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先生和《這一代》
有人說社會是複雜的，但是，貧道認為這網絡世界裡的“虛擬社會”更是錯綜複雜，深奧莫測。高伐林先生敢於用真實姓名在網絡世界裡披荊斬棘，橫衝直撞，貧道由衷地敬佩。高伐林先生從一個全國知名的青年詩人，改行研究中國近代史，在網絡上和平面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章。高伐林先生寫的文章，貧道基本上是每篇必讀的。貧道和高伐林先生同屆大學畢業，非常理解高伐林先生的經歷。但是，畢竟學理工的和學文科的人的思維方式是不一樣，貧道對高伐林先生的不少政治上和學術上的觀點並不認同。 這裡僅僅舉一個例子。最近一段時間，我們都在紀念畢業三十周年。高伐林先生在好幾篇文章中提到了《這一代》。老高甚至聲稱“1979年十三校學生社團自辦的文藝刊物《這一代》，現在是珍貴文物”。貧道對高先生的這個觀點並不認同。
七七級和七八級都是一九七八年入學的。兩屆加起來，包括後來擴招的走讀生，估計共有上百萬學生（含大專）。貧道在浙江大學讀書時，對當時鄧小平和華國鋒的鬥爭所產生的社會現象觀察得比較仔細。上面斷斷續續鬥了一兩年，下面也斷斷續續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哄。直到鄧小平出兵打了越南，好像才從“大亂到了大治”。
沒有經歷這個過程的年輕人可能要問什麼叫“起鬨”？根據貧道在浙江大學的觀察，絕大部分起鬨的學生並不知道鄧小平正在和華國鋒斗。社會上的現象是貼大字報（但是必須在指定的地方），你也可以稱它為民主牆。各種觀點都有，貧道在杭州最大的“民主牆”上看到公開號召打倒共產黨的文章，而且還可以保留數天。當時可以講是真正的“民主”。學校里的現象就是串聯，辦報刊，辦舞會。例如浙江大學有校團委辦的“官方”報刊，後來就有學生社團辦的“STAR”文藝刊物來與之競爭。凡是黨委，團委想搞的事，學生社團條件反射式的明里暗裡反對。例如，選西湖區人民代表，“官方”指定的幾個人物一再受到攻擊，有落選的。但是，黨委團委里的一些有各種背景的人也是明里暗裡用各種方法支持學生團體的，比如提供印刷工具給學生社團。
中國的歷史有個規律，上面一斗，下面就起鬨。毛劉上面斗一斗，下面就是文化革命。鄧小平江青上面斗一斗，下面就是四五運動。鄧小平和趙紫陽上面斗一斗，下面就是六四運動。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上面斗一斗，下面就是公車上書。老蔣和老王上面稍微斗一斗，下面就是一二九運動。如果當年鄧小平和華國鋒鬥成了一個僵局，可以肯定，下面又是一場大運動。當年，絕大部分的起鬨者當時並不知道鄧小平和華國鋒正在斗。應該講是只一種對黨委，團委的逆反心理。絕大部分起鬨者當時並不知道這個“真正的民主”僅僅是暫時的，有條件的。並不是你人多，你就力量大的。他們看不到鄧小平要你民主，你就民主，鄧小平要你集中，你還不能不不集中。
老高的學生社團自辦的文藝刊物《這一代》，就是這一歷史背景下的產物。因為上面鄧小平和華國鋒的鬥爭比較文明地收場了，七九年的運動沒有搞起來。下面好像對學生也並沒有太多的“秋後算帳”。但是至少對支持學生運動的黨委，團委幹部應該有暗中處理的。老高聲稱“1979年十三校學生社團自辦的文藝刊物《這一代》，現在是珍貴文物”這個結論是難以令人信服的。貧道估計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不會展出《這一代》，同樣，美國的國家博物館估計也不會對《這一代》太感興趣。貧道在六，七年前回國，整理舊物時，把文革中的“還我戰友，還我血”這一類的紅衛兵小報，浙江大學學生社團辦的“STAR”文藝刊物，以及杭州大學學生社團辦的類似於《這一代》文藝刊物全部送進了廢品收購站。
讀者如果還不明白的話，可以試試這個方法來理解中國的“起鬨”文化：一個中國就相當於一個工廠。當年鄧小平和華國鋒斗，就相當於廠長和書記有矛盾，劉道玉，方勵之等人相當於三車間，和九車間副主任，多多少少，隱隱約約地知道一點點內幕情況，他們各自作出了自己的判斷。通過各自的渠道來拉幫結派，結果就是使得有的人在背後講廠長貪污，也使得有的人在背後講書記搞女人。老高的學生社團相當於三車間的幾個宣傳幹事，跟在三車間副主任後面或者幫書記去搞廠長，或者幫廠長去搞書記，或者書記廠長兩個都不幫，而是把廠長，書記都搞掉，讓三車間副主任去做第一把手。
看到這個比喻，讀者就要問，那麼“你這個“貧道”在那個工廠里又算是個什麼角色呢?”坦白地講，貧道就是翻砂車間的工人，上海人俗稱“翻砂烏龜”。滿臉灰塵，埋頭幹活，廠長，書記，車間主任，連帶他們的老媽一起罵！尤其看不起那些上竄下跳的宣傳幹事，更看不起那些，背後講流言蜚語的人。如果有人在背後講廠長貪污，我們“翻砂烏龜”就要講，有本事你也去貪啊！有人在背後講書記搞女人，我們“翻砂烏龜”就會講，兩相情願脫褲子，關你屁事，有種你也去搞啊！
中國的毛病就在於從秦始皇以來，一代一代的太多了。說穿了“這一代”和“那一代”並沒有什麼區別。既然這一代一代的太多了，一次一次地在重複地走着同一條路，那麼，《這一代》文藝刊物和這裡的大部分網文一樣，是不具備文物價值的，最後還是要回到廢品收購站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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