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創立者毛澤東誕辰一百二十周年。依照慣例，逢五逢十，官方都要舉行較大規模的紀念活動。只是略微不同的，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社會進步與社會矛盾相生相隨，毛澤東作為一名歷史人物也開始成為不同群體敬仰的圖騰或者反對的目標。
由於毛澤東作為歷史偉人的巨大複雜性，其歷史定位往往隨着時代的變動而有所不同。比如文革後和改革開放之初，其地位墜入前所未有的低點，但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毛澤東熱再次重現中華大地，並日盛不衰——毛澤東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紀念郵票竟然短時間搶購一空。或許只有拋去暫時性的短期因素，從大歷史的角度才能較為準確地把握毛澤東的是非功過。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華民族面臨兩大歷史任務：國家主權獨立和重新統一、國富民強。不管是洋務運動、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中國革命，貫穿其中的主線就是這兩大歷史任務。在經歷了如此之多的百年失敗積累之後，直到毛澤東帶領各族人民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才算是完成第一個歷史任務——或者說朝代的需要與呼喚才是產生毛澤東的歷史必然。應該說，對這一歷史基本事實，要想否定是極為困難的，更不會被嚴肅的史學界乃至海內外華人主流所接受。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雄才大略的毛澤東開始向中華民族第二個偉大目標邁進，卻以失敗告終。當他離世的時候，中國整體上仍然處於貧窮狀態——雖然好於晚清和中華民國時期，各族人民勉強解決溫飽而已，甚至當時（1977年）全國有1.4億人平均口糧在300斤以下，處於半飢餓狀態，每個社員每年從集體分得的收入只有63.3元，絕對貧窮人口高達2.5億。人勻GDP僅為224.9美元（現在為6086美元，2013年將突破7000美元）。整個國家大多數發展和生活指標排在世界國家和地區170位以外，處於聯合國有關部門和世界銀行等組織劃定的貧困線之下。中國在全球的經濟份量微不足道，僅為5%（現在已經超過10%）。當時中國的城市化率還不到20%，比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還低10個百分點。
今年是毛澤東誕辰一百二十周年
此外，此時的中國嚴重缺乏各種基本自由，今天許多天經地義的事件：城鄉人口流動、民間商品經營、個人出國都是被禁止的——1949年至1979年，出國總人數還不到30萬，現在一年就達9000萬。言論表達尺度之微也完全是今天的中國人所無法想像的。
經濟上的落後，再加上對知識分子的歧視、正常教育體系的混亂：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中高等教育的考試被廢除，一般的知識課程設置被打亂，中高等基礎和專業知識被大量刪減和簡單化，耽誤了一代人知識的培養，導致科學技術人才匱乏，中國的科技水平整體上落後於西方四十年（個別軍事領域除外），落後於發展中國家二十年。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各發達國家科學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從20世紀初的10%提升到了50%—70%。而根據專家們的計算，我國科學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52—1957年為27.78%，1957—1965年只為8.24%，1965—1976年間更是僅為4.12%。
但是必須實事求是地說，毛澤東的失敗既有歷史局限，也有其個人因素。僅僅簡單地把責任都推到毛澤東身上是不公正的。
1949年的世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並存。此時的雙方不僅政治制度對立，經濟制度也完全不同：一個實行市場經濟，一個實行計劃經濟。由於資本主義體系在1929年發生大危機，並成為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導火索，其優越性顯然無法和新興的計劃經濟相比較。不僅中國，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採取計劃經濟，這包括被稱為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一直到七十年代，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增長速度和經濟表現都要好於資本主義世界。就是當時的朝鮮，其表現幾十年也一直優於韓國。
當時的西方國家，政府干預和計劃的因素也同樣十分濃重。二戰剛結束，英國的工黨贏得大選，立即進行大規模的國有化。七十年代的時候，英國內閣會議討論的是確定水管工修水籠頭的費用、出租車司機的收費多少和理髮師的工資！此時主張自由市場經濟的在野黨領導人基斯·約瑟夫在大學演講竟然遭學生雞蛋和麵粉炸彈的襲擊！那個時候主張自由市場經濟的哈耶克來到美國竟也是到處碰壁，只有特立獨行的芝加哥大學收留了他。八十年代，法國社會黨上台後立即推行大規模的國有化。
因此，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新中國採納計劃經濟以及大規模的國有化是歷史的必然——即使假如中國當時不是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一個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恐怕也只能如同印度一樣照樣採用計劃經濟（中國七十年代末開始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印度則直到九十年代才開始）。
