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左起：白樺夫婦、徐世英、邵力偉。後排左起：姚全興、吳洪森、曾慧燕、陳鋼。

姚全興：回望“闖禍”—我“得罪”過姚文元

 註：此文作者姚全興先生在文革爆發前夕，針對四人幫成員之一的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該文一般被視為是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在光明日報發表《不能用形而上學代替辯證法》，與姚文元等人批評《海瑞罷官》唱反調，險死還生。現應本人要求，他發給我這篇回憶文章，與眾分享，全文而下：

今年，中國人將面對兩個特殊的紀念日：一個是文革爆發六十周年，一個是文革結束五十周年。

一吐胸中的鬱悶之氣

此時此刻，我作為文革全過程的過來人和見證人，回望當年我的“闖禍”,

刻骨銘心、畢生難忘。

1965年11月10日，在政治風雲的變幻莫測中，紅得發紫的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拋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是揭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引起社會轟動，群情沸騰。當時我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三年級走讀生，20多歲血氣方剛，書生氣十足，一看到這來者不善的謬論，就義憤填膺、怒不可遏。我想姚文元也太霸道，太不講理了，學術問題幹嗎上線上綱，說什麼“看來，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貧苦農民的『救星』，而且是社會主義時代中國人民及其幹部學習的榜樣”，說吳晗“千方百計地為我們今天的觀眾塑造一個決定農民命運的英雄”，“海瑞孤零零一個人，從經濟到政治，單槍匹馬搞了一場大革命”等等。這種血口噴人的話，存心把歷史上的“清官”和現實中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掛起鈎來，用一句姚文元們整人時的習慣語言來說，不正是“用心何其毒也”？

姚文出來後，報紙上的宣傳話語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還說“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既然如此，我這個平時好動筆的初生牛犢也就不怕虎，想發發言了。當時我一介書生，確實十分單純，雖然讀歷史，卻又愛好美學，總以為天地之間有假惡丑，也有真善美，真理在我，何懼之有？

記得一天下午，我在上海圖書館靜靜的閱覽室里，埋頭寫駁斥姚文的草稿。本來我預備寫一萬字的長篇大論，一吐胸中的鬱悶之氣，後來寫了3500多字，一看不算短了才罷手。題目是《不能用形而上學代替辯證法》，我指出，姚文元認為寫了“清官”的歷史劇就是“大肆美化地主階級國家、宣傳不要革命的階級調和論的戲”，這是“隨心所欲地把沒有必然聯繫的兩回事拉在一起，進行機械的類比”。顯然，從哲學角度看，這是宣揚形而上學，無視辯證法的論調。我還指出，姚文元認為劇本寫了“退田”、“平冤獄”，也就是要我們學習“退田”、“平冤獄 ”，“這種毫無原則的引伸，我認為特別需要澄清。如果按照這種奇怪的邏輯來進行文藝評論，那麼寫李自成起義的戲，就是要我們學習起義嗎？”

當然，我的文章不是意氣用事。我懂得現實中沒有真正的學術討論，但還是從學術角度批駁姚文元。例如我認為是否構成“清官”“好官”的條件之一，是看“他們在廣大勞動人民中的聲譽是好的，還是壞的。如果一個官吏一生的好行為比較多，對當時人民生活有過一定好處，對整個社會生產起過一定促進作用，並且在廣大勞動人民中的聲譽是比較好的，那麼他就是『清官』『好官 』，否則就是『貪官』『壞官』”。這段話，後來被引用到1966年4月28日文匯報的《關於“清官”問題討論簡介》中去，和周谷城、譚其驤、李平心等學術權威的觀點並立一起，說明我雖然對姚文元的文章很反感，依然用學術研究態度就事論事。“姚文元同志就是用形而上學代替了辯證法，以至在鮮明的旗幟下產生了基本上是錯誤的結論。看來是矛盾，然而是事實！”——這是我文章中尖銳的結論。

