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以反共意識為主導的一些著述，以及新加坡大學的個別學位論文，作者都是帶着意識形態的偏見，從反共的立場出發來評述左翼的組織及其活動，甚至運用殖民地政治部的檔案資料，以及反對殖地統治的政治拘留者的口供作為依據，牽強地將馬共的組織套在新馬左翼運動，以及一些左翼團體的頭上。這些論文欠缺客觀科學的論證，這些作者顯然是親殖民地主義和西方帝國，有意或無意間為統治者鎮壓左翼運動提供官方理據，為西方帝國及親西方統治者塗脂抹粉。

社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有機聯繫體，社會上有着各種各樣不同的政治觀點和派系活動，彼此都不可避免地起着互相影響的作用。在探討新馬學生、工人、政黨等左翼運動的歷史中，應該探索為何會產生了左翼運動，其產生的根源在那裡，以及參與左翼運動這些群體本身的主觀意願是什麽!

共產主義運動就是反對殖民地主義、反對帝國主義，是人民的正義運動，而共產黨是左翼陣營里眾多組織中的一個組織。不應該主觀地認定左翼運動都是由馬共所組織，是馬共的外圍組織。即使這些組織中有馬共的黨員參與其中，並和馬共有着緊密的聯繫，也不能科學地證實這些組織是受馬共所領導的，儘管他們彼此之間確實是起着互相影響的作用。

關於新加坡左翼運動的式微，方壯璧在《天若有情談笑間》一文中提到“起決定作用的是鬥爭雙方的力量對比”、“勝敗當然可以一搏，但強弱懸殊又是客觀事實”。另有一些看法歸咎於受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形成極左的鬥爭路綫，遭受英殖民地統治者及其繼承者無情鎮壓所致。還有一些看法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後，不再積極支持馬共的事業，並在1981年關閉了湖南長沙四方山的馬共電台。筆者認為上述這些因素確實是影響了新馬的左翼運動，但不是根本的決定因素。須知，任何左翼參與人民革命事業的鬥爭，雙方的力量對比，從來都是由強弱懸殊開始的。革命事業的領導只要不盲目迷信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權威，靠自家的力量，按自家的實際國情，制定鬥爭路綫的戰略和策略，既符合人民的利益要求和客觀發展的規律，人民革命的力量就能由弱變強，進而取得最後的勝利。

新馬任何反殖的鬥爭路綫只要威脅到殖民地及其繼承者的統治利益，就必然遭受無情的暴力鎮壓，因為這是殖民地統治者及其繼承者的本質使然。黑人領袖曼德拉是全世界公認的溫和份子，依然被美國中央情報局協助南非白人殖民地統治者鎮壓了27年!扞衛西方利益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在1987年以踐踏人權的《內部安全法令》通過“光譜行動(OperationSpectrum)”鎮壓一批爭取民主和人權的天主教徒。這批民主人士的辯護律師是蕭添壽，他曾任李光耀政府的副總檢察長，曾經協助人民行動黨政府，對付華校中四罷考的學生運動。蕭添壽在協助李光耀政權時完全違背了自由、民主、人權的基本原則，竟然把共產黨的煽動套上中四罷考的學潮，這完全是“莫須有”的責難。這批民主人士與新加坡左翼運動根本毫無關聯，只是違背了李光耀的政治權益，遭受李光耀政權冠以“莫須有”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進行鎮壓!

以近代中國革命歷史為例，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自然影響中國，中國共產黨第一屆代表大會的代表代良莠不齊，其中5人在往後的革命道路上叛黨。中共的某些領導人盲目崇拜和迷信國際共產的權威，對於異議者予以套帽子、打棍子的打擊，來鞏固領導人出於私慾的所謂“權威”。在雙方力量對比強弱懸殊時，照搬蘇聯十月革命的模式，使得中共遭受慘重的失敗和損失。毛澤東卻不受外來“權威”的影響，而是按中國的實際國情進行革命，通過革命鬥爭實踐的驗證，提出槍桿子出政權和在廣大農村發展力量的指導思想，挽救了中國共產黨。在敵我雙方力量對比強弱懸殊時，建立了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軍事鬥爭路綫。在日本軍國主義侵占中國時，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全中國建立廣泛團結大多數各階層民眾的統一戰綫，盡力爭取國民黨愛國將領迫使蔣介石聯合抗日。在抗日戰爭中不斷深入敵後農村和山區組織群眾，不斷積蓄民眾支持抗日的力量，以壯大自己抗日的武裝部隊，以實際行動爭取全國人民支持和接受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按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不斷通過客觀實踐的檢驗，毛澤東在1940年1月提出《新民主主義論》。提出“中國共產黨必須與所有反對帝國主義的階級聯合起來組成抗日統一戰綫革命”。抗日戰爭勝利後，以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為核心，聯合所有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反對蔣家王朝的各個階級，致力於共同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獲得各階層人民的支持。不到4年的時間，終於在中國大陸成功推翻了蔣介石擁有數百萬美式裝備的王朝，聯合各民主黨派組建了新中國。

中國革命的歷史事實充分證明外來的影響和當局的鎮壓都是外因，絕對不是成敗的根本因素，只有中國革命的內部因素，領導人的素質才是成敗的決定因素。同樣新馬的左翼運動受到中國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以及當局強大的恐怖鎮壓等都是外因。新馬左翼運動的內部因素，領導人的素質才是決定新馬左翼運動成敗的決定因素。回顧新加坡戰後的扼要簡史，可以淺析左翼運動興衰的因由。

筆者簡短、扼要、客觀地表述戰後新加坡左翼運動所發生比較重要的一些事情，除了一些事情的連貫性之外，筆者基本是按年序來陳述左翼運動中的學生、工人、文化人士以及政黨等客觀事實。通過這些客觀事實的演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客觀效果和結果，人們可以清楚看到左翼力量由弱轉向強盛，再由強盛逐漸轉向式微!

反思左翼運動的發展離不開各級左翼領導幹部所制定的策略和戰略，這些策略和戰略構成了左翼運動的發展路綫。另外，殖民地統治者及其繼承者的鎮壓，國際形勢的發展，特別是亞洲以及新加坡的客觀情勢等，都影響着新加坡左翼運動發展路綫的制定。還有左翼領導者如何制定路綫的智慧，這都影響左翼發展路綫的成敗!

共產黨就是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主義的政黨

探索新加坡的歷史，不可不涉及馬來亞和馬共的歷史，否則就不完整。共產主義運動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主義，最終要達到消滅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主義。所以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主義必然不允許共產主義運動有任何生存的空間，總會不惜一切運用高壓的白色恐怖手段，甚至恐怖軍事手段來撲滅任何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馬來亞共產黨成立於1930年4月30日，一開始便遭受英國殖民地政府的無情鎮壓，馬共的天敵就是英國殖民地政府。馬共面對強大的殖民地鎮壓機器，艱難地進行地下的非武裝活動，協助組織職工會爭取改善生活的鬥爭，參與學生開展健康的文化活動，幫助婦女團體爭取應有的權益，組織抗敵後援會，積極支援陳嘉庚領導的籌賑會活動。殘酷的殖民地政府無情地採取白色恐怖手段，不分青紅皂白地對任何有嫌疑與共產黨有關的老百姓進行逮捕、監禁、驅逐出境，甚至處死。

馬來亞共產黨與英軍合作共同抗日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8日，山下奉文率領的日軍進攻馬來亞東北部的哥打巴魯，掀開了進攻馬來亞的序幕。此時日軍攻勢兇猛，英軍節節敗退，馬共抓住了機會向英軍提出聯合抗日的主張。9日，殖民地當局在新加坡與馬共達成雙方合作抗日的協議，由英軍在新加坡設立101特別訓練學校，對馬共的志願人員進行軍事訓練。1942年1月10日，馬共在雙文丹成立了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第一大隊，正式在馬來亞廣闊的森林裡拉開了抗日游擊戰爭的序幕。而十餘萬英軍節節敗退，英軍總司令白思華於2月15日在新加坡高舉白旗投降，結束了在馬來亞的殖民地統治。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軍則繼續在馬來亞的土地上抵抗日本侵略軍。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抗日戰爭中，抗日軍越戰越勇，部隊由數百人發展到超過萬人的力量，馬共的非武裝組織也日益壯大遍布全馬的各個角落。日本投降後，人民抗日軍即迅速開進城鎮接管政權，並成立“人民委員會”擔負起社會治安管理工作。

馬共與英國殖民地合作的基礎消失

日本法西斯宣布投降時，馬共的武裝部隊在全馬各地占據非常有利的戰略位置。馬共與英軍合作的前提是抵抗共同的敵人日本，日本戰敗投降後，馬共與英軍的合作基礎就自然消失，雙方的關係自然就會轉化為敵我的矛盾。殖民地統治者是馬共的死敵，毫無疑問重返馬來亞的英軍是馬共最大和唯一的敵人。基於1942年2月15日，英國結束了馬來亞的殖民地統治，抗日戰爭後期，馬共領導人理應制定一個符合馬來亞各民族利益的革命路綫，組建一個獨立民主的馬來亞，迅速開展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綫運動。爭取馬來民族左派的同時也應爭取各州蘇丹的合作，在馬共強大武裝的基礎下，只要各州蘇丹在合作上得到合理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的保證，蘇丹和封建貴族與馬共合作一起抗擊英軍的登陸完全是可行的。

日軍投降，在馬來亞的土地上，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軍是國際公認的、合法地在馬來亞與法西斯作戰，為馬來亞爭取自由、民主、獨立的武裝部隊。馬共完全可以發動群眾，以及領導部分投降的日軍，展開全面抗拒英軍重新占領馬來亞的戰爭。這是馬共堂堂正正領導馬來亞各民族和各階層人民反對殖民地主義的正義戰爭，是一場完全符合國際法和國際公義的戰爭。戰爭一開始英軍無法迅速從歐洲調動大部隊來馬作戰，而英軍在二戰時投降日軍就已結束了對馬來亞的統治，英軍重占馬來亞是侵略者，完全處於被動的戰爭格局，馬共的武裝力量完全掌握戰場的主動權。可惜馬共錯過了這個大好的機會，馬共總書記萊特認為英軍是戰時盟友，不應與之為敵。在萊特《八大主張》指示下，馬來亞共產黨接受馬來亞再次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人民抗日軍不得抵抗英軍登陸，並接受英國軍政府的管制，解散了“人民抗日軍”和“人民委員會”並上繳武器，解甲歸田。英殖民地當局則承認馬共為合法政黨，英軍最高統帥還頒發榮譽勳章給馬共的軍事指揮員，馬共欣然接受英國人的繼續統治，遵循所謂“和平憲制”來進行公開的活動。

陳平對馬共歷史的反思

由新加坡MediaMastersPteLtd出版的《我方的歷史》第105和107頁，陳平提到在閱讀萊特指示馬共中央於1945年8月25日公開發表的《八大主張》文件時的內心感受，“當我閱讀這份還沒發布的綱領草案時，我的心開始下沉”……“我意識到這個綱領明顯是個為了討好重返的英軍的無趣動作”……“楊果的筆記及他的口頭解釋加深了我的失望。他說萊特在會議中提呈了一份指示，該份指示基本上和他在十個月前於雙卜丹所說的是180度的轉向”(筆者按：“十個月前說的”是指馬共的《九大綱領》)。陳平的回憶說明，當時陳平的內心深處在質疑馬共總書記萊特《八大主張》的和平路綫。第108頁，“那是8月25日，黨內的革命情緒從來沒有如此沸騰高漲，我們大多數的游擊部隊，在過去的七天內，已經作好準備繼續戰鬥，這次的對象轉成了英殖民軍隊”，陳平的這段回憶說明馬共廣大指戰員已作好與英軍作戰的準備。第109頁“許多日本軍營放出訊息，他們願意轉到我們這一邊，並把大量的軍火武器一起帶過來”……“日本的突然投降給予了我們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把整個局勢扭轉成我的優勢，然而我們卻沒有好好把握它，我們還把它給丟棄了”，陳平客觀地深刻反思了這段塵封的歷史，認為當時沒有好好把握機會，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來抗擊重返馬來亞的英軍。而當時所有的馬共高級幹部，確實是欠缺魄力，欠缺獨立思考的素質，來研判《九大綱領》和《八大主張》兩條截然不同的鬥爭路綫，只能無奈地盲目遵循黨領袖萊特出於私慾的錯誤和平路綫!1947年萊特被揭發是叛徒出逃後，陳平接掌總書記一職。《我方的歷史》第177頁，“對於我作為黨的新領袖來說，官方正式承認黨為合法組織，是馬共的基本目標”，也說明了以陳平為領袖的馬共對英殖民統治者還是抱有幻想!

