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文的题目是《那个临死前仍不忘要“消灭汉字”的鲁迅》(http://hx.cnd.org/?p=201241)，非常震撼。 然而，读者在一开篇却看不到有对此“消灭汉字”之“滔天罪行”的血泪控诉与严正声讨，反先见到毫无关系的“三板斧”。这大约是仿效朝廷古律，凡来了新到的“贼配军”，什么也不问，先打他“三百杀威棒”，非镇住他不可。 这第一斧，当然要“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戴克刚是祖传“名中医”，而在他看来，“鲁迅对生物医学领域知之甚少，他对中医根本是门外汉，西医的知识也是少得可怜，只在医事学校读了一年的基础课，于第二年即退学，应该算作尚未入门。”因此，谈医论药该是自己的强项，“上马对下马”，必以此“先胜一筹”为好。 不过可惜，戴大夫中文程度不够，没有读懂鲁迅原文，这一斧竟兀自砍空了！ 不错，“深明药理”的戴大夫指出，“现代药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蟋蟀含有‘蟋蟀退热素’，可以退热，并能扩张血管，降低血压，被认为是利尿剂，且含有较高剂量的谷氨酸等，理论上谷氨酸可用于治疗肝昏迷。” 这样一说，蟋蟀入药，的确也“无可厚非”。 可是问题在于，《父亲的病》[1]一文中记道，中医陈莲河先生那药方中有“‘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巢中者。’” 这里的文章，妙在“原配”二字。你想，谁能确定牠们是原配？即使在一巢中所获，又如何知道牠们不是奸夫或小三？ 难怪鲁迅叹道：“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絃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 而鲁迅文中也记道：“有一回陈莲河先生又说，‘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这样一来，对陈中医的诊治，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 其实，这类苛求与模糊，不只是要显示庸医“医术的独到与深奥”，同时它也是一种“职业的自我保护”，即如若不愈，那是你没有找对我说的药引子或自己前世作了什么孽，休怪我方子开得不灵！ 早年，孙行者随唐僧前往西天取经，途经西牛贺洲朱紫国，竟大胆揭了国王的求医榜。他不仅自称会“悬丝诊脉”，在给国王开的药方中，药引子中就有“半空飞的老鸦屁，紧水负的鲤鱼尿”。 要弄到这些古怪的东西，当然，难度就更高了。也不知戴大夫是否知道其中又含有什么氨基酸，或者，有没有什么“老鸦退热素”？ 自然，这不过是吴承恩老先生写《西游记》时，借这位顽皮猴头之口，来开开庸医的玩笑。然而，曹雪芹写的《红楼梦》中，却也有揶揄他们的地方，例如，“胡庸医乱用虎狼药”，结果楞是把尤二姐已成形的男胎儿给打了下来。 可见，庸医误诊误治，是自古就有，各地都有的事，难道只有吴承恩、曹雪芹可以数落他们，鲁迅就写不得？写了，就“实在是有失厚道”？ 然而，即便如此，中医、中药和针灸，还是有它们存在的理由，而据本人的体验和观察，我也相信，只要应用得当，它们于治病救人，的确是有效的。 顺便提一句，在《父亲的病》这篇文章里，鲁迅还写道： “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听说中国的孝子们，一到将要‘罪孽深重祸延父母’的时候，就买几斤人参，煎汤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但这先生自然是西医。” 鲁迅早在1926年，就违反中国传统观念，公开提倡西医有关“安乐死”的主张，戴大夫对此有什么意见吗？ 至于那第二、三斧，已毫无枪法可言，纯属“挖祖坟、揭老底”的下三滥了，实在不堪卒读，就不多置评，只是记起鲁迅的一段话[2]： “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名，──或谓之‘绰号’。这也是明、清以来讼师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张三、李四，倘只说姓名，本很平常，现在却道‘六臂太岁张三’，‘白额虎李四’，则先不问事跡，县官只见绰号，就觉得他们是恶棍了。” 戴大夫行文中要离题先讲那两个老段子，其作用与诉讼状中起“诨名”、加“恶謚”是一样的，只是更加“生动形象”，于激发群氓愤慨，果效尤佳。文革时，此法“屡试屡爽”，已发展成为“革命大批判”的“常规战法”。 戴大夫来到文明的西方国家已有些年头了，至今还热衷“挂破鞋游街”式的老把戏，不自觉耳热吗？ 现在常有人问道：“文革还会再来吗？” 其实，我看，不少老人自己就从未走出过文革，且浑然不觉，至今，他们从语言思维、行文做事，到举手投足，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而有些未经文革历练的年轻人，于文革手段却也能“无师自通”、运用自如，足见我“三千余年古国古”大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与“奥妙无穷”。 严格按照文革套路，在砍过那三大板斧，先把对象搞臭，俘获听众支持的“心理优势”之後，戴大夫才开始正式的“大批判”。 不过，一开手，就又露出他的“文革遗风”来了。 被他批为“可谓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典范和先驱”的那段话，是出自“华盖集”的《忽然想到 (六)》。