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六十年代初期，正赶上没吃没喝，定量的粮票远不够买充饥的主食，更不用说少得可怜的副食本上的配给了。于是很多北京西城一带的家长，不管是不是北京人，都会经常给孩子一毛钱，坐车去护国寺“加强营养”。我老公后来告诉我，他就是当时被爸爸强迫一定要从德胜门到护国寺小吃店喝一碗他很不喜欢的豆汁儿的。四分去，四分回，八分钱来回的汽车票，再加一碗二分钱的豆汁儿，和一小盘儿免费的辣咸菜丝儿，焦圈儿是再看不到了。就这样，豆汁儿还真的让很多正蹿个儿的孩子们不至于浮肿，尽管他们之中没有几个是真正的豆汁儿粉丝。

再后来我上了中学，在白堆子，住校。记得每星期六一到家，第一件事儿就是管阿姨要两毛钱，骑上车，穿过西巷儿，到“护国寺小吃店”去喝豆汁儿，喝完之后，再来一碗八分钱的凉粉儿，虽然冷热搭配不当，却能了却一个星期学校食堂大锅饭菜带来的对北京小吃加倍的味觉贪婪和思念。

文革刚开始那会儿，全国上下闹革命。爸妈和院里的几个大人们都被打成了黑帮，统统进了牛棚，不能回家。我也和其他十二个孩子们一起成了没大人管的狗崽子。每个月领到九块钱的生活费，全然不够买比蜂窝煤便宜许多的煤球儿和交房租的费用。那时如果还能有二分钱一碗的豆汁儿喝，我们也不至于大冬天的，到副食店外面的大街上，捡储存白菜被人们劈下来的菜叶子充饥。可革命时期，北京许多小吃儿也被标成了封，资，修，没地儿找了。可能是因为“艾窝窝”“驴打滚儿”之类没有革命色彩的缘故吧。可“豆汁儿”我怎么想也想不出哪点儿封，资，修，不幸也被革了命。护国寺小吃店敲锣打鼓地换上了红门脸，起了个我早已忘记，听起来很革命的名，挂上了红色的大标语，改卖了馒头和切面。就这样，豆汁儿成了只能让我想起来满嘴渗口水的回忆了。。。

又过了几年，到黄土高原上插队，馋得实在没法儿的时候，就和同学一起拿上老乡“惜活”（可怜）我们北京女娃给的几个鸡蛋，走上三个多小时的泥泞沟壑黄土路，到镇上的小饭馆里换一碗热腾腾的海碗杂碎泡馍，干货吃完就再到大锅前要些杂碎清汤，汤是免费的，不用鸡蛋换，就这样，连汤带水，管够三个女生开怀解馋，抹嘴之后再三个多小时返回我们村。不过那年代我最想的进口物，还是护国寺的豆汁儿，可惜我们晋南那里只有醋，家家用柿子皮大缸大缸地积醋，虽也酸，却喝不得。

下雨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不用上工。三个女生坐在一起精神会餐，分享久违了的极其美好的味觉记忆，每说起豆汁儿，也永远是爱憎分明地分成两派，我是唯一的“爱”派，她们两个纯属“憎”派，一比二，吵得脸红，却不分胜负，原因是她俩从没喝过，只是听人说豆汁儿又酸又涩。我当时心想，有机会一定让这两位同命运的插队姐妹也爱上豆汁儿。

那年冬天，回京探亲，听说东城的隆福寺清真小吃店开始恢复卖豆汁儿，能够重新享受那种独特美味的兴奋当时真的让我跳了起来，我马上约了她俩，骑着车，从西城到东城，找到了那家很大也很气派的小吃店。看到大锅里慢滚着的豆汁，我早已咽上口水了！而她们两个，也早已咧着嘴捂着鼻子躲到一边去了。还是二分一碗，还是带芝麻的咸菜丝儿，但好像没有找到最美好，最原始的护国寺豆汁儿的味觉感受，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因此得出结论：隆福寺的豆汁儿绝对比不上护国寺的，这点毫无疑问。

后来从黄土高原回到北京上学，当时护国寺小吃店已经又开始卖豆汁儿了。记得有一次拉着班上的同学到护国寺享受豆汁儿，但大部分还是“遭罪”而归。后来自己成了家，也有了孩子，也曾试图培养女儿的豆汁儿情节，却也以失败告终。我想这里可能有个地域上的原因，记得梁实秋先生曾说过，喝豆汁儿的人是以北平城里人为限，城外乡间没有人喝豆汁儿。女儿的不喝正验证了这一说，因为那时我早已离开新街口护国寺一带，出了豁口（原城里城外的界限），北移到太平庄蓟门桥。属于城外的女儿不喝豆汁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每逢骑车进城自己必到护国寺小吃店一坐，可带女儿光顾小吃店的次数却稀少无几。再后来更移到北美大乡下，也就离护国寺和城里的豆汁儿更远了！（待续)

也聊“豆汁儿”（一）

也聊“豆汁儿”（三）

长安和大碗茶 （视频，文）

2013年回国散记--（一）吃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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