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世界當作聲音，當作顏色來看來觀察，就像它本該有的樣子”——
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2015年12月10日於瑞典斯德哥爾摩瑞典學院領獎並發表演講，題為“失敗的戰爭”。有外媒評論道，這篇演講本身就值得一個諾貝爾獎。
以下為騰訊文化編譯的演講內容。 阿列克謝耶維奇：戰爭是一場謀殺 騰訊文化王小星 陳默 徐娉婷 我不是一個人站在這個領獎台上……有聲音圍繞着我，成百上千個聲音。它們伴着我，從童年起就伴着我。那時我生活在鄉下，我們這樣的孩子們喜歡在街上玩耍，但
是夜幕降臨時，家門口供疲憊的老太太休息的長椅（在我們那叫做“哈特”）就像磁鐵那樣吸引我們。她們都沒有丈夫，沒有父親，沒有兄弟。 我
不記得戰後我們村裡有男人——二戰期間，每四個白俄羅斯男人中就有一個死在前線或游擊戰中。我們戰後的童年世界是女人組成的。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女人們談
論的不是死亡，而是愛情。她們講如何和愛人訣別，講如何熬過漫長的等待，等待至今。時間流逝，她們還在等：“如果他回來時沒胳膊沒腿，我就抱着他。”
沒有胳膊，沒有腿……我好像從小就明白了什麼是愛。 下面是在我耳邊合唱的幾段聲音。 第一個聲音： “為
什麼你想知道這一切呢？它是如此悲傷。在戰爭中，我認識了我丈夫。那時我在一個開往柏林的坦克隊中。我記得我們站在德國國會大廈附近的那一刻。他當時還不
是我丈夫。他對我說：‘我們結婚吧。我愛你。’我那時非常亂——我們一直活在充斥着污穢、骯髒、鮮血的戰爭中，聽到的都是猥瑣話。” “我
回答說：‘首先把我變成一個女人吧：給我鮮花，對我說甜言蜜語。等復員了，我會給自己做條裙子的。’我當時心煩意亂，很想打他。他也感覺到了。他的半邊臉
被嚴重灼傷，留着疤痕，我看到他的淚水從疤痕上流過。‘好，我嫁給你。’我說。就這樣……我都難以置信，我竟然這麼說了……我們周圍除了斷壁頹垣，什麼也
沒有，只有戰爭。” 第二個聲音： “我
們住在切爾諾貝利核電站附近。我在一個麵包房工作，做肉餡餅。我的丈夫是消防員。我們剛結婚不久，上超市都手拉手。核反應堆爆炸那天，我丈夫在消防站值
班，他們穿着便服和襯衫就趕赴現場了，沒有任何特殊服裝。那就是我們的生活狀態……你知道的……他們一整夜都在現場滅火，承受了大量身體難以負荷的核輻
射。第二天早上，他們直接飛往莫斯科。嚴重的核輻射疾病……他們活不過一周了……” “我
丈夫是個運動員，身強體壯，他最後一個死去。我到了莫斯科，他們告訴我他在特殊的隔離室，任何人不得進入。‘但是我愛他。’我求他們。‘士兵們正在照顧他
們。你要去哪裡？’‘我愛他。’他們和我吵起來：‘他已經不是你愛的那個人。他是一個需要消毒的物體，明白嗎？’我一遍遍對自己說：‘我愛，我愛……’” “晚上，我爬上消防樓梯去看他，或者我喊值夜班的人，買通他們讓我進去……我沒有遺棄他，我陪他到最後……他去世幾個月後，我生了一個女兒，但是她只活了幾天。她……我們為她激動，但是我害死了她……她救了我，她吸收了我身上所有的輻射。她那麼小……我愛他們倆。” “愛怎麼可能被消滅？為什麼愛和死亡如此接近？它們總是同來同往，誰能解釋？我跪在了墳前……” 第三個聲音： “我第一次殺德國人，那時我才10歲，游擊隊員已經帶我執行任務。那個德國人躺在地上，受了傷……我被命令去取他的槍。我跑近他，他雙手抓住槍，對準我的臉。
但是最先開槍的不是他，是我……”
“我不害怕殺人……戰爭中我沒再想起他。很多人都被殺了，我們活在死人堆里。令我詫異的是，很多年後我夢見了那個德國人。我總是做同樣的夢：我在飛翔，他