掠過不祥的預感

文章寫好後，我真有一吐為快的感覺，毅然決然地寄給了學術性比較強的北京大報光明日報。10天以後的12月16日，一個大雪紛飛的上午，有同學說在昨天的光明日報上，看到我評姚文元的文章。我不太相信，怎麼這樣快呀？我到郵局買了一張報紙一看，好傢夥，差不多占了半個版面。這種明目張胆的反面文章當時寥寥無幾，在光明日報上是第一篇，可以說是緊接著姚文元的文章發表的。於是我的頭腦立即“嗡”的一聲，飛快地掠過不祥的預感——捅了姚文元這個馬蜂窩，不是闖下了大禍？這還得了！然而我很快坦然起來，覺得沒什麼大不了，因為我想儘管我是一個小人物，也有發言的權利。再說報紙上不是講“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嗎？——我早就知道這是糊弄人的甜言蜜語，我還是仗義執言，認為有理走遍天下，怎麼能夠惶恐不安或三緘其口地做一個沉默的犬儒？

然而，當時哪裡有什麼“真理”“平等”可言，真有什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沒過多久我就被迫上台交代自己的“嚴重問題”了，搜腸刮肚地往自己臉上抹黑。一個個責問火辣辣的，像一顆顆炮彈對我狂轟濫炸，叫我躲避不及，遍體鱗傷。我通過長期自學和思考，從反右運動和《胡適思想批判》等書中，早就明白“學術討論”是幌子，“引蛇出洞”是目的，我將要成為“革命對象”打入另冊，只能默默地吞下苦果。

果然，姚文揭開文革序幕後，不久文革爆發，全國上下一片混沌，出現百花凋零、萬馬齊喑的亂象。從此，我穿上“小鞋”，成為戴罪之人，等著造反派對我“秋後算帳”。我已經沒有“革命”資格，同學們都“停課鬧革命”，只好老老實實地呆在家裡，不能“亂說亂動”。我想也好，就埋下頭來，看了不少過去從舊書店買來的書，還寫了不少讀書筆記，覺得自己比從前充實多了——這也許是“壞事變好事”吧？

默默對視中若有所悟

但讀書有時讀不下去，思來想去，我決定到北京去一次，找光明日報討個說法，我犯了什麼罪？到了北京，光明日報接待我的人說：你犯了嚴重錯誤，態度必須端正，今後要吸取教訓，但由於你是學生，“十六條”（指《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指出，學生說錯話是認識問題，你要深刻檢查、狠觸靈魂、洗心革面、回頭是岸。這麼說我還不是罪大惡極的反革命黑幫分子或修正主義分子，但學校里的造反隊必然對我揪住不放。

我評姚時對所謂學術討論，並不天真地認為就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體現，心中已有敢於“闖禍”的準備，但一旦大難臨頭，遭遇滅頂之災，還是惴惴不安的。

不過這次北京我沒白來。我去了熱火朝天的北京大學，只見那裡大字報大標語貼了個鋪天蓋地，看得我眼花繚亂、暈頭轉向。我只被“徹底批判”朱光潛的大字報吸引，因為朱先生是我心儀已久的美學大師，很早拜讀過他寫的《文藝心理學》、《詩論》、《談美》等著作，贊同他的人生藝術化觀點。現在面對污衊、攻擊他的大字報，我真想不通。我到北京大學一心拜訪朱先生，可他的處境如此惡劣，遭遇如此不幸，能找到他嗎？

就在此時，我踽踽獨行，走進一個廁所，看到一個老頭，矮矮的個子，白白的頭髮，炯炯的目光，拿著長長的掃帚在掃地。我覺得這老頭有些面熟，像誰？……想起來了，像一本美學書裡照片上的朱光潛！我走近一看，只見他手臂上有一個黑袖章，上面寫“歷史反革命朱光潛”幾個白字。果然是他！我喜出望外。我看他，他也看我，但僅此而已，不可能說什麼話，因為隨時都有紅衛兵進來的可能。雖然這樣，我還是在注視他時若有所悟，朱先生的厄運不是空穴來風，完全可以理解。一生研究和弘揚真善美的美學大師尚且如此，我這個寂寂無名的後生小子飛來橫禍又算什麼？

