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之亂由來已久， 從滿清到民國到現在都沒有停止過，滿清時期高壓政策幾乎用滅九族的方式並沒有根治新疆的民族仇殺， 而蔣介石孫中山時代全中國都是軍閥混戰和屠殺，新疆當然不能脫離血腥的詛咒。需要說明的是，建國以後新疆的民族矛盾並不是太嚴重， 1962年的6萬伊犁新疆人叛逃蘇聯事件並沒有多少民族矛盾與仇恨的成分。 鼓動伊犁叛逃的是共產黨軍隊中的兩個少數民族少將。 大量邊民投奔蘇聯的時候毛澤東並沒有動用任何力量去阻止， 非但如此， 鼓動邊民叛逃的兩位將軍竟然向毛澤東申請投奔蘇聯， 全然一副敲詐勒索的嘴臉， 而毛澤東竟然爽快批准兩位將軍的申請， 禮送兩位背叛中國的將軍出境。 兩個人最後終老於土耳其。 少數民族的權貴投奔共產黨幾年之後，發現共產黨的體制下無法把行政權力轉化位資本權利， 無法世襲資本權利，進一步破壞政府體制， 脫離中國也不算是什麼離譜的事情。  這件事大概是我猜測今天的新疆動亂幕後主謀很可能是少數民族權貴的原因。  因為這種養土匪暴民的手法在民族爭鬥中屢見不鮮， 非常普遍， 連姜文拍電影都有黃四郎把手下馬仔燙出一臉麻子，然後冒充土匪共同體對其他人和政府進行敲詐勒索， 而不聽話的縣長竟然被他這樣內外勾結殺了好幾個。 

 如果以時間為橫坐標，以民族仇恨程度和動亂程度做縱坐標， 從建國開始到現在， 我們能夠確認一條清晰的雙曲線。 也就是說民族對抗程度從建國初期比較高， 然後逐漸下降， 到1975年左右達到最低點， 然後民族仇恨逐漸回升，今天幾乎到了談虎變色的地步。

以下是一個支邊者的親身經歷。 這位支邊者並不是知識青年支邊， 似乎是有相對高的資歷的知識分子。 支邊細節的描寫能夠讓我們看到新疆當時的狀態， 新疆普通百姓是淳樸的， 友好的，對於素不相識的過路者竟然能夠酒肉款待，他們心目中判別好壞的標準是與內地山民相同，並沒有漢族維族的概念存在。 漢族支邊的人員也切實為邊疆少數民族帶來了很多機遇， 新疆應該沒有種水稻的歷史， 而種水稻的想法和技術指導應該都來自支邊的漢族人，或者是知青。 

東突分子並不是今天的新物種，而是古老的生物， 但是，這種古老的分裂勢力在友善的維吾爾族老鄉的汪洋大海中根本翻不起一點點浪花。 當年的維族地層百姓是清醒的， 極端恐怖分子殘骸其他民族， 但是，受害恐怖分子禍害最厲害的還是新疆維吾爾族百姓。 

新疆的物產因該算是豐富， 但是新疆的閉塞讓物產不能轉化為財富。 即便是坐在鑽石堆上，沒有食物也會餓死。但是， 在資本的對決中， 新疆權貴一般不是中原漢族的對手，新疆的權貴們世世代代都靠挑撥民族仇恨去獲取商場上按商業規則得不到的經濟利益的。 如果不是新疆權貴的挑撥欺騙，少數民族百姓為啥要去犧牲自己生命去屠殺無辜的他族百姓？ 但是， 六十年代混進共產黨中的將軍已經發現他們無法利用民族仇恨為子孫牟利了， 所以才會孤注一擲叛逃中國。 當然， 他叛逃以後失去了可以為他們提供鮮活炮灰走卒的人民， 他們的時代發財夢還是無法實現， 所以才會在臨走之前向毛澤東敲詐勒索。 他們不幸， 毛澤東不是胡耀邦鄧小平這種鼠目寸光，一身眉骨，沒有對他們的敲詐讓步。  他們也很幸運， 毛澤東不是斯大林那樣鐵血強硬，竟然能夠腿腳完整地離開中國。 

