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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的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

这末一句评语，深刻地点到了毛式“社会主义”的要害，彰显出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功力。显然，刘少奇并不害怕农村中这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也不否定生产资料的“私有基础”。

第二件事是：刘少奇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为马列学院一期学员讲课，内容提纲就是《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其中他勾画了一幅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步骤和图画。

他认为首先要长期保持“五种经济并存”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即，除了国营经济“会发展得很快”之外，“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会要发展”，“个体经济也会发展”，“合作社经济也会迅速地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成份会要增加”。刘少奇估计，这个过程大约是十到二十年的时间。

此后才是，“第一步实行工业国有化。但小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不能国有化。这是一种严重步骤，不能轻率采取。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要影响小资本家和小有产者富农、以至中农。”

“再经过一个时期的巩固与发展以后，就可以进一步地采取农业集体化的步骤，在农村中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

但同时“应有时间给中农去动摇和考虑(完全自由加入)，因此，集体化的时间在一片地区可能延长几年，才能达到绝大部分农民的集体化，剩下少数个体农民也让他单干。”

他认为，“进入社会主义，主要的是这两个步骤”，这两个步骤还要一先一后，即先实现工业国有化，而后再实现农业集体化。农业的集体化依赖于工业国有化。这是因为“离开城市工人阶级、强大国有工业，不能有农业集体化。单纯倚靠农民来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思想是错误的，是幻想。”

刘少奇的这些主张，显然是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尖锐对立。刘这里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明确的建国纲领和具体可行的步骤。读者不难想象，如果当年真的能按这一纲领实施，我国的“经济起飞”恐怕会比“亚洲四小龙”要来得更早。

当然，你可以说，瞧，刘少奇最后还是要搞“集体化”，“本质都一样”。但，第一，这起码不是“官僚”与“反官僚”之争，第二，路总得一步步走。

你以为，只有刘少奇一开始就宣布依欧美方式立国，让“资本主义”一步到位，才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别书呆子了，您先进“秦城”去呆着点吧！──我最怕的就是这类“立场坚定斗志强”的左老冒。

穆最近的口号是强调“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可是，如果刘五十年代不搞“合作化”，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那百姓不至少可以过些安生的日子吗？而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了，事情就可以起变化。

请问穆先生，刘少奇的这些主张有什么错吗？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又是什么？可见，毛日后给刘戴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并非是“空穴来风”。

因此，毛泽东当即就严厉地批评了刘少奇，令他立即收回讲话。毛以党内“家长”的身分否定了刘少奇的这个合乎中国社会实际需要，也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主张，同时立刻下令全国，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开始大规模地推行“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运动，全面展开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一步法”跃进。

以上的“批示”和“讲课”这两件事，是被杨继绳在其《文革史》中故意忽略，而我很看重的毛、刘间“基本分歧”所在，它们对于认识日後毛、刘路线斗争，具有“提纲挈领”的指导意义。

而我在《“文革”问答三》^[2]中专门指出了这两件事，穆白硕等也装做没看见，不置一词。现在再提请注意一下，希望这次能看到了。

二、穆文说：在毛泽东时代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走资派。土地和工厂统统被收归国有，具体怎么干都由中央文件规定好，怎么去走资本主义道路？

如果刘少奇否定“公有制”、“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路线，主张实行“市场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他根本就不是共产党人。因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共产党的名称就旗帜鲜明地告诉世人：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如果刘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还会选他做接班人？还会在1959年4月“三面红旗”搞得热火朝天之际把国家主席交给他？

小鹰答：这里的“如果”、“那么”和“因为”，都不是从事实出发，而又是一种典型的拍脑袋的“书呆子推论法”，即凡事“书上说”，但思维正常的人更看重事实。

大家都知道，刚建国时，刘少奇就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要先搞些“资本主义”，他说：“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

这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她反封建、倡民主、开展经济建设、传播西方文化，这就是符合当时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俄国──条件下的“资本主义道路”。她合乎中国的现实需要，合乎历史的发展规律，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繁荣。

1951年土改之后，一些同志对农村中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党内有人建议“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的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刘少奇立即批示道：“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显然，他那时非但反对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甚至还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1951年2月28日刘少奇在北京市人大会上讲：“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这完全是与毛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经济“集体化”、“国有化”等主张唱反调。