原话上下文是这样的：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而若进而综观鲁迅这整篇杂感，可知它主要是谈“主张革新，反对保古”。任何人，只要有小学语文程度，是不会读不出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来的，除非是如刀笔吏那样，故意“断章取义”，上纲上线，罗织罪名，构陷他人。 我想，读者阅读全篇之後，当可以自行判断，这是否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典范和先驱”？ 好了，读到这里，谢天谢地，我总算开始看到戴大夫对“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批判”了！ “现已查明”[注1]，这句“恶攻语”，是出自《鲁迅先生访问记》，正如戴大夫指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纵然舌灿莲花，岂能指黑为白”[注2]！？ [注1]此乃文革中，官宣定罪的惯用语。 [注2]此亦文革中，大批判稿之常见句。 的确，该“访问记”是由“救亡情报”(“全国救国联合会”的机关刊物)记者陆诒采访写作，随即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第四期《救亡情报》上的一篇1700余字的短文。 不过，这里我要说明几句。 第一，采访时间是五月中，不是如戴大夫说的，鲁迅于十月“临终前仍然咬牙切齿，诅咒汉字，大有死不瞑目的态势”，那样富有戏剧性。当然，鲁迅那天居然冒雨抱病赴约，前往地点接受记者采访，这也着实很有些“可恶”就是了。 第二，访谈内容较广，涉及对“一二·九”运动的评价，对民族统一战线该采取怎样的方针等等。在谈到文学问题时，鲁迅有讲“现在我们中国最需要反映民族危机，鼓励战斗的文学作品，像《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作品，我总还嫌太少。” 而访问记中，谈到有关汉字的那一段，全文如下： “话题一转到汉字上来，他的态度显得分外的愤慨和兴奋，他以坚决的语调告诉我：‘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譬如说，一个小孩子要写一个生薑的‘薑’字，或一个‘鸞’字，到方格子里面去，也得要花一年功夫，你想汉字麻烦不麻烦？目前，新文字运动的推行，在我国已很有成绩。虽然我们的政治当局，已经也在严厉禁止新文字的推行，他们恐怕中国人民会聪明起来，会获得这个有效的求知新武器，但这终然是不中用的！我想，新文字运动应当和当前的民族解放运动，配合起来同时进行，而进行新文字，也该是每一个前进文化人应当肩负起来的任务。他扶病谈话，时间费去半小时以上。谈话时热烈的情绪，兴奋的态度，绝对不像一个病者，他真是个永远在文化前线上搏斗的老当益壮的战士！这次访问所给予我深刻的印象，将永恒的镌铭在我的脑际。” 我想，读者阅读之後，亦当可以自行判断，这是否又属“汉奸言论”？ 第三，从整篇《访问记》来看，其内容与鲁迅其它文章中的一贯主张基本吻合，即观点上符合鲁迅的思想，记述当是忠实可信的；但语句、口气，常有主客交叉，夹叙夹议，行文不像是鲁迅的手笔，多是记者自己的文字与感受。 虽然该文“经鲁迅先生亲自校阅后付印”，但毕竟只是一篇访问记，按惯例，鲁迅不会收这类代言文字到自己的集子中去，在解放後出版的《集外集拾遗补编》里也没有收入它。 第四，鲁迅提倡白话文，主张对文字改革，为汉语拼音化，拉丁化，曾公开发表过许多言论，戴大夫尽可以撰文一一批判。不过，无论对祖宗如何“不忠不孝”，汉语拼音、汉字简化等实行，已让识字变得容易许多，更有助于中文电脑输入，与世界文明接轨，这些总是些不争的事实罢？ 第五，如有读者以为文中有些话过激，我也想提醒一句，鲁迅自己于1927年就讲过[3]：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在《无声的中国》一文里，鲁迅就谈及了许多有关“文字改革、文学革新”的事，戴大夫如有不爽，尤其可以进一步去“批判”。 写到这里，我不禁又记起，文革中一批“革命老将”和“革命小将”们，抓住刘少奇建国初期一句“资本家剥削有功”这样“大逆不道”的话，义愤填膺，捶胸顿足，“拿起笔，做刀枪”，写出了无数“讨刘檄文”，“文斗加武斗”，终于把这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斗倒、斗臭、斗死了。而到现在，还有人因此话恨恨地骂道：刘少奇“自作蘖，不可活”！ 现在戴大夫又抓住一句“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就指为“汉奸言论”，恨不得要将鲁迅“火烧油炸”、“砸烂狗头”而後快！ 文革中的人和事，现在在我们身边仍旧不时可以看到。 如果当下的年轻人没见识过什么是文革“大批判”的文章，那么，看看戴大夫这篇就好了，它从“结构安排”到“批判手法”，从“遣词用句”到“煽情挑逗”，可以说，都是一篇上乘的文革范文，值得研读领略。 写于9/23/2021 http://www.azcolabs.com/ [引文出处] [1] 鲁迅，《父亲的病》，“朝花夕拾”，1926年10月7日。 [2] 鲁迅，《补白》，“华盖集”，1925年7月1日。 [3] 鲁迅，《无声的中国》，“三闲集”，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会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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