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之乱由来已久， 从满清到民国到现在都没有停止过，满清时期高压政策几乎用灭九族的方式并没有根治新疆的民族仇杀， 而蒋介石孙中山时代全中国都是军阀混战和屠杀，新疆当然不能脱离血腥的诅咒。需要说明的是，建国以后新疆的民族矛盾并不是太严重， 1962年的6万伊犁新疆人叛逃苏联事件并没有多少民族矛盾与仇恨的成分。 鼓动伊犁叛逃的是共产党军队中的两个少数民族少将。 大量边民投奔苏联的时候毛泽东并没有动用任何力量去阻止， 非但如此， 鼓动边民叛逃的两位将军竟然向毛泽东申请投奔苏联， 全然一副敲诈勒索的嘴脸， 而毛泽东竟然爽快批准两位将军的申请， 礼送两位背叛中国的将军出境。 两个人最后终老于土耳其。 少数民族的权贵投奔共产党几年之后，发现共产党的体制下无法把行政权力转化位资本权利， 无法世袭资本权利，进一步破坏政府体制， 脱离中国也不算是什么离谱的事情。 这件事大概是我猜测今天的新疆动乱幕后主谋很可能是少数民族权贵的原因。 因为这种养土匪暴民的手法在民族争斗中屡见不鲜， 非常普遍， 连姜文拍电影都有黄四郎把手下马仔烫出一脸麻子，然后冒充土匪共同体对其他人和政府进行敲诈勒索， 而不听话的县长竟然被他这样内外勾结杀了好几个。
如果以时间为横坐标，以民族仇恨程度和动乱程度做纵坐标， 从建国开始到现在， 我们能够确认一条清晰的双曲线。 也就是说民族对抗程度从建国初期比较高， 然后逐渐下降， 到1975年左右达到最低点， 然后民族仇恨逐渐回升，今天几乎到了谈虎变色的地步。
以下是一个支边者的亲身经历。 这位支边者并不是知识青年支边， 似乎是有相对高的资历的知识分子。 支边细节的描写能够让我们看到新疆当时的状态， 新疆普通百姓是淳朴的， 友好的，对于素不相识的过路者竟然能够酒肉款待，他们心目中判别好坏的标准是与内地山民相同，并没有汉族维族的概念存在。 汉族支边的人员也切实为边疆少数民族带来了很多机遇， 新疆应该没有种水稻的历史， 而种水稻的想法和技术指导应该都来自支边的汉族人，或者是知青。
东突分子并不是今天的新物种，而是古老的生物， 但是，这种古老的分裂势力在友善的维吾尔族老乡的汪洋大海中根本翻不起一点点浪花。 当年的维族地层百姓是清醒的， 极端恐怖分子残骸其他民族， 但是，受害恐怖分子祸害最厉害的还是新疆维吾尔族百姓。
新疆的物产因该算是丰富， 但是新疆的闭塞让物产不能转化为财富。 即便是坐在钻石堆上，没有食物也会饿死。但是， 在资本的对决中， 新疆权贵一般不是中原汉族的对手，新疆的权贵们世世代代都靠挑拨民族仇恨去获取商场上按商业规则得不到的经济利益的。 如果不是新疆权贵的挑拨欺骗，少数民族百姓为啥要去牺牲自己生命去屠杀无辜的他族百姓？ 但是， 六十年代混进共产党中的将军已经发现他们无法利用民族仇恨为子孙牟利了， 所以才会孤注一掷叛逃中国。 当然， 他叛逃以后失去了可以为他们提供鲜活炮灰走卒的人民， 他们的时代发财梦还是无法实现， 所以才会在临走之前向毛泽东敲诈勒索。 他们不幸， 毛泽东不是胡耀邦邓小平这种鼠目寸光，一身眉骨，没有对他们的敲诈让步。 他们也很幸运， 毛泽东不是斯大林那样铁血强硬，竟然能够腿脚完整地离开中国。
今天全世界都笼罩在恐怖主义的阴影之下， 而全世界对于恐怖主义和民族仇杀没有妥善的解决方案， 发达富有如美国法国也无法摆脱族群仇恨和恐怖袭击。 那么， 中国新疆由乱到治，再由治到乱， 其中的教训和经验难道不应该好好总结吗？ 有些昧良心的文人就是因为自己祖辈的仇恨蒙住了眼睛， 对成功的经验视而不见， 非要把中国引向血腥之路， 是不是猪油蒙心？
<支边者的亲身经历：见证新疆由治到乱的过程 >
1970年7月，我被分配到新疆工作。母亲不在了，所以没有像多数同学一样，先回家探亲再报到，而是直接就去了乌鲁木齐。那时候学生分配工作以后有派遣费可以领取的，主要就是交通费住宿费等，也就是说已经享受正式国家干部的待遇，坐火车可以坐卧铺了。
到了乌鲁木齐，一下火车就有了一种到了异国他乡的感觉，大街上喇叭广播的是听不懂维语，满眼都是穿着五颜六色戴着头巾少数民族妇女，还有处处的瓜果飘香。我们一起去同学十分亢奋，在乌鲁木齐呆了三天时间，天天在街上，把乌鲁木齐大街小巷逛了遍，少数民族同胞都十分友好，没有碰到令人不快的事情。
分配到新疆的大学生要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二年。新疆地广人少，驻疆部队的副食品大部分依靠自己生产，所以基本上每个团都有农场。等到人数够了，我们就坐上部队的汽车出发了。一大早上车，行程三百五十多公里，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才到了当时我军陆八师步兵二十二团在乌苏县一个叫古尔图农场。
到了新疆才知道祖国疆土辽阔；到了新疆才知道什么是荒凉。