從大歷史的角度講，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包括同屬於資本主義體系的印度都最終沒有一個成功者，哪怕毛澤東不犯任何個人錯誤，只要實行計劃經濟，中國就不可能實現第二個偉大夢想。這就是歷史的局限。人的自由意志都是在歷史給定的條件下發揮作用的，是無法超越自己的時代。
至於毛澤東的個人因素，則包括違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發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大躍進的一個嚴重後果是導致大饑荒，造成上千萬的非正常死亡。文化大革命則徹底使中國遠遠落後於世界。而早期的反右擴大化，嚴重打擊了知識分子參與國家建設的積極性。
從歷史的結果論來看，文化大革命事實上成為後來改革開放的推進劑。由於文化大革命，中國並沒有建立起如東歐國家鐵桶般的計劃經濟體系。當中國啟動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時，便能較輕易擺脫計劃經濟的束縛，從而使得中國可以走向一條漸進式的改革開放之路。而不至於如同前蘇東國家，不得不採取代價極為高昂的休克療法。
此外，文化大革命也將當時的利益集團摧毀殆盡，這也成為改革開放較易推行的歷史性前提條件之一。反觀前蘇東國家，在壓力下進行的改革往往由於利益集團的反對而半途而廢，最後陷入長期停滯，直至病入膏肓，迎來劇變。
雖然毛澤東未能實現中華民族的第二個偉大奮鬥目標，但在他的時代，中國的經濟表現仍然不能完全否定。除了眾所周知的基本工業體系的建立，還有幾個指標同樣有很強的說服力。
中國清康乾盛世人口達到四億，隨後的兩百多年間再也無法突破。這是當時生產力和經濟條件下所能容納的極限，但到了毛澤東時期，中國人口迅速增長。文革後第一次人口普查即1982年人口普查，中國人口已經超過十億！與此同時，人均壽命也大速提高，從1949年的35歲提升至65歲。伴隨人口數量的高速增長則是人口素質的提高。文盲率從1949年的80%降至1976年的20%（城市16%，農村34%）。同為後發大國的印度當時的城市文盲率則是34.9%、農村文盲率是67.3%，巴西的城市文盲率為16.8%、農村文盲率為46.3%，埃及的城市文盲率為39.7%、農村的文盲率為70.6%。
這一切除了正確的政策以外，比如赤腳醫生為代表的農村醫療體系的建立，更主要的是生產力的提高和經濟發展水平的上升——當然是相對的，是縱向對比。
應該說，人口的高速增長以及得到良好的基本教育，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人口紅利的來源。否則人口資源不但無法變成紅利反而會成為社會的包袱。這也可從同一時期西方學者對中國人口問題的分析得以驗證。1965年法國出版的《中國過度的人口》（la Chine surpeuplee，作者Rene DUMONT ）就不無疑慮地提到：“1964年中國的農業水平恢復到1958年的水平，但人口卻增加了8000萬。”
從改革開放時代的巨大成功這個角度回望毛澤東時代，還有幾個因素同樣十分重要。一是建國之初通過革命手段實現婦女平等和均分土地、土地集體國有化。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在瑞士發表的2012年全球性別報告，日本和印度男女不平等程度在135個國家中分別名列第101名和105名，遠遠低於眾多非洲國家、中東國家。中國是第69名，名列亞洲最佳五強行列（該指數分列各洲前五名國家），優於歐洲的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臘和匈牙利等國。
中國婦女的解放，既是真正人道主義的體現，是平等、自由理念在現實社會中的實現，同時也是對於中國人力資源的巨大開發。今天的日本出現嚴重的人口老化和短缺，國際社會提供的解決之道竟然是把婦女從家庭解放出來。
土地集體化和國有化，在改革開放時代大規模工業化進程中，建立配套的基礎設施發麵也同樣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可資對照的是，印度獨立後，繼承了英國留下的民主制度、法制體系以及土地私有制。結果勞動力比較優勢明顯的印度卻無法進行工業化，反而畸形走向資金密集型、知識密集型、吸納就業能力極為有限的信息產業。
二是中國擁有核武器和打開中美關係大門。中國擁有核武器，捍衛了獨立自主發展的能力和權力。許多拉美國家感嘆道：當中國決定做什麼的時候，往往能夠頂住外界的壓力。但在拉美，不管是基礎設施建設還是金融政策，都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干預，往往無疾而終。
中國的對外開放，實際是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開放，中美關係不改善，改革開放也同樣將無法施行。
毛澤東的另一個貢獻則是國際性的：支持第三世界國家擺脫西方殖民統治，支持南非和美國黑人反對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那個時代，西方如今占據全球話語權的普世價值之所以不被接受，就是因為它們還在搞殖民主義和種族隔離（如果說中國的崛起對外主要是道德與懷柔，西方則一直是掠奪和血腥。北美土著人就是在西方自由、人權、平等的價值觀照耀下人口從1500萬降至100萬）。