欲言無聲  欲哭無淚

家裡經濟困難，為生活所迫，我到街道勞動調配站苦苦要求工作，總算把我分配到一家化學纖維廠當打包工。因為我有案在身，即使夾著尾巴做人也沒有好果子吃。沒有多久，廠里到處貼上“反對黨和國家領導人罪該萬死”、“對抗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死路一條”、“揪出混進工人階級隊伍中的黑幫分子”之類的大字報大標語。造反隊召開了轟轟烈烈的徹底批判我的“大毒草”大會，叫我上台低頭認罪，還讓幾個老工人批判我，說什麼要是我的罪惡陰謀得逞，工人階級就要吃二遍苦，老工人就要遭二遍罪。我聽到大喊大叫的口號聲此起彼伏，看到握緊拳頭的手臂忽上忽下，此時此刻，我欲言無聲，欲哭無淚……

雖然如此，我一有空，就披著又髒又破的工作棉襖，蜷縮在打包機後面，偷偷地看書，在書中忘卻痛苦，擺脫煩惱，認為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後來被廠裡頭頭發現，為了“以毒攻毒”，用調動工作崗位名義，勒令我去切斷機工段操作。那裡撲鼻而來的二硫化碳，散發出一陣陣熱氣騰騰的臭皮蛋味，我還是去了，不能不去。因為我是被人看成是一肚子“壞水”的社會渣滓，要脫胎換骨、徹底改造的“臭老九”。

我這個被損害被侮辱的人，就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熬下去。然而，正像當時批判“地、富、反、壞、右”時經常用的那句話一樣，我“人還在，心不死”，還在嚮往和追求真善美。所以當廠里的老師傅見我可憐，給我介紹了一個女朋友，我結了婚後，還是一下班，看我的書，寫我的字。妻子說我“瞎子點燈白費蠟，竹籃打水一場空”，我依然我行我素。儘管我“躲在小樓成一統”，似乎在知識的海洋里遨遊自得其樂、忘乎所以，但有誰知道我的心在悄悄地滴血，滴血……

回望“闖禍”無怨無悔

如今我眼前常常浮現起不堪回首的往事，無限感慨。特別是在夜闌人靜的時候，當年任人宰割的可怕情景，會闖入噩夢中，驚醒後一身冷汗，唏噓不已。十二年後，這樣的日子一去不返。1978年，整個社會撥亂反正，光明日報發文要給我平反，我終於看到了春天的曙光。有識之士認為我是個人才，為了讓我學有所用，發揮我的專長，就推薦我到恢復不久的上海社會科學院從事研究工作。哪知調令已下，頭頭卻說老工人識字班要用我，故意刁難不放，拖了一個多月我才脫離困境。

現在，我到了齒搖發白、老態龍鐘的耄耋之年，回望當年的“闖禍”無怨無悔。為什麼無怨無悔？因為我是主動“闖禍”，明白討論《海瑞罷官》不是一般學術討論，聲嘶力竭的謬論出籠必有政治預謀，而我居然鋌而走險，主動地自討苦吃，還有什麼可怨可悔的？

雖然我抨擊姚文元的謬論後，吃了許多苦頭，但自身經過磨難也長進了不少。當年所謂的《海瑞罷官》和“清官”問題討論早就過去了，但文革留下的陰影和傷痕並沒有全部過去，人們還在擔心死灰復燃，新文革借屍還魂。不消除它對社會發展的負面作用和對人的身心傷害，難以構建和諧的社會環境，也不能形成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風氣。總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前車之覆，不能不鑒。

作者姚全興簡介：1942年8月生，上海人，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所退休。上海作家協會會員，紐約華文作家協會會員，研究美學、文藝心理學，提倡文藝創造學。從事文學創作，出版《黃泥猴 紅泥猴》電影劇本、散文集《永遠的牽手》，發表小說《你在哪裡》、《尋覓》等。

附：據《維基百科》介紹：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四人幫成員姚文元於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一般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文章批判了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於1960年創作的京劇劇本《海瑞罷官》，將劇情中“退田”、“平冤獄”的內容與1962年的“單幹風、黑暗風、翻案風”聯繫起來，指責《海瑞罷官》是“毒草”，把學術問題、歷史問題上升到了階級鬥爭的高度。

姚文元寫作這篇文章是由江青、張春橋在上海秘密組織的，並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在文章發表前，毛澤東曾三次審閱姚的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