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施塔因伽特(Gabor Steingart)先生，你父亲曾是匈牙利难民，你自己出生在柏林，然后你一家人搬到了黑森州，当时你几岁？

答：我不认为我父亲曾经是难民。他是一位为民族独立自由而奋斗的战士。当苏联军队1956年进入布达佩斯的时候，他被逼离开了匈牙利，因为他的名字在被通缉的名单上。后来他来到柏林，在柏林工业大学继续就读化学。他在那里认识了我的妈妈。大学毕业后我们搬到了黑森州。我当时只有三岁。

问：你曾经说过你父亲是一名政治爱好者。你是否受到他的影响？

答：我觉得是。我们在家里常常讨论政治，讨论勃兰特、施特劳斯（编者注：德国巴伐利亚前州长），讨论联邦德国向东和波兰及苏联的合作，后来又讨论环境保护、核能和绿党。

问：你在很早的时候就从事写作。当你还是学生的时候你就已经出书。你是否在那时就想今后从事一份与写作有关的工作或者从那时起你就想成为一名记者？

答：在十四岁那年，我就已经决定今后要当记者。期间我也从没有考虑过其它职业，至今都没有后悔过。

问：施塔因伽特先生，你是德国最有名的经济记者之一。你先后在德国两大重要媒体《明镜》和《商报》担任重要职务，你能简单说说它们之间的区别吗？

答：当《明镜》集团的创始人奥格施泰恩（Rudolf Augstein）还在世时，它和霍尔茨布林克（Holtzbrinck）集团很相似。它们都有一个最终拍板的出版商，也就是所谓的基准点。奥格施泰恩去世后的《明镜》周刊有了很大的改变。《明镜》集团现在是一个由底层民主式所领导的企业。它有它的缺点，同时也有它的优点。《商报》社的出版人，冯霍尔茨布林克（Dieter von Holtzbrinck）就是一位出版商。他是我们这里所有讨论过程的终结者——从正面意义而言。在这里所有的议论都会立即澄清，领导力得到重视。领导力不等于专制，而是对价值观的一种责任感。在我们这里是指：自由、尊重、公平和实质。

问：你是一位具有强大能力和经验的媒体界人物，所以我想听听你是如何评价我以下三个观点的。第一个：德国媒体故意抹黑中国在德国社会的形象。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答：抗议。在德国有很多不同的媒体，因此也有很多不同的中国形象。

问：但是中国在德国的公众形象确实受到那些写作记者的影响，而中国的形象也比较负面。

答：你觉得是这样吗？为什么？我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正面的。它是一个有非常勤奋的人民的国家，有创新和抱负心。中国的崛起在邓小平时代就已经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农业国家发展成一个经济强国。对我而言是一个成功事件，它超过我们德国在艾哈德总理执政时期经历过的“经济奇迹”数倍。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不会批评中国，比如环境污染或者言论自由的缺陷。正好相反。即便如此我也没看到一个负面的中国形象。在德国企业界的中国形象也一样，要不然它们就不会去中国投资。

问：第二个观点：德国驻外记者在中国都有这个问题。他们时常只报道那些德国读者想看或报社总编所要求的文章，而不是他们自己想写的。你怎么认为？

答：这个我不能向你确认。我自己曾经也是驻美记者。本国人都希望能对客国的偏见得已核实。但是一个自信的驻外记者都必须克制这种困难，写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

问：仅仅去核实对客国的偏见，这难道不是驻外记者的弱点吗？

答：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自然是。它的诱惑是非常大的。在读者和驻外记者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相互利用。但是驻外记者不能这么做，他们必须正确地反映他们对一个国家的观察。

问：那么德国驻华记者的状况如何？他们是否可以不听总编的要求？

答：我认识很强势的驻华记者。他们改变了我们的中国观。我们报社的泽林先生（Frank Sieren），不知道你个人是否对他熟悉？

问：我对他非常熟悉。他所有写的书我都看过了。

答：难道你认为他只核实德国对中国的偏见吗？我不这么认为。泽林先生就是一个很有自信的驻华记者的例子。

问：确实。好，接下来我提第三个观点：除了施密特和施罗德总理以外，在德国很少有人公开认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做出的贡献。事实是，如果我们把今天的中国和35年前的中国相对比，现在比以前好很多。难道现在还没到表扬中国的时机吗？还是所有德国媒体出版商已经达成“禁止表扬中国”的协议？你有什么看法？

