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杀妻”疑案

“项英杀妻”是一个在中共党史和民间历史叙事中极具悲剧色彩并充满着历史迷雾的残酷事件。它发生在中共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1935年前后，时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和军区司令员的项英，据说下令或亲自开枪处决了他的妻子张亮 （福建武平人，生于1914年）。

历史背景 

话说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陈毅等人率领残部留守南方，开展了极其艰苦、命悬一线的“三年游击战”。在国民党军队的层层搜剿下，游击队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生存环境退化到了原始森林的极限边缘。

在这种生存高压下，党组织内部的安全审查和对“叛徒”的恐惧达到了病态的巅峰。任何一丝风吹草动或者无法自证清白的经历，在冷酷的肃反逻辑和“保大局”面前，都会引来杀身之祸。

关于这段历史，有一出好看的影视作品《浴血坚持》（电视剧）值得推荐。

“杀妻”事件的两个历史版本

关于项英妻子张亮（据说当时怀有身孕或刚生产不久）的结局，流传着两个性质同样残酷的版本。

版本一：因涉嫌“出卖瞿秋白”而被项英下令处决（最流传的政治悲剧版本）

1935年初，留守苏区的瞿秋白、何叔衡、张亮、周月林等人试图突围去香港，途中遭遇国民党军队拦截。何叔衡当场牺牲，瞿秋白因身份暴露在福建长汀被俘并就义。而同行的张亮和周月林在被关押一段时间后，由于身份未被识破，最终保释出狱。（这段叙事，在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里有描写。）

当张亮历经千辛万苦回到游击区找到丈夫项英时，迎接她的不是重逢的喜悦，而是冷酷的政治审判。当时组织上认定是张亮和周月林出卖了瞿秋白。在宏大的“党的利益与领袖清白”面前，个人的委屈和夫妻恩情根本不值一提。据部分当事人回忆和民间记述，以原则性强著称的项英在盛怒与政治自律下，亲自或下令将张亮处决。

版本二：并非项英所杀，而是被错杀或死于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史后来的澄清）

后来的党史档案（特别是周月林在文革后获得平反、澄清瞿秋白暴露其实另有叛徒出卖）指出，张亮当时并未被项英当场杀害，而是被长期隔离审查，在皖南事变前后下落不明或被误杀。

1988年，我在明尼苏达大学东亚图书馆第一次读到了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对这个事件的记述。

据张国焘叙述，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当项英和陈毅率领的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张亮历经千辛万苦死里逃生从国民党的监狱里逃出来，前往新四军军部寻找丈夫。

张国涛写道，项英见到妻子后的第一反应，不是久别重逢的温存，而是高度的政治警惕与冷酷。

项英当场对张亮进行了严厉的盘问：“瞿秋白同志牺牲了，为何你和周月林能活着出来？你是不是当了叛徒、向敌人自首了才被放出来的？”

张亮面对丈夫如同审判官一样的面孔，百口莫辩。在那种极端的“肃反”惯性下，任何无法解释的幸存，都被等同于背叛。

张国焘继续写道，项英为了向组织表明自己绝无私心，在没有任何真凭实据而仅仅凭着主观怀疑的情况下，掏出手枪亲自将怀有身孕的妻子开枪打死在屋里。

历史的反讽（周月林被平反） 

在1980年代，当年和张亮一同被捕的周月林（曾任红军妇女局局长）在经历了数十年牢狱之灾后，终于获得了平反。经过党史部门查证，当年出卖瞿秋白的不是张亮

中共官方的态度

对于“项英杀妻”案，中共官方以及党史学界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大量历史档案的解密以及对当年肃反扩大化的反思，进行了长期的调查、澄清、定性。官方的正式态度如下。

彻底否定“项英主动开枪杀妻”的张国焘叙事：中共官方党史研究机构（如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以及主流党史专家，明确否定了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关于“项英因政治猜忌亲自动手开枪打死张亮”的说法。官方给出的反驳证据和逻辑主要有两点：1. 张国焘并非现场目击者——张亮回到游击区（或新四军军部）时，张国焘远在延安，他与项英、陈毅等人隔绝数千里，其回忆录中的细节多属于“听闻”或为了反共叙事而进行的文学化渲染。2. 新四军核心将领的证言——根据陈毅、粟裕以及当时新四军军部秘书、卫生人员等当事人的回忆和组织审查记录，项英虽然对张亮的脱险产生过严重的政治怀疑（因为当时红军高层对“瞿秋白暴露牺牲，同行女同志却能生还”极为敏感），但项英并没有私自掏枪杀人。

