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施塔因伽特(Gabor Steingart)先生，你父親曾是匈牙利難民，你自己出生在柏林，然後你一家人搬到了黑森州，當時你幾歲？

答：我不認為我父親曾經是難民。他是一位為民族獨立自由而奮鬥的戰士。當蘇聯軍隊1956年進入布達佩斯的時候，他被逼離開了匈牙利，因為他的名字在被通緝的名單上。後來他來到柏林，在柏林工業大學繼續就讀化學。他在那裡認識了我的媽媽。大學畢業後我們搬到了黑森州。我當時只有三歲。

問：你曾經說過你父親是一名政治愛好者。你是否受到他的影響？

答：我覺得是。我們在家裡常常討論政治，討論勃蘭特、施特勞斯（編者註：德國巴伐利亞前州長），討論聯邦德國向東和波蘭及蘇聯的合作，後來又討論環境保護、核能和綠黨。

問：你在很早的時候就從事寫作。當你還是學生的時候你就已經出書。你是否在那時就想今後從事一份與寫作有關的工作或者從那時起你就想成為一名記者？

答：在十四歲那年，我就已經決定今後要當記者。期間我也從沒有考慮過其它職業，至今都沒有後悔過。

問：施塔因伽特先生，你是德國最有名的經濟記者之一。你先後在德國兩大重要媒體《明鏡》和《商報》擔任重要職務，你能簡單說說它們之間的區別嗎？

答：當《明鏡》集團的創始人奧格施泰恩（Rudolf Augstein）還在世時，它和霍爾茨布林克（Holtzbrinck）集團很相似。它們都有一個最終拍板的出版商，也就是所謂的基準點。奧格施泰恩去世後的《明鏡》周刊有了很大的改變。《明鏡》集團現在是一個由底層民主式所領導的企業。它有它的缺點，同時也有它的優點。《商報》社的出版人，馮霍爾茨布林克（Dieter von Holtzbrinck）就是一位出版商。他是我們這裡所有討論過程的終結者——從正面意義而言。在這裡所有的議論都會立即澄清，領導力得到重視。領導力不等於專制，而是對價值觀的一種責任感。在我們這裡是指：自由、尊重、公平和實質。

問：你是一位具有強大能力和經驗的媒體界人物，所以我想聽聽你是如何評價我以下三個觀點的。第一個：德國媒體故意抹黑中國在德國社會的形象。你同意這個觀點嗎？

答：抗議。在德國有很多不同的媒體，因此也有很多不同的中國形象。

問：但是中國在德國的公眾形象確實受到那些寫作記者的影響，而中國的形象也比較負面。

答：你覺得是這樣嗎？為什麼？我心目中的中國形象是正面的。它是一個有非常勤奮的人民的國家，有創新和抱負心。中國的崛起在鄧小平時代就已經開始，一直持續到現在。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從一個農業國家發展成一個經濟強國。對我而言是一個成功事件，它超過我們德國在艾哈德總理執政時期經歷過的“經濟奇蹟”數倍。但這不意味着我們就不會批評中國，比如環境污染或者言論自由的缺陷。正好相反。即便如此我也沒看到一個負面的中國形象。在德國企業界的中國形象也一樣，要不然它們就不會去中國投資。

問：第二個觀點：德國駐外記者在中國都有這個問題。他們時常只報道那些德國讀者想看或報社總編所要求的文章，而不是他們自己想寫的。你怎麼認為？

答：這個我不能向你確認。我自己曾經也是駐美記者。本國人都希望能對客國的偏見得已核實。但是一個自信的駐外記者都必須克制這種困難，寫自己認為重要的文章。

問：僅僅去核實對客國的偏見，這難道不是駐外記者的弱點嗎？

答：如果真的是這樣，那自然是。它的誘惑是非常大的。在讀者和駐外記者之間也存在着一種相互利用。但是駐外記者不能這麼做，他們必須正確地反映他們對一個國家的觀察。

問：那麼德國駐華記者的狀況如何？他們是否可以不聽總編的要求？

答：我認識很強勢的駐華記者。他們改變了我們的中國觀。我們報社的澤林先生（Frank Sieren），不知道你個人是否對他熟悉？

問：我對他非常熟悉。他所有寫的書我都看過了。

答：難道你認為他只核實德國對中國的偏見嗎？我不這麼認為。澤林先生就是一個很有自信的駐華記者的例子。

問：確實。好，接下來我提第三個觀點：除了施密特和施羅德總理以外，在德國很少有人公開認可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所做出的貢獻。事實是，如果我們把今天的中國和35年前的中國相對比，現在比以前好很多。難道現在還沒到表揚中國的時機嗎？還是所有德國媒體出版商已經達成“禁止表揚中國”的協議？你有什麼看法？

