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千年奴化的中国社会，国人习惯了人治，法治从无真正的尊严，一切以权贵所说为真理。权贵上台，立马为了私人利益而立法，并会根据个人意愿随时临时变法，法因人而变，天经地义，所以人民只有做奴才和迷信权贵的份。整个社会太多人想的不是如何守法，而是如何钻空档徇私枉法，然后行贿受贿，通过走上层关系而逃脱惩办，总有人可以扳倒法律，而对于政治对手则必须“依法定罪”并让其“永世不得翻身”，这早已成中国政治的千年套路。

对中国社会感悟颇深的西方多名政客包括基辛格和骆家辉曾一语道破天机，中国人很聪明，但往往缺乏独立思维能力，或因长期专制压抑，不敢独立思考问题。“东方红，太阳升”，人民一旦看到救星，救星就是真理，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波澜壮阔，多么鼓舞人心的人类社会。毛主席号召文化大革命，只有执行没有质疑的余地，“破四旧”，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铲除一切牛鬼蛇神和害人虫。。按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他们会踌躇，会反对，不耽心专制铁钳的封口，不怕发落北大荒，便不可能有文革的风起云涌。

中共立国后，就和历史上任何政权一样，立马建立自己的党纪国法，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理论上，这套宪法比美帝的开国宪法更优越更伟光正，包括男女平等，各民族平等，民主纪律，但如何依法办事则另当别论。毛泽东时代当然是毛自己说了算，与毛泽东的个人思想有出入的宪法章节嘛，大家自动不予执行或临时改掉，毛的革命口号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周总理为“顾全大局”而顺着转也是必须的，那些有任何逆天而行倾向的革命功臣则全部被算计。第二代核心出现了，轮到我老邓卧薪尝胆复出后称王称霸，毛时期的宪法还是要适当修改的，以利于我的新权威。邓小平说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立即执行，不择手段，黑的白的，搞到钱就是硬道理，国营企业分发给少数人也是让少数人先富的一种得力方略。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感激邓大爷的伯乐识马，二话不说，一切忠实照办。习近平时代终于感到“依法治国”的压力，依然露出以习的家法来治国的端倪。可以理解，共产党喜欢一言堂，其实，世界上中西方每个人骨子里谁不喜欢自己说了算，因为要从个人利益出发，那样当然事半功倍。但是，个人利益和一言堂往往有悖于集体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习重新召唤一言堂的新文艺路线，要封杀网络不同声音，要让方舟子无地自容，家奴心照不宣立即杀鸡儆猴，不能揭党和领袖的短，必须说西方的坏话，唱响党的赞歌。

原因很简单，我党各级官员和领袖的精神情操有限，从来不适应不同声音的考验和骚扰，批判的声音会让我自惭形秽，失去权威，何以呼风唤雨，杂音让我头大，统治起来腻费劲，更怕人民从各种不同声音中自动悟出社会前进的正道和真理，我政权岂不岌岌可危。当政权利益和人民利益彼此开始冲突，采取封杀手段以减轻执政压力是最原始的举措，是政权管理能力吃紧和不自信的体现，与满清的“文字狱”现象如出一辙。与其接受全民的民主监督，以及不同体制的比较考验，怎么都没有愚民和高压统治来的更为轻逸。

党建了国，党制定法，所以党大于法是应该的，即便严格执行党法，那也会是洋溢民主、令人激动的人类社会。如果人不大于党，人也就不可能逾越党设的法律。中国强人执政后，为维护私利，总擅于把党纪国法修改为个人的家法来执行，这就引起无休止的个人崇拜，传统的奴性文化又进一步为极权行事作风火上浇油。当年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提着脑袋干革命，人民兴奋地“十送红军”以为天终于亮了，最后只不过是又一次江山易帜，又一场贵族阶级的大换班而已。很多人革命的目的就是拿自己的脑袋做赌博，为了换取成功后的安逸富贵，到红二代集体塌方式腐败更是理直气壮。就像李自成和洪秀全的天平天国，腐败是必然，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革命皆服务于一己之私而不是为了口头上的“普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悲哀牺牲了那么多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损公济私并为兴旺直系子孙几乎是天下的常理，专制逼迫许多人卖身做奴才从而从中求取安生和便利，奴才文化的兴盛进一步保障了专制的悠然自得。主子和奴才相得益彰，可怜人民和国家的利益都被喂了狗。在极权专制下，权贵和奴才齐心协力搜刮民财，国家为权贵的私人产业，如何滥用国库当然和你们人民没商量。腰缠万贯，国际上谁赏我脸面我就慷慨相送。国家财产被作为政权的私有财产来经营管理，哪怕用以购买战略敌手的长期债务，甘冒被敌人全盘化为乌有的风险，也不愿发放于自己凄苦的人民，因为人民只是用来做买卖的客户。他们珍视国家财富为自己腰包当然就守财如奴，舍不得投注于国家长远战略发展的建设项目，而仅仅限于能够短期牟利的商业设施，并且对地铁、高铁、高速通道的收费额度，若按人均购买力，比最大资本主义社会还要阴狠。

