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岸權貴後代的擇業軌跡看制度的本質 一次在台北乘坐出租車的經歷，讓我產生了一連串聯想。 司機是一位體型豐滿心寬口快的女性，當得知我來自大陸，便熱情地聊起家常。聊到興高之處，她半開玩笑地表達了對大陸“紅色家族”權力繼承與利益代代相傳的“羨慕”。她說，她的父親是台灣國民政府國防部的退休將軍，按常理也屬高官門第，可他的官位和人脈卻沒能對後代有所蔭庇。“你看我，”她拍了拍方向盤，笑着說，“都快當奶奶了，天天還得出來拉客，一天不出車，一天就沒進項。好累好煩吶。” 她說，在台灣，像她這樣的“官二代”隨處可見，境況都與她類似。如果沒有在社會上立足的一技之長，無論父輩官階多高，家人和後代就只能像普通人一樣，不介意從事最底層的工作去掙生活。 我當時順口恭維了一句：“好啊，這恰恰說明你們的體制清廉、公平；你們的官員在職務上是“為人民服務”的，公私分明，所以後代沾不上光。” 
這幾句對話雖然簡單，現在回想起來，卻如同一把精細的手術刀，切開了海峽兩岸看似同源同種、實則方向截然不同的文明走向和社會運行肌理。 兩岸共用同樣的漢字、同享儒家傳統，然而在面對“權貴的後代如何生存”這一經典而世俗的命題時，兩岸的“二代”們卻演繹出了截然相反的人生劇本。而這一張張個人職業選擇的清單，恰恰是各自社會制度本質的最清晰註腳和表達。 在大陸，人們不難發現一個極顯著的現象：在那些需要漫長的時間沉澱、踏實的知識積累以及回報高度不確定的專業領域——比如甘於清苦的基礎科學研究、需數十年臨床實踐的內外科大夫、紮根各類現場的工程技術專家、辛勤耕耘的教師職業等等——紅色家族的後代幾乎集體“缺席”了。 儘管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從小就占有全社會最頂級的教育資源，擁有隨時前往歐美名校留學的通道，但他們在面對人生職業選擇時，卻展現出一種高度一致的“無師自通”、“家族共識”、“所見略同”、“心有靈犀”、“都不能少”的殊途同歸現象：他們極少選擇去當科學家、工程師、醫生、教師，而是爭先恐後扎堆地擠進政界、國有金融運作、資本市場、能源專營以及大型國企的重組與併購環節的領導高層。 這並非因為他們天生缺乏做科學教育工作的智力和能力、天生具有各路領袖人物的資質、天生是資本運作和斂財的高手，而是一種在不受監督的特權體制下，通過理性決策、優化關係、精心算計後的選擇。 在一個政治權力高度集中、公有制與行政許可主導核心經濟要素的系統裡，權力就是最高效的“萬能鑰匙”。在這片土地上，一紙批文、一次政策風向的透露、一個專營牌照的頒發，其所能創造的財富溢價，遠遠超過了實驗室里幾十年的枯坐、工廠流水線上的技術革新、學校里的教書育人、醫院裡的救死扶傷。對於擁有天然政治信任與血緣人脈的階層而言，將政治資本轉化為金融資本，是最輕鬆、回報率最高、成本和風險最低的捷徑。 結果，那些真正支撐國家科技進步、醫療健康、工業基礎、教育等高付出職業，都留給了沒有背景、只能靠卷學歷和埋頭拼搏的普通人子弟；而整個國家經濟領域最快捷、利潤最豐厚的“咽喉要道”與利益紅利，被特權階層及其代理人牢牢把持，一手遮天，肥水不流外人田。 這就構成了當代中國社會最荒謬的悖論： 官方的宣傳上，高懸着“為人民服務”的宏大誓言，高唱着“我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我將無我，不負人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然而在現實的利益圖譜中，紅色後代們卻用他們的腳和銀行賬戶，對這些誓言和承諾作出了最辛辣最徹底的反諷。