 今天全世界都籠罩在恐怖主義的陰影之下， 而全世界對於恐怖主義和民族仇殺沒有妥善的解決方案， 發達富有如美國法國也無法擺脫族群仇恨和恐怖襲擊。 那麼， 中國新疆由亂到治，再由治到亂， 其中的教訓和經驗難道不應該好好總結嗎？  有些昧良心的文人就是因為自己祖輩的仇恨蒙住了眼睛， 對成功的經驗視而不見， 非要把中國引向血腥之路， 是不是豬油蒙心？

<支邊者的親身經歷：見證新疆由治到亂的過程 >

1970年7月，我被分配到新疆工作。母親不在了，所以沒有像多數同學一樣，先回家探親再報到，而是直接就去了烏魯木齊。那時候學生分配工作以後有派遣費可以領取的，主要就是交通費住宿費等，也就是說已經享受正式國家幹部的待遇，坐火車可以坐臥鋪了。　

　　到了烏魯木齊，一下火車就有了一種到了異國他鄉的感覺，大街上喇叭廣播的是聽不懂維語，滿眼都是穿着五顏六色戴着頭巾少數民族婦女，還有處處的瓜果飄香。我們一起去同學十分亢奮，在烏魯木齊呆了三天時間，天天在街上，把烏魯木齊大街小巷逛了遍，少數民族同胞都十分友好，沒有碰到令人不快的事情。　　

　　分配到新疆的大學生要到部隊農場勞動鍛煉二年。新疆地廣人少，駐疆部隊的副食品大部分依靠自己生產，所以基本上每個團都有農場。等到人數夠了，我們就坐上部隊的汽車出發了。一大早上車，行程三百五十多公里，到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才到了當時我軍陸八師步兵二十二團在烏蘇縣一個叫古爾圖農場。　　

　　到了新疆才知道祖國疆土遼闊；到了新疆才知道什麼是荒涼。　　

　　我們來鍛煉的學生編成一個連，排行第十就叫二十二團十連。以我們學校的學生為主，因為我們學校位處西北，我們這兩屆畢業生和以往的分配不一樣，多數分配在西北，分配到新疆的學生不少。另外還有新疆藝術學校的部分學生。班長付班長由學生擔任，排長副排長，連長副連長以及指導員副指導員，還有衛生員通訊員均是團部派來的。農場比較大，有專門的機構。除了在烏蘇境內有很多土地外，在博樂州精河縣內還有一千多畝地。我們班十多個人在連副指導員和副排長的帶領下就去那裡負責播種管理那些土地。土地位於叫大河沿的一個鎮上，過去在那裡駐有一個營的部隊，後來撤走了，營房就一直空着，我們就住在那裡。　　

　　新疆種地的方法和內地完全不一樣，粗放型的。小麥由播種機播種下去，主要管理就是澆水。它那裡地不像內地，平平整整，而是高低不平，所以澆水很困難，水總是往低的地方流，放了半天水，澆不了什麼地。而且，當地使用的一種叫砍土饅的工具，我們根本不會用。副排長就帶我們去參觀學習當地維吾爾農民怎麼澆水的。只看見水在他們的砍土鏝下非常聽話，指到那裡水就流到那裡。當然，這農活不是馬上能熟練掌握的。後來，當地的生產隊長提出，說他們想試種水稻，他們插秧技術不行，問我們有沒有會插秧的同志。我們很多人都是來自南方農村，插秧一點問題沒有。於是副排長和那位維吾爾族隊長商定，他們派二位維吾爾族農民來做我們的澆水顧問，我們去二位會插秧的同志去當他們的顧問。我和來自鎮江的一位同學被派往生產隊做顧問。　　