基于中国的国情，应还有很长一段时间，领袖的专制思维和奴才文化并盛。国人要想出人头地，最便捷的办法依然是削尖脑袋去当官，一级奴才、二级奴才，自上到下，根深蒂固，围着权威转，立马有赏，猛然围着国法转，大家可能都不那么习惯和自然。人人口头上会喊“依法治国”，但实施起来既然损及权贵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怎么会犯傻去自动革自己的闲适好命。中国历史已经原地打转数千年了，大家可以希望，但不要期望。每逢强人主政，人民顿时集体傻眼，甘愿忍辱负重百年或数百年，就像历代王朝和香港的百年殖民一样，只要给予基本的生存权，轻易不会责问权贵的宰割是否公平，直到下次强权的到来，或者静等天来相助。

背井离乡很多年了，当年我必须给领导送瓶“杜康酒”才得以脱钩，现在每次锦衣还乡，看到国民的思维意识比我那时的旧社会更倒退更腐败，不禁怅然。升官的同学们戏我说，你这假洋鬼子潇洒啊，来去自由，我们还得阿谀奉承，怎么敢得罪上级，总有其他人跟的紧，领导的心眼你懂的，让面壁喝稀饭伤不起啊。

这两天，习总的新文艺路线和政治坚持让海内外失望，联想到他出访墨西哥的首秀演说，天下人怎么都不懂我的好心啊。为了尽职尽责地继承和延续江山，一方面打压政治呼声，同时发狠反腐，单靠一个包公而不是全民监督，可怜王岐山真是累得慌。这一切都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当年的惯用法术，习总依然不悟实现今日纲举目张的辩证要领。大家莫过于强人所难，虽高为我国名校的法学博士，习总的文化，智慧和政治背景限制了他的感悟力度和大视野思维。其实，怨我们自己求真心切，若平心比较中国历史上历代帝王的施政水平，习总应该不输李世民、康熙、毛泽东、邓小平和其他任何人，但我们时代所召唤的贤明不应仅仅是这些历史风流人物这个跨度的。

希望祖国早得真正”天下为公“的仁人志士，本着全民和国家利益而树立一种可稳健延续万年的机制，不为个人江山，或一朝帝制，不图个人得失，不专为一党或特殊政权利益集团卖命，阔步迈入“权为民所赐、利为民所谋”的全民政府和国家利益政体，避免国家资源滥用和无端内耗，人民敢于坚持真理而无需顾忌“回乡种红薯”，不是复制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而是打造一种更高层次的全民民主体系。全民智慧解放所焕发的创造力和囊括全民参与的经济实力无疑持久而雄健，怎么也要高于中共现在所自满的经济奇迹而人民却大且仍在雾霾里为温饱而挣扎。人性的自私和腐败必须由一个健全体制来制约，专制不存，奴才则自动消失，中国的奴性文化历史将彻底得以扭转。虽然这一梦想违背历史上精英少数的自私本性，但关乎社会大多数的生存质量及其权益，就像中共早期革命斗争中不乏纯粹为真理和人类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勇士那样，真正一心为公的英雄必将涌现。如果中共能够反其道而行之，最终勇于即便丧失党政，也要开启全民利益至上的国家民主管理体制，那才真是圆两岸四地未来大中国梦的盘古开天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