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制度比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制度成熟， 因为三元互相牵制结构只要不失衡变成两元对抗结构， 国家就可以稳定繁荣。 而西方社会是典型的二元对抗结构， 资本勾结权贵导致资本集中的速度很快， 经济危机周期很短频率很高。 而中国三元结构只有其中一元失效的时候才会有经济危机土地集中。
中国三元农业资本主义的毛病是创新不足， 因为稳定繁荣而导致百姓不思外出扩张抢劫， 也不需要杀人武器。 所以， 火药在中国只能做烟花爆竹玩玩具， 西方拿去杀人放火。 ————————
历史中国的社会形态是农业资本主义 ——从欧洲的原工业化进程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说起 西方学者的“原工业”或“原始工业”（proto-industry）的概念，基本上等同于中国学者的乡村手工业、农村家庭副业。 “原工业化理论告诉人们，欧洲工业化启动以前，城市手工业已走向衰落，重心向农村转移，形成了许多原工业化的中心地区”（杨豫著《欧洲原工业化的起源与转型》P9，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大多数原始工业化论者都认为，原始工业化产生的原因在于人口压力，历史现象表明，“高水平的工业化出现在人口密度最大、土地分散的地区”（转引自彭南生著《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P83，中华书局，2007年6月第一版）。 目前的研究认为，原工业化与工厂制工业化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即它既是工业化的先决条件，又是工业化的必由之路”（杨豫，P262），但是，原工业化并不必然导致工业革命的发生，“有些原工业化地区由于不能成功地向工业化转变，而重新回到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中去”，这种现象叫“原工业化的解体”。不过，“原工业化的解体和原工业化向工业化过渡的失败是两种不同的现象。在一般情况下，原工业化的解体发生在向工业化过渡之前，它有两种前景，有的地区在原工业化解体后向工业化过渡成功了，但也有的地区过渡失败了。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某些原工业化地区向工业化成功地过渡了，但原工业化并没有解体，而是演变成了工业生产的补充”（杨豫，P230），如：“即便是英国工业革命完成后的早期工业化时代，城乡手工业不仅存在，而且与机器工业在若干工序上形成互补”（彭南生，P97）。 以西方的“原工业化”概念来看中国的情形，则可以说，在中国，同样的“原工业化”过程，保守估计于明中期已然发生，我相信中国“原工业化”地区的分布数量及其经济规模绝不亚于同期的欧洲诸国，但是我们也已经看到，中国的“原工业化”过程并未导致工业革命，这就是著名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过去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夭折，是由于鸦片战争以来的外族侵略打断了这一必然的趋势。 但国外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展开的原工业化过程之研究表明，即使在欧洲，并不是所有原工业化地区都能齐头并进地与工厂制工业产生“直接衔接”（杨豫，P272）的，
“原工业化向工业化过渡失败的现象在欧洲大陆上比较普遍和严重。法国的西部和西南部，佛兰德尔的部分地区，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黑森、符腾堡和西里西亚的原工业化在不同的程度上遭到了这样的厄运。向工业化过渡的失败不仅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许多原工业化地区，就是在首先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英国，也有向工业化过渡失败的地区。在英国10个重要的原工业化地区当中，4个地区成功地向工业化过渡，但有6个地区失败了，最典型的是西部地区（West
Counties）和东盎格利亚。这两个地区本来是英国重要的纺织业原工业化地区，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后，它们却没有演变为工厂制的工业中心。此外，在英国威尔德河流域的苏塞克斯和肯特也是原工业化衰退的地区”（杨豫，P231）。 中国原工业化进程在鸦片战争后，面对外来工业资本和本土新兴工厂制工业的压力，也并没有遽然崩溃或解体，“19世纪，英国工厂织造的机织布开始输入中国，与中国的土布展开了剧烈的竞争。但令人惊奇的是中国的土布业对入侵的外国棉货表现了极强的抵抗力，而这种抵抗是在毫无关税保护之下进行的。土布对进口棉货的抵抗随后又推而广之，变成了对境内现代化纺织厂产品的抵抗”（赵冈著《永佃制研究》，P87，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11月），而英国的工业革命摇篮毛纺织工业中，“手工织机被逐出大企业之后，它仍然在约克夏农村地区存活了下来——在老式宽幅布贸易的故乡西部地区更是如此”（彭南生，P97），——这两种情形，何其相似乃尔！中国的农村副业与现代工业并存的现象，和英、法、德诸国在工业革命成功后半个世纪乃至更长时间“才最终消灭农村手工业”（彭南生，P100）的现象一样，显然无法以前述的“萌芽夭折”之因果关系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 如果我们将原工业化进程视为资本主义萌芽，则我们是否可以问，那些向工业化过渡失败的欧洲大陆地区乃至英国的西部地区之“资本主义萌芽”何以亦沦入夭折的境地？