他們非但沒有成為“為人民服務” 的公僕，反而藉由父輩打下的 “江山” ，把國家資源與公共紅利私有化、家族化、圈子化。在 “守江山” 的旗號下，他們順理成章地將權力的延續等同於國家民族利益的需要，將本屬於全社會的公有制資產，變相轉化為特權階層 “內部循環” 的世襲領地。曾經承諾要 “消滅階級壓迫” 的革命前輩和他們的繼承者，最終在制度缺乏有效監督的溫床里，演變成了社會階層固化最堅硬最頑固的絆腳石，成了凌駕於普通勞動者之上的特權階層。 海峽另一端的台灣，則呈現了另一幅景象。 國民黨在1949年前的大陸時期，也曾有過權力腐敗與官僚資本壟斷的醜聞。但隨着台灣經歷了解嚴、競爭性民主的洗禮以及軍隊國家化與法治建設的推進，曾經的“外省權貴”與“藍二代”們，被強行剝離了依附於政權的特殊照顧。在公開透明的選舉政治與輿論的“放大鏡” 下，父輩的光環不僅不再是後代的避風港，反而成為了被反對黨和選民嚴厲審視的 “政治負債” 。當國家資源無法再被私人家族隨意劃撥，當公權力的尋租空間被嚴密的法治與監管死死封堵，昔日高官的後代們便失去了 “不勞而獲” 的制度土壤。 於是，我們看到了“藍二代”們的集體正常化：他們必須通過自身的努力去打拼，大量轉化為留美博士、大學教授、工程師、醫師、律師、跨國公司高管，乃至像那位女司機一樣，在缺乏專業技能時，坦然退回普通勞動者的隊列，靠雙手誠實地換取生活。這種“正常化” ，是文明社會的標誌。它意味着，權力只是一時的職務，而非可以世代承襲的封地；財富必須來源於市場上的服務與創造，而非血統帶來的寄生特權。 兩岸權貴後代的擇業取向，是一面照出體制清濁的鏡子，也預示着兩種制度不同的未來。 一個健康的社會，不需要“血脈”和“基因”神話（無論是“紅”還是“藍”），人民也不可能永遠忍受“血脈”和“基因”所賦予權貴後代的理所當然的“天然占有者”身份和由此產生的社會政治生態環境。 順應現代文明，將權力關進法治與民主的籠子，讓權貴家族剝離特權和利益、回歸為靠本事和勞動吃飯的普通人，才是海峽兩岸乃至整個中華民族走出階層固化、實現長治久安與真正自由繁榮的唯一出路。 這方面，台灣，已經走到前面了。 而大陸，對自己的歷史欠賬，應該感到羞愧。
【回復1】 有讀者對原文中的文字“國民黨在1949年前的大陸時期，也曾有過“四大家族”與官僚資本壟斷的醜態”表達了如下遺憾： “一篇不錯的文章，不該還有陳伯達編造的“四大家族”這種低級土共謊言。” 非常感謝這位讀者的細心閱讀和提醒。以下是我的回應、解釋、補充。 一、 關於“四大家族”標籤與民國高層腐敗的真實事實 讀者的提醒非常準確：“四大家族”這個提法確實是陳伯達在1946年為了宣傳政治戰線而撰寫的同名小冊子所創造的政治標籤，其中有許多關於具體財富數字的誇大（如聲稱其壟斷數百億美元），在後來的歷史研究中已被證實。在嚴謹的學術討論中，拋棄這種意識形態化的標籤是必要的。 但是，標籤可以糾正（去掉“四大家族”文字並把“醜態”改為“醜聞”更為恰當），當時民國高層對國家資源的侵蝕與自身腐敗卻是不可抹殺的歷史事實，絕非純粹敵對陣營的抹黑：民國最核心的盟友，美國政府，當時曾做出過極其嚴厲的官方認定。 美國政府的官方判斷（白皮書） 1949年8月，美國國務院發表了著名的《中美關係白皮書》（China White Paper）。美國政府在報告中極其直白地指出：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敗退， “不是因為缺乏美援或武器，而是由於其自身統治的腐敗、無能與喪失民心” 。 