也同理，詞作家和作曲家創造的歌曲吸引廣大人民群眾。所有那些美學表達形式都在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互相通訊。它們是媒介。創作他們的那些作家、詩人和藝術家是媒介。他們特別促進陌生人之間的互相通訊。他們提供有關社會或國家的看法的時候，他們也在協助人們進行感情交流。他們到處展現普通人接受和喜愛的那些文化形式。他們能加強所有人之間的互相理解。他們通過各種形式幫助所有人在社會和國家的整個範圍內進行互動。

這意味着，由於人們擴大了他們的共同體的規模，他們沒有必要總是進行面對面的互動，從而維持國家的統一。書面語言幫助人們保持相互聯繫。原因是書面語言能讓人類創造更多的表達形式，以便進行社會通訊。那些能創造這些表達形式的人成為文人或知識分子。也就是說，書面語言令創造媒介的方式多樣化。它能讓人們在更長的時間內和在更大的空間範圍內進行通訊。在此背景下，人們建立文化共同體。文化則進一步支持人們在更長時間內和更大範圍內進行通訊。特別是在現代，文化共同體成為人們建立國家的一個基礎。共有同一種文化的人傾向於匯聚在一起並聯合起來。他們組成一個民族。由於需要成立一個國家來保證民族的生存和發展，人們建立民族國家。民族又是民族國家形成的媒介。這就是為什麼民族國家成為現代國家的一個典型形式。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