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三十年代中期的冀中平原。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两个妹妹。爹从小有肺病，做不了庄稼地里的重活，性格内向，与世无争。娘很要强，也很能干，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她做主。家里有几亩地，在村里既不富裕，也不是最穷的。爹和娘从未上过学，用娘的话来说，就是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

当时，我们村里已经有了小学。其实，学校就是一间房，一个先生，连桌椅板凳都没有。学生上学要自己带小板凳。由于爹娘只有一个儿子，我哥只上了四年初小后，我娘就不再允许他继续上学了。其原因是怕他上多了以后，远离家乡，她要把他拴在土地上。当时的冀中平原处在日本侵略军的控制之下，但八路军，共产党也很活跃。这一点我们从很多文艺作品中可以了解到，像《小兵张嘎》、《敌后武工队》、《地道战》等。特别是梁斌的小说《红旗谱》和《播火记》所描写的就是我们县的事。村里有些像我哥那样的小伙子参加了抗日组织，但我娘对我哥控制的极严，决不允许他离家。我姐姐从未上过学，从小帮助我娘照料三个妹妹。

六岁时，我在村里上了小学。除了每天上学要带小板凳以外，对其他的事没有什么印象。后来日本人取消了村里的小学。我们都转到三里以外的耿庄。在耿庄小学，我记住了下面的几件事。

耿庄有日本人的炮楼，就像电影《小兵张嘎》里的那种。

有一天上学后，日本人把学生都集中到一个打谷场上。原来，昨天晚上有个日本兵被人打死了。日本人先是让大家给死者默哀，然后把一个中年男人压到场上，当着大人小孩儿的面用脚踢，用枪托戳，打大耳光。说他是杀人凶手。我也不记得这人最终的结果如何。

学校的操场上有滑梯。日本人看到漂亮的女孩儿，就抱着女孩儿往下滑。

有一天，我和堂哥玩跷跷板。当上课的哨声响起时，堂哥离开跷板，撒腿就跑。我正在跷板另一端的上方，猛地从上面落下来，把我屁股墩得很痛，好一会儿爬不起来。进了教室后，看我衣服上都是土，先生训斥我贪玩迟到，让我把手伸出来。先生抓住我的手，狠狠的打了一板子。这一板打得我疼得钻心，使我记忆终生。

抗日战争胜利时，我刚好初小毕业。当时政局混乱，国共两党你来我往，有很多学校被迫关门，没关的也不能正常上课。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我没有上学，在家里干活，拔草，喂牲口，缝衣服，拾柴禾。

到了1948年，我们这里已经是比较稳固的解放区了。离我们村十二里路的缪家营，开了一所高小（高级小学）。我想去上学，但娘不同意。

我娘认为一个女孩家，都能读能写了，比她已经强多了，再过几年，应该能找个好人家嫁出去了。娘不让我上学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家里穷。当时我家共有九口人，五个孩子，两个老人。每年收的粮食勉勉强强够全家吃，根本没有任何多余的钱。我娘是当家人，她必须精打细算，一分钱掰成两半儿化，才能维持这个大家的正常运转。

我知道娘很不容易，可我太想读书了。从三年的初小里，我非常认真地读书，认识了很多的字。到离开学校时，我已经能够读很厚的故事书了。从书中，我知道了很多过去的和外面的人和事。我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并不是像我们这样活着。我向往那些多姿多彩的生活。另外，我们村在冀中平原，离保定、天津、北京都不远，交通也方便。村里的一些人去过这些大地方，我从他们的描述中想象着那些大地方的样子。

娘虽然不识字，但喜欢听故事。只要我们有空，我就给她念书。像“大八义”、“小八义”、“说唐”、“水浒”、“西游记”等等。很多书是念了一遍，过些日子又念一遍。我家前院有个老太太，娘管她叫大嫂。她也喜欢听我念书。她几乎每天都要到我家来，我就给她俩念。我对娘说，你看，原来要上初小时，你就不让我上，我要是不上学，现在怎么给你们念书呢？我要是再多念几年书，还能做更多的事。

村里有两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姑娘。一个叫大湛，一个叫舒云。我们三个都想上学。大湛有三个哥哥在外边闯荡。舒云有一个哥哥在北京。她俩很早就得到了家里的许可。只有我过不了我娘这一关。舒云的哥哥从北京回村探亲时，专门到我家说服我娘。他说，在城里，女孩儿同男孩儿一样，也都上学。不光上高小，还上中学，甚至大学。还说，小瑞（我的小名）是读书的料，你就让她上，将来她要是有了出息，在城里找到工作，您还可以到城里去享福。在多人的劝说下，娘终于同意了让我去继续上学。我兴奋的心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好好的学，不辜负我娘。其实，我去上学，我爹，我哥，我姐，我妹妹们，还有爷爷奶奶，都要为我做出不同程度的牺牲。

