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文的題目是《那個臨死前仍不忘要“消滅漢字”的魯迅》(http://hx.cnd.org/?p=201241)，非常震撼。 然而，讀者在一開篇卻看不到有對此“消滅漢字”之“滔天罪行”的血淚控訴與嚴正聲討，反先見到毫無關係的“三板斧”。這大約是仿效朝廷古律，凡來了新到的“賊配軍”，什麼也不問，先打他“三百殺威棒”，非鎮住他不可。 這第一斧，當然要“以己之長，攻彼之短”。 戴克剛是祖傳“名中醫”，而在他看來，“魯迅對生物醫學領域知之甚少，他對中醫根本是門外漢，西醫的知識也是少得可憐，只在醫事學校讀了一年的基礎課，於第二年即退學，應該算作尚未入門。”因此，談醫論藥該是自己的強項，“上馬對下馬”，必以此“先勝一籌”為好。 不過可惜，戴大夫中文程度不夠，沒有讀懂魯迅原文，這一斧竟兀自砍空了！ 不錯，“深明藥理”的戴大夫指出，“現代藥理學的研究結果表明，蟋蟀含有‘蟋蟀退熱素’，可以退熱，並能擴張血管，降低血壓，被認為是利尿劑，且含有較高劑量的穀氨酸等，理論上穀氨酸可用於治療肝昏迷。” 這樣一說，蟋蟀入藥，的確也“無可厚非”。 可是問題在於，《父親的病》[1]一文中記道，中醫陳蓮河先生那藥方中有“‘蟋蟀一對’，旁註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巢中者。’” 這裡的文章，妙在“原配”二字。你想，誰能確定牠們是原配？即使在一巢中所獲，又如何知道牠們不是姦夫或小三？ 難怪魯迅嘆道：“似乎昆蟲也要貞節，續絃或再醮，連做藥資格也喪失了。” 而魯迅文中也記道：“有一回陳蓮河先生又說，‘我想，可以請人看一看，可有什麼冤愆……。醫能醫病，不能醫命，對不對？自然，這也許是前世的事……。” 這樣一來，對陳中醫的診治，你還有什麼話可說的呢？ 其實，這類苛求與模糊，不只是要顯示庸醫“醫術的獨到與深奧”，同時它也是一種“職業的自我保護”，即如若不愈，那是你沒有找對我說的藥引子或自己前世作了什麼孽，休怪我方子開得不靈！ 早年，孫行者隨唐僧前往西天取經，途經西牛賀洲朱紫國，竟大膽揭了國王的求醫榜。他不僅自稱會“懸絲診脈”，在給國王開的藥方中，藥引子中就有“半空飛的老鴉屁，緊水負的鯉魚尿”。 要弄到這些古怪的東西，當然，難度就更高了。也不知戴大夫是否知道其中又含有什麼氨基酸，或者，有沒有什麼“老鴉退熱素”？ 自然，這不過是吳承恩老先生寫《西遊記》時，借這位頑皮猴頭之口，來開開庸醫的玩笑。然而，曹雪芹寫的《紅樓夢》中，卻也有揶揄他們的地方，例如，“胡庸醫亂用虎狼藥”，結果楞是把尤二姐已成形的男胎兒給打了下來。 可見，庸醫誤診誤治，是自古就有，各地都有的事，難道只有吳承恩、曹雪芹可以數落他們，魯迅就寫不得？寫了，就“實在是有失厚道”？ 然而，即便如此，中醫、中藥和針灸，還是有它們存在的理由，而據本人的體驗和觀察，我也相信，只要應用得當，它們於治病救人，的確是有效的。 順便提一句，在《父親的病》這篇文章里，魯迅還寫道： “中西的思想確乎有一點不同。聽說中國的孝子們，一到將要‘罪孽深重禍延父母’的時候，就買幾斤人參，煎湯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幾天氣，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醫學的先生卻教給我醫生的職務道：可醫的應該給他醫治，不可醫的應該給他死得沒有痛苦。──但這先生自然是西醫。” 魯迅早在1926年，就違反中國傳統觀念，公開提倡西醫有關“安樂死”的主張，戴大夫對此有什麼意見嗎？ 至於那第二、三斧，已毫無槍法可言，純屬“挖祖墳、揭老底”的下三濫了，實在不堪卒讀，就不多置評，只是記起魯迅的一段話[2]： “中國老例，凡要排斥異己的時候，常給對手起一個諢名，──或謂之‘綽號’。這也是明、清以來訟師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張三、李四，倘只說姓名，本很平常，現在卻道‘六臂太歲張三’，‘白額虎李四’，則先不問事跡，縣官只見綽號，就覺得他們是惡棍了。” 戴大夫行文中要離題先講那兩個老段子，其作用與訴訟狀中起“諢名”、加“惡謚”是一樣的，只是更加“生動形象”，於激發群氓憤慨，果效尤佳。文革時，此法“屢試屢爽”，已發展成為“革命大批判”的“常規戰法”。 戴大夫來到文明的西方國家已有些年頭了，至今還熱衷“掛破鞋遊街”式的老把戲，不自覺耳熱嗎？ 現在常有人問道：“文革還會再來嗎？” 其實，我看，不少老人自己就從未走出過文革，且渾然不覺，至今，他們從語言思維、行文做事，到舉手投足，一切都還是老樣子。而有些未經文革歷練的年輕人，於文革手段卻也能“無師自通”、運用自如，足見我“三千餘年古國古”大中華文化之“博大精深”與“奧妙無窮”。 嚴格按照文革套路，在砍過那三大板斧，先把對象搞臭，俘獲聽眾支持的“心理優勢”之後，戴大夫才開始正式的“大批判”。 不過，一開手，就又露出他的“文革遺風”來了。 被他批為“可謂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典範和先驅”的那段話，是出自“華蓋集”的《忽然想到 (六)》。原話上下文是這樣的：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而若進而綜觀魯迅這整篇雜感，可知它主要是談“主張革新，反對保古”。任何人，只要有小學語文程度，是不會讀不出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來的，除非是如刀筆吏那樣，故意“斷章取義”，上綱上線，羅織罪名，構陷他人。 