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岸权贵后代的择业轨迹看制度的本质

一次在台北乘坐出租车的经历，让我产生了一连串联想。

司机是一位体型丰满心宽口快的女性，当得知我来自大陆，便热情地聊起家常。聊到兴高之处，她半开玩笑地表达了对大陆“红色家族”权力继承与利益代代相传的“羡慕”。她说，她的父亲是台湾国民政府国防部的退休将军，按常理也属高官门第，可他的官位和人脉却没能对后代有所荫庇。“你看我，”她拍了拍方向盘，笑着说，“都快当奶奶了，天天还得出来拉客，一天不出车，一天就没进项。好累好烦呐。”

她说，在台湾，像她这样的“官二代”随处可见，境况都与她类似。如果没有在社会上立足的一技之长，无论父辈官阶多高，家人和后代就只能像普通人一样，不介意从事最底层的工作去挣生活。

我当时顺口恭维了一句：“好啊，这恰恰说明你们的体制清廉、公平；你们的官员在职务上是“为人民服务”的，公私分明，所以后代沾不上光。”

这几句对话虽然简单，现在回想起来，却如同一把精细的手术刀，切开了海峡两岸看似同源同种、实则方向截然不同的文明走向和社会运行肌理。

两岸共用同样的汉字、同享儒家传统，然而在面对“权贵的后代如何生存”这一经典而世俗的命题时，两岸的“二代”们却演绎出了截然相反的人生剧本。而这一张张个人职业选择的清单，恰恰是各自社会制度本质的最清晰注脚和表达。

在大陆，人们不难发现一个极显著的现象：在那些需要漫长的时间沉淀、踏实的知识积累以及回报高度不确定的专业领域——比如甘于清苦的基础科学研究、需数十年临床实践的内外科大夫、扎根各类现场的工程技术专家、辛勤耕耘的教师职业等等——红色家族的后代几乎集体“缺席”了。

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小就占有全社会最顶级的教育资源，拥有随时前往欧美名校留学的通道，但他们在面对人生职业选择时，却展现出一种高度一致的“无师自通”、“家族共识”、“所见略同”、“心有灵犀”、“都不能少”的殊途同归现象：他们极少选择去当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教师，而是争先恐后扎堆地挤进政界、国有金融运作、资本市场、能源专营以及大型国企的重组与并购环节的领导高层。

这并非因为他们天生缺乏做科学教育工作的智力和能力、天生具有各路领袖人物的资质、天生是资本运作和敛财的高手，而是一种在不受监督的特权体制下，通过理性决策、优化关系、精心算计后的选择。

在一个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公有制与行政许可主导核心经济要素的系统里，权力就是最高效的“万能钥匙”。在这片土地上，一纸批文、一次政策风向的透露、一个专营牌照的颁发，其所能创造的财富溢价，远远超过了实验室里几十年的枯坐、工厂流水线上的技术革新、学校里的教书育人、医院里的救死扶伤。对于拥有天然政治信任与血缘人脉的阶层而言，将政治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是最轻松、回报率最高、成本和风险最低的捷径。

结果，那些真正支撑国家科技进步、医疗健康、工业基础、教育等高付出职业，都留给了没有背景、只能靠卷学历和埋头拼搏的普通人子弟；而整个国家经济领域最快捷、利润最丰厚的“咽喉要道”与利益红利，被特权阶层及其代理人牢牢把持，一手遮天，肥水不流外人田。

这就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最荒谬的悖论：

官方的宣传上，高悬着“为人民服务”的宏大誓言，高唱着“我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然而在现实的利益图谱中，红色后代们却用他们的脚和银行账户，对这些誓言和承诺作出了最辛辣最彻底的反讽。他们非但没有成为“为人民服务” 的公仆，反而借由父辈打下的 “江山” ，把国家资源与公共红利私有化、家族化、圈子化。在 “守江山” 的旗号下，他们顺理成章地将权力的延续等同于国家民族利益的需要，将本属于全社会的公有制资产，变相转化为特权阶层 “内部循环” 的世袭领地。曾经承诺要 “消灭阶级压迫” 的革命前辈和他们的继承者，最终在制度缺乏有效监督的温床里，演变成了社会阶层固化最坚硬最顽固的绊脚石，成了凌驾于普通劳动者之上的特权阶层。