官方版本的叙事：张亮死于“误杀”或“下落不明”。经过20世纪80年代“中组部全面复查历史遗留案件”以及对瞿秋白案的彻底澄清，官方党史最终对张亮的下落给出了相对统一、符合公文规范的表述，也综合为两点。1. 长期的隔离审查：张亮回到新四军军部后，确实因为无法自证清白，被组织上采取了严格的“隔离审查”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项英为了避嫌，也默认了组织对妻子的这种冷酷处理。2. 皖南事变前夕的“误杀”：官方较为公认的结论是，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前夕，新四军军部在仓促组织转移突围的过程中，由于环境极其险恶，对政治犯和嫌疑人的处理极度粗暴。负责看守和锄奸部门的个别干部，认为带上有“叛徒嫌疑”且怀有身孕（或带着孩子）的张亮是个累赘，为了防止其再次落入敌手或泄密，在没有经过法律程序的情况下，由保卫部门执行了秘密处决。此即“误杀”说。除了“误杀”说，还有“失踪”说——如果张亮没有被误杀，后来她去了哪里？有一种说法是：张亮在离开南昌后，由于长期背负着“嫌疑叛徒”的隐形政治审查，且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她辗转前往了重庆等地，最终在战乱或后来的内部审查中不幸含冤离世。也有资料提及她可能死于康生等人的极左审查，但与项英无关。

不难看出，上面的“误杀”说和“失踪”说导致离世的解释都有明显的“甩锅”嫌疑，因为最后责任人都被不约而同不谋而合地被归结为“个别干部”或者“康生等人”这样的党史“弃儿”。这样的作法不要太熟悉了。

项英其人其事

首先，项英是少数“敢顶”主席的人。

他于1898年出生在湖北省江夏县（也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江夏区，后来他的家族移居到武昌），命运从武汉和长江流域的钢铁与码头工人中起步。所以不奇怪，他的性格（甚至包括相貌上）有着武汉人特别是武汉产业工人的鲜明痕迹。

在中共党史和军史上，他是极少数不仅在资历上能与主席平起平坐，而且在实际工作中“敢顶”、甚至常常不执行延安党中央和主席指示的高级领导人。

这种“敢顶”并不是后世演义里的个人恩怨，而是由他独特的历史资历、党内地位、以及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所决定的。

他的早期资历——曾是主席的上级

工人运动领袖： 他是工人出身，参与领导了“二七大罢工”和“五卅运动”。在强调“工人阶级成分”的六大时期，他深得斯大林的赏识，早早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苏区时期：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时，项英任代理书记兼军委主席，而朱德、毛泽东当时是他的副主席。在宁都会议上，项英虽然态度相对温和，但他当时也是主持会议、解除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领导人之一。

因为有这样的“老资格”，项英在面对主席时，底气远比其它后期提拔的将领要足。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特殊心理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北上，而项英、陈毅等人被留在了南方苏区。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项英在赣粤边境度过了极其惨烈和与世隔绝的“野人”般的游击生活。

生死考验铸就的威望： 在国民党的残酷清剿下，项英不仅活了下来，还保存了新四军的火种。陈毅后来曾评价：“中央苏区过去还是一个模范区，是项英同志直接领导的。”

后遗症： 三年的断联，让他对延安党中央的实际变化缺乏切身体会。在他眼里，自己是靠着自己的血汗在南方打下一片天的，因此在后来的新四军时期，他极度珍视这支部队，往往把新四军看作是自己和南方游击队的“命根子”，轻易不愿意动。

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土皇帝”

国共合作后，新四军成立。项英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虽然叶挺是军长，但由于叶挺当时是非党人士，新四军的党政军大权实际上完全由项英独揽。

在这一时期，项英与延安毛泽东的冲突达到了顶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敢顶”的方面。

战略方向上“顶”： 毛泽东和延安中央多次发电报，要求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渡过长江去华北、苏北广阔的敌后建立根据地。但项英思想保守，迷信国民党的“合法身份”，又舍不得离开经营多年的皖南山区，对中央“战略北移”的指示一拖再拖、敷衍塞责。

政治路线上“顶”： 当时王明从苏联回国，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项英在东南局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王明的观点，这与毛泽东强调的“独立自主”针锋相对。项英在内部开会时公开说：“延安懂什么，他们只懂窑洞，不懂城市和长江流域。”

组织纪律上“顶”： 延安发给新四军的很多电报，项英常常压下不传达，甚至连叶挺和新四军其他高级将领都不知道中央的真实意图。毛泽东曾多次发电报严厉批评项英“对中央指示不注意研究”、“缺乏党性”。

历史的悲剧结局

这种长期“敢顶”和对中央指示的消极执行，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1940年秋，国民党顽固派已经在密谋围剿皖南新四军，毛泽东和中央连发数十封电报，催促项英迅速率部北移。项英却因为顾虑重重、犹豫不决，一再推迟拔营时间。到了1941年1月，当他终于决定北移时，又擅自改变了中央批准的行军路线，最终一头撞进了国民党精心布置的网罗，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新四军军部九千人几近全军覆没，叶挺被俘，而项英在成功突围隐蔽期间，被他一向宠信的副官刘厚总在睡梦中枪杀，时年43岁。

项英的再婚和遇难在时间线上的交叠 

项英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前夕与李又兰结婚。但两人的新婚生活极度短暂，成婚没过几天，1月4日新四军军部便开始北移，紧接着在1月6日遭遇伏击，皖南事变爆发。