英軍再次占領馬來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英軍統帥蒙巴頓迅速宣布要再次占領馬來亞，成立馬來亞軍事管制政府，全權負責日軍受降事宜，並向唯一在馬來亞抗擊日軍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發布命令，不得進城接受日軍投降。在馬共的充分合作下，9月4日英軍在馬來亞西北部檳榔嶼登陸，5日登陸新加坡，12日蒙巴頓親自抵達新加坡接受日軍投降，完成了英軍對馬來亞半島的重新控制。

經法西斯戰火的洗禮，亞洲人民渴望獨立自由的民族意識普遍高漲，爭取民族獨立，反對殖民地統治的民族主義火焰到處燎原。印度、緬甸、越南、印尼、柬埔寨、寮國等地人民前仆後繼地爭取民族獨立，先後擊潰了殖民地統治者，成為民族獨立的國家。整個亞洲的反殖形勢大好，鼓舞了馬來亞(包括新加坡)各族人民爭取民族自治、獨立的決心。

英軍在馬來亞共產黨的充分配合下，輕易地重新軍事占領馬來亞，英國人得以在馬來亞的土地上立足，再次實施殖民地統治。馬共被承認為合法政黨，可遵循《和平憲制》來進行活動。西方列強的軍事、經政和文化的綜合力量，占據了所謂“和平、自由、民主和人權”的道德高地，西方的這些道德不過是一種麻痹人民意志的精神鴉片。歷史充分地證明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主義從來都是以軍事力量作為後盾，通過殘酷戰爭暴力來攫取他們需要的利益，所謂《和平憲制》不過是煙霧而已。歷史事實也充分有力地說明馬共在萊特認敵為友的誤導下，制定實施與英軍“和平”合作的戰略路綫是錯誤的，陳平已在《我方的歷史》中反思了這段歷史，指出萊特《八大主張》是錯誤的和平路綫。

英國人重占馬來亞的憲制進程

英國在馬共的合作下，重新牢牢掌控馬來亞的統治，實施所謂《和平憲制》框架。馬來亞各族人民紛紛組織起來，成立了許多政黨以及進步社團，以和平的方式，團結起來爭取民族自治和獨立，擺脫殖民地統治。這些政黨除了馬來亞共產黨，還有馬來國民黨、馬來青年覺醒團、馬來婦女覺醒團、馬來亞農民陣綫、泛馬職工總會、人民抗日軍退伍同志會、馬來亞民主同盟等左翼政團。

1946年1月22日英殖民地發表《馬來亞聯邦(MalayanUnion)》新憲制白皮書，受到以拿督翁為首的馬來封建集團的強烈反對。4月1日馬來亞聯邦成立，曾德宣誓就任馬來亞聯邦總督，結束了英國軍事政府。各州蘇丹拒絕參加曾德的就職典禮，抗議馬來亞聯邦憲制白皮書，同時馬來貴族及其追隨者帽纏白帶致哀7天。英國人意識到馬來封建貴族集團是保護英國人利益的好夥伴，轉向與馬來封建貴族集團，以及右翼馬來種族政黨的合作，繼續商討有關馬來亞的憲制。

1947年4月1日，英殖民地公布《聯邦憲制建議書(TheFederationofMalayaAgreement)》俗稱藍皮書，取代白皮書，引起全馬各族人民的反對。全馬人民為了達到廣泛的團結來形成巨大的力量，組成泛馬人民聯合行動理事會(AMCJA)和以馬來人為主的人民力量中心(PUTERA)。這兩個聯盟的組織於1947年7月，一致通過了《人民憲章(PerlembagaanRakyat)》要求取代英殖民地政府的藍皮書，並得到土生華人資本家陳禎祿的支持，成功地聯合工商界包括印度族商界，於10月20日發動了全馬總罷市，以顯示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這是戰後新馬左翼力量達到最高峰的時期。狡詐的英國人面對澎湃的反殖力量，繼續拉攏馬來封建貴族集團，以及右翼種族政黨來撕裂人民的團結，拒絕了《人民憲章》的建議。一意孤行的英國人於1948年2月1日強行實施《聯邦憲制》，新馬從此被分割，引起人民更大的不滿，進一步掀起反對殖民地統治的滾滾浪潮。反殖運動波濤洶湧鋪天蓋地而來，加上戰後人民在水深火熱極為惡劣的生活環境下，工人們為了爭取基本的生活權益，全馬各地的工潮此起彼落，人民的抗爭沉重地打擊了英國人的政治和經濟利益。

英國實施法西斯的“緊急法令”

英國殖民地政府收買了馬來貴族集團，以及以種族為主的政黨後，1948年6月20日宣布全馬(包括新加坡)進入緊急狀態，實施“緊急法令”剝奪各族人民的自由、民主和結社的基本權利，嚴厲限制所有的政治活動，封閉各民族所有反殖左派工會和社團。無須罪證軍警可到處抓嫌疑人，無須法庭的審判便可拘禁任何嫌疑人，拘捕了成千上萬的反殖精英。全面鎮壓波瀾壯闊、氣勢磅礡的反殖力量，企圖撲滅遵從和平憲制爭取民族獨立的反殖運動，從而延續殖民地的統治和確保英國人的政治、經濟利益。

馬共被英國殖民地政府宣布為非法組織，萊特誤導下的所謂“和平路綫”徹底破產。馬共只好走進森林，重新拿起武器號召人民武裝抗擊英國殖民地的統治。此時英國人已重新牢牢掌控馬來亞的統治，殖民地統治者指控馬共是叛亂者，出動英軍是在進行戡亂而不是戰爭，無須承擔戰爭的責任，完全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這與日軍投降後，若馬共敢於領導各族人民武裝抗擊英軍登陸的戰爭，顯然整個戰爭的格局是完全不一樣!

森林游擊戰爭爆發後，整個馬共組織和武裝部隊完全處於被動的狀態。英國殖民地當局動用所有的媒體，展開醜化馬共的宣傳攻勢，占據了社會的輿論高地。英國殖民地軍事指揮官布里格斯(Briggs)在1950年下半年實施《布里格斯計劃》，指控馬共為叛亂的“恐怖”份子，極積推行所謂“新村”的集中營規劃，將森林周邊的村民全部趕到集中營，過着自由受限制的軍事管制生活，《布里格斯計劃》沉重地打擊了馬共游擊隊的情報和給養。1951年10月5日，馬共的小股游擊隊在福隆港的一次伏擊戰鬥中，偶然擊斃英國殖民地駐馬最高專員葛尼。即使此戰振奮了馬共的士氣，但馬共部隊依然處於非常被動的挨打局面，為了生存不斷地往北撤，最終在馬泰邊界泰方的山區建立了根據地，馬共公開宣布其武裝部隊不是針對泰國政府及泰軍。

泰南的居民以華族村落和馬來族村落為主，馬來族村落有分離主義份子對抗泰軍。泰南山區環境複雜，馬共的馬來部隊獲得馬來人的同情，華人部隊經常保護華族鄉村的安全，因而護得華人的支持，泰軍和英軍及其繼承者馬軍都無法通過軍事手段消滅馬共的游擊隊。

英國的去殖民化政策

英國殖民地統治當局面對新馬人民聲勢浩大爭取獨立的形勢，不得不策划去殖民化的政策，推行逐步走向自治和獨立的憲政，積極培養親英國和西方的統治者，以便保護英國人的利益。馬來亞聯合邦於1955年7月舉行議會選舉，在殖民地當局高壓操控下的憲制選舉結果，由巫統、馬華和印度國大黨等以種族為主的政黨聯盟獲得勝利，在殖民地當局安排下組織了自治政府。1955年12月28日，以馬來亞首席部長東姑鴨都拉曼為首的代表團和以陳平為首的馬共代表團在馬來亞北部吉打州的小鎮華玲舉行和平談判。這次和談由於東姑鴨都拉曼毫無誠意，只是利用馬共作為赴英倫獨立談判的籌碼，所以和談失敗，森林戰爭繼續。

終結森林戰爭

上個世紀60年代末，馬共北馬局的肅反鬥爭引發了內部分裂，到了70年代開始分為三派，即北馬局的馬共中央、革命派和馬列派。馬共的內鬥大大削弱了馬共的力量，這是確切的客觀效果。基於派系的原因，原八支的“革命派”和十二支二區的“馬列派”也各有各的盤算，遲至1983年12月5日，兩派終於取得協議並湊成馬來西亞共產黨，正式宣布與馬來亞共產黨分道揚鑣。1987年馬來西亞共產黨中的革命派和馬列派先後各自與泰軍談判後，決定停止武裝鬥爭上繳武器，承認泰國憲法獲准在泰境建立友誼村，重返社會的正規生活，馬來西亞共產黨的活動只有4年就走進歷史。泰國政府、馬來亞共產黨和馬來西亞政府都想通過和平談判的方式來結束戰爭，三方的代表在泰國南部合艾市舉行和平談判，1989年12月2日，三方簽訂《合艾和平協議》。馬共下山放下武器終結武裝鬥爭，獲准在泰南建立和平村定居，接受泰國憲法。另有三百多位前馬共成員獲准返回馬來半島定居，接受大馬憲法，馬來亞共產黨的歷史不足60年。

英軍在馬來亞犯下恐怖的戰爭罪行

馬來亞在森林戰爭期間，英軍為了隔斷馬共游擊隊與老百姓的接觸，將老百姓住了幾十年的家園放火燒毀，將數以百萬計的老百姓驅趕到所謂“新村”的集中營生活，剝奪了老百姓的基本人權，實施法西斯的軍事管制。1948年12月12日，英軍在雪蘭莪州峇冬加里(BatangKali)蓄意屠殺手無寸鐵的橡膠園膠工，他們集體被英軍以極不人道的方式屠殺，釀成慘絕人寰的恐怖慘案，英軍在馬來半島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難書。1952年5月10日英國《工人日報》刊登一個英軍左右兩手提着被殺害馬共游擊隊員頭顱的照片，一些女游擊隊員被擊斃後，還被剝光衣服淫辱，這是何等的殘暴，種種確鑿的證據證明英軍才是馬來亞森林戰爭中真正的恐怖份子。探索歷史還原真相，同時也是對當年英國殖民地殘暴統治的控訴。今天馬來半島民間社會成立了“追討英軍屠殺罪行工委會”，誓要通過司法途徑堅持打一場跨國官司，誓為當年慘遭英軍無辜屠殺的受害華族村民討回歷史公道，道歉賠償，同時也揭開塵封的歷史，認清殖民地統治者的殘暴面目教育人民。

海峽殖民地新加坡

新加坡是馬來亞的經濟和政治中心，英軍統帥選擇了在新加坡接受日軍投降，成立軍事政府。基於亞洲人民普遍覺醒以及馬共的配合，軍政府成立了諮詢委員會，象徵性地諮詢民意來管理新加坡，成員包括馬共代表和各界人士。軍政府容許人民生活擁有較大的自由空間，允許組織政黨和社團，以此麻痹人民的反殖情緒，暫時緩和民情，以便鞏固殖民地政權。馬來亞共產黨當然是新加坡的第一個合法的政黨，此外，馬來亞民主同盟成立於1945年12月21日，它是由各民族以及各種政治派系(包括馬共)組成的一個政治聯盟，成員包括左、中、右的政治派系都有，大部分都是受英文教育者，主席是何亞廉律師、秘書長是林豐美，其他成員有約翰伊峇、林建才、陳書然、新加坡馬來人協會主席阿都沙末、國民黨代表陳祖南、馬共代表伍天旺以及馬來國民黨的代表等等，他們都接受了一個共同的政治綱領。

馬來亞民主同盟的八大綱領：

一、爭取自治的馬來亞，並留在英共和聯邦內。

二、成立一個民選代表所組成的立法議會。

三、不論什麽種族，性別，宗教和財產，年齡達21歲的公民都有投票權。

四、完全的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集會自由。

五、進行教育改革，包括提供免費小學、中學和技能教育。

六、實施社會保險計劃，包括全國的免費醫療服務。

七、改善人民生活水準。

八、馬來亞人就業機會一律平等，剷除膚色歧視。

1946年4月3日，英國恢復統治新加坡後的第一任總督金森就任，英國殖民地民事政府取代英國占領軍的軍政府，民事政府設有殖民地行政議會和以殖民地官吏為主的立法議會，形成了戰後統治新加坡的殖民地機構。

1948年3月20日，新加坡總督金森主導下，立法議會舉行第一屆選舉，通過選舉選出六位立法議員。在殖民地官吏操辦下，新加坡九十餘萬人口僅有二萬一千餘名合法登記選民，民主同盟和職工會等左翼政團抵制了這次不民主的選舉。選舉期間成了支持選舉和反對選舉的宣傳戰，參與投票的登記選民也只有一萬四千餘人，以黎覺為首的親殖民地極右翼進步黨取得了三席，其他獨立人士三席。