我们来锻炼的学生编成一个连，排行第十就叫二十二团十连。以我们学校的学生为主，因为我们学校位处西北，我们这两届毕业生和以往的分配不一样，多数分配在西北，分配到新疆的学生不少。另外还有新疆艺术学校的部分学生。班长付班长由学生担任，排长副排长，连长副连长以及指导员副指导员，还有卫生员通讯员均是团部派来的。农场比较大，有专门的机构。除了在乌苏境内有很多土地外，在博乐州精河县内还有一千多亩地。我们班十多个人在连副指导员和副排长的带领下就去那里负责播种管理那些土地。土地位于叫大河沿的一个镇上，过去在那里驻有一个营的部队，后来撤走了，营房就一直空着，我们就住在那里。
新疆种地的方法和内地完全不一样，粗放型的。小麦由播种机播种下去，主要管理就是浇水。它那里地不像内地，平平整整，而是高低不平，所以浇水很困难，水总是往低的地方流，放了半天水，浇不了什么地。而且，当地使用的一种叫砍土馒的工具，我们根本不会用。副排长就带我们去参观学习当地维吾尔农民怎么浇水的。只看见水在他们的砍土镘下非常听话，指到那里水就流到那里。当然，这农活不是马上能熟练掌握的。后来，当地的生产队长提出，说他们想试种水稻，他们插秧技术不行，问我们有没有会插秧的同志。我们很多人都是来自南方农村，插秧一点问题没有。于是副排长和那位维吾尔族队长商定，他们派二位维吾尔族农民来做我们的浇水顾问，我们去二位会插秧的同志去当他们的顾问。我和来自镇江的一位同学被派往生产队做顾问。
我们和生产队的社员同吃同劳动，不过晚上还是回营房住。那个生产队全部都是维吾尔族。早上一早出去劳动，中午就在田头吃饭，一般都是羊肉面条，加一些洋葱，因为在野外做面条比较方便。他们不吃少吃蔬菜，说那是草嘛，牲口吃的。当然水果像西瓜哈密瓜苹果还是吃的，胡萝卜也吃。吃完中午饭稍微休息就开始政治学习。他们都是用维吾尔语说的，我们一句也听不懂。队里有一位初中毕业生，会讲汉话，他很愿意和我们交流，于是他就当起了我们的翻译。他说这是在批判一个 “东突”分子，他从博乐州的一家印刷厂下放下来的。社员们都在发言，批判他分裂祖国的言行。这时我们明白，为什么在乌鲁木齐街头，没有警察武警巡逻，却显得那么宁静和谐的原因。只有发动人民群众才是反对民族分裂和民族分裂分子最有效的途径。武力不可能保证长治久安。你看，这么偏僻地方，最基层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新疆能不平安吗？
我们在大河沿一直待到秋收结束，有七八个月吧。蔬菜自己种，荤菜就得买。星期天就下乡买鸡蛋和鸡，改善伙食。维吾尔农民养鸡但是不怎么吃鸡和鸡蛋。我们就学了一句维吾尔语：“土红巴妈约克？（有鸡蛋卖吗？)。我们甚至到过很远很远汉族人从没有到过的偏僻居民点，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事。副指导员和副排长也不觉得会出什么事。如果是现在，我想我们根本不敢到那么偏僻的地方。
1972年我被分配到新疆地震部门工作，和我们一起分配来的还有新疆大学和新疆工学院毕业的不少维吾尔族学生.虽然素不相识，因为没有了语言障碍（他们都会说汉语），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
地震工作需要常常跑野外，兴建新的地震观测站、地震震后考察，地震前兆异常落实等等都需要到野外去。那时我既年轻有没有什么家庭负担，所以一有什么野外任务，首当其冲。由于新疆地域辽阔交通又不方便，所以出去都是单位派车，一般都是南京产的嘎斯车。新疆真是大啊，有时跑几百公里都看不到人，因此吃和喝就成了大问题。所以，好不容易看到牧民的帐篷或农舍，我们就迫不及待的停下车钻进去了。老同志有一套办法；先给里面的人递上香烟（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当时一般很少舍得抽香烟，一般都是抽自己产的莫合烟，。好像是烟的杆子分碎的小颗粒，用纸卷起来，然后用舌头在纸边添一添，包成一根烟，味道很呛人），然后用半不拉子的维吾尔族语问候，你们好嘛！这时少数民族的家庭主妇就会端上奶茶和馕，招待我们。我们也就把客气当福气，大吃大喝起来。多少年我们跑野外都这样，当然到了县或镇有招待所或饭店的居民点，不会这么去蹭饭。一般在路途上没有办法的时候才这么做。本人几乎跑遍了新疆南北，从来没有遇到过少数民族同胞伤害。在乌鲁木齐上街，虽然和陌生的少数民族同胞少打交道，但是也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即便到少数民族聚居的二道桥以及南梁一带。和单位的少数民族同事相处也恨融洽，二个民族过年都放假，互相拜年。从我到新疆到毛主席去世，整个新疆是平安无事的。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充分相信依靠发动群众，和民族分裂分子作斗争。依靠人民群众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在战争年代是这样，在建设时期也是这样。仅仅依靠专政机关不可有效地和民族分裂分子作斗争。你用这种办法可以暂时解决一点问题，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有依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的群众，才能长治久安。。
