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講過，作為民國時期的一代名將，張靈甫成名主要是因其在抗日戰場上抵禦外寇的壯舉，而我認為，他的名聲實際是出於自家兄弟之間的一場惡鬥，才讓人們再次近距離認識了其人。美國作者小阿瑟·施萊辛格在《美國的分裂》中說：“研究歷史不是為了提高哪個群體的自尊，而是為了了解世界和明鑑過去，為了客觀地分析、判斷、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和傳統，為了堅定地捍衛寬容、民主和人權等人類共同的思想和觀念。”我想，今天我們評價歷史人物，應該秉承和發揚小阿瑟·施萊辛格這種理念。

  張靈甫的兩封“絕命書”

  據載，張靈甫字鍾麟, 1903年8月出生於陝西長安一富裕農家。1923年長安中學畢業後，歸里任教，同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讀書。後投筆從戎，先入西北軍駐豫軍官訓練團，1926年秋到黃埔軍校第四期步科學習，1947年5月殞命於孟良崮之役。

  抗戰中的絕命家書

  抗戰爆發後，張靈甫調任74軍51師305團團長，參加了著名的淞滬會戰。在這次上海保衛戰中，張靈甫以勇猛果斷、指揮有方而聞名，對此《申報》和《大公報》都曾作過報道。1937年12月，淞滬戰場下來還未及休整，張靈甫又率305團投入了南京保衛戰。大戰之前，張靈甫對部下說：“作戰須步步求生，而存心必時時可死！蓋有光榮戰死之決心，乃能作絕處逢生之奮鬥!”同時決心以死殉國的他還給哥哥張秀甫留了一封絕命家書：“此次對日之戰，為國家民族爭生存，兵凶戰危，生死難卜。家人當認我已死，絕勿似我尚生。予果死，堂上雙親，請兄奉養；膝下諸子，望兄撫教；余妻守嫁，聽其自然。”

  日軍當時業已攻破上海，擊潰守軍19軍，並隨即延滬杭線快速西進。與早已棄城而去的唐生智部不同，在南京中山陵外阻擊戰前，張靈甫率部遙拜國父陵寢，誓與首都共存亡，全團士氣高漲。戰鬥中張靈甫左臂中彈，部下勸他過江到後方就醫，他大聲說：“昔日項羽兵敗，猶不願渡烏江，我豈能因傷渡長江？當與敵決戰以死踐誓言！”在他的感召下，官兵奮戰力拚，與日軍形成拉據戰，城破後305團僅剩幾十人，多數士兵壯烈殉國。

  正如家書中所言，張靈甫在戰場上將生死置之度外，抗戰八年他三過家門而未入，身經百戰屢立奇功，特別是抗戰中唯一一次全殲日軍一個師團的“德安大捷”，更是讓張靈甫名聲大噪。著名作家田漢曾專赴江西前線採訪，編寫了話劇《德安大捷》，張靈甫以真名真姓在劇中出現，被譽為“抗戰英雄”。

  孟良崮上再寫絕命書

  抗戰勝利後，原74軍整編為74師，全師共有3萬餘人，下設3個旅，號稱國民黨軍“五大主力”之一，張靈甫出任中將師長。

  1947年3月，在陸軍總司令顧祝同的指揮下，張靈甫率部充當了國民党進攻山東解放區的急先鋒，也由此註定了他的結局，改變了原本可以續寫輝煌的人生。5月11日，急於搶頭功的張靈甫，把湯恩伯的“穩紮穩打”，變成了“猛打猛衝”，他率整編74師甩開兩翼掩護部隊，孤軍深入。華野司令陳毅、粟裕見時機已到，決定以“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的英雄氣概吃掉74師，陳、粟首長連夜召集各縱隊司令員開會，部署華野的9個縱隊28萬大軍立即分頭行動，將74師團團包圍在山東蒙陰孟良崮。巧妙而快速的布局，使其在地理位置上成為瓮中之鱉，無法動彈。

  由於國民黨軍在山區里基本不能展開其賴以生存的重武器，加上四面受敵，總體戰鬥力已經大大下降，不多時便是屍橫遍野，哭聲一片。然而，我軍的消耗也十分驚人，到第二天上午，山上山下儘是解放軍屍體，血流成河。5月16日下午，74師已陷入彈盡糧絕的境地，面對山下激烈的炮火和華野指戰員的陣陣衝殺，已無計可施的張靈甫寫下了給愛妻王玉玲的絕筆信:“十餘萬之匪向我猛撲，今日戰況更惡化，彈盡援絕，水糧俱無。我與仁傑決戰至最後，以一彈飲訣成仁，上報國家及領袖，下答人民與部屬。老父來京，未見痛極，望善待之；幼子望養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訣矣！靈甫絕筆五月十六日孟良崮”。戰史中對於其人的最後死法，各不相同，但我本人相對認同是自殺一說。

  這封魏碑體的絕命書，字跡工整，頗具書法功力，據說是由獲釋的俘虜帶回去的。後來，張靈甫夫人王玉玲帶着夫君留給自己的最後的文字攜幼子遠走美國，2004年10月，王玉玲女士將張靈甫移葬上海浦東玫瑰園公墓，純白玉晶石墓碑上鐫刻着生者對亡者無盡的思念：“當年有幸識夫君，沒世難忘恩愛情。四七硝煙傷永訣，淒淒往事怯重溫。”

   客觀的說，張靈甫應該是民國時期難得一帥才，其攻守兼備的戎馬生涯就是最好的註解，而解放之後大陸一面對其的評價似乎也不是很糟。但只因其人死心塌地為蔣家王朝賣命，而將新中國的黎明和希望，民族的復興和強大置之腦後，實不為可取。時至今日，我們在讀史之餘，是否仍可從中看出一些深層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