答：其实有很多理由去表扬中国。我非常钦佩中国从改革开放后直到今天所获得的成就。我觉得，不能仅仅因为别人和我们不同就认为别人比我们差，这不单只是对中国，同时也适用于阿拉伯国家或俄罗斯。我们不能用德国的标准去衡量言论自由以及其他文化圈。我深知，即便在中国也存在对国家领导者的批评，在领导层也存在不同的派系。我认为我们德国人不能用教训人的态度对待中国，我们并不是世界的导师。在我们这，对他人的尊重被忽略了，我们都不敢崇拜别人了。

问：为什么被忽略了？

答：在很多领域都这样。老年人很少崇拜年轻人，总以为比他们更懂人生，但我不这么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良好的，逐渐开始尊重中国的发展过程中。

问：据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08年是德国在近二十年内对中国报道最负面的一年。《明镜》周刊2008的封面文章《黄色间谍》是整个事件的低谷。紧接着导致很多生活在德国的中国人上街示威游行，也在汉堡的《明镜》总部前面游行。从那时起《明镜》周刊的声誉在中国人心目中一落千丈。你从今天的角度如何评价那期封面文章？它是否是一篇经过可靠调查的封面文章，还是它只是一篇成功的标题党文章，抢读者的眼球，使自己的销售量上升而已？

答：对此我不好说，因为我没有参与那篇封面文章。虽然我也写过关于中国的文章，但是你所说的这一篇不是我写的。

问：但是，这篇封面文章的确过于偏激了。

答：对我而言，它已经过去很久了，以至于我记不清细节了。

问：我们不需要注重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当初会经常出现这些现象？某些文章根本没有经过可靠的调查，很多对中国的指责都是无中生有，没有依据。这完全是煽动。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你能理解吗？

答：首先我要申明：不仅仅是中国被批评， 美国也每天被批评，每天！批评它的也包括中国媒体，这是必然的。世界强国面对批评时必须适应，不能过于敏感。拥有世界强国地位的国家都这样。

问：照你这么说，它有正面的相互关系：一个国家越强，越要忍受更多的批评？

答：在政治上都这样。一个政治家越有权力，他的敌人也会越强。在此之前没有人会注意他。一旦他拥有一定的级别后，我们才会去听。当他获得权力，尤其是当他做决策的时候，而这些决策又不是每个人所想要的或者它对自己带来利益上的冲突。对中国也是如此。在西方国家存在着一种恐惧感，如果它牵涉到就业岗位的转移。

问：我必须对你进行反驳。你自己曾经在2006年出版的《财富之战》一书中写道：德国的就业岗位转移在本质上和中国没有关系，而是作为消费者的德国人自己造成的。他们想更廉价地购物，德国公司就只能提供更廉价的货物。像德国这样高工资的国家根本不可能廉价生产，他们最终是被消费者逼着要转移就业岗位的。从中获利的往往是德国公司和消费者本身，但是受到骂名的却是中国。

答：我们作为记者的首要责任是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尽管如此，中国有时还是会在就业岗位转移问题上成为代罪羔羊，特别是在美国，当然也在德国的这一问题上。这种辩论包涵了无礼的言行在内，但我不能单单把它看作一种无礼，因为它也包含着一种对话：比方说环保标准和社会标准。这种对话不能被禁止，像廉价劳力倾销（Lohndumping）或者环境污染问题等，是很合理的话题。

问：我们再继续谈一谈中国。这是个公开的秘密，每家报纸或杂志都有自己的立场。能不能和我说一说，照你的观察来看，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明镜》周刊、《南德意志报》和《商报》在面对中国问题上持有什么立场？

答：我认为所有国家级范围(指发行量大)的日报或周刊同时都保持尊重和部分批评的立场，两者皆有。对于我和《商报》而言，我们更加注重尊重的立场，尤其是针对经济上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