海峡另一端的台湾，则呈现了另一幅景象。

国民党在1949年前的大陆时期，也曾有过权力腐败与官僚资本垄断的丑闻。但随着台湾经历了解严、竞争性民主的洗礼以及军队国家化与法治建设的推进，曾经的“外省权贵”与“蓝二代”们，被强行剥离了依附于政权的特殊照顾。在公开透明的选举政治与舆论的“放大镜” 下，父辈的光环不仅不再是后代的避风港，反而成为了被反对党和选民严厉审视的 “政治负债” 。当国家资源无法再被私人家族随意划拨，当公权力的寻租空间被严密的法治与监管死死封堵，昔日高官的后代们便失去了 “不劳而获” 的制度土壤。

于是，我们看到了“蓝二代”们的集体正常化：他们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打拼，大量转化为留美博士、大学教授、工程师、医师、律师、跨国公司高管，乃至像那位女司机一样，在缺乏专业技能时，坦然退回普通劳动者的队列，靠双手诚实地换取生活。这种“正常化” ，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它意味着，权力只是一时的职务，而非可以世代承袭的封地；财富必须来源于市场上的服务与创造，而非血统带来的寄生特权。

两岸权贵后代的择业取向，是一面照出体制清浊的镜子，也预示着两种制度不同的未来。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需要“血脉”和“基因”神话（无论是“红”还是“蓝”），人民也不可能永远忍受“血脉”和“基因”所赋予权贵后代的理所当然的“天然占有者”身份和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

顺应现代文明，将权力关进法治与民主的笼子，让权贵家族剥离特权和利益、回归为靠本事和劳动吃饭的普通人，才是海峡两岸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走出阶层固化、实现长治久安与真正自由繁荣的唯一出路。

这方面，台湾，已经走到前面了。

而大陆，对自己的历史欠账，应该感到羞愧。

【回复1】

有读者对原文中的文字“国民党在1949年前的大陆时期，也曾有过“四大家族”与官僚资本垄断的丑态”表达了如下遗憾：

“一篇不错的文章，不该还有陈伯达编造的“四大家族”这种低级土共谎言。”

非常感谢这位读者的细心阅读和提醒。以下是我的回应、解释、补充。

一、 关于“四大家族”标签与民国高层腐败的真实事实

读者的提醒非常准确：“四大家族”这个提法确实是陈伯达在1946年为了宣传政治战线而撰写的同名小册子所创造的政治标签，其中有许多关于具体财富数字的夸大（如声称其垄断数百亿美元），在后来的历史研究中已被证实。在严谨的学术讨论中，抛弃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标签是必要的。

但是，标签可以纠正（去掉“四大家族”文字并把“丑态”改为“丑闻”更为恰当），当时民国高层对国家资源的侵蚀与自身腐败却是不可抹杀的历史事实，绝非纯粹敌对阵营的抹黑：民国最核心的盟友，美国政府，当时曾做出过极其严厉的官方认定。

美国政府的官方判断（白皮书）

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了著名的《中美关系白皮书》（China White Paper）。美国政府在报告中极其直白地指出：国民政府在大陆的败退， “不是因为缺乏美援或武器，而是由于其自身统治的腐败、无能与丧失民心” 。

美援去向与个人财富的化公为私（杜鲁门的愤怒）

二战及战后初期，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战时与经济援助。然而，美国情报与财政部门调查发现，大量美援资金通过孔祥熙、宋子文等高层掌控的央行、中国银行及特许贸易公司，被转变为私人资产、套汇或转移至纽约的银行账户。美国总统杜鲁门曾极其愤怒地痛骂：“他们是贼，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贼……我们给蒋介石的几十亿美金，有几亿甚至更多直接被他们偷走，投到了纽约的房地产里。”

“金圆券” 改革与对民间的掠夺

1948年国民政府推行的 “金圆券” 改革，强制收缴民间的黄金、白银和外汇，最终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广大中产阶级和普通百姓毕生积蓄化为乌有，而权贵阶层却借机囤积居奇、高位套汇。这种国家机器对社会财富的强制抽干，正是其丧失合法性的致命伤。

二、 民国权贵后代的“正常化”与当代对比

民国时期（以及后来随国民党赴台的后代中），涌现出了大量没有依赖父辈特权、在科学、教育、艺术等领域凭真本事做出卓越贡献的“官二代/权二代”。例子很多。

吴健雄与袁家骝夫妇： 袁家骝是袁世凯的孙子，吴健雄的父亲吴仲裔也是当地名士与革命者。但袁吴夫妇凭借自身在物理学领域的实力，靠纯粹的学术贡献赢得了全球科学界的尊重。