我想，讀者閱讀全篇之後，當可以自行判斷，這是否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典範和先驅”？ 好了，讀到這裡，謝天謝地，我總算開始看到戴大夫對“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批判”了！ “現已查明”[注1]，這句“惡攻語”，是出自《魯迅先生訪問記》，正如戴大夫指出，“白紙黑字鐵證如山，縱然舌燦蓮花，豈能指黑為白”[注2]！？ [注1]此乃文革中，官宣定罪的慣用語。 [注2]此亦文革中，大批判稿之常見句。 的確，該“訪問記”是由“救亡情報”(“全國救國聯合會”的機關刊物)記者陸詒採訪寫作，隨即發表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第四期《救亡情報》上的一篇1700餘字的短文。 不過，這裡我要說明幾句。 第一，採訪時間是五月中，不是如戴大夫說的，魯迅於十月“臨終前仍然咬牙切齒，詛咒漢字，大有死不瞑目的態勢”，那樣富有戲劇性。當然，魯迅那天居然冒雨抱病赴約，前往地點接受記者採訪，這也着實很有些“可惡”就是了。 第二，訪談內容較廣，涉及對“一二·九”運動的評價，對民族統一戰線該採取怎樣的方針等等。在談到文學問題時，魯迅有講“現在我們中國最需要反映民族危機，鼓勵戰鬥的文學作品，像《八月的鄉村》、《生死場》等作品，我總還嫌太少。” 而訪問記中，談到有關漢字的那一段，全文如下： “話題一轉到漢字上來，他的態度顯得分外的憤慨和興奮，他以堅決的語調告訴我：‘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因為漢字的艱深，使全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中國的人民決不會聰明起來，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壓榨，整個民族的危機。我是自身受漢字苦痛很深的一個人，因此我堅決主張以新文字來替代這種障礙大眾進步的漢字，譬如說，一個小孩子要寫一個生薑的‘薑’字，或一個‘鸞’字，到方格子裡面去，也得要花一年功夫，你想漢字麻煩不麻煩？目前，新文字運動的推行，在我國已很有成績。雖然我們的政治當局，已經也在嚴厲禁止新文字的推行，他們恐怕中國人民會聰明起來，會獲得這個有效的求知新武器，但這終然是不中用的！我想，新文字運動應當和當前的民族解放運動，配合起來同時進行，而進行新文字，也該是每一個前進文化人應當肩負起來的任務。他扶病談話，時間費去半小時以上。談話時熱烈的情緒，興奮的態度，絕對不像一個病者，他真是個永遠在文化前線上搏鬥的老當益壯的戰士！這次訪問所給予我深刻的印象，將永恆的鐫銘在我的腦際。” 我想，讀者閱讀之後，亦當可以自行判斷，這是否又屬“漢奸言論”？ 第三，從整篇《訪問記》來看，其內容與魯迅其它文章中的一貫主張基本吻合，即觀點上符合魯迅的思想，記述當是忠實可信的；但語句、口氣，常有主客交叉，夾敘夾議，行文不像是魯迅的手筆，多是記者自己的文字與感受。 雖然該文“經魯迅先生親自校閱後付印”，但畢竟只是一篇訪問記，按慣例，魯迅不會收這類代言文字到自己的集子中去，在解放後出版的《集外集拾遺補編》裡也沒有收入它。 第四，魯迅提倡白話文，主張對文字改革，為漢語拼音化，拉丁化，曾公開發表過許多言論，戴大夫盡可以撰文一一批判。不過，無論對祖宗如何“不忠不孝”，漢語拼音、漢字簡化等實行，已讓識字變得容易許多，更有助於中文電腦輸入，與世界文明接軌，這些總是些不爭的事實罷？ 第五，如有讀者以為文中有些話過激，我也想提醒一句，魯迅自己於1927年就講過[3]：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 在《無聲的中國》一文里，魯迅就談及了許多有關“文字改革、文學革新”的事，戴大夫如有不爽，尤其可以進一步去“批判”。 寫到這裡，我不禁又記起，文革中一批“革命老將”和“革命小將”們，抓住劉少奇建國初期一句“資本家剝削有功”這樣“大逆不道”的話，義憤填膺，捶胸頓足，“拿起筆，做刀槍”，寫出了無數“討劉檄文”，“文斗加武鬥”，終於把這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鬥倒、斗臭、斗死了。而到現在，還有人因此話恨恨地罵道：劉少奇“自作櫱，不可活”！ 現在戴大夫又抓住一句“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就指為“漢奸言論”，恨不得要將魯迅“火燒油炸”、“砸爛狗頭”而後快！ 文革中的人和事，現在在我們身邊仍舊不時可以看到。 如果當下的年輕人沒見識過什麼是文革“大批判”的文章，那麼，看看戴大夫這篇就好了，它從“結構安排”到“批判手法”，從“遣詞用句”到“煽情挑逗”，可以說，都是一篇上乘的文革範文，值得研讀領略。 寫於9/23/2021 http://www.azcolabs.com/ [引文出處] [1] 魯迅，《父親的病》，“朝花夕拾”，1926年10月7日。 [2] 魯迅，《補白》，“華蓋集”，1925年7月1日。 [3] 魯迅，《無聲的中國》，“三閒集”，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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