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俺的好主意之前，先介绍在甘肃夹边沟右派劳改场有怎么三位海归，他们回来参加建设祖国，然后就被搬到夹边沟住了。        

       （转）傅作恭，山西荣河安昌村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1952年应时任水利部部长的二哥傅作义劝说回国从事中国的水利建设。傅作恭回国后到甘肃省从事水利工作。1957年受“反右”冲击，傅作恭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傅作恭由于身体弱，完不成劳动任务，有时连续几天扣饭。挖排碱沟时由于腿部长期泡于碱水中导致大面积溃烂，最后连饿带累，于1960年冬季死于夹边沟农场。

        （转）董坚毅，上海人，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1952年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设来到兰州，在甘肃省人民医院泌尿科工作。在1957年因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1960年11月上旬董坚毅在饥饿中去世，时年35岁。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发现裹尸用的毯子、羽绒被早已不见，董坚毅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

        （转） 沈大文，留美博士，甘肃农大的教授，研究植物分类。1958年被打为右派后送到夹边沟农场，在农场期间，沈大文不偷不抢，饿得不行就到草滩上捋草籽吃，因他有着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吃过很多草籽都没有中毒。1960年春，沈大文因饥饿失去行走能力，但他不愿麻烦别人替他打饭，每天自己用绳子绑着两只布鞋跪着去伙房。据其室友俞兆远回忆，有天夜里约11点钟时，沈大文说想吃个糜子面饼饼。他凭借关系弄来了两个，但是翌日清晨起床的时候，沈大文静静地躺着不动，伸手一摸，身体已经冰凉……。

           三千多人的劳改场，活着离开的仅一千，其余人的尸骨仍散落在荒野中。看到沈阳街头出现便民向党说心里话的“红色留声亭”，俺突发奇想，何不也送一个 “红色留声亭” 到夹边沟去，让二千多右派荒野孤魂再有机会向党说掏心话，唠嗑这几十年的改造感想，赞成的请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