答：其實有很多理由去表揚中國。我非常欽佩中國從改革開放後直到今天所獲得的成就。我覺得，不能僅僅因為別人和我們不同就認為別人比我們差，這不單只是對中國，同時也適用於阿拉伯國家或俄羅斯。我們不能用德國的標準去衡量言論自由以及其他文化圈。我深知，即便在中國也存在對國家領導者的批評，在領導層也存在不同的派系。我認為我們德國人不能用教訓人的態度對待中國，我們並不是世界的導師。在我們這，對他人的尊重被忽略了，我們都不敢崇拜別人了。

問：為什麼被忽略了？

答：在很多領域都這樣。老年人很少崇拜年輕人，總以為比他們更懂人生，但我不這麼認為。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良好的，逐漸開始尊重中國的發展過程中。

問：據一份研究報告顯示，2008年是德國在近二十年內對中國報道最負面的一年。《明鏡》周刊2008的封面文章《黃色間諜》是整個事件的低谷。緊接着導致很多生活在德國的中國人上街示威遊行，也在漢堡的《明鏡》總部前面遊行。從那時起《明鏡》周刊的聲譽在中國人心目中一落千丈。你從今天的角度如何評價那期封面文章？它是否是一篇經過可靠調查的封面文章，還是它只是一篇成功的標題黨文章，搶讀者的眼球，使自己的銷售量上升而已？

答：對此我不好說，因為我沒有參與那篇封面文章。雖然我也寫過關於中國的文章，但是你所說的這一篇不是我寫的。

問：但是，這篇封面文章的確過於偏激了。

答：對我而言，它已經過去很久了，以至於我記不清細節了。

問：我們不需要注重這篇文章的具體內容。我想知道的是，為什麼當初會經常出現這些現象？某些文章根本沒有經過可靠的調查，很多對中國的指責都是無中生有，沒有依據。這完全是煽動。它背後的動機是什麼？你能理解嗎？

答：首先我要申明：不僅僅是中國被批評， 美國也每天被批評，每天！批評它的也包括中國媒體，這是必然的。世界強國面對批評時必須適應，不能過于敏感。擁有世界強國地位的國家都這樣。

問：照你這麼說，它有正面的相互關係：一個國家越強，越要忍受更多的批評？

答：在政治上都這樣。一個政治家越有權力，他的敵人也會越強。在此之前沒有人會注意他。一旦他擁有一定的級別後，我們才會去聽。當他獲得權力，尤其是當他做決策的時候，而這些決策又不是每個人所想要的或者它對自己帶來利益上的衝突。對中國也是如此。在西方國家存在着一種恐懼感，如果它牽涉到就業崗位的轉移。

問：我必須對你進行反駁。你自己曾經在2006年出版的《財富之戰》一書中寫道：德國的就業崗位轉移在本質上和中國沒有關係，而是作為消費者的德國人自己造成的。他們想更廉價地購物，德國公司就只能提供更廉價的貨物。像德國這樣高工資的國家根本不可能廉價生產，他們最終是被消費者逼着要轉移就業崗位的。從中獲利的往往是德國公司和消費者本身，但是受到罵名的卻是中國。

答：我們作為記者的首要責任是解釋事情的來龍去脈。儘管如此，中國有時還是會在就業崗位轉移問題上成為代罪羔羊，特別是在美國，當然也在德國的這一問題上。這種辯論包涵了無禮的言行在內，但我不能單單把它看作一種無禮，因為它也包含着一種對話：比方說環保標準和社會標準。這種對話不能被禁止，像廉價勞力傾銷（Lohndumping）或者環境污染問題等，是很合理的話題。

問：我們再繼續談一談中國。這是個公開的秘密，每家報紙或雜誌都有自己的立場。能不能和我說一說，照你的觀察來看，德國的《法蘭克福匯報》、《明鏡》周刊、《南德意志報》和《商報》在面對中國問題上持有什麼立場？

答：我認為所有國家級範圍(指發行量大)的日報或周刊同時都保持尊重和部分批評的立場，兩者皆有。對於我和《商報》而言，我們更加注重尊重的立場，尤其是針對經濟上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