　　我們和生產隊的社員同吃同勞動，不過晚上還是回營房住。那個生產隊全部都是維吾爾族。早上一早出去勞動，中午就在田頭吃飯，一般都是羊肉麵條，加一些洋蔥，因為在野外做麵條比較方便。他們不吃少吃蔬菜，說那是草嘛，牲口吃的。當然水果像西瓜哈密瓜蘋果還是吃的，胡蘿蔔也吃。吃完中午飯稍微休息就開始政治學習。他們都是用維吾爾語說的，我們一句也聽不懂。隊裡有一位初中畢業生，會講漢話，他很願意和我們交流，於是他就當起了我們的翻譯。他說這是在批判一個 “東突”分子，他從博樂州的一家印刷廠下放下來的。社員們都在發言，批判他分裂祖國的言行。這時我們明白，為什麼在烏魯木齊街頭，沒有警察武警巡邏，卻顯得那麼寧靜和諧的原因。只有發動人民群眾才是反對民族分裂和民族分裂分子最有效的途徑。武力不可能保證長治久安。你看，這麼偏僻地方，最基層的群眾都發動起來了，新疆能不平安嗎？

　　我們在大河沿一直待到秋收結束，有七八個月吧。蔬菜自己種，葷菜就得買。星期天就下鄉買雞蛋和雞，改善伙食。維吾爾農民養雞但是不怎麼吃雞和雞蛋。我們就學了一句維吾爾語：“土紅巴媽約克？（有雞蛋賣嗎？)。我們甚至到過很遠很遠漢族人從沒有到過的偏僻居民點，從來沒有出過什麼事。副指導員和副排長也不覺得會出什麼事。如果是現在，我想我們根本不敢到那麼偏僻的地方。　　

　　1972年我被分配到新疆地震部門工作，和我們一起分配來的還有新疆大學和新疆工學院畢業的不少維吾爾族學生.雖然素不相識，因為沒有了語言障礙（他們都會說漢語），大家相處得非常融洽。　　

　　地震工作需要常常跑野外，興建新的地震觀測站、地震震後考察，地震前兆異常落實等等都需要到野外去。那時我既年輕有沒有什麼家庭負擔，所以一有什麼野外任務，首當其衝。由於新疆地域遼闊交通又不方便，所以出去都是單位派車，一般都是南京產的嘎斯車。新疆真是大啊，有時跑幾百公里都看不到人，因此吃和喝就成了大問題。所以，好不容易看到牧民的帳篷或農舍，我們就迫不及待的停下車鑽進去了。老同志有一套辦法；先給裡面的人遞上香煙（當地少數民族同胞當時一般很少捨得抽香煙，一般都是抽自己產的莫合煙，。好像是煙的杆子分碎的小顆粒，用紙捲起來，然後用舌頭在紙邊添一添，包成一根煙，味道很嗆人），然後用半不拉子的維吾爾族語問候，你們好嘛！這時少數民族的家庭主婦就會端上奶茶和饢，招待我們。我們也就把客氣當福氣，大吃大喝起來。多少年我們跑野外都這樣，當然到了縣或鎮有招待所或飯店的居民點，不會這麼去蹭飯。一般在路途上沒有辦法的時候才這麼做。本人幾乎跑遍了新疆南北，從來沒有遇到過少數民族同胞傷害。在烏魯木齊上街，雖然和陌生的少數民族同胞少打交道，但是也從來沒有遇到過麻煩，即便到少數民族聚居的二道橋以及南梁一帶。和單位的少數民族同事相處也恨融洽，二個民族過年都放假，互相拜年。從我到新疆到毛主席去世，整個新疆是平安無事的。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充分相信依靠發動群眾，和民族分裂分子作鬥爭。依靠人民群眾是毛主席的一貫思想，在戰爭年代是這樣，在建設時期也是這樣。僅僅依靠專政機關不可有效地和民族分裂分子作鬥爭。你用這種辦法可以暫時解決一點問題，但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只有依靠絕大多數少數民族的群眾，才能長治久安。。　　