——这一发问，在方家们看来可能是很幼稚可笑的，但在我看来，下列问题亦可能令方家们尴尬： 全国性商品市场的形成、土地私有制及其发达的交易市场的存在、雇佣劳动的出现、世袭贵贱阶级界限之消弥、科举制、文官制的产生、手工业的民营化、财产继承之诸子均分制、政权的世俗化、宗教信仰自由、大规模城市的兴起、纸币的出现与广泛流通，等等等等现象，只要一出现在欧洲，就是确凿无疑的资本主义曙光，何以在中国无论它出现多早却始终是属于封建主义的？！ 关于中国鸦片战争之前的社会形态，许多学者皓首穷经，却既受马列主义的教条束缚，又受西方中心论的桎梏，提出了诸如早熟不成熟、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资本主义萌芽夭折等等解说，其之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的窘境，令旁人视之亦不免难受。 对中国战国以来、鸦片战争之前的社会形态之命名，除了越来越缺乏说服力的正统称呼“封建主义社会”外， 傅衣凌称之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赵冈、陈仲毅则说“我们认为二千多年来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不过市场经济不一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赵冈、陈仲毅著《中国经济制度史论》P13
，新星出版社，2006年8月）； 而杜车别先生则指称为“资待社会”，即资本主义待孕社会*。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1ca593010007p7.html 我说，中国战国以来的社会形态就是资本主义的，确切地说，是农业资本主义社会！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对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失败，与中国的封建制度无关，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在秦汉之前经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刀光剑影之激荡与冲击，已然土崩瓦解了。 我们过去以为，资本主义只属于工业社会、而封建主义只与农业社会发生联系，这种思维定势，使得我们对资本主义在农业社会中的表现形态相当陌生，相同的历史现象出现在中国与出现在西方会得到不同的标签，——比如，租佃制在中国是封建地主的，而在欧美却是资本主义的农场经营方式；凡事要讨个说法，在中国是“健讼”的地区恶俗，而在西方却成了市民意识觉醒的表征；我们视《颜氏家训》
、《增广贤文》为冬烘先生的腐言朽语，而人家在同样充满宿命思想的新教伦理中却发现了资本主义精神！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种思维定势乃至有意无意的偏见，使得我们始终无法相信或不敢相信资本主义的曙光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照耀着神州大地，我们也因此始终怀疑“中体西用”的主张、五大臣出洋考察结果的历史合理性，中西史学家们带着思想桎梏与各自中心论的狭隘，终将的国主义66.03终终点站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带入死胡同，也使西方的“原工业化研究”日益导向逻辑混乱。 其实，我认为两者的研究对象都是农业资本主义形态下的工业经济特征，只不过，中国的所谓“萌芽”却是农业资本主义下的工业常态，而欧洲的“原工业”才是农业资本主义的萌芽。 如果我们将历史中国视为一个农业资本主义国家，则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夭折”只是一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失败问题，正如彭著所说的“（欧洲大陆及英国）有些原工业化地区由于不能成功地向工业化转变，而重新回到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中去”（彭南生，P97）一样。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夭折”与西欧的原工业解体及原工业向工业化过渡的失败，可能都与人口过剩及其变动有关。 在中国，因为有着当时世界上最高生产水平的精耕农业，其所承载的人口数量与密度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但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农业的产出已经无法通过劳动力的追加投入而得以提高（边际产出为零甚至为负数），从而在明清时期出现了数量稳定且日益增多的过剩人口，这是中国乡村工业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来源。 欧洲的原工业化的出现，也与人口过剩有关，但由于农业的发展尚未饱和、对外殖民带来商业机会对劳动力的需求等等原因，欧洲过剩人口的数量及其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分布并不均匀，所以，一部分地区，当原工业化的产出维持不了比农业所能给予的更高报酬时，劳动力就回流到农业，从而导致原工业的解体；而一部分地区，则由于原工业对工厂制工业的竞争失败，使得他的熟练劳动力流向工厂制工业或加入殖民热潮而导致就地过渡失败，不是最终归于解体，就是沦为工厂制工业的附庸，直至在工业革命成功的半个世纪后被工业资本主义彻底消灭。