其他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譬如建筑大师贝聿铭（其父贝祖贻曾任民国中央银行总裁）、著名物理学家朱棣文的家族，以及赴台后大量国民党将领（如孙立人、白崇禧等）的后代，许多人完全脱离了政治特权的荫庇，依靠个人努力成为了大学教授、科学家、工程师、作家（如白先勇等）。

这种“后代主动或被动退出特权垄断，凭本事在专业领域立足”的现象，在当今大陆的特权阶层中几乎是绝迹的。 当今的特权机制不仅没有把后代推向凭本事吃饭的开放市场，反而通过制度性黑箱，确保他们可以无缝继承最肥沃的体制红利。

三、 制度本质与“家天下”事实：蒋经国的权力交接

在法理与制度层面，旧民国体制最无法回避的事实硬伤，就是蒋经国的“子承父业”。

不管后人如何评价蒋经国晚年推动解严、解禁的功绩，但在1970—1980年代初，蒋介石将国家最高权力通过精心布局（如安排蒋经国历任国防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行政院院长，最终接任总统）移交给蒋经国，在法理上没有任何现代民主宪政的依据。这本质上依然是传统帝制时代“父死子继” 的变相延续。

蒋经国在晚年意识到了这种“家天下”在现代文明中的不可持续性，在临终前宣布“蒋家人今后不能再竞选总统”，顺应大势开启了解严与民主化进程。

这“临终一刀”，斩断了蒋氏家族以及整个国民党特权阶层“将国家据为己有”的法理链条。

【附】

中美关系白皮书

即“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1949”，由时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主持编写，篇幅1000多页。白皮书引用官方报告和外交电报作为佐证，其中包括：

1.  魏德迈报告（Wedemeyer Report, 1947年）

1947年，杜鲁门总统派特使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Albert C. Wedemeyer）赴华考察。魏德迈在给白宫的报告中写道： “国民政府的军事失败并非由于装备短缺，而是由于领导不力、贪污腐败以及民心。国民党官员把精力放在个人利益和派系斗争上，彻底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2.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电报

1948年至1949年间，司徒雷登向国务院发送了大量电报，他报告：“国民政府的贪腐已经深入骨髓，美援物资刚运抵港口，就在黑市上被公开倒卖，甚至直接流向了共产党军队。”

“美援无法救命” 的审计结论

白皮书中公布了自抗战至1949年美国对华援助的总账目（约30多亿美元）。白皮书指出，美国提供的重型武器和空中优势远远超过中共军队，但国民党军队由于士气低落、军官扣留军饷、伙食恶劣导致大量逃兵，最终在拥有绝对机械化优势的情况下溃败。

杜鲁门总统的话

这句话在史学界，是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They're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 They stole $750 million out of the billions that we sent to Chiang...”，源自美国历史学家默尔·米勒（Merle Miller）对杜鲁门的口述历史采访记录《Plain Speaking》。杜鲁门之所以如此激愤口无遮拦甚至听起来近乎骂街，是因为他看了美国财政部（Treasury Department）与联邦调查局（FBI）的调查报告。

1949—1950年美国财政部对四大家族在美资产的清查

1949年底，随着国民政府在大陆败局已定，杜鲁门因怀疑美援被大量套现并转移至美国，下令美国财政部清查所有中国高官及家族在美国银行的账户和房产。

调查发现，孔祥熙、宋子文家族及相关特许机构在纽约的大通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全国花旗银行（National City Bank）等机构拥有数亿美元的存款、国债和房地产资产。

“以官办公司套汇”的具体操作机制

调查显示，孔祥熙、宋子文等通过控制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中央信托局以及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China Defense Supplies, CDS），利用当时的黄金政策和外汇双轨制，以极低官方汇率购买美金外汇，再以私人或亲眷掌控的影子公司名义将资金汇往纽约、圣保罗（巴西）等地。

纽约房地产与华尔街投资

孔祥熙之子孔令侃（David Kung）在纽约成立了扬子电气公司（Yangtze Development Corp）等机构，并在纽约曼哈顿、长岛购买了大量豪宅与商业地产。孔祥熙本人在纽约长岛的洛克威尔中心（Locust Valley）购入了占地庞大的庄园； 宋子文在1949年移居纽约后，长期住在曼哈顿第五大道（Fifth Avenue）的豪宅中，其资产运作由纽约的金融顾问团队精心管理，避开了绝大多数追查。