“緊急法令”下的新加坡

戰後物質奇缺，人民生活極為艱辛，工人示威抗議和工潮頻頻發生。殖民地上層社會所謂的“民主”遊戲，第一屆立法議會選舉後的3個月，英國殖民地統治當局實施“緊急法令”，宣布馬來亞共產黨為非法組織。24日，警方首次行動搜查職工總會、新民主青年團印人分團、司機工聯會等，逮捕5名印度人、兩名華人。馬來亞民主同盟於24日宣布自動解散。馬共星市委於9月間成立“星洲人民抗英同盟會”。英殖民當局通過“緊急法令”抓捕了數以千計反殖運動的積極份子並驅逐出境，大部分的左派工會和文化社團都被封閉，白色恐怖籠罩了整個新加坡社會，左翼反殖力量遭受嚴酷摧殘。

1950年期間，馬共在新加坡僅有的三名市委相繼被捕，其中2人(包括書記)叛變，副書記陳夏被驅逐到中國。馬共組織遭受嚴重的破壞，倖存“學生委員會”屬下的個別單位和以鐵鋒(黃福光)為主的單位(地下武工隊)各自獨立進行反殖活動。據《方壯璧回憶錄》附錄一〈天若有情談笑間〉指出，方壯璧在“學委”個別單位照顧下隱藏起來，編寫馬共地下報紙《自由報》的工作，馬共組織已陷入群龍無首各自為戰的境地。當時幾乎所有倖存的工會和社團的活動陷入低潮，社會上瀰漫着一股鬱抑的氣氛，但各族人民爭取民族自決和獨立的意志依然在內心中燃燒，無法熄滅。這是殖民地統治者與人民無法調和的矛盾，只要殖民地統治存在的一天，反對殖民地主義的左翼運動和組織就必然會出現，因為產生左翼運動和組織的社會根源，是來自英國殖民地的統治。人們參與左翼運動和組織的主觀意願是結束殖民地統治，由人民當家作主。

鐵鋒(黃福光)被捕後成功逃獄，再次被捕就被驅逐出境，隨後其單位由於叛徒的出賣被瓦解。“星洲人民抗英同盟會”在倖存個別“學委”的獨立領導下，依然頑強活躍於地下，為反殖運動和工人運動播下火種，為星火燎原的左翼運動增添動力，殖民地統治當局無法將其撲滅。為了配合左翼運動大張旗鼓公開發展的形勢，1957年馬共解散了“星洲人民抗英同盟會”，同時停止出版《自由報》。

英校大學生的政治覺悟

1949年殖民地政府將新加坡萊佛士學院和英皇愛德華七世醫學院合併成為馬來亞大學，目的是更有效地培育殖民地的高級公務員。然而大學的圖書館有着範圍極廣的各類英文書籍和世界刊物，包括報導世界各地的政治局勢，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政治思想論述的參考書。一些大學生通過閱讀這些讀物，普遍都認識到亞洲各地人民反對殖民地主義，爭取民族自治的鬥爭是正義和不可抗拒的。大學生因而關注新馬反對殖民地主義和爭取獨立的形勢，一些馬大學生興辦了《馬來亞胡姬花》刊物，反對殖民地主義，宣揚民族自治，引起了殖民地政府的注意。

1951年1月，殖民地警察逮捕了數十名受英文教育的高級知識份子，他們反對殖民地統治，涉嫌與“星洲人民抗英同盟會”有關。警察同時進入馬來亞大學校園，逮捕涉及民主刊物《馬來亞胡姬花》活動的大學生，馬大學生會為此進行籌款活動，協助被捕學生籌措法律經費。英文教育大學生的活動受到了壓制，學生內心感到憤慨，深深不滿英殖民地當局的所作所為，民主意識和言論自由的情緒高漲。一些學生領袖包括Rajakumar、林福壽和傅樹介等，依然充滿勇氣衝破沉悶氣氛，醞釀成立學生公開論政的組織。

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的成立

1953年2月“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終於成立，它的章程明確表明在公開和憲制環境下活動，宣揚社會主義思想，反對殖民地主義，同時以馬來亞意識為基礎廣泛團結各族人民，並包容各種不同的政見，研究馬來亞的團結方法。因此首屆“俱樂部”的主席是王賡武、秘書長是Oorjitham、財政是傅樹介、S.Woodhull是出版秘書，其他成員有Rajakumar、Hashimsultan等人。不久出版了刊物名稱為《俱樂部喉舌》，1954年2月改名為《華惹(Fajar)》。1954年5月10日《華惹》第7期刊登了一篇社論“對亞洲的侵略”，該社論表達了對殖民地統治的不滿，以及整個區域要求擺脫殖民地桎梏而情緒高漲，觸及殖民地統治者的敏感神經。5月28日警察進入馬大校園，逮捕了《華惹》編輯部的8名成員，企圖通過殖民地的司法手段來打壓大學生的正當活動，以煽動罪控上法庭。俱樂部設立“華惹辯護基金”作為官司的經濟基礎，主要捐獻者還包括李光前和陳禎祿，這充分說明了開明的資本家也積極支持正義的反殖社會民主運動。這份由受英文教育大學生辦的《華惹》是新馬重要的左翼刊物，是華校中學生和南大學生喜愛的讀物，直到1963年2月才被查禁。

《華惹》案訂於1954年8月23日至26日審訊，主要辯護律師是著名的女皇律師布里特D.N.Pritt，他的助手是李光耀。在雙方律師陳詞後，法官F.A.Chua認為控方指控《華惹》煽動的表面罪狀不成立，宣判所有被告無罪釋放。《華惹》案的判決令人雀躍，在“緊急法令”下，通過司法的鬥爭讓人們更有信心地宣揚民族主義，增強人民的決心去爭取民族獨立和反對殖民地主義。

“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成立不久，Oorjitham和馬大學生會一些成員以及其他學生，包括陳成發、陳蒙鶴、林使賓、林福壽等人，聯同吉隆坡工藝學院、沙登農業學院和師訓學院等組織了“泛馬學生聯合會(PMSF)”。1954年5月“泛馬學生聯合會”聲援了華校中學生申請免役的5.13學潮，支援“華校中學生聯合會”的成立，並接納其為成員之一。1956年南洋大學成立，南大學生會也成為“泛馬學生聯合會”的成員。這些受英文教育的高級知識份子與華校學生建立了密切、互動的良好關係。各種源流的學生運動走向互相支持和團結的局面，促使受英文教育、馬來文教育和華文教育等源流的年青人團結在一起，形成“緊急法令”以來新加坡反對殖民地統治的各種源流的學生運動空前大團結，一浪推一浪走向高潮。

華校學生運動

新馬的華文教育完全是自強不息、自力更生，靠全體華人社會全力支持才得以生存和發展。日治期間學生學業中輟，戰後華人社會迅速全力復辦華文小學和中學，許多華人子弟紛紛報讀華校。華校生很多都是超齡生，他們深受中國五四運動的影響，思想比較成熟。又親身經曆日本法西斯3年零8個月的統治，尋求民族獨立的思想如春天田野的綠草四處萌芽。英國人重返勢力尚未穩固，報讀英校的學生遠遠少於華校生。據統計1948年新加坡的學生總數為101,125名，華校生占57.45%，英校生占32.95%。

殖民地政府為了更有效地統治新馬，逐步限制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和報章印刷等自由。在教育方面頒布《十年教育計畫》，以行政措施傾全力發展英文教育，培育殖民地政府的公務人員，另一手則全面打壓民族教育的發展，企圖壓制民族主義蔓延。

面對華文教育被殖民地當局迫害和打壓，以及華校畢業生在職業上的不平等待遇等，華校生不滿殖民地統治的情緒自然比較高。同樣華文中學的校長和老師受中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一般都比較開明和開放，在校長的支持和指導下，學生都按西方議會的民主程序，組織成立“學生自治會”，學生實習自我管理，在學校生活中鍛鏈自立和組織的能力。在“學生自治會”的領導下，校內開展許多健康文娛活動，包括壁報的出版，學術的研究和探討。展開戲劇、舞蹈、歌詠等演出活動，有時假期還組織郊外野餐等促進同學的情誼。學生也組織了消費合作社來經營書籍、文具、學生日常用品等，來減輕學生生活上的經濟負擔。學生在學校的自治生活和互助友愛的精神，竟被殖民地的政治部認為與共產黨的活動有關聯，觸動了殖民地當局敏感的嗅覺，因此華校學生往往成為殖民地警察關注和調查的對象。

1948年5月，華僑中學“學生自治會”聯同其他華文中學的學生在華中的大禮堂舉辦盛大的遊藝晚會，同時舉辦五四運動的歷史資料展覽等一系列活動，來紀念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學生為主爭取民主和科學，反對北洋政府賣國的學生運動。當時中國共產黨還未誕生，不可能將共產黨的帽子套進這場席捲中華大地的學生運動。華校學生追求民主和科學的正當活動，竟引起殖民地當局的不滿，對華僑中學及董事會施加政治壓力，薛永黍校長被迫辭職。1949年10月底，在殖民地當局壓力下，“學生自治會”被迫宣布解散。1949年12月，警察進入育英中學逮捕了數名學生和老師，緊接着深夜警察搜查了華僑中學、南洋女中和南僑女中的學生宿舍。1950年5月31日，警察進入華僑中學校園搜捕學生，導致多位教師和數十名學生被捕和開除學籍，同時查禁了學生宿舍。在當局的白色恐怖打壓下，華校學生普遍都瀰漫着恐慌、無奈的氣氛。還好“學生自治會”解散後，學生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意志堅定，各種文藝興趣小組依然堅持活動，化解了同學不少的憂鬱情緒。同時學生為了維護華文教育，協助一些貧困的同學繼續求學，普遍都自覺、自發地通過各班的代表組織“助學會”，發動大規模的助學運動，通過捐獻競賽，通過學生的義演和互助友愛的活動來籌集資源，成立助學金幫助交不起學費的清貧同學。

1951年政府舉辦初中三會考，會考制度是通過考試淘汰一些學生，限制學生升上高中繼續求學，無形中影響了華校學生的人數，壓制華校的發展。會考遭受華校學生的抵製發動罷考，學潮期間當局又開除了百餘名華校學生，其中包括林清祥和方水雙。

反對黃色文化運動

1953年新加坡接二連三發生了數宗姦殺案，這是極為嚴重的社會問題，這是殖民地統治者為了麻痹人民，縱容黃色文化四處泛濫造成了社會惡果，發生極為嚴重侵害婦女的犯罪案件，引起民眾的極大憤慨。基於色情文化泛濫的社會背景，受華文教育有正義感的青年和工友、華校中學生以及婦女團體，都義不容辭地發起反對黃色文化，並聯同其他民族一道開展反對色情文化的社會運動。大家都努力開拓健康文化的途徑，好讓健康文化充滿整個社會，壓制黃色文化的蔓延。各種健康文學藝術活動應時而生，許多文藝刊物如雨後春筍，其中以《人間》、《耕耘》、《荒地》、《蕉風》……等等最受工人和學生的歡迎。這些刊物的內容豐富多彩，有評論、散文、詩歌、小說、小品以及美術等等。此外，一批高、初中畢業生在敘別晚會成功演出之後，商議籌組成立“華文中學畢業班同學藝術研究會”。“藝研會”舉辦了各種健康而又有意義的文娛活動，獲得許多年青的工人和學生參與。

陳六使先生在福建會館的聯席會議上倡議創辦南洋大學，獲得新馬華社各階層的熱烈響應，整個社會翻騰起來，各行各業都為籌建南洋大學開展籌款活動。南洋大學的創建，是為華校學生升學打開了大門。為南大建校基金籌款，是華校學生的當然責任，紛紛組織遊藝晚會義演籌款，每一場的演出都座無虛席，好評如潮，為反黃運動作出貢獻。整個反對黃色文化運動是一場伸張健康文化，壓制邪惡淫風的社會運動。華校學生是反黃運動的主力軍，同時在反黃運動的過程，也是教育年青學生和工友的過程，更是一個團結民眾的社會運動，也為反對殖民地統治的群眾運動打下了良好的社會基礎。

五一三學潮

1954年3月17日，殖民地當局在媒體公布“國民服役法案”，凡年齡在十八至二十歲男性包括學生，都得前往登記國民服務，於4月5日開始登記，5月12日截止。如果適齡學生尚未登記的，都得着令退學，並受殖民地刑法的處分。為了爭取讀書求學的基本權利，全星華校學生行動起來，聯合包括女校的同學，開展簽名運動提出要求免役訴求，並準備呈函當局懇請在求學期間豁免服役。新加坡代理總督顧德通知於13日下午3時約見8名中正中學學生代表，下午2時半左右，近千名華校中學生齊集在克里門梭律皇家山公園旁邊，秩序井然，靜候學生代表的佳音。下午2時55分，突然有三輛鎮壓暴動的警車馳至，百餘全副武裝的警察列隊走向學生隊伍，歐籍警官下令學生於2分鍾內解散，對話中，警察突然沖向學生隊伍，採用暴力手段強行驅散學生，造成數十名學生頭破血流，抓走40餘名學生。這是學生維護和爭取自身權益的和平訴求，卻遭到殖民地警察野蠻警棍的對付。當時有千餘名市民圍觀，對警方的粗暴行動極為不滿!反對殖民地主義的怒心在心中燃燒!

