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感兴趣的永远是常识 (摘自《阿城文集》,原刊于台湾诚品《好读》杂志，2002年11月)
阿城，原名钟阿城，原籍四川江津，1949年生于北京。高中一年级逢“文革”中断学业，1968年下放山西、内蒙插队，后又去云南农场。1979年回北京，曾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工作，后任《世界图书》编辑。他的处女作《棋王》（《上海文学》1984年7 期），引起广泛关注，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他的具有散文化倾向的系列短篇《遍地风流》也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他的作品以白描淡彩的手法渲染民俗文化的氛围，透露出浓厚隽永的人生逸趣，寄寓了关于宇宙、生命、自然和人的哲学玄思，关心人类的生存方式，表现传统文化的现时积淀。这些作品以及他在1985年发表的关于“寻根”的理论文章《文化制约着人类》，使他成为当时揭示民族文化心理的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在海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阿城90年代后定居美国，有不少杂感散文作品发表，依旧沿袭了他直白冲淡的语言风格，角度却从亲历者变成旁观者。而这种旁观，与王小波一样，学贯东西，文理皆通，文化与科学的思考加上深厚的国学功底，以及数十年中国政治生活的体验与阅历，使他具有一般知识分子所缺少的豁达和幽默，理性和客观。
《好读》：您在《闲话闲说》里说自己'好读闲书和闲读书'，行文间的例子涵盖中国的四书五经、诗词戏曲、古典小说、新文学小说，此外也见到您援引外国小说、历史文献、评论等等。以一般人谈论书籍的概念，您的阅读范围涵盖了哪些类型？ 阿城：我阅读的范围就是'杂'，什么都读，但是小说读得非常少。现代的专业分工概念，让人以为小说家必然读小说，这就死掉了，因为小说不是由小说产生出来的，正如艺术不是由艺术产生出来的。 我其实什么都看，包括报纸上的分类广告、寻人启事之类。寻人启事描写要找的人长什么样子，阅读的过程里可以有想象。又譬如卖东西的广告，至少会描述是什么。这些都是很好的起点。我前几次来台湾，特别注意到报纸的分类广告版，其中有求职、装修的广告，或也有色情广告等，每种的文字表述都不太一样。我以为，那排版相当后现代，拼贴效果十足，还拿了一张带回洛杉矶裱起来装框挂着，远远看着很好看。 《好读》：我们在《常识与通识》里看到您说明各式各样的概念，从文学作品到科学、历史、音乐、时事，您也写到'我最感兴趣的永远是常识'。为什么要谈常识，而且把常识与通识并列在一块？ 阿城：我在书里提到的各种常识，很多都是教科书说过的，只是大家忘了。然而，我所写的由多方面而来，还有许多是书以外的东西，并且把它们通贯起来。一个专业的常识很难让人觉得有趣，但将这些常识'通起来看'，就有了阅读乐趣。 我自己看杂书正是基于一个通识的概念；有了这样的概念，读杂书时所得的各种想法就会进入通识的系统里，找到它自己的位置。 《好读》：现当代的小说家，常常因为创作的题材而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譬如您在《常识与通识》里提过聚斯金德与其作品《香水》。您自己在创作上也有这样的经验吗？ 阿城：我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前台的料理'。我自认更好的做法是，读者看不出作品混合了什么东西，只觉得读来有趣，我自己就属于这种。 我认为写作者的知识应当是在小说里渗透出来，而非罗列出来。当然，'炫技'也是一种写法，譬如张大春的写法就好，他有时写的不是那回事，却能透过语感、气氛等等达到那回事，这已经不是对或错的问题了。从某个角度说来这形成了一种知识欺骗，但你若懂得阅读，就不会问他'真是这样吗'，而能欣赏其中的阅读快感。 《好读》：您写过小说、札记、随笔，也做编剧，接触过不同的文类，我们很好奇您目前正在写什么？又，您是否特定看重某个文类，比方说近代多认为小说的位阶最高，您是否会特别用小说形式完成某些题材？ 阿城：我觉得写作和读书到后来就是一种习惯，要坐下来写点什么。