1955年刘少奇支持邓子恢砍掉卅万个合作社，被毛骂为“小脚女人”。

1956年“八大”时，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强调，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否认了毛一贯热衷的“阶级斗争”理论。而在新党章中也略去了“毛泽东思想”，他不赞成对毛搞个人迷信。

同年，刘少奇又支持周恩来等在经济工作上“反急躁冒进”的主张，后来被毛多次痛骂为反对他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反对“大跃进”。

在1962年乘毛氏“三面红旗”大败之时，刘少奇又推出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注]的农村经济政策，这也就是土改以后，他主张在中国农村实施的经济纲领。

60年代中期，毛大力鼓吹“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而刘则在工矿企业中推行“计件工资”、“奖金挂帅”等“物资刺激”措施；许多人不知道，文革前不久他甚至还在热衷试办大工业托拉斯。刘与毛唱反调，实际上是主张实行“市场经济”，否定毛的“人民公社”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路线。

[注]：文中的缩写“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

如果不健忘的话，当时国内还有一条所谓的“文艺黑线”，它提倡深入揭示社会矛盾又宽松自由的文艺政策，还公开推崇“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但文革中却被归纳上纲为“黑八论”^[注]；又有一条“经济黑线”主张“价值规律”、“商品经济”和“利润挂帅”；哲学上搞的是“合二而一”；外交上搞“三和一少”；军事上搞“军衔制”和“大比武”；政治上要为“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平反翻案”，还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连中共中央书记处搞的“二月提纲”也鼓吹“资产阶级”的口号：“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以保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不受毛的批判。

[注]：文中的缩写“黑八论”即：“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脱帽加冕”是指“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

今天值得回味的是，几乎与刘少奇同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1951年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1953年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到了196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的经济成长相当突出，私人企业已达十一万五千多家。虽其生活水准終究無法真正趋近於西欧的水平，但是显然超過其他共产党所領导的国家。

後来铁托也被毛泽东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大加批判。然而，除了六十年代初及七十年代末我国农村实行“三自一包”及“四大自由”政策后有眼可见的成效之外，铁托的成功实践可以说是刘少奇“走资派”路线有效的一个“旁证”。

可以说，铁托做了刘少奇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

二次大战之后，“走社”还是“走资”？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思潮所至，社会主义阵营中，南斯拉夫出了个铁托，中国也不例外，出了个刘少奇。

但是，按照穆的逻辑，既然铁托和刘都是个共产党，那根据他听说过的“书本”和脑子里的“想定”，这样的“铁托”和“刘少奇”完全不应存在。

不过，可惜，铁托和刘少奇的确是个客观存在，只是你得从新认识和理解。

三、穆文说：在毛泽东独裁统治时代，从来就没有什么“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只有毛泽东的一条路线和一个司令部。

小鹰答：关于“党内有没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我想再说几句。

刘少奇等作为“当权派”，又没有发过“政令”，那就奇怪了。

除了1962年的“西楼会议”、“广州会议”等在党内下达过与毛派不同的方针和精神之外，许多中央政策文件的发布都明显地有过争议和反复。

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60年代党的文艺政策从《文艺十条》到《文艺八条》的转向和倒退^{[3]、[4]、[5]}。中宣部这个文件的出笼折腾了三年，先后易稿几十次之多，其中的复杂与曲折、较量与苦衷，均不是现代一根筋的二杆子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原来草拟更右的《文艺十条》最终被迫妥协成《文艺八条》，即使如此，它发布後仍然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欢呼，以至有人提出，要把它刻在石碑上，世世代代传下去。然而，在文革中，《文艺八条》也被当作“修正主义”大毒草来狠批。

另一个例子是高教部长蒋南翔1961年9月搞了个“高校六十条”，它主张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和其他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要“正确划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和行政命令、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学术问题”，以及“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等，後来同样被批为与毛的“阶级路线”及“教育方针”唱反调。