第2天，各大媒體全面詳細報導學生流血事件的經過，並將多張學生被暴力對付的相片刊登在報上。全新各大社團和市民從媒體得悉學生流血事件的經過，紛紛表示同情學生，譴責警方的暴力行動。中華總商會參與斡旋，協助學生申請緩役，馬來亞大學學生會、泛馬學生聯合會和國際學生聯合會等聲援華校學生的訴求，向殖民地當局提出抗議，要求公開調查流血事件。當局無視社會的聲音，無意緩和學潮，宣布華校提前放假。5月22日，近千名華校學生在中正中學總校集中召開大會，要求學校解釋為何要提前放假，學生聆聽學校和董事的解釋，接受勸解，解散回家。

申請緩役的訴求沒有什麽進展，學生深感憂慮。6月2日近千名學生在華僑中學校的山崗集中生活，等候申請緩役的消息!學生集中生活期間，獲得家長和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除了慰問還送來食物和日常用品，增強了學生爭取緩役的意志。集中生活兩周後，學生看不到申請緩役有解決的跡象，15日學生召開大會決定採取絕食48小時來促使當局解決。17日李光前率董教代表慰問學生，並與學生代表會談取得諒解，承諾和保證協助適齡學生在登記後，申請緩役並促使當局批准，籲請學生為了華文教育和華校的前途着想，解散回家，並宣布學校決定於6月28日開學。學生請求緩役的訴求已獲得進展，21日學生開會一致通過24日解散回家。學潮由3月下旬開始至6月24日結束，歷時3個月，時間之長前所未有，突破了殖民地當局實施“緊急法令”以來所籠罩的白色恐怖。震撼了整個新馬社會，深深影響了以後的學生運動，以及反對殖民地統治和爭取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5.13學潮在新馬的反殖運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星洲華文中學生聯合會

5.13學生運動把全新華校中學生牢牢團結在華中的山崗上，在取得勝利結束學潮的前夕，學生提出組織“中學生聯合會”的建議。學潮中有7名學生被控上法庭罪名成立，恰好女皇律師布里特D.N.Pritt為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的《華惹》案辯護取得勝訴，學生找了布里特和李光耀協助上訴。1954年10月9日，華校學生設茶會歡迎布里特律師時，學生正式提出組織“華校中學生聯合會”，10月中旬，中學聯籌委會聘請了李光耀和陳維忠為法律顧問向當局申請註冊。當局三番數次拒絕給予註冊，全新華校中學生團結一致於1955年3月30日總罷課一天，支持中學聯申請註冊。當局原則上同意中學聯註冊，但有關章程必須明文規定“本會不得直接或間接參加政治活動及工會工潮活動”，籌委會接受章程上的有關規定。10月6日中學聯正式獲准註冊，1955年10月30日，成千上萬的華校中學生歡聚在快樂世界體育館，熱烈慶賀中學聯的成立大會。

中學聯的主要活動，首先是爭取當局平等對待民族教育，維護華文教育的發展，全力支持華社創建南洋大學。擴大團結維護同學的權益，爭取良好和自由的學習環境，要求言論、結社、集會、學術和出版等自由權利。大力推動健康文化的發展，投身到社會救災的志願隊伍，熱愛祖國積極參與新加坡黙迪卡運動周的活動。參與泛馬學聯的活動，增進全國各民族學生的友誼。出席亞非學生的國際會議，與各國學生一道發揚萬隆亞非會議的團結精神，交流文化、交流經驗。促進互相關懷與了解的基礎，促進友誼與合作的精神。雖然中學聯的歷史只有短暫的一年，但已形成的組織細胞依然頑強活躍，為日後的學生運動提供組織人才。培育了不少爭取民族獨立，反對殖民地主義的積極份子，投身到左派工會、農會、校友會以及左派政黨，為民族自決和獨立奉獻青春。

新加坡的工人運動

1952年5月13日，新加坡政府郵電部穿制服職工要求改善待遇不遂罷工，持續了兩個星期，政府終於妥協。12月29日，三巴旺軍港工友聯合會爭取改善待遇罷工，工潮涉及殖民地海軍基地，仲裁庭的裁決對工人不利，工友無奈接受。市政局工人要求改善待遇於1954年7月19日發動總罷工，一共堅持了12天終於獲得解決。這些工潮得到其他行業工人的聲援和支持，這是“緊急法令”下具有規模的工潮，工人為了改善生活團結起來扞衛應有的權益。

林清祥和方水雙離開學校後投身工人運動，1953年底至1954年初將幾家華資經營巴士公司的工友組織起來，組成“巴士工友聯合會”，分別擔任受薪秘書和總務。黃梨工會主席林振國等於1954年組織了“各業工廠商店職工聯合會”，會所設於密駝律，1955年林清祥受聘為秘書長，在林清祥等人的領導下，參加工會的工友由三百餘人迅速增加到萬人以上，左翼工會的隊伍和力量日漸壯大。

李光耀的出現和冒起

《華惹》案中冒出了一個李光耀，他是影響左派運動興衰的一個極為重要人物。筆者首先要引述世界書局出版的《李光耀回憶錄1923-1965》，通過李光耀的自述，來佐證李光耀內心陰險狡詐的投機心態。第204頁中的一小段“9月20日《南洋商報》引述我的話說：‘當局迄今仍無絲毫證據證明華校內有共產黨活動的跡象，當局把學生反對政府拒絕批准他們緩期服役指為共產黨在搞破壞，而藉此對華校實施更嚴厲的控制。’當時我無知、愚蠢，容易上當，不知道共產黨人做事效率是那麽高，也不知道他們的觸角已經伸到所有反對政府的組織，並加以控制”。第205頁第一段“但我也深信，如果我駕馭不了其中一些幹勁十足的年輕人，使他們為我們的事業服務，為我和我的朋友們，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業服務，我們就永遠不會成功。”……“這個池塘里的魚由共產黨人餵養大了，我要偷捕，要儘可能釣取。”……“這仿佛是在黑手黨的地盤裡聘用見習警察，風險大得很”。從上述李光耀的自我表白，清晰地看到，當時所謂“無知、愚蠢，容易上當”的李光耀根本就不是一個真正左派的反殖人士，而是一個充滿了野心和自信，滿懷心術，費盡心機要利用左派和共產黨來經營他的事業!一個徹頭徹尾投機政客的面貌顯露無遺。筆者倒認為當時的學生、左派包括共產黨才是“無知、愚蠢，容易上當”，他們欠缺政治能力去識別李光耀的真面目，而歷史確鑿地證明李光耀相當成功地利用了當年的學生、左派包括共產黨，從而取得了政權!在建設李家專制政權過程不斷運用英殖民地統治者留下的“內安法”對付政敵，一黨獨大的政權父傳子延續到今天，合共55年!

《李光耀回憶錄》第73至74頁“……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聞》上看到日本‘報導部’(即日本新聞或宣傳部)刊登的一則徵聘廣告：要聘請幾個英文編輯。當時‘報導部’設在國泰大廈，我前往應徵……我的職務是處理同盟國通訊社發出的電訊”……第86頁“繼續做黑市生意”。《李光耀回憶錄》說明了李光耀在日本統治新加坡期間主動到日本法西斯的情報機關任職，做黑市生意樂在其中。李光耀為了生活在社會上投機倒把，替日本法西斯收集情報，盡顯漢奸面目，自然認同並沾染了法西斯的體制和運作，為日後的李家天下打下基礎!

1946年9月，李光耀通過特殊關係登上“大不列顚”運兵船到英倫去讀法律。1950年8月，李光耀學成從英倫回到新加坡，即投身到親殖民地政府極右翼的進步黨領袖黎覺的門下，並成為黨棍積極協助黎覺參與競選活動。他以敏銳的政治觸覺，野心勃勃地尋找政治發展的基礎和力量。他覺察到在反殖意識高漲的新加坡，有近70%的人口是講華語和華族方言，同時左翼的力量相當強大，而右翼陣營則難有政治前景。於是改弦易轍，從右轉左，盡顯兩面派的技巧，積極以法律顧問的方式涉入新加坡的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和左派群眾的反殖社會運動。適逢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華惹》案出現，李光耀通過兀哈爾S.Woodhull表示願意為《華惹》案提供免費的法律服務。女皇律師布里特D.N.Pritt負責的《華惹》案開審，在英國駐東南亞專員麥唐納的影響下，法官宣判控狀不成立，8名被告無條件釋放，作為助手的李光耀占了大便宜，為他接近華校生提供了條件，華校生找他協助“5.13學潮”中8名學生的上訴案，上訴雖然失敗，但他作為法律顧問，中學聯成功註冊。他在華校學生面前的表現令他聲名大噪，備受讚賞。一位極右政黨的黨棍，搖身一變成了一名左翼社會主義人物，整個新加坡的左派陣營，以及馬共幾乎都相信李光耀是一位反對殖民地主義者，是左派的可靠朋友，這種相信導致左翼日後遭受慘重的損失。

李光耀拉攏左翼接近馬共

新加坡殖民地政府為了緩和反殖運動的壓力，策划去殖民化以夷制夷的政策，1954年2月制訂《林德憲制》於1955年4月實施，期望通過憲制的安排，尋覓親英國及西方份子來接掌政權，保障英國人的利益。有限開放的政治氣氛促使新政黨的產生，滿腹心機、政治手腕靈活而強悍的李光耀，以反對殖民地主義為號召，糾集了一批受英文教育的知識份子，杜進才、拉惹勒南、蒂凡拿、貝恩、王永元等人為基幹籌組人民行動黨，但這些人欠缺群眾基礎。李光耀通過中學聯與華校生的關係，期望結識以華語和方言為主的左翼工會，《李光耀回憶錄》第210頁，“我告訴學生我希望跟華族工會接觸，要求他們介紹我認識一些華族工會的領袖”。蔡石君在《深埋心中的秘密》中的回憶，她把林清祥帶到李光耀位於歐思禮路的住家，介紹他倆認識。李光耀就這樣搭上了以華語為主的左翼工會。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動黨成立，左翼人士蒂凡那、方水雙、曾超卓等成為第一屆的中委。

行動黨黨綱明確寫上是一個非共民主社會主義的政黨，如此明確表明非共來擺明立場，顯然是要與共產黨劃清界綫，為日後對付左翼和共產黨立據。聰明的李光耀耍弄兩面派的手段“要偷捕，要儘可能釣取”、“由共產黨人餵養大了魚”。充滿野心的李光耀心知肚明他們這群英校生沒有群眾基礎，無法在憲制選舉中取得優勢。要通過憲制選舉來取得權力，就必須藉助左翼的群眾力量。首先李光耀展現左的面目以律師身份主動協助《華惹》案，討好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的英校大學生，接着同樣以律師的身份討好5.13學潮的華校生，再進一步與講華語的左翼工會接觸，將左翼工會的領袖拉進人民行動黨。李光耀的拉攏工作做得很出色，一個與共產黨劃清界線的非共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終於取得了左翼與馬共的信任。《方壯璧回憶錄》第143頁，“這樣，在接受過委派回返新加坡負責領導工作時，我的最優先的任務之一，就是會見李光耀先生，以協調人民行動黨與左派運動的政策與鬥爭活動”。

林德憲制

1955年4月2日，英國殖民地當局憲制安排舉行林德憲制首屆立法議會的選舉，選出25位民選議員。當時合資格選民總數為30萬零297名，投票人數16萬零395人，占選民總數的53%。在議會選舉中，勞工陣綫取得10席、進步黨4席、華巫聯盟3席、行動黨3席、無黨派3席、民主黨2席。行動黨派出4人參選，李光耀、林清祥和吳秋泉贏得立法議員席位，成績不俗。勞工陣綫邀華巫聯盟組織聯合政府，馬紹爾成為首屆首席部長。