宋美龄1948—1949年访美游说的尴尬

1948年底，宋美龄亲自前往华盛顿游说杜鲁门政府提供更多无条件军事援助。杜鲁门对此极为反感，冷淡接待。杜鲁门曾对幕僚私下表示： “她来华盛顿是为了再要十亿美元，而她们家族偷走的美金就放在纽约的银行里，她们为什么不拿自己的钱去救国？”

历史学术界与解密档案的补充证实

近年来的历史学术研究（如美国学者易劳逸Lloyd Eastman的《毁灭的种子》、黄仁宇的军事回忆以及台湾地区解密的大溪档案）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现象。

金圆券改革的彻底崩溃（1948年）

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期间，查封了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囤积居奇的仓库。然而，宋美龄亲自飞抵上海干预，蒋介石最终强令蒋经国收手释放孔令侃。这一事件彻底打破了国民政府仅存的经济信用，导致金圆券一落千丈，沦为废纸，加速了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经济全面崩溃。

军需物资的“黑市循环”

美国国会1948年《中国援助法案》（China Aid Act of 1948）的审计报告显示，大量的美式装备（包括冲锋枪、卡车、药具）在由印度或广州运抵中国后，未经使用即直接进入黑市买卖，甚至被国民党军阀私自卖给解放军或地方武装以换取黄金。

杜鲁门的愤怒与《白皮书》的严厉措辞结论，并非对国民政府战败后的政治“甩锅”，而是基于当时美方情报调查机构对资金流向的实地跟踪，以及国民政府在政治、金融、军事体制上系统性腐败溃烂的客观事实。

【附：“没收”在美国法律上无法操作】

产权合法性问题：孔、宋等人在美国掌控或持有的资产，绝大多数是通过合法的金融手续（如套汇、商业投资、外汇买卖、正规公司股权、信托基金）转入美国的，并非直接把美国财政部的支票“开进个人账户”。

主权与主权豁免：这些资金在转出时，许多是以中华民国政府机构、中央银行或官方特许贸易公司（如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 CDS）的名义进行，国民政府本身是合法的国际认可政府，美国政府在法律上无权直接“没收”一个盟国政府或其特许官员的财产，除非能证明其违反了美国本土法律（如洗钱、逃税）。

信托与代持隐蔽性：孔祥熙、宋子文家族极其精通西方金融体系，大量资金通过复杂的影子公司、离岸信托及亲眷名义分散投资，在美国法律意义上很难将其定义为“非法盗窃所得”。

【附：陈立夫“养鸡”与蒋家后人贫困的真相】

“陈立夫养鸡”和“蒋家后人清贫”，是客观事实，但这恰恰反映了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不同人物之间的巨大财务差异，不能以偏概全。

陈立夫、陈果夫掌管的是党务与特务系统，并非金融与财政系统。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进行“党务改造”时，二陈被边缘化。陈立夫远走美国新泽西州，为了维持生计确实开办过养鸡场。这证明了陈立夫个人没有贪腐暴富，但并不能证明掌控财政与金融的孔、宋家族没有转移资金。

蒋介石本人在生活上相对克制，且作为最高统治者，他追求的是统治权力而非个人商业财富。蒋经国一生推行平民政治，晚年确实清廉，死后蒋方良女士甚至生活拮据，连民进党政客对此也难以否认。但蒋氏父子的清廉，并不能等同于整个国民党高层官僚体制（特别是孔、宋等家族）的清白。

【回复2】

有读者质疑：

“蒋万安正在争取台北市长连任。有这个明晃晃的例子视而不见，却臆想出一个千差万别。台湾还有地方势力中的“花莲王”。蔡英文也出身权贵家族。美国也有父子布什总统，克林顿也差点儿当夫妻总统。英国还有世袭的国王。大陆红二代与西方永续的贵族阶层相比，即使不好，也差不到哪里去。西方何时才能把权力和金钱都关进笼子里去？”

这类质疑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做出一个正面回复。

这种质疑在逻辑上属典型的“混合归谬”（Whataboutism）类，把现代民主社会中“凭个人能力与公开选举获得的政治成就”或者“私人家族的合法商业积累”，同专制体制下“依托不受监督的公权力进行资源世袭与利益垄断”混为一谈。