还有，在1962年8月历时两周的《大连会议》上，谈的是农村题材的“文艺创作”问题，但在整个会议的过程，主持人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却没有引用过一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非但不引，邵更公开与“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毛方针大唱反调，主张文艺作品要“暴露现实的真实关系”，要描写“处於现实矛盾中间的人物。”^[6](准确地说，在会议所有讲话中，邵只是引用了一句毛语录，即“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论人民民主专政》，6/30/1949。小鹰注)

到了1963年4月16日，中宣部于北京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会上又是这个主张“现实主义深化”及“写‘中间人物’”的邵荃麟，在周扬等人的支持之下，坚持周恩来在“题材问题”上的文艺方针，与来自上海秉承柯庆施“大写十三年”颂圣旨意的张春桥，展开了面对面的激烈辩论。^[7]

在那个年代，党内分管文教的高级干部，敢于“独立思考”，并不把“毛语录”奉为圭臬，这是今人很难以想象的事。^[6]、[8]但实际上，那时党内就是有这样的干部。

我自己也记得文革前，大约是65年，清华园里和社会上一样，已是“左”风盛行，有的学生拉“引体向上”时要念毛语录，以为因此便可以多拉几个。为此，蒋南翔校长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专门批评当时流行学毛选的“形式主义”，他讲过一句话：“不要以为‘左’就比右好，从左边掉下茅坑，和从右边掉下去，是一样的臭！”这话，那时很得清华师生干部的人心。

而全国著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文革之前，就善于跟“左”风、赶潮流，他提着一兜“大批判”稿，到校办来探头探脑，被清华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巧妙地支到北京市委去“投稿”。──罗不喜欢清华园里有这种投机的毛“左”打手，更喜欢“莫扎特”^[注]。

[注]：指罗与一位新入党的学生谈话时，没讲什么“革命大道理”，却放莫扎特的音乐唱片给他听。而清华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在得知另一位当时比较“左”的学生入党後，也曾大发雷霆地说：“这种简单化的小教条也能入党？一年的预备期要加强教育严格要求，不改正就不能转正！”

总之，文革前党内干部队伍里，从上到下，从“方针政策”的制定，到“政治思想”教育，又到“组织路线”的执行，已然可以看出刘派人马与毛正统派的严重分歧，在刘派控制的领域里，到处可见厌恶毛路线的种种端倪。

要是那会儿多一些这种“修正主义”干部，少一点“革命左派”分子，大家日子都会好过得多。可是，毛泽东看到了对自己“路线”的“威胁”，意识到其“理想”的“危机”，恨恨地把他们都叫做“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心发动一场“文革”来彻底清除所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他“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9]

现在一些人故意淡化其中的“政治斗争”，把“文革”降调为毛的一项“面子工程”，实在是“小家子书生气”十足。

四、穆文说：小鹰先生认为文革是“反走资派”，这个观点我也不赞同。

“走资派”一词好象最早出现在指导四清的中央文件“23条”，那是给农村基层干部定制的帽子。毛泽东把他制造大饥荒的罪责推给基层干部，他想告诉农民，中央的政策是好的，是下面的干部把经念歪了。

在《516通知》中，通篇没有一句话提到“官僚集团”或“走资派”，可见毛泽东发动文革根本就没考虑什么“官僚集团”和“走资派”的问题。

小鹰答：看来，穆先生不但是没搞过“四清”，恐怕连“文革”也没正经参加过，什么基本知识都没有，就拍脑袋发议论。

先普及一下历史常识。

自毛式“大跃进”以来，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我国农村工作中“五风”盛行，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此风源於社、县、地、省，以至中央各级，“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下呼应，越颳越旺。那时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民众每时每刻都可以直接地感受到“忠党”干部们的“多吃多占”及“霸道作风”，更不用说，毛发起的“大跃进”、“反右倾”等运动竟直接导致三年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

由于当时这类“官民矛盾”涉及人数太多，范围太广，已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和社稷存亡，党不得不采取措施。到六十年代初，破坏生产关系的“五风”问题虽已逐步纠正，但暴露了共产党基层官僚“变色”的严重问题。于是，自63年起，全国先从农村，后及厂矿，全面开展了“四清”运动。

“四清”初期是刘少奇主持，刘“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清查的是基层官员的贪腐问题，查处他们“多吃多占”、“以公肥私”等引起民愤的特权劣行。杨继绳等人说的那些贪污腐败现象，在那里都存在，其中不乏类似迫害杨改兰一家自尽的肥己“村官”。