福利工潮

1955年福利巴士公司的董事總經理郭成隆蓄意敵視“巴聯”的工友，在勞工部長林有福的支持下，企圖以親殖民地政府的“職工總會”來取代“巴聯”。郭成隆斷然開除百餘名“巴聯”的工友，工友被迫罷工抗議，並阻止資方認可的司機出車。警察採用暴力手段，數次以警棍和強力水龍驅散工人，使到許多工人受傷。5月12日警方再次動用強力水龍驅散工人，由於這次水龍噴向地面上的沙石，造成許多工人嚴重受傷。支持罷工的群眾看不慣警察的野蠻暴力，群情激憤，忍無可忍，無法自制釀成騷亂。由福利巴士停車場到中峇魯一帶，石塊、玻璃瓶和催淚彈互相投擲，混戰激烈，造成4人死亡，包括一名美國記者和一名學生。次日，新加坡整個公共交通工人都加入同情總罷工，致使全島公共交通癱瘓。

1955年5月13日，當局以華校中學生涉嫌參與慰勞罷工工友，下令華僑中學和中正中學兩校停課一周，以及開除一批學生。並限於十四日內提出理由，說明為什麽不能宣布兩校的註冊為非法。學生獲知此消息，決定集中在華僑中學的山崗抗議當局無理的決定，社會各界人士關心華校的存亡紛紛聲援學生。此時恰逢立法議院成立了《各黨派華文教育調查委員會》，由於委員會正在對華校進行調查未有結果，委員會決定向政府建議取消政府對兩校有關的命令，政府接受了建議收回命令。集中的學生宣布於5月22日解散，學校恢復正常上課。

本來是普通勞資糾紛的福利工潮，由於當局處理不當，釀成暴動，引起國際關注和社會各階層同情罷工工友。首席部長馬紹爾召集有關會議，排除林有福的意見，明確宣布政府取消資方認可的職工會的註冊。馬紹爾回應社會的態度讓“巴士工友聯合會”取得勝利，結束了工潮。可是殖民地政治部依然不甘心，警察於6月11日逮捕了“巴士工友聯合會”、“電車雇員聯合會”和“馬來亞紡織工友聯合會”的負責人，激怒了所有的工人，發動了全新總罷工。總罷工進行到第5天，立法議員林清祥與有關的廠商代表舉行會議。會後林清祥、蒂凡那和兀哈爾發表聯合聲明，宣布翌日起總罷工暫停兩星期，等待政府檢討如何處理被捕的政治犯。到了6月25日，在馬紹爾的斡旋下殖民地政治部先後釋放了被捕的政治犯，事態獲得平息。這是緊急法令以來造成騷亂的工潮，在林清祥等左翼工會領袖的介入，以及馬紹爾的斡旋使工潮勝利結束。激勵了新馬左翼工運進一步的團結和發展，林清祥的聲譽響徹雲霄。福利工潮顯而易見與馬共沒有什麽關係，可是總有人將馬共的帽子套進工潮!

舊加冷機場默迪卡群眾大會

1956年3月18日，新加坡各政黨在舊加冷機場聯合舉辦爭取獨立的群眾大會，以此來歡迎英國國會代表團的到來，表達新加坡人民要求獨立的堅強意志，這是各政黨默迪卡委員會開展獨立周活動的最高潮。近十萬人從四面八方浩浩蕩蕩湧向會場，“默迪卡”之聲在人海中此起彼伏響徹雲霄，情緒高昂。各種爭取獨立的耀眼標語四處飄揚，展現人民要求結束殖民地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決心。大會的群眾來自三大民族，各個階層，各行各業的工人、郊外的村民、學生、文化團體、宗親社團以及各政黨的支持者，而“默迪卡”也成為左翼運動發展的動力。

1956年4月下旬，馬紹爾率領各政黨組成的13人默迪卡代表團前往英倫談判，李光耀和林清祥是代表團的成員。馬紹爾公開表示如果爭取不到獨立，他會辭職。會談僵持，英國人只能容許新加坡自治政府擁有75%的自治權，執着的馬紹爾斷然拒絕。默迪卡代表團欠缺團結，只有林清祥支持馬紹爾，其他團員包括林有福和李光耀政見相近各懷鬼胎，在英國人的默契下，醞釀由林有福取代馬紹爾，談判失敗而回。6月7日，馬紹爾實現諾言向總督呈函辭職，林有福接替首席部長之職。馬紹爾與林有福政見不合，離開勞工陣綫，1957年與左翼人士組建工人黨。很清楚地可以看到，反共的馬紹爾的反殖態度，確比非共的李光耀明確和硬朗。此外，在福利工潮中，馬紹爾公正不阿地取消資方的工會註冊，努力斡旋使政治部釋放工潮中被捕的政治犯。馬紹爾的剛直，在李光耀的眼中是軟弱，馬紹爾的反殖態度，在李光耀的眼中是愚蠢。馬紹爾尊重民主的原則容忍左翼運動及其組織，違背了李光耀對付左派的內心意願。李光耀在議會裡不放過任何機會來攻擊馬紹爾，務必打倒馬紹爾，掃除對付左翼的障礙，好讓與他臭味相投的林有福上台當首席部長。《李光耀回憶錄》第267頁“在倫敦會議召開前，我要儘量做到確保未來的憲制不會把大門大開，讓共產黨接管政府”……“既要掌握充分的權力，依照人民的利益行事，也要在共產黨萬一占上風時，有英國人作後盾”，第278頁“除了馬紹爾和林清祥以外，所有代表團的團員，包括我自己，都準備接受英國所提的條件”。從李光耀的自白道出了當年李光耀對憲制談判和迫退馬紹爾，讓林有福上台的種種動作，原來出自其內心的齷齪盤算!正如新加坡最後一位總督認為“把現在的人民行動黨領導層當成秘密共產黨人是大錯等錯，把他們形容為秘密的反共份子就更為準確”，這是來自英倫檔案資料(CO：1030/652，1959年11月23日，WilliamGoode致函殖民部大臣)。

林有福政府向左翼開刀

1956年9月18日，林有福政府以妨礙新加坡爭取獨立的進程為由，逮捕了七名爭取獨立反對殖民地統治的精英，他們是工會、農民協會、婦女團體、小學教師會等合法團體的負責人，同時吊銷婦女聯合會、銅鑼音樂會的註冊。媒體都以顯著的版位報導有關的訊息，白色恐怖造成了市民生活的緊張氣氛。各界紛紛抗議政府的專橫跋扈，抗議林有福政府引用殖民地“內部安全法令”來拘捕反殖精英，其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打擊和削弱爭取獨立和反對殖民地主義的力量，嚴重侵犯和踐踏新加坡人民的基本人權，為殖民地政府保駕護航。林有福還厚着臉皮公然對着媒體，指控反殖戰士妨礙新加坡爭取獨立的進程。

1956年9月24日，林有福政權沒有理會社會各界的反應，變本加厲以違反註冊規定，涉嫌與馬共的活動有關封閉“華校中學生聯合會”。面對查無實據的封閉令，華校中學生發起持續靜坐抗議。政府在10月24日發出最後通碟，指令學生停止靜坐和離開校園。學生未有遵從，政府出動軍警進入校園清場，引起騷亂並蔓延至市區。26日，林有福政府宣布宵禁，暴動延續數日，造成十餘人死亡和百餘人受傷。林有福政府拘捕了數百人，包括立法議員林清祥和左翼工會領袖，林有福政權的鎮壓暴行，壓不住人民心中的怒火。

南洋第一所華文大學

1956年陳六使先生創辦的南洋大學開課，學生的年齡由十多二十歲至四十餘歲都有，人生經驗差距較大，各行各業各色階層都有，其中有的學生還是中學聯的成員，還代表中學聯出席一些國際會議。1957年6月25日，學生會籌備委員會召開全體學生大會，以一人一票的方式議決成立學生會，並決定以普選的方式選舉學生會的執行委員會。1958年4月23日南大學生會正式成立。

南大學生會積極參與校政的建設，美化校園。學生會努力為南大建校基金籌款，參與南大落成典禮的籌備工作，動員了近九百名同學參與落成典禮的工作，南大落成典禮盛況空前，獲得各界的好評。學生會響應馬來亞化，提倡效忠本土觀念，籌建學生樓，主張學術思想研究自由和出版自由，追求學生自治和自主，出版《大學論壇》，主辦各種類型的學術講座。學生會兩年一度舉辦大學周，展現和匯報學生學習研究與藝術創作心得。學生會對外活動，除了參與新馬兩地大專院校學生的交往，促進各民族學生的團結，參與世界大學生的各級會議，提升南洋大學的國際地位。

新加坡自治邦只有75%的自治權

1957年4月，林有福率領各政黨組成的5人默迪卡代表團前往英倫，進行第二次憲制談判。英殖民地與林有福政權配合的鎮壓行動，削弱了左派強大的力量，使得5位代表包括李光耀的政治見解都非常接近，並一致接受新加坡自治邦的憲制安排。新加坡只享有3/4的自治權，內部安全委員會由3名英國人、3名新加坡人和1名馬來亞聯合邦人組成，英國人當主席。內安會可以執行“內安法”，無須任何證據和罪狀鎮壓左翼反殖人士，同時禁止曾被政治部拘捕的政治犯參與自治邦第一次立法議會的選舉，意圖就是針對林清祥等反殖戰士。

人民行動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

1957年8月4日，行動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選舉結果李光耀集團和左派各取得6席，李光耀無法控制黨中央的權力，憤而不願在黨內擔當任何職位，跑到金馬侖高原度假去，靜候林有福政權對付左翼的佳音。行動黨中央由陳從今出任主席，知知拉惹任秘書長，王才安任財政。22日，林有福政府動用“內安法”逮捕了數十名左翼反殖人士，其中5名是行動黨新選出中央委員，李光耀拜林有福之助，如願以償，從金馬侖高原度假返回新加坡，重新掌握行動黨中央的權力。

人民行動黨在市議會選舉的勝利

1957年12月21日市議會選舉，在左翼工會和左派的支持下，人民行動黨贏得13席，取得市政局執政權。王永元被市議會推選為新加坡第一任民選市長，華語和馬來語第一次在市議會被採用為官方語言。

在左派的配合下，王永元推行反對殖民地的措施，廢除象徵殖民地主義的市長權杖，執行公務員馬來亞化的計劃，減輕德士司機的賦稅，簡化牌照的申請等。特別是建設大量的公共設施，為鄉村地區修築道路，鋪設自來水管、搭建電綫杆，為鄉村居民的生活提供莫大的方便。王永元設立了公共投訴局，接受民眾投訴貪污和腐敗，有效遏制了市政局的貪腐，塑造了行動黨的廉潔形象。王永元還親自率領市政局的公務員在烈日下打掃街道，清理市容，王永元的名聲迅速崛起，幾乎蓋過了李光耀。王永元的作為其實都是傳統左翼一貫的主張，讓人民耳目一新，讓人民看到了希望，擦亮了人民行動黨的招牌，為即將到來的立法議院選舉爭取了民心。

李光耀和全權代表

1958年李光耀和馬共代表方壯璧的秘密會談，到底誰先主動，不重要，重要的是會談後的結果。會面是雙方的需要，意圖是要互相合作，馬共需要團結“反殖盟友”爭取早日結束殖民地統治，李光耀需要馬共與左翼陣營全力支持行動黨取得政權，同時不容許左派沾染行動黨中央的權力。會談中提到有關1957年行動黨改選時6名左派成員獲選為中央委員一事，方壯璧“忍辱負重”表示歉意帶着“自我檢討的態度”解釋不是馬共的指示，也不是馬共的政策，是個別左派的自發行為。李光耀提出馬共不能支持其他的左翼政黨，必須全力支持行動黨，並要求方壯璧訓令鄭越東辭去工人黨副主席和市議員的職位來證明方壯璧是馬共的代表，隨後鄭越東真的辭去工人黨副主席和市議員的職位!《李光耀回憶錄》第340頁“12月間，我們在行動黨機關報刊登一篇社論，強調行動黨是非共政黨，如果我們執政，維持公眾治安法令將繼續生效”。行動黨再次公開表明政治立場和態度之後，方壯璧與李光耀第二次會面，方壯璧使出渾身解數來保住和李光耀的關係，冒着把“脖子”套進李光耀“公眾治安法令”的絞索中。方壯璧在《天若有情談笑間》回應，“處理得十分笨拙，是兩項錯誤的決定”。其實1957年行動黨中央選舉爭權事件，足以說明李光耀是絕對不容許任何人沾染他在行動黨中的權力，他是個權力欲極重的人，像這種人一定要永遠騎在左翼的頭上，可是左翼和馬共還是要“忍辱負重”接受李光耀這個曾經是極右翼政黨的黨棍。共產黨人方壯璧面對李光耀如此霸道的非共人物，竟如此委曲求全，“忍辱負重”，遵從李光耀的指揮棒來處理共產黨在反殖鬥爭中的戰略!整個左翼運動的方向受到了嚴重影響，正如前社陣副秘書長傅樹介醫生在《生活在欺瞞之中》所言“馬共認為李光耀對他們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並且也讓李光耀知道他的重要性。他們並不想破壞與李光耀的的關係，認為他仍然有可利用之處。馬共執着的相信李光耀，這個想法也影響了其他的左翼工會領導人”。