美援去向與個人財富的化公為私（杜魯門的憤怒） 二戰及戰後初期，美國向國民政府提供了數十億美元的戰時與經濟援助。然而，美國情報與財政部門調查發現，大量美援資金通過孔祥熙、宋子文等高層掌控的央行、中國銀行及特許貿易公司，被轉變為私人資產、套匯或轉移至紐約的銀行賬戶。美國總統杜魯門曾極其憤怒地痛罵：“他們是賊，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是賊……我們給蔣介石的幾十億美金，有幾億甚至更多直接被他們偷走，投到了紐約的房地產里。” “金圓券” 改革與對民間的掠奪 1948年國民政府推行的 “金圓券” 改革，強制收繳民間的黃金、白銀和外匯，最終引發惡性通貨膨脹，導致廣大中產階級和普通百姓畢生積蓄化為烏有，而權貴階層卻藉機囤積居奇、高位套匯。這種國家機器對社會財富的強制抽乾，正是其喪失合法性的致命傷。 二、 民國權貴後代的“正常化”與當代對比 民國時期（以及後來隨國民黨赴台的後代中），湧現出了大量沒有依賴父輩特權、在科學、教育、藝術等領域憑真本事做出卓越貢獻的“官二代/權二代”。例子很多。 吳健雄與袁家騮夫婦： 袁家騮是袁世凱的孫子，吳健雄的父親吳仲裔也是當地名士與革命者。但袁吳夫婦憑藉自身在物理學領域的實力，靠純粹的學術貢獻贏得了全球科學界的尊重。 其他類似例子不勝枚舉： 譬如建築大師貝聿銘（其父貝祖貽曾任民國中央銀行總裁）、著名物理學家朱棣文的家族，以及赴台後大量國民黨將領（如孫立人、白崇禧等）的後代，許多人完全脫離了政治特權的蔭庇，依靠個人努力成為了大學教授、科學家、工程師、作家（如白先勇等）。 這種“後代主動或被動退出特權壟斷，憑本事在專業領域立足”的現象，在當今大陸的特權階層中幾乎是絕跡的。 當今的特權機制不僅沒有把後代推向憑本事吃飯的開放市場，反而通過制度性黑箱，確保他們可以無縫繼承最肥沃的體制紅利。 三、 制度本質與“家天下”事實：蔣經國的權力交接 在法理與制度層面，舊民國體制最無法迴避的事實硬傷，就是蔣經國的“子承父業”。 不管後人如何評價蔣經國晚年推動解嚴、解禁的功績，但在1970—1980年代初，蔣介石將國家最高權力通過精心布局（如安排蔣經國歷任國防部部長、行政院副院長、行政院院長，最終接任總統）移交給蔣經國，在法理上沒有任何現代民主憲政的依據。這本質上依然是傳統帝制時代“父死子繼” 的變相延續。 蔣經國在晚年意識到了這種“家天下”在現代文明中的不可持續性，在臨終前宣布“蔣家人今後不能再競選總統”，順應大勢開啟了解嚴與民主化進程。 這“臨終一刀”，斬斷了蔣氏家族以及整個國民黨特權階層“將國家據為己有”的法理鏈條。 【附】 中美關係白皮書 即“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1949”，由時任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主持編寫，篇幅1000多頁。白皮書引用官方報告和外交電報作為佐證，其中包括： 1. 魏德邁報告（Wedemeyer Report, 1947年） 1947年，杜魯門總統派特使阿爾伯特·魏德邁將軍（Albert C. Wedemeyer）赴華考察。魏德邁在給白宮的報告中寫道： “國民政府的軍事失敗並非由於裝備短缺，而是由於領導不力、貪污腐敗以及民心。國民黨官員把精力放在個人利益和派系鬥爭上，徹底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2. 