现针对这位读者质疑中的逻辑漏洞，回应如下。

一、 蒋万安、布什家族与“红二代”的根本区别：选票验证 vs. 权力密室

读者举出的蒋万安、布什家族、甚至蔡英文的例子，表明了其对“政治继承的合法性来源”这一基本常识的无知。

蒋万安与布什父子如何上台？

蒋万安能够当选并争取连任台北市长，不是靠“国防部或中选会直接下文任命”，也不是靠家族继承了台北市的产权，而是靠他在一轮又一轮极其残酷的公开选举中，接受全台北市数百万市民一票一票的检验，以及对立政党、自由媒体与选民极其严苛的放大镜审视。他的“蒋姓” 甚至常常成为反对党攻击他的政治负债。

布什父子有同样清晰的政坛轨迹。

大陆“红二代”又是如何掌控权力和资本的？

红色家族控制的国企重组、金融牌照、能源垄断以及高层职位，有哪一样经过了全社会公开竞争与全民选票的授权？ 他们是在密室协商、黑箱操作以及天然的血缘信任中完成资源分配的。

本质差异

在民主社会，“官二代”有参政的被选举权，但他必须走上街头去拜票，接受老百姓的检验；而在专制体制下，“红二代”拥有的是特权断层，老百姓连投票箱在哪里都不知道，更无权对他们的利益垄断提出质疑。

甚至，连关闭互联网都不与人民商量。谁给的权力？

二、 “花莲王”与“世袭国王”：法治框架与象征性虚君

这位读者提到了“花莲王”（傅崐萁）和“英国世袭国王”，这属于典型的概念混淆与体制误读。

关于“花莲王”

地方政治中的家族派系或强人现象，确实是民主体制运行中需要不断克服的缺陷。但“花莲王”能被喊出来，本身就是因为台湾有自由的媒体和舆论在对他进行持续监督和嘲讽；更重要的是，傅崐萁曾因违法炒股、伪造文书等罪名被判刑入狱。在台湾，哪怕是所谓的地头蛇“地方王”，也随时面临司法调查与选举翻盘的风险。这与大陆红二代的特权护身符没有可比性。

关于英国国王

英国国王是宪政君主制下的“虚位元首”，其世袭地位是宪法规定的国家象征，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行政决策权、立法权，更不能凭王室身份去垄断英国的金融、能源或国企。把一个没有实权的宪政符号，拿来跟掌握着国家政治经济命脉、将公有资产变相私有化的特权阶层相提并论，是张冠李戴。

三、 “蔡英文出身权贵”：私有财产与国家公权力的界限

读者称“蔡英文出身权贵”，混淆了“私人合法的商业资产”与“借公权力侵吞国家红利”的界限。

蔡英文的父亲是靠私人商业（汽车修理、房地产投资）积累的合法的私有财产，这种财产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通过自由交易形成的，其家族并未侵占或垄断国家的公有资源。

而大陆红色家族的财富，是在“公有制”的旗号下，借由行政审批、国企改制、资本运作，将原本属于全中国十四亿人的国家公共资产变相划拨到家族名下。一个是市场交易中的自由财富，一个是利用政治特权对国家红利的窃取，两者有着本质的清浊之分。

四、 核心的制度断层：公开公平的竞争规则 vs. 保护统治集团的黑箱

这位读者问“西方何时才能把权力和金钱都关进笼子里去？”

现代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人类迄今为止发明的最有效的“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

现代文明社会从来不保证“彻底消除贫富差距”或“完全阻止政商家族的出现”，它所保证的是一套底线规则：

开放的信息与言论自由： 任何人（包括政客后代）一旦涉嫌利用特权利益输送，媒体会铺天盖地报道，反对党会死缠烂打。

中立的司法与军警系统：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不姓某一个政党，也不姓某一个家族。

透明与公平的竞争机制： 无论从事商业、学术还是政治，所有人都要进入公开的市场或选场进行博弈。

反观专制体制，它的全部制度设计（从网络防火墙、新闻审查，到独立的“党管干部/党管司法/军队姓党”），其核心目的都是为了保护统治集团自身的统治地位与利益安全。在这样的体制下，既没有透明的财产公开，也没有独立的司法监督，甚至连表达异议都是罪名。