抓住我不放。我們一塊掉下來，掉進同一個坑裡。或者，夢見我想起床……站起來……但是他阻止我……因為他，我沒法飛走……”
“同樣的噩夢，我一做幾十年……” “我沒告訴兒子那個夢。他還小，我不能告訴他。我給他讀童話故事。他已經長大了，但我還是不能告訴他。” 阿列克謝耶維奇在諾貝爾獎博物館的椅子上留下了簽名 福樓拜曾說自己是人們的筆，我把自己稱為人們的耳朵。當我走在街上，詞語、句子、感嘆就向我湧來。我想，多少長篇小說都遺失在時間中。 在黑暗中，人類生活的語言部分顯現了出來，這是文學無法占領的地帶。我們還沒有意識到它的價值，它還引不起我們的驚嘆和讚美。而我被它深深吸引，成了它的俘虜。我愛聽人們的話語……我愛聽孤獨者的聲音。這是我最大的愛好和激情。 通往領獎台的路很長，幾乎有40年那麼長——經過一個又一個的人，一個又一個的聲音。說實話，我並不是一直有走下去的力量——很多次，人讓我震驚和恐懼。我體會過狂喜和厭惡，曾想忘記聽到的東西，回到無知的狀態。然而，很多次，我也因人的美好喜極而泣。 我居住的國家從小就教我們死亡。我們被告知人的存在就是為了奉獻一切，犧牲自我。我們被教導用武器去愛別人。如果住在另一個國家，我不可能走這條路。邪惡即
殘忍，你必須對它免疫。我們在行刑者和受害者中長大。即使我們的父母活在恐懼中，他們也沒有告訴我們這些，通常他們什麼也不說。我們生活的空氣已經中毒。
邪惡時刻在注視我們。 我寫了五本書，但是我覺得它們其實是一本書，一本關於烏托邦史的書。 戰後，西奧多阿多諾在震驚中寫道：“奧斯維辛之後，寫詩都變得粗俗。”我的老師Ales
Adamovich——我今天帶着感激提起他的名字——認為用散文敘述20世紀的噩夢是一種褻瀆。不用發明任何東西。你必須如實寫下來。需要一種“超文
學”。見證者必須說話。我想起尼采的話——沒有藝術家能完全達到真實。 令我感到困擾的
是，真實不是存在於一顆心靈、一個頭腦中，真實某種程度上被分裂了。有很多個真實，而且各不相同，分散在世界各地。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人類對自己的了
解，遠遠多於文學中記錄的。所以我在做的是什麼？我收集日常生活中的感受、思考和話語。我收集我所處時代的生活。我對心靈史感興趣——日常生活中的心靈，
被歷史宏圖忽略或看不上的那些東西。我致力於缺失的歷史。 經常有人告訴我，我所寫的不
是文學，是文獻。今天文學是什麼？誰能回答？我們的節奏空前地快。內容打破和改變了形式。一切東西都在溢出邊緣：音樂、繪畫，即便是文獻中的語言也在逃離
原本的邊界。在真實和虛構之間沒有界限，它們相互流動。見證者不是純粹中立的。在講故事時，人們會進行加工創造。他們與時間角力，如同雕刻家面對大理石。
他們是演員，也是創作者。 我對小人物感興趣。我想關注渺小卻偉大的人物，因為痛苦能塑
造人。在我的書中，他們講述自己的小歷史，大歷史也從中展現出來。我們還沒有時間來理解已經發生以及正在發生的事情，但是我們需要說出來。首先，我們需要
清楚地表述出來。（但）我們害怕這樣做，我們還沒有準備好面對我們的過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群魔》中，沙托夫在和斯塔夫羅金的對話一開始就說：