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電報 1948年至1949年間，司徒雷登向國務院發送了大量電報，他報告：“國民政府的貪腐已經深入骨髓，美援物資剛運抵港口，就在黑市上被公開倒賣，甚至直接流向了共產黨軍隊。” “美援無法救命” 的審計結論 白皮書中公布了自抗戰至1949年美國對華援助的總賬目（約30多億美元）。白皮書指出，美國提供的重型武器和空中優勢遠遠超過中共軍隊，但國民黨軍隊由於士氣低落、軍官扣留軍餉、伙食惡劣導致大量逃兵，最終在擁有絕對機械化優勢的情況下潰敗。 杜魯門總統的話 這句話在史學界，是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They're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 They stole $750 million out of the billions that we sent to Chiang...”，源自美國歷史學家默爾·米勒（Merle Miller）對杜魯門的口述歷史採訪記錄《Plain Speaking》。杜魯門之所以如此激憤口無遮攔甚至聽起來近乎罵街，是因為他看了美國財政部（Treasury Department）與聯邦調查局（FBI）的調查報告。 1949—1950年美國財政部對四大家族在美資產的清查 1949年底，隨着國民政府在大陸敗局已定，杜魯門因懷疑美援被大量套現並轉移至美國，下令美國財政部清查所有中國高官及家族在美國銀行的賬戶和房產。 調查發現，孔祥熙、宋子文家族及相關特許機構在紐約的大通銀行（Chase National Bank）、全國花旗銀行（National City Bank）等機構擁有數億美元的存款、國債和房地產資產。 “以官辦公司套匯”的具體操作機制 調查顯示，孔祥熙、宋子文等通過控制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中央信託局以及中國國防物資供應公司（China Defense Supplies, CDS），利用當時的黃金政策和外匯雙軌制，以極低官方匯率購買美金外匯，再以私人或親眷掌控的影子公司名義將資金匯往紐約、聖保羅（巴西）等地。 紐約房地產與華爾街投資 孔祥熙之子孔令侃（David Kung）在紐約成立了揚子電氣公司（Yangtze Development Corp）等機構，並在紐約曼哈頓、長島購買了大量豪宅與商業地產。孔祥熙本人在紐約長島的洛克威爾中心（Locust Valley）購入了占地龐大的莊園； 宋子文在1949年移居紐約後，長期住在曼哈頓第五大道（Fifth Avenue）的豪宅中，其資產運作由紐約的金融顧問團隊精心管理，避開了絕大多數追查。 宋美齡1948—1949年訪美遊說的尷尬 1948年底，宋美齡親自前往華盛頓遊說杜魯門政府提供更多無條件軍事援助。杜魯門對此極為反感，冷淡接待。杜魯門曾對幕僚私下表示： “她來華盛頓是為了再要十億美元，而她們家族偷走的美金就放在紐約的銀行里，她們為什麼不拿自己的錢去救國？” 歷史學術界與解密檔案的補充證實 近年來的歷史學術研究（如美國學者易勞逸Lloyd Eastman的《毀滅的種子》、黃仁宇的軍事回憶以及台灣地區解密的大溪檔案）進一步證實了這一現象。 金圓券改革的徹底崩潰（1948年） 蔣經國在上海“打虎”期間，查封了孔令侃的揚子公司囤積居奇的倉庫。然而，宋美齡親自飛抵上海乾預，蔣介石最終強令蔣經國收手釋放孔令侃。這一事件徹底打破了國民政府僅存的經濟信用，導致金圓券一落千丈，淪為廢紙，加速了國民政府在大陸的經濟全面崩潰。 