1941年1月14日，新四军部队奉命分头突围。项英在成功突围后，与副参谋长周子昆等人隐蔽在安徽泾县赤坑山的蜜蜂洞中，准备伺机北渡。不幸的是，在1941年3月13日深夜或14日凌晨，项英与周子昆在熟睡中被随行副官刘厚总因见财起意（为劫掠两人随身携带的黄金、财物）枪杀，双双遇难。

项英的第二任妻子李又兰，生于1919年，宁波人。项英牺牲后，李又兰在次年与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张爱萍结为夫妻，白头偕老，人生圆满。李于2012年去世，享年93岁。

李又兰怎么说

李又兰作为皖南事变前夕与项英结婚的妻子，对项英在军部期间的家庭和情感状态应该非常了解。李又兰在接受历史学者和传记作家访谈时明确证实，在新四军军部期间，项英没有开枪打死过张亮。（注意：这里为什么要强调“在新四军军部”这个特别的场景而不是直接完全否认？）

疑点再现

从项英再婚这件事来看，他很可能知道张亮已死，而非“失踪”。如此，“失踪”说在当事人的视角看子虚乌有，在旁观者的视角看不攻自破。那么，他根据什么确信她已死？另外，后来的文史作者又是如何想象得出解释得通她失踪了？如此看，当时她的确是死了。

有人质疑说，在那个时代，中共很多领袖，如毛泽东、朱德、叶剑英、高岗等，在对待婚姻和男女关系方面是非常随意和不自律的，所以项英再婚未必以知道张亮已死为前提。但是，这样的质疑，对项英不适用。

在中共第一代高级将领和领导人中，项英在个人生活和作风上，被公认为是一个极其刻苦、严厉、甚至到了近乎自虐般自律的人。他是当时党内极左、硬核的“禁欲主义”代表人物。

项英出身纯正的工人阶级，有近乎偏执的无产阶级圣徒心理。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他和战士们一起吃糠咽菜，没有任何特权，这铸就了他对物质和欲望的极端排斥。1938年新四军军部成立后，由于身处国统区大后方的边缘，不少从上海、武汉来的知识青年和文艺女青年加入了新四军，军部也一度流行跳交谊舞、办晚会。项英对此极其反感，不仅自己从不参加，还多次在干部会议上严厉批评这种现象是“资产阶级腐化的生活方式”，甚至一度下令取缔这种活动。

毫不奇怪，在这样的个人作风和道德洁癖下，项英身边的人（警卫员、机要秘书等）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没有人提及过他有男女关系上的“花”或轻浮举动。

所以，从他的个人风格看，项英再婚应该是以知道张亮已死为前提的。

另外，李又兰嫁给项英，是否说明李也被告知张亮已死？这个细节，李没有说，而访谈者也没有问。不问，是为了避免不快，还是没想到要问？这个疏漏，又给事件增加了疑点。

从历史上项英对党内的杀戮记录再看张亮的命运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撤离，长征开始，项英留守苏区。为了防止伤病员、动摇分子和“异己分子”落入国民党手中泄密，他领导下的苏区中央分局执行了极其残酷的清洗政策。将包括瞿秋白、何叔衡等被认为行动不便的领导人“礼送出境”（实质上在当时无异于暴露在敌前），而大量走不动的重伤员和被怀疑政治不坚定的本地干部，在项英主持的留守大局下，由锄奸部门执行大批秘密处决。这是项英历史上无法抹去的一笔内部杀戮记录。

红军主力撤走后，项英、陈毅率领的残部开始了最惨烈的三年游击战（实际上是生存之战）。这一时期，项英作为最高决策者，对内推行了近乎病态的铁血锄奸政策。

“消极即叛徒”的杀戮逻辑： 在原始森林里，游击队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天天面临叛徒出卖和全军覆没的危险。项英建立了一套极端的生存纪律：任何战士或干部只要表现出悲观、消极、开小差的苗头，或者下山采购时间过长且无法自证清白，往往不需要经过任何严密的审判，直接由保卫人员拉到后山用大刀或绳索（为了省子弹和防暴露）秘密处决。

错杀“龚楚事件”相关的无辜干部： 1935年，红军高级将领龚楚叛变，并设局诱杀游击队。这次重创让项英的心理彻底崩溃和黑化，他对内部的猜忌达到了巅峰。此后，任何从敌占区脱险回来的干部、或者是被国民党逮捕后又释放的人，在项英眼里几乎自动等同于“诱饵”或“叛徒”。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再看张亮作为“叛徒嫌疑“的个人命运，她是否被项英处决的悬念的确所剩不多了。

疑案仍然无解

明眼人会看到，官方的说法的逻辑闭环并没有达成，因为对张国焘叙事的否定和对张亮的“误杀”说法都仅仅限于逻辑推断，而关键的当事人证词是没有的。例如，谁处决了张亮？或者，究竟谁知道这件事？从这个组织在几乎所有恶性事件上的一贯“甩锅”行为上看，它做的的官方结论，没有被公众认可的信用基础，而只能是它的“态度”的一种表达而已。不多，也不少。

项英的第二任妻子李又兰，时任新四军军部速记班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