“在無限無窮的世界裡，我們是最後一次相遇的兩個生物……別用那種腔調，像人一樣說話吧。至少，用人的聲音說一次話。” 我和我的主角們差不多就是這樣開始對話的。人們從他們自己的時代發聲，當然，他們不可能處於真空。但是，人類的心靈是很難抵達的，這條路被電視、報紙以及這個世紀的迷信、偏見、謊言弄亂了。 我想讀一讀我日記里的幾頁，展示時光如何前行，觀念如何死亡，我如何追蹤它們的軌跡。 1980 - 1985年 我寫關於戰爭的書。為什麼是戰爭？因為我們是戰爭年代的人——我們或參加過戰爭，或曾準備作戰。如果仔細看，會發現我們的思維是戰爭式的，無論在家、在街上，都這樣。所以在我們國家，生命是如此一文不值。一切都仿佛在戰場上。 我是帶着懷疑開始寫的。又一本關於二戰的書，有什麼用？ 外出採訪時，我曾遇到一個女人，戰時她曾擔任衛生指導員。她告訴我，他們冬天穿越拉多加湖，敵人發現了他們的路線，開始向他們開槍。人和馬都掉進了冰水裡。
這一切發生在夜裡，她抓住了什麼，以為是一個傷員，就拖着往岸邊走。“我拽着他，他渾身濕，裸着身體，我以為他的衣服被扯掉了……”她說道，“到了岸邊才
發現，我拉上來的是一條受了傷的大歐鰉。”她用髒話大罵起來：“人們在受罪，但是鳥和魚犯了什麼罪？” 在另一次外出採訪時，一名騎兵連的衛生指導員說，戰時她曾把一名德國傷員拖到彈坑，到了彈坑才發現他是德國人。他的腿受傷了，流血不止。這是敵人，怎麼辦？
上面的自己人正在死亡。但她還是為德國人包紮了傷口，然後爬走了。她又把昏迷的俄羅斯士兵拖來。俄羅斯士兵醒來後，要殺德國人。德國人也醒了，拿起槍要殺
俄羅斯人。“一會這個打那個，一會那個打這個，我們的腿上都是血，”她回憶，“我們的血混在了一起”。 這是我所認識的戰爭，女人的戰爭。無關英雄，無關人們如何英勇地殺別人。我記得女人的哭訴：“戰鬥後，走在原野上，他們躺着……全都那麼年輕，那麼帥氣。躺在那，仰望着天空。我既為我們難過，也為他們難過。” 我的書就關於“我們和他們”，關於戰爭是一場謀殺。這就是女性的回憶。一個人剛才還在微笑，還在抽煙，然後他就不在了。女人們談論得最多的是消失，談論在戰
場上，一切消失得是那麼快，無論人，還是人的時間。的確，他們在十七八歲時自願奔赴戰場，但是他們並不想殺人，也沒準備好去死，為了祖國去死。歷史是無言
的，同樣，他們也沒有準備好為斯大林而死。你不能把這些從歷史中抹去。 我的書兩年沒有出版，直至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讀了您的書，沒人想上戰場。”檢查員教育我。“您的書讓人感到害怕。您的書裡為什麼沒有英雄？” 我從未尋找英雄。我通過沒人注意的證人和參與者書寫歷史。從來沒有人問過這些人。我們不知道普通人對於偉大思想的想法。戰爭剛結束的時候，人講述的戰爭是一
個樣子，十幾年之後，又是另一個樣子。當然，人是有變化的，因為他將自己的一生、自己的全身心都融入回憶中。他把這麼多年的生活、讀的書、遇到的人、自己
的信仰、自己幸福與否都加入其中。文獻是活的，它們和我們一起變化。 我完全相信，人們不會再像1941年戰時的年輕女孩了。當時是“紅色”思想的高峰期，超過十月革命和列寧時期。她們的勝利至今遮蓋着古拉格。我對這些女孩有着無盡的愛。但是我不能和她們談論斯大林，談論載着敢說話的勝利者駛往西伯利亞的列車。其他人回來了，沉默着。 一天，我聽到有人說：“只有在戰場，在前線，我們是自由的。”苦難是我們的主要財富。不是汽油，不是天然氣，苦難才是。這是我們唯一不斷開採的東西。我一直
在尋找答案：為什麼我們的苦難不能兌換成自由？難道它們是無謂的？恰達也夫說得對：俄羅斯是沒有記憶的國家，是全民失憶的地帶，是批評和內省的處女地。偉
大的書籍被踩在腳下…… 1989年 我在喀布爾。我不想再寫戰爭了，但是我卻身處真實的戰爭中。報紙說：“我們正在幫助阿富汗兄弟建設社會主義。”到處都是戰爭的人和物。這是戰時。 昨天他們不帶我進入戰區：“待在酒店吧，女士。我們稍後答覆你。”我坐在酒店裡想：批評別人的勇氣和所冒的風險是不道德的。我在這裡已經兩周了，我擺脫不了一種想法：戰爭是男人本性的產物，這也是我很難理解的。但是日常的戰爭裝飾品是壯觀的。槍、地雷、坦克，我發現武器很美。在如何完美地殺死對方方面，男人