軍需物資的“黑市循環” 美國國會1948年《中國援助法案》（China Aid Act of 1948）的審計報告顯示，大量的美式裝備（包括衝鋒鎗、卡車、藥具）在由印度或廣州運抵中國後，未經使用即直接進入黑市買賣，甚至被國民黨軍閥私自賣給解放軍或地方武裝以換取黃金。 杜魯門的憤怒與《白皮書》的嚴厲措辭結論，並非對國民政府戰敗後的政治“甩鍋”，而是基於當時美方情報調查機構對資金流向的實地跟蹤，以及國民政府在政治、金融、軍事體制上系統性腐敗潰爛的客觀事實。 【附：“沒收”在美國法律上無法操作】 產權合法性問題：孔、宋等人在美國掌控或持有的資產，絕大多數是通過合法的金融手續（如套匯、商業投資、外匯買賣、正規公司股權、信託基金）轉入美國的，並非直接把美國財政部的支票“開進個人賬戶”。 主權與主權豁免：這些資金在轉出時，許多是以中華民國政府機構、中央銀行或官方特許貿易公司（如中國國防物資供應公司 CDS）的名義進行，國民政府本身是合法的國際認可政府，美國政府在法律上無權直接“沒收”一個盟國政府或其特許官員的財產，除非能證明其違反了美國本土法律（如洗錢、逃稅）。 信託與代持隱蔽性：孔祥熙、宋子文家族極其精通西方金融體系，大量資金通過複雜的影子公司、離岸信託及親眷名義分散投資，在美國法律意義上很難將其定義為“非法盜竊所得”。 【附：陳立夫“養雞”與蔣家後人貧困的真相】 “陳立夫養雞”和“蔣家後人清貧”，是客觀事實，但這恰恰反映了國民黨內部不同派系、不同人物之間的巨大財務差異，不能以偏概全。 陳立夫、陳果夫掌管的是黨務與特務系統，並非金融與財政系統。1950年蔣介石在台灣進行“黨務改造”時，二陳被邊緣化。陳立夫遠走美國新澤西州，為了維持生計確實開辦過養雞場。這證明了陳立夫個人沒有貪腐暴富，但並不能證明掌控財政與金融的孔、宋家族沒有轉移資金。 蔣介石本人在生活上相對克制，且作為最高統治者，他追求的是統治權力而非個人商業財富。蔣經國一生推行平民政治，晚年確實清廉，死後蔣方良女士甚至生活拮据，連民進黨政客對此也難以否認。但蔣氏父子的清廉，並不能等同於整個國民黨高層官僚體制（特別是孔、宋等家族）的清白。 【回復2】 有讀者質疑： “蔣萬安正在爭取台北市長連任。有這個明晃晃的例子視而不見，卻臆想出一個千差萬別。台灣還有地方勢力中的“花蓮王”。蔡英文也出身權貴家族。美國也有父子布什總統，克林頓也差點兒當夫妻總統。英國還有世襲的國王。大陸紅二代與西方永續的貴族階層相比，即使不好，也差不到哪裡去。西方何時才能把權力和金錢都關進籠子裡去？” 這類質疑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做出一個正面回復。 這種質疑在邏輯上屬典型的“混合歸謬”（Whataboutism）類，把現代民主社會中“憑個人能力與公開選舉獲得的政治成就”或者“私人家族的合法商業積累”，同專制體制下“依託不受監督的公權力進行資源世襲與利益壟斷”混為一談。 現針對這位讀者質疑中的邏輯漏洞，回應如下。 一、 蔣萬安、布什家族與“紅二代”的根本區別：選票驗證 vs. 權力密室 讀者舉出的蔣萬安、布什家族、甚至蔡英文的例子，表明了其對“政治繼承的合法性來源”這一基本常識的無知。 蔣萬安與布什父子如何上台？ 蔣萬安能夠當選並爭取連任台北市長，不是靠“國防部或中選會直接下文任命”，也不是靠家族繼承了台北市的產權，而是靠他在一輪又一輪極其殘酷的公開選舉中，接受全台北市數百萬市民一票一票的檢驗，以及對立政黨、自由媒體與選民極其嚴苛的放大鏡審視。他的“蔣姓” 甚至常常成為反對黨攻擊他的政治負債。 布什父子有同樣清晰的政壇軌跡。 