　　第二，關心邊疆群眾的生活，要使邊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關於這個問題，毛主席有過明確指示。他說，不但要使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有較大提高，而且要高於新疆邊境那一邊人民的生活水平。為落實毛主席指示，中央在不斷發展新疆工農業生產的同時，每年給新疆相當數目的財政補貼，並且逐年增加。在毛澤東時代，新疆職工的平均工資大概比內地高一半左右，早年參加工作的職工還要高一些。　　

　　第三，充分發揮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建設新疆保衛穩定新疆中的作用。從新疆最北部的阿爾泰到最南面的和田，總共布下了兵團的十個師，一面生產一面保衛邊疆穩定。以前，他們都有武裝值班連。　　

　　第四，從少數民族娃娃抓起，在少數民族群眾中廣泛進行熱愛祖國熱愛黨和反對民族分裂的教育。　　

　　第五，採取各種措施使少數民族和漢民族不斷地接近，比如維吾爾民族文字的改革。在我的印象里，新的維吾爾文字和漢語拼音有某些相似之處，在改革開放前的一段時間，新文字似乎馬上要取代老的文字了。改革開放以後，維吾爾文字改革連同已經取得的成果都被拋棄了。　　

　　第六，培養一批懂得馬列主義徹底反對民族分裂的少數民族幹部。其中，鐵木爾.達瓦買地是他們的代表。　　

　　1976 年毛主席走了，像胡耀邦等對毛主席心懷不滿又政治眼光短淺的一批人上台了，他們自以為是，認為自己很高明，比毛澤東那當然更高明。處處事事和毛主席生前的指示和部署唱反調。具體哪一年記不清了，胡耀邦和鄧穎超到新疆，胡作了一次講話，其核心意思是說，在新疆漢族壓迫少數民族----主要是維吾爾族，，幾百年了，現在好像應該改變了，還規定了一系列做法，比如以前，各地各級機關書記一般都由漢族幹部擔任，從今以後不能這樣做了，等等。並且撤銷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改成純農場，由各州管轄（試行了幾年，情況不妙，又改了回來）。經過這麼一折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戰鬥力和內在素質已經大大不如以前了。　　

　　還有，就是限制中央財政對新疆的補貼。記得好像是從1981年開始吧，中央給新疆的財政補貼不再逐年增加，固定在上一年的數字。明顯，這肯定會影響到新疆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然後就是以落實宗教政策為名大規模修建清真寺，其新建翻建的廣泛程度，連我們單位有些有良知的少數民族同事都看不下去了，他們說用這些錢多建一些學校不是更好嗎？　　

　　從此以後，民族之間的對立就產生了。首先是震驚全國新疆和田大案。後來是維吾爾“群眾”不斷上街示威遊行，什麼反對在新疆進行核試驗，反對計劃生育。後來發展到，在新疆人代會上，中央建議提名的少數民族藉自治區副主席遭到了維吾爾族人大代表的公開反對，在人代會上選不上。我們老百姓上街也遇到各種挑釁，後來甚至發展到公開叫囂，讓漢族豬滾回去。“新疆是我們的嘛，你們滾回內地去”。再後來就有爆炸等惡性案件發生了。把老新疆王恩茂調回來也沒有什麼顯著效果。過去新疆穩定，不是王恩茂有什麼天大本事，只不過他認真貫徹落實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解決民族問題的靈活巧妙的技巧。在新疆這麼多年，深深地懂得，要很好解決民族問題，保持民族團結，方針政策固然重要，技巧尤為重要。　　

　　毛主席走了沒有幾年，好端端的新疆就變成了充滿仇恨的是非之地。　　

　　我和妻子商量，新疆是堅決不能再待下去了，無論怎麼困難都得想辦法調回去。1988年，我們終於離開了本來是美麗和諧後來變成充滿仇恨的是非之地。和我們一樣逃回來的很多很多，我們一起分配到新疆在一個農場鍛煉的同學，多數回來了。單位里走了一批。我們回來後，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動就愈演愈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