真是破費心思。真理和美麗之間存在永恆的爭論。 他們給我展示了新的意大利地雷。而我作
為女人的反應是：“太美了。為什麼它是美的？”他們用軍事術語精確地給我解釋：如果有人駕車或者踩到了這個地雷，像這樣……以某個角度……就會變成半桶肉
醬，啥也不剩。人們談到這些不正常的事物，仿佛它們完全正常，理所當然。你知道，這就是戰爭……沒有人被這些畫面逼瘋。比如說，一個人躺在地上，他不是被
自然殺死的，不是被命運殺死的，是被另一個人殺死的。 我看他們給“黑色鬱金香”（這架
飛機帶着裝在鋅製棺材裡的死亡人員回國）“裝貨”。死人經常四十多歲，穿着舊軍裝。有時飛機裝得不夠多，不能起飛，士兵們就閒聊：“他們剛送一些新的屍體
到冰箱，聞起來像壞了的豬肉。”我要寫下這些，恐怕國內沒人會相信。我們的報紙只寫蘇聯士兵在友誼街道植樹。 我同大家聊天。有的人是自願者，他們主動來的。我注意到他們大多來自教育背景不錯的家庭，來自知識界，比如老師、醫生、圖書管理員這類書香門第。他們真誠地夢想能幫助阿富汗人建設社會主義。現在他們嘲笑自己。在機場，曾有人帶我去看一塊地方：那裡的陽光下停着幾百口棺材。陪我的軍官忍不住說：“誰知道呢……
我的棺材可能也在那兒……他們會把我塞進去。我在這兒為什麼戰鬥？”他說出的話把自己嚇了一跳，急忙說：“不要寫。” 晚上我夢見死人，他們臉上都帶着驚詫：“什麼，你說我死了？我真的死了嗎？” 我和一群護士驅車前往阿富汗平民醫院，我們為孩子們帶來了禮物：玩具、糖果、餅乾。我有五隻泰迪熊。我們到達了醫院，一座很長的營房。每個人只有一床毯子容
身。一位年輕的阿富汗女士走近我，手裡抱着孩子。她想說話——過去十年，幾乎這裡每個人都學會了一點俄語。我把玩具給那個孩子，他用牙齒銜住。“為什麼用
牙齒？”我奇怪地問。她拉開包裹的毯子，孩子小小的身體上沒了雙臂。“你們俄國人轟炸時失去的。”我要暈倒，有人扶住了我。 我看到我們的火箭將村莊夷為平地。我參觀了阿富汗墓地，延伸得和其中一個村莊一樣長。在墓地中間，一個阿富汗婦女在喊。我想起在明斯克附近的村里，一口鋅製棺材被送進屋子時，一位母親的哀嚎。那種哭聲不是人或動物的……和我在喀布爾墓地聽到的聲音相似。 我必須承認，我不是一瞬間就變得自由的。我真誠地對待主題，它們也信任我。每個人都有自己通往自由的道路。從阿富汗回來後，我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原諒我，
父親。”我看見他時說：“你們教導我信仰理想，但是看見那些年輕人，蘇聯的男生，就像你和媽媽教的學生（我父母是村里學校的老師），在外國土地上殺死他們
不認識的人，這足夠讓你們的話化為灰燼。我們是兇手啊，爸爸，你知道嗎？”我父親哭了。 很多人都從阿富汗安全回來了，但是還有其他案例。有一個阿富汗年輕人對我吼：“你是個女人，你了解戰爭嗎？你以為人們優雅地死去，就像書或電影裡一樣？昨天
我朋友被殺了，他腦袋中彈，跑了十米才死，努力抓住自己的腦髓……”七年後，那個阿富汗人成為了成功的商人，他喜歡講阿富汗的故事。他在電話里對我說：
“你為什麼寫這些書？它們太恐怖了。”他已經變了一個人，不再是我在死人堆里遇見的那個害怕死亡的年輕人。 我問自己，關於戰爭，我想寫什麼書。我想寫一個不開槍、無法對另一個人下手、對戰爭感到痛苦的人。他在哪兒？我至今沒遇到。 1990－1997年 俄羅斯文學之所以有趣，是因為它是唯一能講述大國獨一無二的經歷的文學。人們不停地問我：“問什麼您總是寫悲劇？”因為這是我們的生活。雖然我們現在生活在不同的國家，但是“紅色”的人無處不在。他來自曾經的生活，帶着曾經的記憶。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不想寫切爾諾貝利。我不知道該怎麼寫，用什麼樣的工具，從哪入手。以前，我的國家是被歐洲所遺忘的小國，世界幾乎從來沒有聽過她的名字，