只有英国的部分地区，因着商业机会的充裕而采用了蒸汽织布机、因着产品质量的提高与稳定打开了市场，其自身从原工业解体的茧壳里羽化而出，赢得了对农业、对原工业争夺劳动力的胜利，从而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而且也是唯一一个内生型的工业化国家”（彭南生，P96）。 对中国学者而言，原工业研究中，最有价值的，可能不是原工业的解体和原工业向工厂制工业的过渡，而是原工业在何种社会经济条件下有着顽强的生命力问题。 赵冈认为，中国进入明清社会后，由于人地比例关系的逐步恶化，农村积聚了庞大的剩余劳力，从而形成了持续时期相当长的过密型生产模式（过密型生产模式的概念是由黄宗智提出来的，赵冈认为该概念等同于经济学上的“隐蔽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三期），在与工厂制工业的竞争中，由于农村家庭副业的劳动力机会成本几乎为零、劳动力的边际成本低于最低生活维持费用，故而在非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含量不高或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上（如织布），农村家庭副业相比工厂制工业，始终处于长期的竞争优势，“直到20世纪中期，棉花及机纱全部被政府控制以后，中国的土布业才因原料断绝而黯然退出舞台”（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P257新星出版社，2006年6月）。 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乡村工业之所以无法过渡到工厂制工业，或者说中国的乡村手工业无论其分布的地区有多广、经济规模有多大，其所以不能引发工业革命，关键在于过剩人口无法找到创业与就业机会，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早已饱和，乡村工业或家庭副业成为农业资本主义形态下吸纳劳动人口的最后一块海绵，而晚清之际，本土工厂制工业、外来投资工厂制工业又一时无法吸纳庞大的过剩人口，所以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上，两者一直会僵持到20世纪的中期。在一个人口严重过剩的经济体系内，任何节省或替代劳动力的技术与设备之采用，都是不经济的，甚至于以雇佣取得劳动力的方式也在明末以降的江南农业生产中逐渐趋于消失（赵冈，《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P167，新星出版社，2006年8月）。这才是农业资本主义的中国所以不能内生型地走向工厂制工业从而完成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 原工业化论者认为：“原工业化兴起的必要条件是低廉的劳动机会成本。这个条件在欧洲从15世纪开始初步形成，到17世纪以后已经普遍形成”（杨豫，P114）。所谓低廉的劳动机会成本，实际上描述的是人口过剩现象。欧洲在原工业化时期，也曾出现过人口过剩现象，但并不严重，也不持久，所以她有机器生产替代人工生产的需求，这是工业革命的动力所在。而且缓解人口过剩的另一措施是移民。对于英国的成功，美国学者彭慕兰认为“或许只是一种幸运的反常”，并且，“她认为，如果没有美洲，英国很可能走上一条与中国江南地区发展相同的道路”（彭南生，P93）。 赵冈说中国传统的诸子均分财产继承制，“是中国农村过密型生产模式的泉源”，信然；但说“男子在析产分家以前，虽已成年，却不愿意离家出外就业，而要留在家里等待分享父母的遗产”（赵冈，《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P127），以解释中国农村过密型生产模式的刚性，可能并不确切，因为散见于馆庋私藏的宗谱家乘所载之宗约族规，至今未发现有“出外就业”会被取消家庭财产继承权的说法，而且这也无法解释历史中国人口始终处于较为充分的流动状态和明清以来地方商帮何以形成的原因。 清朝政府的移民政策在中俄尼布楚条约后仍未予调整，则丧失了缓解中国人地关系紧张的最后机会，民间自发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等移民行动不仅没有制度化、政策化，而且整整晚了两百年，这既丧失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演进的历史可能性，也丢失了清廷入主中原时所带来的大片妆田，——这种历史的遗憾，怎不令人仰天浩叹！ 将历史中国的社会形态以农业资本主义来把握，就能使许多历史现象得到本质性的解释，我们也不必隐怀着深切的自卑，对中西方相似的历史现象总是试图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而后快，以致治史日久，困惑愈深（如，傅衣凌）。 历史上，一个民族对自身社会制度的设计，必是对其所处之自然的、社会的乃至精神的各种条件允许或制约之体味后所作出的，其中有继往之赓续，亦有开来之尝试，尤其对绵延数千年的民族而言，这种选择与探索，必有其当时的合理性，当然也有其无可奈何的局限性。对历史中国而言，我们说她是一个封建主义社会，与说她是一个农业资本主义社会，其实都无法改变逝去的历史事实，无非是哪一种说法更能便于今人把握历史发展的胍络、明了历史与现代与未来的传承关系而已。 当然，说中国战汉以来的社会形态是农业资本主义，却能改变我们对中国历史对看法。五四以来，我们对历史中国批判的多、苛责的多，几乎使两三代人失却对本民族历史的“温情与敬意（钱穆语，《国史大纲》前言）”，我们的史学家恐怕难辞其责。 二OO八年二月五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