显然，基层官员的贪腐和霸蛮造成的“官民矛盾”，是推行毛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因此，作为对抗，刘在农村又辅之以“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政策，在城市搞些“市场经济”和“利润挂帅”等“走资派”措施，以求缓解。

但在毛看来，若按刘的这个路子走下去，毛氏的“三面红旗”将不复存在，即要发生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这触到了毛的红线，是毛的大忌，因而毛决心要“釜底抽薪”，反其道而行之，推出毛“四清”──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清经济，挥剑直指他的“绊脚石”──中高层刘派官员。

毛哪里是要整治基层的那些“歪嘴和尚”？相反，毛深知，基层这些“四不清”干部是他统治的根基，其中一些人即使已经腐败不堪，深为百姓憎恶，但只要忠心拥护毛式“社会主义”路线，对于“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就是好干部；在决策高层，即使有重大历史问题或犯过严重错误的官员，但只要他们是“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柯庆施语)，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所以，文革中毛死死压住对江青、张春桥、康生等叛徒历史问题的调查，称其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而毛对党政中高层“心怀异见”的刘派干部，如彭德怀、张闻天、邓子恢、王稼祥、李维汉、陶铸、陈毅，以及党内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如杨献珍、邵荃麟、蒋南翔、孙冶方等，则要给你戴上“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交由“群众专政”去批斗！毛决心要索取性命的，就是那些像刘少奇那样“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干部，以及文艺界、思想界、教育界一大批有“独立思考”精神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毛“四清”和后来的毛“文革”一样，目的主要要在中高层政治上打击消灭异己，毛发动文革就是要整“走资派”，“清君侧”只是手段，“役其政”才是目的，以维护其毛路线的统治。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四清”理念的斗争，直接引发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1964年底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向全国印发了个指导文件“社教17条”，重点要查处干部经济上“四不清”的问题。毛拿着党章和宪法来闯会场，坚持要整“走资派”，而刘少奇根本就反对党内有“走资派”一说。

1965年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甚至出现如下火爆场面：

毛泽东和刘少奇争论党内是否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问毛：“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随口就点了煤炭部长的名：“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

1965年1月毛泽东立即用他的23条否了刘的17条，把“四清”改为“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明确提出重点是要整“党内的‘走资派’”；而且在文末毫不客气地写道：“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书面文字写得这么绝，竟连一点面子都不留，这在党内是少有的，可见会上吵成了什么样子！毛这是“将白手套掷地”，要公开与刘“决斗”的表示。这正如毛泽东在1970年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他是1965年1月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确定要打倒刘少奇的。

1966年上半年毛又用“五·一六通知”否了刘派搞的保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二月提纲”。“通知”中明确地说，刘派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批判”和“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话说到这份上，可谓是“图穷匕首见”了！

而1966年8月8日发布的“文革16条”，更再次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真不晓得，说“党内没有两个司令部，没有两条路线斗争”的人，说“文革”不是反“走资派”的人，是否是故意不看这些斗争历史？

可是，现在一提“四清”就笼统地讲，那是刘少奇的“罪恶”！一些人至今还是拥戴毛批他“形左实右”的语录，或说刘极“左”，“打击了一大片”，似乎基层的“四不清”和“风马牛”干部^[注]就不是杨所痛恨的在毛式“社会主义”制度下滋生的“贪腐官僚”了；而“反官僚”的桂冠倒戴到毛“文革”的头上去。一些论客也说毛泽东“与百姓同在”，说什么“文革的发生”是由于“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秦晖)。──这种“混淆”和“偷换”很有“倾向性”啊！

[注]1962年2月7日，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批评道：“我们提拔了一大批会刮风、会拍马、会吹牛的‘风马牛’干部。”这里的“刮风”是指，当时农村工作中盛行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等五种歪凤恶习，令百姓身受其害、深恶痛绝。

大家只要了解了这一段历史，就明白穆说：“‘23条’中的‘走资派’──那是给农村基层干部定制的帽子”，是毛要把“大饥荒的罪责推给基层干部”的这些话，完全是他的“想当然”；而穆说：“在《516通知》中，通篇没有一句话提到‘官僚集团’”是真，但说没有提到“走资派”，则是个低级谎言，只要查看一下文件，就可以戳穿了。