忽然，她就用所有的語言發出了聲音。我們，白俄羅斯人，成了切爾諾貝利民族，成了第一個觸碰到前所未有的力量的民族。人們明白過來：除了共產主義、民族主
義和宗教主義的挑戰，前方還有我們看不見的、更兇猛的、覆蓋度更高的事物等待着我們。切爾諾貝利之後，我們已隱約看見了…… 我記得，老出租車司機因為鴿子摔死在車前窗，絕望地罵：“一天撞死兩三隻鴿子。報紙上卻寫一切都在控制範圍內。” 人們把城市公園裡樹木的葉子扒下來，運到城外埋起來；從受輻射的牆上把土刮下來，把土埋進土裡。人們把木頭和草都埋了。 所有人的臉上都有些許瘋狂。養蜂的老人說：“早晨來到花園，缺了點什麼。熟悉的聲音沒了，一隻蜜蜂也沒有，一隻蜜蜂的聲音都聽不到。一隻都沒有！怎麼回事？
第二天、第三天，它們也沒飛出來……後來有人告訴我們，旁邊的核電站出事故了。但是我們很長時間什麼都不知道。蜜蜂知道，而我們不知道。” 報紙上關於切爾諾貝利的報道，用的全是軍事詞彙：爆炸、英雄、士兵、疏散……克格勃也在核電站工作。他們抓間諜和特務。有傳聞說，爆炸是西方特工部門策劃的
破壞社會主義陣地的行動。士兵帶着軍用技術設備向切爾諾貝利駛來。系統以戰爭的模式運行，但是手持嶄新衝鋒鎗的士兵的命運是悲劇。他能做的只是感染更多的
輻射，然後死去，那時他才能回家。 前切爾諾貝利人在我眼前變成了切爾諾貝利人。核輻射
是看不到、摸不到、聞不到的……
圍繞我們的是一個熟悉又陌生的世界。進入輻射區的時候，我被告知：花不能摘，草地不能坐，井水不能喝……死亡隱藏在四周，但這是另一種死亡，戴着新面具的
面目陌生的死亡。經歷過戰爭的老人再次被緊急疏散，他們仰望天空：“太陽照耀着……沒有硝煙，沒人開槍。這難道是戰爭？我們被迫成了難民。” 早晨，人們迫不及待地翻開報紙，然後又失望地放下。沒有發現間諜。沒有關於人民公敵的報道。沒有間諜和人民公敵的世界是陌生的。出現了某種新的事物。和阿富汗一樣，切爾諾貝利把我們造就成了自由的人。 我的世界就此不同。在輻射區，我覺得自己不是白俄羅斯人，不是俄羅斯人，也不是烏克蘭人，而是有可能被消滅的物種的一員。兩種災難不謀而合：社會的災難——
社會主義的亞特蘭蒂斯沉沒於海底，宇宙的災難——切爾諾貝利。帝國的沒落引起了所有人的擔憂：人們為日常生活而憂愁，如何生存下去？相信什麼？在什麼樣的旗幟下站起來？或是需要如何學習不再依靠偉大思想活下去？最後一個問題對所有人來說，都是陌生的，因為從沒擁有過這樣的生活。在“紅色”的人面前出現了成
百上千個問題，而答案需要他獨自尋找。在獲得自由的頭幾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獨。我四周全是驚慌失措的人們。而我聆聽他們…… 我合上了我的日記…… 我們失去了1990年代擁有的機會。問題已經顯現：我們應該擁有怎樣的國家？強大的還是受人尊敬且人們能體面生活的？我們選擇了前者——強大的國家。我們再次活在了權力時代。 一個充滿希望的年代被充滿恐懼的年代取代。這個時代轉身、倒退。我們生活的時代是二手的。 我有三個家：我的白俄羅斯祖國，它是我父親的祖國，我一輩子生活的地方；烏克蘭，我母親的祖國，我出生在那裡；俄羅斯的偉大文化，沒有它，我無法想象現在的自己。這些對我都很寶貴，但是在今時今世，很難再開口說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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