人民行動黨取得自治邦首屆大選的勝利

新加坡自治邦政府舉行第一屆立法議會大選，整個左翼以及馬共都決定放棄人民黨、工人黨等左翼的政黨，轉而全力支持“形左實右”的人民行動黨。認為這麽做相對來說對整個左翼運動和反對殖民地主義會帶來好處，這個戰略似乎有點異想天開。而英國人希望尋覓親英國和西方的繼承者來保障英國人的利益，而非共“形左實右”的李光耀成為合適者。此後，歷史告訴我們，在新加坡持續執政了55年的人民行動黨，從頭到尾都是個親西方的政權，近年還特意按美國海軍的需要，建造了樟宜軍港為美國重返太平洋提供海軍基地，劍指中國的和平崛起。

1959年5月30日，人民行動黨在左派的全力支持下，加上市議會的政績得到廣大民眾的歡迎，在立法議會51個議席中派岀51人參選，取得43席大獲全勝，人民黨和工人黨的候選人全部落選，人民行動黨取得自治邦政府的政權。此次大選展現了左翼力量的一致和空前的強大有效，是實施“緊急法令”以來左翼運動的最高峰。同時也是左翼運動往下滑的轉捩點。因為“形左實右”的李光耀欺騙人民的手段夠圓滑，“公眾治安法令”的“絞索”繼續生效，鎮壓左翼的手段夠狠、夠辣，比林有福精明百倍!李光耀登上總理寶座之後，利用左派群眾力量的目的已經達到。雖然要求殖民地的政治部釋放了林清祥等8名行動黨左派要員，但全都賦予無權無實的閒職，而大部分被林有福政權拘押的政治犯，依然被監禁。李光耀的另一手就積極謀劃削弱和消滅以林清祥為代表的左派。

1960年李光耀公開明確表明不會在接下來的憲制談判中要求廢除“內部安全委員會”。在對付左翼工會的課題上，行動黨政府在立法議會上提出社團(修正)法令，其中一條是“社團中之會員，或執監中一人或多人如被發現是屬於前曾被下令解散之團體之成員，則此社團將被認為非法”，這顯然是限制左派工會和民間團體的發展。在華文教育課題上，全面繼承林有福政府的“各政黨華文教育問題報告書”的政策並加以發揚。行動黨政府提出的“魏雅聆檢討委員會報告書”與林有福的“白里斯葛南洋大學評議會報告書”完全是一脈相承，提出改組南洋大學的建議，行動黨政府正在赤裸裸地顯露出右派本質的面貌。

王永元事件

行動黨中央委員會開會推舉自治邦首任總理，李光耀和王永元各得6票，杜進才運用主席的權力再投一票給李光耀，使李光耀成為總理。李光耀厭惡王永元的聲譽，決定剷除王永元，將原屬國家發展部的市議會解散，劃歸中央行政機構，將王永元的市長辦公室劃為總理辦公室，將信託局的工作劃出國家發展部，原市政局的建國隊改由勞工部管轄。王永元當不上總理，國家發展部長在政府中的權力又逐漸被削減，自然對李光耀產生不滿。王永元在行動黨的會議上伺機抨擊李光耀逐漸遠離反對殖民地主義，要求行動黨和英國在1963年的憲制談判爭取更大的自治權，王永元與李光耀的衝突走向白熱化。

1960年，李光耀在行動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對王永元採取激烈和鬥爭的方式，要驅逐王永元出黨。王永元辯稱他的政治信仰和原則都是和行動黨相同一致，王永元表明他對李光耀在執行黨的政策很有意見，並向中央委員會提出16條建議來糾正黨的錯誤。王永元的建議其實都是左派的見解和看法，嚴格地說應該是左派的基本原則。但是左翼陣營認為王永元是投機份子，是右派，竟然拋開16條建議案的原則，展開了對王永元的輿論攻擊，團結在李光耀的周圍，將王永元開除出行動黨!

李光耀何嘗不是右派投機政客，其實李光耀的言行已明擺着是排擠左派的右派，是個地地道道的右派投機份子，還不斷地在排擠左派。但左派和馬共還是堅持要保住和李光耀的團結。左翼陣營如此勉強地要隨着李光耀的指揮棒起舞，似乎必須將反殖的希望寄托在李光耀身上不可!歷史已經有了結論，左派最終被李光耀徹底消滅!然而歷史的結論依然改變不了方壯璧對李光耀的幻想，1995年8月，方壯璧在北京的釣魚臺主動求見李光耀，期望李光耀無條件接納已下山的前新加坡馬共成員返回新加坡定居!結果當然是大失所望!

王永元被李光耀開除出行動黨後，王永元辭去行動黨芳林議員的席位。1961年4月芳林區補選，王永元再參與競選，他在市政局一年多的表現，深受群眾的讚揚，他的16條建議也符合群眾的意願，獲得芳林人民的支持，王永元再度高票當選芳林區的代議士。李光耀輸了芳林補選，把怨氣泄到左翼陣營，言語間埋怨左翼支持不力，誣衊左翼陣營蓄意打擊李光耀的政策。職工總會在惹蘭勿殺體育場召開慶祝五一勞動節大會，李光耀在大會上發表講話，公開“表明人民行動黨在1963年憲制提出檢討時不會要求廢除內部安全委員會”(《李光耀回憶錄》416頁)，顯然是向左派發出了警告訊號。

1961年3月南大政治學報第6期的社論“左翼團結”指出“殷切地希望執政黨繼續負起團結左翼力量的神聖任務”……“不滿情緒也宜於及時制止，否則分散人民力量的結果，將會造成嚴重的後果”，期望左派少些埋怨政府的政策，讓李光耀領導左翼的團結。南大政治學會、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工藝學院政治協會聯合舉辦“左翼團結的重要性”座談會，邀請行動黨易潤堂、人民黨耶哈耶、林清祥和馬紹爾參加座談會。顯然是想彌補左派和李光耀之間的裂痕，座談會中左派提出團結對象是一切反對殖民地主義人士，儘管大家在許多方面都存在着差異，為了反殖是可以求同存異，“求同存異是目前達成左翼團結的重要原則”。

馬來西亞計劃

1961年行動黨安順區議員病逝，必須舉行補選。9月9日杜進才代表行動黨中委宣布“行動黨現在的目標，是徹底的消滅在新加坡的殖民主義勢力，要求比完全內部自治更多的事情——通過與馬來亞聯合邦或一個較大的聯合邦的合併，取得完全獨立”。13日以林清祥為首的6名工會領袖公開發表聯合聲明，提出釋放所有政治犯，協助工運統一，給予所有忠於反殖人士的公民權和選舉權，容許出版、言論、集會及結社的自由。16日行動黨在行動報回應，政府難以全部做到，深恐造成憲制危機及政府辭職，至此左派已無法繼續與行動黨合作。7月工人黨馬紹爾在安順補選中勝出，李光耀指責左翼陣營沒有支持行動黨，左派和李光耀的裂痕進一步加深，李光耀已準備清除黨內左派份子，盤算着如何利用英國人和東姑阿都拉曼來鎮壓左派，李光耀對此在《李光耀回憶錄》第303頁作了交待，“我們須要英國人把共產份子鎮住，直到有一天，這個任務可以移交給東姑”。

英國殖民地政府為了更好保障英國人的利益，聯同東姑阿都拉曼封建集團提出馬來西亞計劃，讓馬來亞的馬來政治勢力，介入新加坡的政治，協助李光耀鎮壓左翼。李光耀抓住機會策劃安排新加坡併入馬來西亞，左翼陣營再也無法容忍李光耀步步進逼的意圖，不準備與李光耀再次妥協，對行動黨讓新加坡併入馬來西亞計劃的意圖，左翼陣營展開針鋒相對的抨擊。李光耀面對芳林和安順補選的失敗，以及左翼陣營抨擊行動黨政府的假合併計劃，決定公開攤牌。7月20日，李光耀緊急召集立法議會開會，進行辯論合併問題，並提出對政府的“信任動議”，李光耀爭取到行動黨26位議員的支持，包括1年後退黨加入社陣的何佩珠，“信任動議”僅1票之差獲得通過，其中13名行動黨議員投棄權票。李光耀取得議會的信任繼續執政，加速推動併入馬來西亞計劃，搞了個不讓人民有權選擇“不要合併”的全民投票，拉開了李光耀式的專制帷幕。

社會主義陣綫成立

李光耀決定與左派公開決裂，將13名在“信任動議”投棄權票的議員開除出行動黨，李光耀徹底關閉了與左翼陣營合作的大門。其實左翼陣營與李光耀的合作，從一開始就處於被動的位置，雙方意見相左時左派都處處忍讓，直到忍無可忍時李光耀集團在左派扶持下已演變成左派的最大和最危險的敵人。左翼陣營已別無選擇，7月30日，左派議員聯同行動黨內的左派幹部和左翼工會的領袖，籌劃組織新的政黨。9月17日社會主義陣綫正式成立，李紹祖出任主席，林清祥任秘書長、副秘書長傅樹介、財政劉坡德，中央執委有林福壽、方水雙、陳新嶸、黃信芳等人。行動黨的基層大部分支部都由左派掌握，所以行動黨大部分的支部都轉向社陣，社陣很快就建立了42個支部。社陣在林清祥秘書長的領導下發展趨勢迅猛，整個左派團結在以社陣為中心的強大左翼陣營迅速形成，一個團結而強大的左翼陣營與李光耀集團敵我分明地對壘，確實對李光耀形成極大的壓力。李光耀由9月13日開始在電台發表12講，猛烈攻擊和誣衊左派，利用執政的優勢與左翼爭奪社會各個階層的支持。無須任何理由開除人民協會17名與行動黨政見相左的職員，並威脅所有職員必須效忠行動黨，否則必須離開人協，政府動用大批軍警接管4個建國隊營地，公然用公款來支援行動黨的黨務活動，將屬於社會公眾機構據為行動黨的下轄機構，從此開了先河，李光耀家族成員以及行動黨高層持續55年掌控了新加坡國家擁有的所有企業和公共機構，形成了今天的所謂新加坡模式。

華校中學改制

以李光耀為首的行動黨政府逐步實施以英語文來統一其他源流的教育政策，到了1987年以英語文為主導的教育源流是新加坡教育的唯一源流，華文教育整個體系消失得無影無蹤!據2014年3月4日修訂的維基百科資料《聯合早報》的平日發行量約為20萬份，以五百萬人口的新加坡華人占75%來衡量，早報的銷量少得可憐。隨着以英文為主體的所謂雙語教育培育下，一代又一代的新加坡年青華人討厭中文，早報在新加坡的生存環境極為惡劣，可見華族文化在新加坡式微是不爭的事實，整個新加坡的華族社會應負有歷史責任!

1960年開始實行各源流小學統一會考制度，1961年實行中四會考，將華文中學體制由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三三制，改為中學四年、高級中學二年的四二制與英校體制靠攏。華校教師總會和南大畢業同學會發表聲明籲請政府取消即將舉行的中四會考，新加坡十間華文中學成立了“處理中學改制工作委員會”，11月16日派出20名學生代表前往教育部會見李炯才次長，表達學生對華文中學改制的看法與願望，李炯才批評了學生並拒絕學生的要求。

11月25日全新華校“處理中學改制工作委員會”在華中山崗召集學生大會，抗議教育部拒絕學生代表的要求，按期舉行中四會考，全體大會一致議決通過罷考行動，並在運動場繞場遊行示威。27日學生罷考糾察隊在中四會考18個考場的入口出現，和平勸服部分入場的考生支持罷考，向行人和路過車輛的司機派發“告家長書”闡釋罷考的因由，第一天近70%的中四學生參加了罷考秩序井然。行動黨政府控制所有媒體封鎖學生罷考新聞，同時發布政府新聞，展開輿論攻勢，指責學生罷考受到反對黨和親共份子利用，挑起民眾不滿政府的情緒，影響政府與馬來亞合併的計劃。李光耀政府發出白色恐嚇宣傳，施展政治高壓手段、誘導和分化迫使華社上層社會軟化，忠告家長必須帶子女赴考，切勿被親共份子利用造成嚴重後果!政府派遣警察護送家長及其子女進考場，部分考場出現來歷不明的暴徒襲擊和平糾察的學生，演變成小騷動，造成不必要的流血事件!12月5日中四補考最後一天，“學生行動委員會”發表聲明結束糾察工作。

1962年5月21日“中四罷考調查委員會”正式開庭，華校中學生總罷課一天反對調查委會染上政治色彩，要求公正客觀的調查。黃宗仁法官主持，蕭添壽大律師先後傳召了59名證人出庭作供，蕭添壽在盤問證人過程完全違反了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原則，無所不用其極，東拉西扯、生搬硬套、翻弄陳年舊帳，指控證人有幕後指使者，受親共份子操縱，但始終拿不出確鑿的證據來證明有關指控。在盤問華文中學教師時使出羞辱人格的技倆，甚至羞辱華社的上層領袖!意圖打擊華社維護華教決心，為李光耀消滅華文教育掃除障礙。1963年2.2大逮捕後，中四罷考調查庭已失去了政治作用，3月5日宣告結束，無須任何交待和報告，因為政治上已沒有需要，這就是李光耀政府的特質!