就这样, 从1948年到1954年，一共五年半的时间,我在缪家营上了高小和初中。

缪家营的学校不收学费，但我们需要自己买书，买纸和笔等文具。因为没有现钱，每次要买这些东西时，家里都要卖些鸡蛋或粮食。我从来也没有拥有过书包。我用一块方布，把书、本、干粮包在布里，挟着布包走路。中午的干粮就是一块玉米饼，没有任何菜。几年都没有变过。

村里的一个堂姑姑送给了我一只钢笔。对我来说，那是我拥有的唯一的一件奢侈品。我对它非常珍惜，使用时也很经心。但用了不到一年，有一天回家时，笔从布包中漏了出来。到晚上发现笔丢了后，娘把我大骂了一顿。说，你要是找不回来就不要再上学了。我哭了半宿，早晨天不亮就同哥哥姐姐一起沿路去找。找了几个来回，也没有找到。到学校去问，也没有人看见。娘就不许我再去上学。我在家里哭了五、六天，既为丢了宝贵的钢笔伤心，更为不能再去上学而害怕。后来，娘看我难过得饭都不吃，于心不忍，又允许我回学校了。可从此以后，我绝不敢向我娘再提买钢笔的事了。我只能用铅笔，到不得不用钢笔时，只能向同学或老师借。

前面提到,缪家营高小离我们村十二里,除了我、大湛和舒云外,还有两个男生也在那里上学。每天早晨,我们聚在一起,挟着布包,走去学校。下午放学时再走回来。经历了多少严寒,酷暑,强风,雨雪,我们五个人都坚持了下来。能结伴时,我们五人尽量都是在一起走。有时，有人有事,最少也是两个人搭伴。只有一个人时,父母兄弟姐妹还要接送。最吓人的是到了秋天。华北平原著名的青纱帐起来以后,玉米高粱一望无际。（当年,日本兵在此时龟缩在炮楼里,不敢再出门）在上学的路上，我们两三个女生在青纱帐里走得战战兢兢,唯恐遇到坏人。

上初二时,我得了一次病。刚开始时,咳嗽,发低烧。到后来,咳嗽的越来越厉害,连睡觉都睡不了。校医看我的两个脸蛋红的出奇,耳朵也是红红的。以他的经验,他认为我得的是肺痨, 也就是肺结核。这种病有很多人得,当时在农村也无法医治，得了它就等于被判了死刑。他让我不要上课了,回家休息。但从他的言谈话语中,我觉得他对我的返校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我回到家里,开始发高烧,无休止的咳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处于恐惧之中。大家既为我伤心，也怕自己沾上这可怕的疾病。

一天深夜,我睡不着觉,爬起来看到爹和娘双双跪在佛像前。他们为我夜夜祈祷。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我感到自己离地狱越来越近了。正当我在死亡线上挣扎之际，住在同村的一个堂叔来看我。他懂点中医，平时给人看看头疼脑热的小病。他的老婆前些日子刚刚死于肺痨。不久前，他去天津时，买了几只西药的针剂，听说对治肺痨很有效。买回后，一直没有机会给人试过。在我们村也还从来没有人打过洋针。我反正也不行了，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爹娘同意给我打两针试试看。打了第一针后，我的症状马上减轻了。三针下去后，我就不发烧了，咳嗽也少了。调养了两个星期后，我就完全康复了。校医在学校里见到我时，非常吃惊。他把我叫过去，给我把把脉，望望诊。见我确已痊愈，他问我怎么治的。我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他就让我去问堂叔药的名字，他也要去买一些试试。后来知道，那药就是青霉素。因为我们以前从未用过，没有任何抗药性，所以药效极好。

我在学校的成绩中等。比较喜欢语文、历史等文科的科目，尤其喜欢音乐和戏剧。虽然我的嗓音条件一般，但我平时老是哼哼歌。我没有费什么劲就学会了识简谱。自己从乐谱上学会歌后，再教同学们。学校的剧团排演了几出宣传新风尚的戏剧，像《刘巧儿》、《小二黑结婚》等，舞台上每次都有我的身影。我最不喜欢的科目是算数，我觉得我一直都没有入门。有的时候实在无法通过考试时，我只有靠抄同学的卷子来应付。

从高小到初中，五年多的学校生活艰难而快乐。我们家祖祖辈辈还没有人像我一样读这么多年的书。特别是作为一个女子，其意义就更加重大。学校不仅给了我知识，也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

我参加了1954年的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的招生考试，被保定卫生学校录取。我们村里还有另外一个男生考进了地质学校。我选择卫生学校，一是我喜欢学医，但最重要的是学校负担学生的所有费用，即管吃管住，爹娘不用再为我花钱。学校当时只有两个班，一个是护士班，一个是助产士班。学制都是三年。我进了助产士班。1957年，我毕业后分配到唐山地区医院，开始了我延续了三十五年的救死扶伤的医护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