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先生和《这一代》
有人说社会是复杂的，但是，贫道认为这网络世界里的“虚拟社会”更是错综复杂，深奥莫测。高伐林先生敢于用真实姓名在网络世界里披荆斩棘，横冲直撞，贫道由衷地敬佩。高伐林先生从一个全国知名的青年诗人，改行研究中国近代史，在网络上和平面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高伐林先生写的文章，贫道基本上是每篇必读的。贫道和高伐林先生同届大学毕业，非常理解高伐林先生的经历。但是，毕竟学理工的和学文科的人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贫道对高伐林先生的不少政治上和学术上的观点并不认同。 这里仅仅举一个例子。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纪念毕业三十周年。高伐林先生在好几篇文章中提到了《这一代》。老高甚至声称“1979年十三校学生社团自办的文艺刊物《这一代》，现在是珍贵文物”。贫道对高先生的这个观点并不认同。
七七级和七八级都是一九七八年入学的。两届加起来，包括后来扩招的走读生，估计共有上百万学生（含大专）。贫道在浙江大学读书时，对当时邓小平和华国锋的斗争所产生的社会现象观察得比较仔细。上面断断续续斗了一两年，下面也断断续续起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哄。直到邓小平出兵打了越南，好像才从“大乱到了大治”。
没有经历这个过程的年轻人可能要问什么叫“起哄”？根据贫道在浙江大学的观察，绝大部分起哄的学生并不知道邓小平正在和华国锋斗。社会上的现象是贴大字报（但是必须在指定的地方），你也可以称它为民主墙。各种观点都有，贫道在杭州最大的“民主墙”上看到公开号召打倒共产党的文章，而且还可以保留数天。当时可以讲是真正的“民主”。学校里的现象就是串联，办报刊，办舞会。例如浙江大学有校团委办的“官方”报刊，后来就有学生社团办的“STAR”文艺刊物来与之竞争。凡是党委，团委想搞的事，学生社团条件反射式的明里暗里反对。例如，选西湖区人民代表，“官方”指定的几个人物一再受到攻击，有落选的。但是，党委团委里的一些有各种背景的人也是明里暗里用各种方法支持学生团体的，比如提供印刷工具给学生社团。
中国的历史有个规律，上面一斗，下面就起哄。毛刘上面斗一斗，下面就是文化革命。邓小平江青上面斗一斗，下面就是四五运动。邓小平和赵紫阳上面斗一斗，下面就是六四运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上面斗一斗，下面就是公车上书。老蒋和老王上面稍微斗一斗，下面就是一二九运动。如果当年邓小平和华国锋斗成了一个僵局，可以肯定，下面又是一场大运动。当年，绝大部分的起哄者当时并不知道邓小平和华国锋正在斗。应该讲是只一种对党委，团委的逆反心理。绝大部分起哄者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真正的民主”仅仅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并不是你人多，你就力量大的。他们看不到邓小平要你民主，你就民主，邓小平要你集中，你还不能不不集中。
老高的学生社团自办的文艺刊物《这一代》，就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因为上面邓小平和华国锋的斗争比较文明地收场了，七九年的运动没有搞起来。下面好像对学生也并没有太多的“秋后算帐”。但是至少对支持学生运动的党委，团委干部应该有暗中处理的。老高声称“1979年十三校学生社团自办的文艺刊物《这一代》，现在是珍贵文物”这个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贫道估计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不会展出《这一代》，同样，美国的国家博物馆估计也不会对《这一代》太感兴趣。贫道在六，七年前回国，整理旧物时，把文革中的“还我战友，还我血”这一类的红卫兵小报，浙江大学学生社团办的“STAR”文艺刊物，以及杭州大学学生社团办的类似于《这一代》文艺刊物全部送进了废品收购站。
读者如果还不明白的话，可以试试这个方法来理解中国的“起哄”文化：一个中国就相当于一个工厂。当年邓小平和华国锋斗，就相当于厂长和书记有矛盾，刘道玉，方励之等人相当于三车间，和九车间副主任，多多少少，隐隐约约地知道一点点内幕情况，他们各自作出了自己的判断。通过各自的渠道来拉帮结派，结果就是使得有的人在背后讲厂长贪污，也使得有的人在背后讲书记搞女人。老高的学生社团相当于三车间的几个宣传干事，跟在三车间副主任后面或者帮书记去搞厂长，或者帮厂长去搞书记，或者书记厂长两个都不帮，而是把厂长，书记都搞掉，让三车间副主任去做第一把手。
看到这个比喻，读者就要问，那么“你这个“贫道”在那个工厂里又算是个什么角色呢?”坦白地讲，贫道就是翻砂车间的工人，上海人俗称“翻砂乌龟”。满脸灰尘，埋头干活，厂长，书记，车间主任，连带他们的老妈一起骂！尤其看不起那些上窜下跳的宣传干事，更看不起那些，背后讲流言蜚语的人。如果有人在背后讲厂长贪污，我们“翻砂乌龟”就要讲，有本事你也去贪啊！有人在背后讲书记搞女人，我们“翻砂乌龟”就会讲，两相情愿脱裤子，关你屁事，有种你也去搞啊！
中国的毛病就在于从秦始皇以来，一代一代的太多了。说穿了“这一代”和“那一代”并没有什么区别。既然这一代一代的太多了，一次一次地在重复地走着同一条路，那么，《这一代》文艺刊物和这里的大部分网文一样，是不具备文物价值的，最后还是要回到废品收购站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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