“通过自由选举和市场竞争获得的成就”和“依靠专制独裁体制垄断国家权力和资源”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附：一位台湾友人的评论和看法】

台灣沒你說的那麼美好啦 官二代還是有的

現在的XX市市長陳XX是民進黨官二代(避免被控訴就用XXX代替)

民進黨內部鬥爭很兇，黨內贏了還要看選民支持度(他選民支持度好像是不錯)

最後能不能勝出還難說，因為他老爸貪汙被人捅出來

台灣豪門與政客的姻親關係那複雜程度不可思議

兩個貪污黨透過婚姻根本分不清誰是國民黨誰是民進黨

前兩年還有一位大陸高官的兒子娶了某位台灣高官女兒)

台灣民主之路美國天主教長老教會出力很多

也就是美國之音(就在台大旁邊)

台灣大學不少菁英喪命途中，這些熱血青年被情報單位追捕

通常就是美國之音安排利用漁船偷渡出境流亡美國

所以在美國可以看到很多民進黨的活動

關於蔣經國你的認知不完全，後面稍作補充

至於蔣經國能當上總統背後故事很長，主要是宋美齡支持蔣緯國

幸好蔣緯國這紈褲子弟沒成功，這個沒啥意思就不多說了

蔣經國將權力釋放主要原因是在他接任行政院長之後的訪美

在訪美期間被一位留學生開槍，不過沒有打中

這時他才真正意識到極權制度是走不出國門的

回台之後他的政治路線完全集中在如何建造台灣未來

當時最大的政策就是十大建設，同時啟用年輕才俊

孫運璿，李登輝，林洋港...，張忠謀就是受惠者

孫運璿後來接任行政院長

他是真正清廉好官，他死後她女兒幾乎是家徒四壁就如同那女計程司機

至於李登輝那是大貪官而且長袖善舞，他扶持民進黨

利用兩黨鬥爭掏空國民黨

後來民進黨勝出也難逃他的魔掌

台灣過去幾十年其實很艱苦，大多來自美國鷹派

不過台灣很小，沒有話語權，大陸人可能覺得台灣人沒有骨氣

為什麼不站起來反抗，反抗是有的，聯電的曹董是第一個

當年Intel的486X4是最先進的CPU，聯電搞了個486 GREEN

因為台灣很小，聯電又找了一個做主機板的專門為486 GREEN

量身訂做的主機板，組合起來性能遠超過486X4，這下美國不幹了

控告聯電侵權，聯電抗告數次結果當然敗訴，第一次裁決486 GREEN

只能在第三方出售，也就是大陸與蘇聯，不到幾天第二次裁決出爐

哪裡都不能賣，聯電差點破產，那個可憐的主機板公司立刻陣亡

後來曹董一氣之下去上海設廠，冀望能抱上16億的大腿出口惡氣，後果...

接著就是台積電被告侵權，有了聯電教訓，台積電立刻投降

後來又有聯發科侵權，郭董的群創...還有很多就不多說了

反正為了保命台灣只有一條路，可是台灣也因此開始走自己的路

總算搏命小成，不知大陸同胞看完覺得台灣人如何？

還有點想補充一下：

台灣現在好像很有前途，國際似乎也很重視台灣

如果真相信那可就傻了

台灣現在就是針對大陸的工具

工具沒用的時候就不值幾個錢，如果用壞了那只能當廢鐵賣

這才是台灣真的一面

【回复】

感谢这位台湾友人分享台湾真实的另一面。他说的那些政客勾结、金权政治、台湾夹在大国之间的艰难处境，都很真实。

我完全理解他的抱怨和批评。

他在海峡那边，看到的是民主制度运行中的“脏乱差”现象；而我看到的，是这种制度保留的“把脏事掀开”和“用选票换人”的公平和底线。

在海峡这边，特权阶层的财富和利益对民间来说是绝对隐私，既不能说，更不能查。他们的后代不需要选票，就能稳坐政治权力和垄断行业的顶层。

台湾的一些政客可能很虚伪，在国际上被当成棋子也很悲情，但一个允许民众骂政客、把贪官捅出来、让高官后代退回普通人赛道竞争、舆论和信息完全自由开放的社会，再坏也坏不过一个把绝对权力当家产世代相传的社会。

很多他觉得不满意的，恰恰是海峡这边的同胞们不敢想不可谈不可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