五、穆文说：“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创造出来的理论，是用来打击政敌刘少奇和林彪的借口，实际上是一个谎言。

小鹰答：这只是穆自己的一个“宣称”罢了，并没有给出任何根据，正如评论区里一些山寨“政治局委员”一样，只做“点评”，没有“论证”。

当年紧跟毛去打倒“走资派”的某些“红卫兵”与“造反派”，现在尤其喜欢这么说，即：文革就是一场无目的的“权力之争”，是毛要死保自己的皇位，害怕死後遭“赫鲁晓夫”鞭尸，其它都是托词。例如，史家高华就认为，毛搞文革，是因为刘少奇“僭主越位”，“分庭抗礼”，触犯了“党的潜规则”，大有“逼宫之意”，结果“祸从口出”，使毛“由惊生恨”，“当毛泽东看到刘少奇积累的威望和影响力在1964年有相当发展时，毛就决定要废黜刘少奇，什么‘形左实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等等均是饰词。”^[10]

“饰词”也好，“借口”也好，这种否认政治内涵的单纯“争权”说，不过是一种市井“心理猜测”而已，它经不起分析。

这类说法会面临一些问题要回答，就是：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只是因为刘少奇威胁到他的权力，他要掩盖自己的错误，那在1969年11月24日政敌刘已被整死之後，刘派官员已“溃不成军”，毛在全国的威望和权力已达到极点，无人可以再威胁挑战他了，毛为什么还要说：以後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呢？那时的文革又是要搞掉谁呢？他自己还有几年可活，为什么要关心身後每七、八年的事？

而且，在拿掉了刘派之后，为什么文革还不收兵？还在到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毛为什么还要大搞“教育革命”，“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五七干校”，让全国百姓，特别是“知识分子”，不得消停达七年之久？

所有这些都不是“饰词”两字可以说得通的。只用毛一个人在“疑神疑鬼”、“发神经病”，来解释这么大的历史事件，实在是太牵强附会了！

相反，我想，这正说明毛泽东是个有“宏图大志”的帝王，他发动文革，就是要清除他和他身后继续实施毛式“社会主义”之政道路上的障碍──党内走资派及其社会基础。

事实上，自建国以来，毛定意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刘则有着自己的“走资派”理念和建国蓝图，麾下也有一帮强悍的人马，包括党内外所有直接或间接地为其“摇旗呐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果，双方积怨的较量最终是要走到“势不两立”的地步。

如果有人把毛刘之间的斗争低看为“妇姑勃谿”、“狗咬狗”，或是些市井小人、婆媳争斗，那只是把他们自己降低到这一水准去，形成一种廉价宫斗剧看多了的小市民对历史的庸俗浅薄的看法。

这些人“大义”指斥“毛不好、刘更坏”，以为自己很超然、很前卫，实际上，见识很肤浅、很俗气，结果是把毛“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或者，是有意换一种法子来淡化、遮掩，甚至袒护毛和毛路线的“反动”之处。

他们是在“避重就轻”，把毛顽固推行其“社会主义”道路的行为，从政治上的“反动”，降格归结为毛的“道德品格”或“心理素质”问题。“饰词”说，其实是在为毛，也为自己文革紧跟毛的“不光彩”，而“饰”。

高华等人否认17年来任何政治路线上的斗争，把所有文革的基本历史事实都用一句“饰词”就轻松地打发了，这实在不是搞史学的严谨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说：“没有什么‘路线斗争’，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和毛粉听了会说：“我没赢！”

而坊间“论客”说：“没有什么‘路线斗争’，毛不好，刘更坏，他们是‘一丘之貉’。”──毛和毛粉听了会说：“我没输！”

我们只有从根本上翻了这“走资派”的案，证明毛“走社”是企图“跳过”或“用法令取消自然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背逆了马克思发现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9]，毛代表“反动路线”，而刘“走资”则合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和需要，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刘代表“进步路线”。──那毛和毛粉才真的会跳脚。

这也才打到了毛的“七寸”！否则，光是骂骂“大魔头”、“秦始皇”，一点都不起作用。不但毛自己历来一概承认，毛粉也可以用一句毛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就终结所有的指控，并自慰得“理直气壮”。