合併白皮書與全民投票

為了達到使新加坡併入馬來西亞合法化，李光耀向立法議會提出“合併白皮書”，作為併入大馬的法律依據文件，並炮製“全民投票法案”來讓人民選擇按合併白皮書或其他方式來併入大馬。也就是說讓人民選擇如何併入大馬，而不是讓人民選擇要不要併入大馬，法案還規定任何空白票或塗髒票以及所有的不確定票都算是支持“合併白皮書”，這是西方殖民地主義慣用的法律遊戲來耍弄被統治的人民。李光耀是個舞弄西方虛偽法律的高手，為了達到目的不惜使出卑鄙的技倆!

1962年1月26曰，馬來亞社陣領袖布斯達曼在吉隆坡召開五邦社會主義政黨會議，出席的新加坡政黨有社陣、行動黨、人民黨、工人黨。第一天會議蒂凡那代表行動黨發言，誣衊一些參加者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被喝倒采。第二天的會議討論各政黨工作報告，由於行動黨的工作報告充滿了讚美大馬計劃，不被大會接納，全場出席者譴責行動黨代表，行動黨代表團只好收拾包袱退出會議。行動黨已不再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政黨，最終被大會開除!五邦社會主義政黨一致反對大馬計劃。

社陣和整個左翼陣營總動員發動基層群眾，展開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在各區召開群眾大會反對“全民投票法案”。新加坡87個工人、農民、文化團體聯合簽署反對“全民投票法案”宣言，新大社會主義俱樂部、新加坡工藝學院政治學會、南大政治學會聯合發表聲明，反對違反民主原則的“全民投票法案”。李光耀的專橫和卑鄙引起行動黨中委何佩珠立法議員的不滿，1962年7月3日，向媒體宣布退出行動黨，坐到反對黨的議席上。並闡明退黨原因，主要是不滿以李光耀為首幾個領導的不民主作風，身為中委對黨的決策一無所知，不滿行動黨背叛左派事業，成為英國殖民主義的工具，不滿全民投票中的空白票也算是支持票，完全違反民主的基本原則。

1962年7月5日五個反對黨社陣、工人黨、人民黨、自由社會黨、民主聯合黨組成聯合行動理事會反對李光耀的全民投票法案。6日晚上立法議會在行動黨、人民聯盟和巫統支持下三讀通過“新加坡全民投票法案”。新加坡併入大馬依據西方的法律遊戲規則已成為定論，新大社會主義俱樂部和南大政治學會在牛車水和丹絨巴葛區分別舉行民意測驗的作用已經不大，阻擋不了李光耀對付左翼的戰略意圖。

二二大逮捕配合第二屆大選

為了進一步撲滅左翼的力量，李光耀聯同英國人以及東姑鴨都拉曼集國共同謀劃白色恐怖手段，策劃開展對左翼陣營的鎮壓。1962年12月8日，汶萊人民武裝起義反對大馬計劃，15日，政治部逮捕3名人民黨黨員，社陣與左翼陣營發表聲明和召開群眾大會支持汶萊人民反對大馬的鬥爭。社陣與左翼的這個動作，從技術的角度來看，給殖民地統治者及其繼承者提供了進行鎮壓的藉口。

1963年2月2日，英國殖民部、東姑鴨都拉曼及李光耀通過“內部安全委員會”公然進行踐踏人權的“冷藏行動(OperationColdstore)”，逮捕了120多位反對黨、工會、校友會、鄉村住民社團、文化團體、學生等負責人，無須通過法庭公開審訊定罪的程序長期監禁他們，這些被拘留者都是反殖愛國的精英。左翼陣營在“內安法”的鎮壓下元氣大損，4月22日社陣和左翼的支持者在政府大廈前展開示威抗議，再有9名社陣議員被捕，緊接着9月新加坡自治邦政府舉行第二屆立法議會大選，行動黨得37席繼續執政。二二大逮捕嚴重削弱了左翼的力量，英國殖民部和東姑集團為李光耀政權通過警察的力量來對付政敵開了先河。然而在白色恐怖氣氛瀰漫下，社陣依然取得34.7%的總得票率，有5名候選人僅以數十票至百多三百多票之差落選，說明左翼在基層人民中依然有強大的群眾力量。

心狠手辣的李光耀在9月22日吊銷了南大創辦人陳六使先生的公民權，26日派軍警進入南大校園逮捕了十餘名南大學生，10月政治部又逮捕數十名左翼幹部包括3名新獲選的立法議員，另兩名立法議員則流亡海外。南大學生會領導學生罷課三天，抗議政府的強權迫害和改組南大，發動500名南大同學到市政廳前草場靜坐抗議政府的粗暴行動政治迫害南大。回顧歷史，《新加坡至1960年的形勢》(C.O.S.(59)237,CO,1030/656的附錄)中指出：“對於1963年之前的下一階段憲製發展的主要目標，就是如何處理、控制，若有可能就將左翼運動從新加坡的政治舞台上全面消滅。顯然的，英國和新加坡政府已在這一點上達到基本共識”。左派選擇了與李光耀合作的反殖鬥爭路綫，招致了致命的傷害!顯然是一條錯誤的路綫!左派從此開始走向衰微。

東姑將新加坡踢出馬來西亞

李光耀聯同英國人和東姑用“內安法”鎮壓左翼為大馬計劃掃除了最後障礙，1963年9月16日馬來亞、新加坡、沙巴、砂拉越四邦組成了馬來西亞。李光耀利用大馬中央政府精心策劃對付南洋大學，1964年6月初，新加坡華社上層領袖與政府妥協，接受政府改組南洋大學，南洋大學從此走向消逝的方向，接着莊竹林副校長、嚴元章博士辭職。6月27日警察又一次深夜進入南大校園逮捕五十餘名南大學生，南大學生在學生樓絕食三天抗議當局的暴行。7月學校開除了百餘名學生，8月校方解散學生會，兩千餘名南大學生在市區和平遊行並在福建會館開抗議大會。

另一方面野心勃勃的李光耀與東姑集團在國會展開了政治較量，提出“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來取代“土著優先”的保護土著政策，引起激烈的辯論。東姑集團相當不滿李光耀的政治挑釁，形勢的發展激發種族矛盾，1964年7月穆罕默德誕辰紀念日，新加坡發生種族暴亂，緊接着9月又發生種族騷動。首相東姑為避免種族衝突局勢惡化，決定將新加坡驅逐出馬來西亞聯邦，在1965年8月9日，以巫統為首的國陣執政聯盟在國會緊急通過修憲，解除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關係，使其成為獨立的主權國家。

當年李光耀提出“合併白皮書”是新加坡唯一的選擇，受到左翼陣營的反對，為了達到併入大馬，還動用“內安法”瘋狂鎮壓左翼。兩年後“合併白皮書”已成為夢幻!1965年8月9日李光耀厚着臉皮、流着鱷魚淚在電視宣布新加坡被逐出大馬成為獨立的國家!左翼反對新加坡併入大馬還真是真知灼見，歷史的發展證明了李光耀的“合併白皮書”是錯誤的，李光耀只是利用大馬計劃來鎮壓政敵。此後李光耀不斷動用“內安法”亂套親共帽子，鎮壓政敵成為常態。就這樣運用西方所謂的“法制”保持一黨獨大，絕不允許任何反對人士在政壇上有崛起的苗頭，包括幫他打壓左派的蕭添壽大律師，李光耀的行動黨在新加坡持續執政55年，創下西方世界多黨政制下一黨專政的紀錄!

新加坡獨立後李光耀進一步對付南大

1965年9月11日，王賡武報告書公布，校方召集理學院的學生聆聽黃應榮副校長講解王賡武報告書，遭到學生強烈反對抗議，校內職員用棍子毆打喧鬧的學生，引起混亂，潛伏在校內的便衣警探開槍恫嚇學生。10月27日學校又一次開除85名學生，次日南大學生召開大會成立“反改制反迫害行動委員會”，議決全校同學罷課抗議。大罷課獲得工會和校友會的慰問和支持，李光耀政府援引“內安法”逮捕數十名南大學生，以及工會和校友會的負責人。黃應榮副校長頒布學生必須於11月22日上課，近千名軍警開入南大校園，在圖書館和餐廳使用藤條鞭打學生，驅使他們上課。這是大學史上極為荒唐、醜陋的暴行，引起沒有參與罷課學生的憤怒，罷課人數直綫上升。12月1日校方發表“告同學書”，承認罷課同學為南大兒女，願與同學一道維護華文教育和南大。5日“反改制反迫害行動委員會”召開同學大會回應“告同學書”，大會議決由6日起暫時結束罷課行動，長達39天的大罷課成為新馬學運史上的記錄。

左翼工會和校友會全力支援南大學生大罷課學潮，政府拘捕了不少工會和校友會的負責人，封閉了11間校友會。南大學生中出現了代表政府利益的“南大學生聯誼會”來與學生會對抗，支持政府改組南大，協助政府變質南大。“南大學生聯誼會”雖然只有少數南大生參與其中，但其破壞力不小!

重整左翼隊伍

幫助“反殖盟友”取得了政權，“反殖盟友”轉身成為英國殖民地統治者的幫凶，方壯璧已無迴旋的餘地，據《方壯璧回憶錄》附錄一〈天若有情談笑間〉指出，為了逃避追捕，從1961年到1964年馬共分批將幹部撤退到印尼去，“差不多把組織的有生力量統統撤光了”。在1957年馬共為了配合左翼運動大張旗鼓公開發展的戰略，幾乎把骨幹都暴露了，是值得商搉的戰略!馬共三人工作組所制訂的鬥爭路綫在實踐的過程中已被客觀歷史進程證明徹底失敗!

基於左翼鬥爭路綫的錯誤，從1950年代中發展起來的左翼力量，到了1960年代初，遭到“反殖盟友”李光耀政權運用“內安法”發動一波又一波的鎮壓，左翼隊伍受到重大的摧殘，大批經驗豐富的領導骨幹被拘捕，但左翼隊伍中的年青人毫不氣餒，勇敢地接過反殖、反專制、爭自由、爭民主的大旗奮戰不懈!從1964年開始，左翼隊伍在整頓過程中，湧現不少接棒的年青骨幹。可是在新的政治形勢下缺乏鬥爭經驗，在反對殖民地主義、反對行動黨專制政權、爭取自由和民主的鬥爭路綫上，存在着不同的見解和觀點，同時左翼各個不同組織的新領導需要一段時間的磨合，才能集中和統一。

李紹祖與極左思潮

1964年9月2日社陣發表聲明，號召所有已經收到“檢驗體格通知書”的青年及其家屬勇敢地不要去接受體格檢查，不要去接受軍訓，這是李紹祖堅決主張抵制“國民登記”的聲明。社陣與左翼內部有不同的意見，1964年4月29日，按民主原則社陣召開特別黨員代表大會來表決，結果大多數的意見否決了李紹祖號召抵制“國民登記”的意見。李紹祖作為社陣的主席以及對抵制“國民登記”的執着，無法接受民主的基本原則“少數服從多數”，同時不遵守黨代表大會的最高決策，徹底違反組織原則，5月4日李紹祖與其他7位社陣黨員宣布退出社陣。李紹祖離去後，以顧泱、劉坡德、謝太寶、高棋生為首的社陣領導層似乎難以找到一位恰當的人選來當社陣主席。社陣領導層基於反殖、反大馬、反專制和爭取民主的共同立場，尋求與李紹祖的團結，經過努力李紹祖願意有條件返回社陣，條件是先前那些大多數不同意抵制“國民登記”的意見是錯誤的意見，都必須承認錯誤。李紹祖在返回社陣的“歸黨聲明”中指出“因為黨內對問題的看法存有基本歧見，團結就不可能有了，只有犯上錯誤的人承認錯誤，團結才有可能!所以承認錯誤是黨內團結的一個最重要和必須有的先決條件”。

到底何為錯誤?何為正確?誰來定奪?客觀地說只能通過實踐的過程來檢驗對與錯，否則只能按民主的基本原則“少數服從多數”來解決分歧，同時少數意見和多數意見理應互相尊重，為了共同的敵人懂得妥協，同心合力執行多數人的意見，執行黨代表大會的議決案，也只有這樣才是正確的真正民主的途徑。讓大多數的意見壓下，還要承認錯誤，來邀請李紹祖返回社陣，說明了社陣的領導層，屈服於“多數服從少數”，放棄了民主的基本原則，完全違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毛澤東創建井崗山根據地的年代，他也曾被多數的意見所排擠，離開了權力中心，但他堅信民主基本原則，留在井崗山團結在黨的周圍，面對敵人的圍剿。

1965年3月7日，社陣召開黨員代表大會通過認同李紹祖抵制“國民登記”的立場，邀請李紹祖歸黨。如此做法為李紹祖說了算，鋪開了道路，也挖開了極左思潮的泉源。李紹祖在返回社陣的聲明中指出“今天政治發展已證明我們的原則立場乃完全正確的，乃遵照黨的立場，相反地，那些反對我們正確立場的人士所採取的沒有原則立場乃完全錯誤的”。李紹祖非常高調指出號召杯葛“國民登記”是完全正確，不同意李紹祖意見的是錯誤，是害怕敵人的右傾機會主義!隨後演化成凡是不認同李紹祖的觀點，都會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堅持右傾錯誤不改者，就會被打成為黑幫、打成為敵人的代理人!