世紀偉人、反抗白人種族隔離的英雄曼德拉去世之後，南非駐中國大使蘭加（Bheki Langa）說曼德拉和毛澤東一樣偉大，雙方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為自己人民自由奮鬥的強勢領袖，他們為南非和中國社會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曼德拉本人則多次提起受到毛澤東著作和中國人民為民族獨立奮鬥的啟發和鼓舞。他在牢房裡堅持閱讀英文版的《毛澤東選集》，並經常比較和思索南非、非洲大陸的民族解放和中國的革命運動。曼德拉曾說“我在羅賓島獄中生活的精神支柱來自中國！”這也是為什麼曼德拉十分珍惜中國人民、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為消除南非罪惡的種族隔離制度所做的貢獻。
而此時的西方卻站在南非白人政權一邊：美國中情局配合南非當局將曼德拉逮捕，並把曼德拉列為恐怖分子名單，哪怕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成為新南非的總統，直至他九十歲生日才被從這個名單中取消。上世紀八十年代，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還這樣讚揚反人類的種族隔離政策：“這一政策的優勢就在於可以避免黑人之間互相毆打。”
這裡不能迴避另一個西方最重要的國家、本人所在的法國。曼德拉去世後，前總統德斯坦未能跟隨現任總統奧朗德出席曼德拉的葬禮。原因在於他擔當總統期間，法國不但沒有參與任何反對種族隔離的活動，相反還與白人種族政權保持密切的政治、經濟、軍事合作，大幅度向南非出售武器，甚至要出售多家核電站——只是由於引發全球反對聲浪，才不得不放棄。直到1981年密特朗出任總統，法國才真正從行動上參與到反種族隔離的鬥爭中去，比毛澤東時代晚了二十多年！
所以，理解毛澤東時期的失誤，還是應該放到他所在的時代。當中國陷入大躍進的失敗和文化大革命的混亂當中之時——中國最寶貴的一代知識精英大量受到迫害，大量傳承中華文明的珍貴文物被毀，整個西方仍然在竭力維持其在全球反人道、反文明的殖民統治和種族歧視。顯然，中國問題的嚴重性，是遠遠無法和同時代的西方相提並論。如果說毛澤東的失誤只是由於未能超越歷史的話，以美國和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其錯誤則是遠遠地落後於時代了。
中國這一時期的政治也確實相當不正常，劉少奇等一大批領導人被非程序對待，更出現了震驚世界的林彪事件。但在同一時期，法國的戴高樂總統屢屢遭遇未遂暗殺，美國總統肯尼迪在全球電視轉播、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被槍殺，隨後嫌犯又在電視轉播之下被擊斃。至今五十年過去了，依然是無解之謎。不僅如此，美國的尼克松總統發生違反憲政體制的竊聽事件。當然，值得一提的還有，美國派軍隊進入大學武力鎮壓大學生的反戰運動！法國軍警在巴黎街頭大肆屠殺和平遊行的阿爾及利亞支持者。英國在北愛爾蘭向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史稱“血腥星期天”慘案。
就如同今天，沒有人會苛求華盛頓為什麼是黑奴主，因為這在那個時代是正常的社會現象和標準。連華盛頓是黑奴主都沒人苛責，更何況毛澤東。
除了時代局限，還有民族和文化的因素也同樣需要反思。客觀地說，中國特有的文化才是出現毛澤東現象的土壤——無論利弊。時勢固然造英雄，文化也同樣造英雄。這正如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一句名言：“每個人對於他所屬於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這就是為什麼上世紀八十年代紅遍中華大地的一位報告文學家說過這樣一句話：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毛澤東。
所以到今天，毛澤東在整個西方主流社會是少有的仍然屬於正面或者至少是儘管有爭議但仍然可以被接受的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人物。尼克松圖書館有毛澤東的塑像，奧巴馬第一次訪華時，他的幕僚去參拜毛澤東紀念堂。2012年法國蒙彼利埃二十世紀廣場增樹五位世紀偉人的雕像，其中就有毛澤東。另外四位則是：印度“聖雄”甘地、南非前總統曼德拉、以色列前女總理梅厄夫人、埃及前總統納賽爾。此前已經樹立的另外五位雕像則是前蘇聯的創立者列寧、法國前總統戴高樂、英國前首相丘吉爾、美國前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法國經濟學家饒勒斯。從中不難看出毛澤東在世界上的崇高地位，也可以間接印證毛澤東對中華民族的貢獻是一百多年來最為巨大的，超過任何人，哪怕是孫中山。需要一說的是，曾有70名歐洲議會議員聯名致信蒙彼利埃市政府，要求清除列寧雕像，但這樣的事情卻沒有發生在毛澤東身上。
今天的中國依然懷念毛澤東，甚至在民間日益重返“神壇”。這既有中華民國災難性的對照表現、對當前社會矛盾和問題的不滿，也有毛澤東時代精神遺產的巨大影響：公平、正義、試圖打破科層制的政府官僚體系而建立人民直接管理的高效與廉潔的社會、敢對國際霸權說不。就如同今天一些人並沒有因為西方的血腥、殘酷無情的掠奪而否定西方的普世價值一樣，我們是不是也同樣不能因為毛澤東的錯誤而否定他的精神遺產和價值追求？
整體而言，毛澤東時代是開創未來、奠定基礎的時代，是中華民族復興極其重要的一環，它的經驗和教訓，都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的寶貴財富。正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那樣：“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在這個期間建立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幹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累積起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