总之，杨继绳的“反官僚”说，高华的“饰词”说，以及坊间那些“一丘之貉”说，和官方口吻一样，都否认有“路线斗争”，他们“颠倒黑白”、转移目标，实际上是在“异曲同工”地帮毛料理文革後事，集体沦为毛的“清客”和“帮闲”。

六、穆文说：刘少奇不会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小鹰答：是的，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秘密报告”，揭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专制独裁，他那时只是开了个头。35年之後，戈巴乔夫才结束了苏俄共产帝国。

刘少奇当然不是个完人，他肯定也讲过许多错话，做过许多错事，有些甚至很严重，刘派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可能也不够彻底，迫于毛派压力他们也曾有过动摇和妥协，但和赫鲁晓夫一样，他们至少在中国开了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头。

刘少奇、彭德怀等开了“社会主义时期”“反对派”的头，後来的胡耀邦、赵紫阳，以及朱厚泽和李慎之，还有王若水、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都是“走资派”。共产党内不是没有明白人，只是1989年后，他们被废黜、关押或赶出国门，一扫而光。

至于以後有谁能像戈巴乔夫和叶利钦那样，在中国终结“毛式社会主义道路”吗？我不晓得，反正很难。很得人心的胡、赵也是试过了的，都没成。中国的封建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但总得有人开个头。

所以，这条路很长，要一步一步走。现在站在一旁做毛的清客，冷嘲热讽地指斥“刘派是官僚，应该打倒”，这帮人其实也正是阻力之一。可是，他们现在这样说，却还自以为很有些义人状哩！

在《纪念丹尼尔·艾尔斯伯格》^[11]一文中，我曾写道：

除了体制上的新闻出版自由、司法独立、国会听证等完善的机制之外，这一系列事件还表明，如果没有政府内部的反对派或异见人士，包括艾尔斯伯格、麦克纳马拉、马克·费尔特和反战的参议员等，只靠政府外的群众反战运动，恐怕也是难以搬倒尼克松这个“庞然大物”，也不会这么快就改变政府的方针，结束了越战。这一点，对於我们今日反思中国的“六四”民主群众运动，以至反思“文化大革命”，也都是有启示的。

说得更白一点，假如六四广场学生那时听懂了赵紫阳的话，明智地积极配合党内反对派行动，现在的中国会不会有点不一样？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第一答中，我说：最怕的就是这种“排斥一切、自以为是”的左老冒。

写于2023年7月29日

[引文出处]

[1]小鹰，《杨继绳“文革反官僚”说的恶果》，2023年5月17日，http://www.azcolabs.com/xy_wg_yjs_4.html。

[2]小鹰，《“文革”问答三》，2016年10月，http://www.azcoabs.com/xy_wg_q&a3.html)。

[3]段恺，《从

[4]邵荃麟，《关于──给张光年同志的一封信》，1960年12月5日，http://www.azcolabs.com/Letters_QLtoZGN.html。其中，他对“社会主义”文艺的许多意见，后来都写入了《文艺十条》。这封信是文革初期张光年主动上交的。交信时张光年在原信上用红笔加了批注，还在许多文字下划了红线，指出他认为的问题所在，以表明自己的立场，与邵荃麟划清界限。

[5]小鹰，《邵荃麟的一封佚信是何时写作的？》，2014年11月，http://www.azcolabs.com/yjpl_xy_date.html。

[6]小鹰，《究竟什么是“中间人物”？》，2012年8月，http://www.azcolabs.com/yjpl_xy_what_is_zjrw.html。亦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3期。

[7]小鹰，《从“大写十三年”到“向前看”》，2012年10月，http://www.azcolabs.com/bd_13&108.html。

[8]洪子诚，《“大连会议”材料的注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9]小鹰，《马克思 versus 毛泽东──评杨继绳文革史

[10]高华，《毛泽东何以发动文革？》，“重读中国历史”讲座，香港科技大学文化研究中心，2012年1月2日。

[11]小鹰，《纪念丹尼尔·艾尔斯伯格》，2023年6月17日，http://www.azcolabs.com/xy_watergat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