在絕大多數人的意見與李紹祖的意見不同時，李紹祖過於相信他自己的意見是正確無誤，不太尊重與他不同意見的大多數人。民主的精髓就是“少數服從多數”，這是民主的基本原則，李紹祖竟然不把民主的精髓當回事!將社陣的領導權交給李紹祖，社陣的發展前景堪虞!歷史的進展過程，客觀地證明了社陣在李紹祖的領導之下，不是走向團結而是走向分崩離析!不是走向興盛而是走向衰亡!

社陣決定完全退出國會

李光耀獨裁政權鎮壓下，由人民選出的13名社陣國會議員，有3名被李光耀用法西斯手段拘捕，2名被迫逃亡，國會內只剩下8名社陣議員。社陣嚴厲譴責李光耀集團徹底扼殺民主，在李光耀專制政權下，民主已經死亡。1965年12月7日社陣宣布抵制12月8日起召開的新加坡國會開幕儀式，及議會辯論。新大社會主義俱樂部、工藝學院政治協會、人民黨、近10個工會等支持社陣杯葛國會。

社陣杯葛國會三個星期之後，社陣國會議員林煥文私下向國會議長辭職，辭職信中提到不滿社陣中央的一些政策。社陣中央開除林煥文黨籍，辭職後紅山區的空缺須要補選，社陣宣布抵制紅山區補選。繼林煥文之後，1966年1月7日高棋生、蔣清譚發表聲明宣布退出社陣，宣稱不滿社陣中央的一些政策。1月28日李紹祖致函國會議長，通知ST巴尼、高棋生、蔣清譚已不是社陣黨員，根據憲法也就不再是國會議員，此時由於社陣內部的不團結，在國會只剩下4名議員。

此時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激發了已經存在於社陣與左翼的反民主極左思潮，社陣中央一連串的整頓，如改組芽龍東支部，開除廠商工聯會主席陳辛的黨籍等。《陣綫報》第184期第4版的評論，“加強團結，粉碎搗亂”，社陣中央整頓一些基層支部，清除一批黨員。接下來社陣又開除漳宜、淡濱尼支部主席傅孫力，指責他誤導十二支部對抗中央。以李紹祖為首的社陣中央處理黨內矛盾的結果，不但達不到團結的目的，反而擴大了分裂，還蔓延到整個左翼隊伍的分歧和爭論，內部互相攻擊，大滅左翼隊伍的志氣，大長李光耀政權的威風。歷史進程到這個階段，足以說明李紹祖不足以具備領導社陣的能力，更不用說去統領整個左翼!

大搞特搞街頭鬥爭

憲制鬥爭的框架概括在國會內和在街頭遊行示威，社陣完全放棄了國會的機會，只好專注街頭的鬥爭。而街頭鬥爭也只能在新加坡各區搞小規模游擊式的示威遊行，在極左思潮泛濫下，往往會破壞街頭的公共設施，包括交通燈、公共電話亭等，引起市民的不便和反感，造成極為惡劣的效果!《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第126頁第一段“李紹袓不但使共產黨統一戰線變得無能，他實際上也把憲制舞台讓給了人民行動黨。那是個代價很高的錯誤，它使人民行動黨在之後的30年在國會未受到挑戰，盡占支配地位”!

學潮觸發左翼內部更大的分化

李光耀政權鎮壓左翼比英國人還要瘋狂，一波又一波地封閉左翼社團，拘捕左翼骨幹，謝太寶於1966年10月29日被拘捕，從此失去了自由32年。青少年普遍都存在着叛逆的性格，特別是華校的中學生，當局命令學校開除華校學生從未停息，華中學生首當其衝，1967年1月16日一些學生控制不住情緒，毆打副校長鄭金髮，引起當局的嚴重的關注，全力追捕參與毆打副校長的學生，18日當局下令全體華中學生“簽名”譴責“暴力行為”。陣綫報抨擊“華中領導”沒有發動學生抵制“簽名”犯了極為嚴重的原則性錯誤，“華中同學”發表聲明“就社陣中央領導惡毒攻擊事告全馬及左翼人士書”反擊社陣。

此外，華校一部分中學生出版了一份學生刊物《學運報》，另一部分學生也出版一份刊物《尖兵》，還有一部分出版了一份《紅旗》。這些刊物都是議論學生運動的一些見解和觀點，雖然彼此都有分歧，其實這都是好現象，百花齊放、百鳥爭鳴，從爭議中去尋覓真理，完全是人民內部的矛盾。《陣綫報》第209期第4版一篇文章“揭露學運中的一面黑旗”，攻擊《學運報》是一面黑旗，是一批反革命份子散播右傾機會主義。接下來的第221期還報導學運報黑幫頭子的名字李錫泉等，社陣中央黨報公然以敵對的態度來攻擊不同的觀點，引起一些支部的不滿。

打倒右傾機會主義打倒黑幫結果

李紹祖的社陣中央繼續高舉“打倒右傾機會主義路綫”的大旗，進一步擴大內部矛盾，深入無情打擊異議者，並套上“黑幫”、“敵人代理人”的帽子。1967年9月社陣中央開除芽籠東支部秘書以及摩棉、花拉公園支部數名執委的黨籍，緊接着把整個摩棉、花拉公園支部解散。李紹祖瘋狂打擊左翼隊伍異議者的作法與李光耀對付左翼骨幹套上“親共份子”的帽子同出一轍，加上李光耀政權封閉左翼工會，並通過“社團法令”、“職工會法令”的修訂，逐步由行動黨的職工總會來取代左翼工會。在白色恐怖打壓下，在內部意識形態攻擊下，左翼運動漸漸失去了方向，陷入低潮!左翼隊伍的忠貞者面對李光耀和李紹祖的雙重打擊，意興闌珊陸續已無心戀戰，逐漸退出隊伍!

進入1970年代李紹祖及其追隨者杯葛國會已有5年，要打倒的“右傾份子”和“黑幫份子”幾乎失去了蹤影，倖存的左翼工會已是屈指可數，也沒有什麽活動，左翼運動走向衰微!1971年李紹祖及其追隨者眼見繼續杯葛國會已沒有什麽意義，準備恢復參加來屆的國會大選，於是社陣展開籌募競選基金的活動!

社會主義陣綫走進歷史

以李紹祖為首的社陣連續7年杯葛國會後民心盡失。1972年國會大選，李紹祖厚着臉皮派出10人參選，結果總得票率只有4.5%，無人中選。1984年國會大選，李紹祖派出4人參選，總得票率只有2.47%。1988年國會大選，李紹祖宣布解散社陣，李紹祖率領黨員併入工人黨，社陣只有27年的歷史!1965年李紹祖歸黨領導社陣23年就將社陣送進歷史!

小結

馬共的歷史是新加坡歷史的一部分，馬共的反殖鬥爭路綫不可避免地影響着左翼運動的發展，二戰後馬共總書記萊特實施《八大主張》和平反殖鬥爭路綫，歷史已證明是一條錯誤的路綫。萊特叛逃，陳平接掌馬共總書記，依然期望在英國人安排的憲制下爭取民族自治和獨立。殖民地主義的本質就是要消滅馬共，1948年6月20日實施“緊急法令”宣布馬共非法，馬共被迫進行武裝鬥爭，此時馬共已失去了抗日時的所有優勢，只能一步一步走向消亡!在這個階段所制所定的《八大主張》和平鬥爭路綫徹底破產，將馬共送進歷史!

新加坡在“緊急法令”下，左翼運動迅速陷入低潮。1954年5月13日殖民地當局的警棍激發了學潮，前後持續了3個月，突破了白色恐怖的陰霾，華校中學生在鬥爭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積，結束了學潮。1955年福利工潮在立法議員林清祥的領導下，得到首席部長馬紹爾的配合斡旋下，左翼工會取得了勝利結束罷工。馬紹爾當首席部長的年代，5.13學潮的學生領袖組織“華校中學生聯合會”宣布成立，中學聯的組織和活動孕育了不少左翼骨幹，為新加坡的左翼運動提供了動力。左翼運動滾滾向前蓬勃發展，鼓舞了新加坡人民爭取民族自治和獨立的決心，勢不可擋。

1959年左翼將反殖的希望寄托在以李光耀為首的人民行動黨，傾全力支持行動黨取得新加坡自治邦首屆大選的勝利，李光耀登上了總理的寶座。此時左翼力量達到空前的團結和強大，但也是左翼往下滑的轉捩點。“形左實右”的李光耀原是極右翼進步黨的黨棍!實質就是英殖地主義的幫凶!左翼選擇李光耀是錯誤的決策!給左翼帶來了致命傷，這個階段反殖鬥爭路綫的決策使到左翼遭受慘重的損失。

1963年2月2日李光耀政權發動第一波大逮捕，左翼隊伍受到了重創。9月的第二屆大選，行動黨得37席，社陣得13席，在白色恐怖氣氛瀰漫下，社陣依然取得34.7%的總得票率，顯示相當多的人民無懼白色恐怖堅決支持社陣。緊接着李光耀政權發動一波又一波的鎮壓，左翼隊伍被打亂了，須要重整應戰。在重整的過程難免出現分歧，分歧可按民主原則少數服從多數來裁決，這是信奉民主的基本原則。

1965年3月社陣領導召開黨代表大會，通過接受李紹祖等少數人的觀點和立場，並承認多數人的意見和觀點為錯誤，邀請李紹祖重返社陣，當年社陣領導的這種做法值得商榷。這種多數人的立場屈服於少數人立場的做法嚴重違反了民主的基本原則，必將造成一小撮人的專橫獨斷，危害左翼運動。李紹祖等人的歸黨聲明，是一篇極左思維的苗頭，成為極左思潮的泉源!恰逢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左的旗幟成為展現革命氣勢的“標誌”，只有越左就越革命，極左思潮全面泛濫，完全脫離了客觀的現實。野心家和一些別有用心者乘機在左派隊伍中搧風點火，打倒“右傾機會主義路綫”、打倒“黑幫”的口號響徹雲霄，造成了左翼隊伍的嚴重分裂，破壞了團結，間接鞏固了李光耀政權。邀請李紹祖重返社陣的決策犯了致命性的錯誤，社陣在重整隊伍這個階段的錯誤決策，造成社陣以及整個左翼隊伍的覆滅。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價值觀，這是客觀事實，筆者不避淺陋所能做到的是儘量客觀地還原歷史的真實面貌，不過，對歷史加以評析時就不可避色地會滲入自己的價值觀。筆者願將自己個人的觀點和見解在淺析新加坡左翼運動興衰的歷史中公開與大家探討!

初稿於2014/5/10

2014/8/21完稿

(原題：淺析新加坡左翼運動的興衰)

參考資料：

《李光耀回憶錄》

《星洲日報》1929-1972合訂本

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歷年的《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電子版

《陣綫報》

工團會訊

南大《政治學報》

《方壯壁回憶錄》

《新加坡1963年冷藏行動50周年紀念》

《華惹時代風雲》

《深埋心中的秘密》

《激情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