我很难解释我正在写什么，或把无意识的东西整理出来告诉大家。另外，我对题材不是太重视，这也反映在我的阅读上。我以为任何一个东西拿起来都可以写，重要的是，你怎么去写它，一写的时候就可看出你的见识、感觉。 我觉得小说不一定是最高的文类。在中国文学里，诗是最高的，次之是文章，所以我们说'文以载道'，意思是文章要有自己的问题和解决之道；但小说并不载道，小说叫'闲书'。 我以为，创作是去完成在社会里无法达到的事情。我强调的是，文字或艺术人格隐藏了社会人格达不成的事情，而不是一般人以为的，是逃避或对社会现实的直接反击。当然，在艺术人格里直接引入社会人格，并不是不可以，但这种类型不是唯一的，也并非只有这样做才是有意义的。我写作的时候比较自觉，我满足的、我要求的是在艺术人格里所完成的，是我社会人格没有满足的部分。 我们所谓'文如其人'，说的是文章而非小说，因为文章的艺术人格跟社会人格比较接近，而小说是在虚构的环境和文字关系里完成自己，这就是创作的快乐或满足。梁启超的时代认为小说要完成社会人格，那就是把小说当文章看待了。 《好读》：从《威尼斯日记》里看出您的旅行和生活带着闲逛的情调，特别地舒缓自在，文字间也透露出这样的风格，可能或长或短，却带有一种节奏感，特别适合朗读出来? 阿城：标点符号在我的文字里是节奏的作用，而不是语法的作用，当我把'他站起来走过去说'改成'他站起来，走过去，说'，节奏就出现了。节奏与速度是两件事情；节奏是类型，譬如两拍子、三拍子，所谓快慢指的是速度。我看任何一个艺术家，通常是去找他的节奏性；速度可以很快发现，但是节奏性比较难发现，每个人的节奏形态不一样，有的人虽然是三拍子，但其中带有切分音，这常是西方的方式，而中国语言是以四分之四拍为基本，所以我们的成语都是四字言。若我把四个字四个字拆解成三个字，一个字，接着又是四个字，文字本身，而非内容本身，就有意义和美感了，或说才刺激了我们的美感。 若你没有节奏的意识时，你光从字面去找作者所写的是什么，其实一点不然。譬如木心有很多诗是无意义，但是在节奏上有意义，他的诗里就有很精微的节奏变化。很多人说看不懂诗，若不从'说的是什么'的方面来看，节奏本身其实就是有意义的。 《好读》：曾经读到您的《棋王》是在三四天里写成的，您写作一向如此迅速吗？您写作时如何察觉到某种文气，或者感觉到作品完成了？ 阿城：我写东西确实比较快。我以为，写小说真的是很个人的事情，你想怎么写都可以，譬如先写提纲、酝酿、构思，但也可以就这么踏进去了。我写《棋王》的时候就是这样，写到王一生上了车要做啥，决定要去下棋而非去打拳，这就成了《棋王》的故事。我觉得题材不重要也是这个道理，因为题材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走法。我写到感觉节奏重复了，就马上把重复的删去，或感觉某个节奏完成了，就知道是结束了。 《好读》：您批评一般人写作落入中学生作文选范文的弊病，可以说明其中意思吗？您也提到自己写了小说十年后才得见张爱玲、沈从文、汪曾祺、钱锺书等人的作品，对于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阿城：中学生作文模板的问题就是'学生腔'，那是老师造成的。学校、老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提前把你应该知道的都告诉你，你读了以后就能站上这个高度，由这个高度再往上走，就省去不少力气。 然而，'腔'的害处在于，你以为会了那个腔就是会了艺术，而'腔'又是最好模仿的。比如说张爱玲，我们说受到张爱玲影响的人写的是'张爱玲腔'，而非张爱玲。我以为，张爱玲的感觉方式和写作语言，已经是白话文的顶峰了，沈从文也是如此，若我能早些读到他们的作品，对创作只有好处。当然，很多人都会问'你受谁的影响最大'，但我以为这好像问在餐馆里吃了猪牛羊肉的人，你身上的哪个部分是羊肉变的，这是不可能回答的。因为你吃进去的东西都经过消化了，那不是影响，而是变成自己的。 《好读》：您在各地游历，总不脱闲散与自由的气息；而即使您过去一度因为家庭背景无法考进大学，等到考试恢复了'亦不动心'，仍旧选择过着'闲时写写画画'的日子，我们很好奇您的生命态度或价值观是什么？ 阿城：我过日子的方式是过程形态而不是目的形态──目的形态常常会造成所谓的'死不瞑目'。其实你看得多了，看事情就比较宽，不会那么绝对，你也就不会变成任何观念的人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