大陸“紅二代”又是如何掌控權力和資本的？ 紅色家族控制的國企重組、金融牌照、能源壟斷以及高層職位，有哪一樣經過了全社會公開競爭與全民選票的授權？ 他們是在密室協商、黑箱操作以及天然的血緣信任中完成資源分配的。 本質差異 在民主社會，“官二代”有參政的被選舉權，但他必須走上街頭去拜票，接受老百姓的檢驗；而在專制體制下，“紅二代”擁有的是特權斷層，老百姓連投票箱在哪裡都不知道，更無權對他們的利益壟斷提出質疑。 甚至，連關閉互聯網都不與人民商量。誰給的權力？ 二、 “花蓮王”與“世襲國王”：法治框架與象徵性虛君 這位讀者提到了“花蓮王”（傅崐萁）和“英國世襲國王”，這屬於典型的概念混淆與體制誤讀。 關於“花蓮王” 地方政治中的家族派系或強人現象，確實是民主體制運行中需要不斷克服的缺陷。但“花蓮王”能被喊出來，本身就是因為台灣有自由的媒體和輿論在對他進行持續監督和嘲諷；更重要的是，傅崐萁曾因違法炒股、偽造文書等罪名被判刑入獄。在台灣，哪怕是所謂的地頭蛇“地方王”，也隨時面臨司法調查與選舉翻盤的風險。這與大陸紅二代的特權護身符沒有可比性。 關於英國國王 英國國王是憲政君主制下的“虛位元首”，其世襲地位是憲法規定的國家象徵，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行政決策權、立法權，更不能憑王室身份去壟斷英國的金融、能源或國企。把一個沒有實權的憲政符號，拿來跟掌握着國家政治經濟命脈、將公有資產變相私有化的特權階層相提並論，是張冠李戴。 三、 “蔡英文出身權貴”：私有財產與國家公權力的界限 讀者稱“蔡英文出身權貴”，混淆了“私人合法的商業資產”與“借公權力侵吞國家紅利”的界限。 蔡英文的父親是靠私人商業（汽車修理、房地產投資）積累的合法的私有財產，這種財產是在市場經濟環境中通過自由交易形成的，其家族並未侵占或壟斷國家的公有資源。 而大陸紅色家族的財富，是在“公有制”的旗號下，藉由行政審批、國企改制、資本運作，將原本屬於全中國十四億人的國家公共資產變相劃撥到家族名下。一個是市場交易中的自由財富，一個是利用政治特權對國家紅利的竊取，兩者有着本質的清濁之分。 四、 核心的制度斷層：公開公平的競爭規則 vs. 保護統治集團的黑箱 這位讀者問“西方何時才能把權力和金錢都關進籠子裡去？” 現代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人類迄今為止發明的最有效的“把權力關進籠子”的制度。 現代文明社會從來不保證“徹底消除貧富差距”或“完全阻止政商家族的出現”，它所保證的是一套底線規則： 開放的信息與言論自由： 任何人（包括政客後代）一旦涉嫌利用特權利益輸送，媒體會鋪天蓋地報道，反對黨會死纏爛打。 中立的司法與軍警系統：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不姓某一個政黨，也不姓某一個家族。 透明與公平的競爭機制： 無論從事商業、學術還是政治，所有人都要進入公開的市場或選場進行博弈。 反觀專制體制，它的全部制度設計（從網絡防火牆、新聞審查，到獨立的“黨管幹部/黨管司法/軍隊姓黨”），其核心目的都是為了保護統治集團自身的統治地位與利益安全。在這樣的體制下，既沒有透明的財產公開，也沒有獨立的司法監督，甚至連表達異議都是罪名。 “通過自由選舉和市場競爭獲得的成就”和“依靠專制獨裁體制壟斷國家權力和資源”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附：一位台灣友人的評論和看法】 台灣沒你說的那麼美好啦 官二代還是有的 現在的XX市市長陳XX是民進黨官二代(避免被控訴就用XXX代替) 民進黨內部鬥爭很兇，黨內贏了還要看選民支持度(他選民支持度好像是不錯) 最後能不能勝出還難說，因為他老爸貪汙被人捅出來 台灣豪門與政客的姻親關係那複雜程度不可思議 兩個貪污黨透過婚姻根本分不清誰是國民黨誰是民進黨 前兩年還有一位大陸高官的兒子娶了某位台灣高官女兒) 台灣民主之路美國天主教長老教會出力很多 也就是美國之音(就在台大旁邊) 台灣大學不少菁英喪命途中，這些熱血青年被情報單位追捕 通常就是美國之音安排利用漁船偷渡出境流亡美國 所以在美國可以看到很多民進黨的活動 關於蔣經國你的認知不完全，後面稍作補充 至於蔣經國能當上總統背後故事很長，主要是宋美齡支持蔣緯國 幸好蔣緯國這紈褲子弟沒成功，這個沒啥意思就不多說了 蔣經國將權力釋放主要原因是在他接任行政院長之後的訪美 在訪美期間被一位留學生開槍，不過沒有打中 這時他才真正意識到極權制度是走不出國門的 回台之後他的政治路線完全集中在如何建造台灣未來 當時最大的政策就是十大建設，同時啟用年輕才俊 孫運璿，李登輝，林洋港...，張忠謀就是受惠者 孫運璿後來接任行政院長 他是真正清廉好官，他死後她女兒幾乎是家徒四壁就如同那女計程司機 至於李登輝那是大貪官而且長袖善舞，他扶持民進黨 利用兩黨鬥爭掏空國民黨 後來民進黨勝出也難逃他的魔掌 台灣過去幾十年其實很艱苦，大多來自美國鷹派 不過台灣很小，沒有話語權，大陸人可能覺得台灣人沒有骨氣 為什麼不站起來反抗，反抗是有的，聯電的曹董是第一個 當年Intel的486X4是最先進的CPU，聯電搞了個486 GREEN 因為台灣很小，聯電又找了一個做主機板的專門為486 GREEN 量身訂做的主機板，組合起來性能遠超過486X4，這下美國不幹了 控告聯電侵權，聯電抗告數次結果當然敗訴，第一次裁決486 GREEN 只能在第三方出售，也就是大陸與蘇聯，不到幾天第二次裁決出爐 哪裡都不能賣，聯電差點破產，那個可憐的主機板公司立刻陣亡 後來曹董一氣之下去上海設廠，冀望能抱上16億的大腿出口惡氣，後果... 接著就是台積電被告侵權，有了聯電教訓，台積電立刻投降 後來又有聯發科侵權，郭董的群創...還有很多就不多說了 反正為了保命台灣只有一條路，可是台灣也因此開始走自己的路 總算搏命小成，不知大陸同胞看完覺得台灣人如何？ 還有點想補充一下： 台灣現在好像很有前途，國際似乎也很重視台灣 如果真相信那可就傻了 台灣現在就是針對大陸的工具 工具沒用的時候就不值幾個錢，如果用壞了那只能當廢鐵賣 這才是台灣真的一面
【回復】 感謝這位台灣友人分享台灣真實的另一面。他說的那些政客勾結、金權政治、台灣夾在大國之間的艱難處境，都很真實。 我完全理解他的抱怨和批評。 他在海峽那邊，看到的是民主制度運行中的“髒亂差”現象；而我看到的，是這種制度保留的“把髒事掀開”和“用選票換人”的公平和底線。 在海峽這邊，特權階層的財富和利益對民間來說是絕對隱私，既不能說，更不能查。他們的後代不需要選票，就能穩坐政治權力和壟斷行業的頂層。 台灣的一些政客可能很虛偽，在國際上被當成棋子也很悲情，但一個允許民眾罵政客、把貪官捅出來、讓高官後代退回普通人賽道競爭、輿論和信息完全自由開放的社會，再壞也壞不過一個把絕對權力當家產世代相傳的社會。 很多他覺得不滿意的，恰恰是海峽這邊的同胞們不敢想不可談不可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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