第二，关心边疆群众的生活，要使边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有过明确指示。他说，不但要使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有较大提高，而且要高于新疆边境那一边人民的生活水平。为落实毛主席指示，中央在不断发展新疆工农业生产的同时，每年给新疆相当数目的财政补贴，并且逐年增加。在毛泽东时代，新疆职工的平均工资大概比内地高一半左右，早年参加工作的职工还要高一些。
第三，充分发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建设新疆保卫稳定新疆中的作用。从新疆最北部的阿尔泰到最南面的和田，总共布下了兵团的十个师，一面生产一面保卫边疆稳定。以前，他们都有武装值班连。
第四，从少数民族娃娃抓起，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广泛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党和反对民族分裂的教育。
第五，采取各种措施使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不断地接近，比如维吾尔民族文字的改革。在我的印象里，新的维吾尔文字和汉语拼音有某些相似之处，在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间，新文字似乎马上要取代老的文字了。改革开放以后，维吾尔文字改革连同已经取得的成果都被抛弃了。
第六，培养一批懂得马列主义彻底反对民族分裂的少数民族干部。其中，铁木尔.达瓦买地是他们的代表。
1976 年毛主席走了，像胡耀邦等对毛主席心怀不满又政治眼光短浅的一批人上台了，他们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很高明，比毛泽东那当然更高明。处处事事和毛主席生前的指示和部署唱反调。具体哪一年记不清了，胡耀邦和邓颖超到新疆，胡作了一次讲话，其核心意思是说，在新疆汉族压迫少数民族----主要是维吾尔族，，几百年了，现在好像应该改变了，还规定了一系列做法，比如以前，各地各级机关书记一般都由汉族干部担任，从今以后不能这样做了，等等。并且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改成纯农场，由各州管辖（试行了几年，情况不妙，又改了回来）。经过这么一折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斗力和内在素质已经大大不如以前了。
还有，就是限制中央财政对新疆的补贴。记得好像是从1981年开始吧，中央给新疆的财政补贴不再逐年增加，固定在上一年的数字。明显，这肯定会影响到新疆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然后就是以落实宗教政策为名大规模修建清真寺，其新建翻建的广泛程度，连我们单位有些有良知的少数民族同事都看不下去了，他们说用这些钱多建一些学校不是更好吗？
从此以后，民族之间的对立就产生了。首先是震惊全国新疆和田大案。后来是维吾尔“群众”不断上街示威游行，什么反对在新疆进行核试验，反对计划生育。后来发展到，在新疆人代会上，中央建议提名的少数民族藉自治区副主席遭到了维吾尔族人大代表的公开反对，在人代会上选不上。我们老百姓上街也遇到各种挑衅，后来甚至发展到公开叫嚣，让汉族猪滚回去。“新疆是我们的嘛，你们滚回内地去”。再后来就有爆炸等恶性案件发生了。把老新疆王恩茂调回来也没有什么显著效果。过去新疆稳定，不是王恩茂有什么天大本事，只不过他认真贯彻落实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的灵活巧妙的技巧。在新疆这么多年，深深地懂得，要很好解决民族问题，保持民族团结，方针政策固然重要，技巧尤为重要。
毛主席走了没有几年，好端端的新疆就变成了充满仇恨的是非之地。
我和妻子商量，新疆是坚决不能再待下去了，无论怎么困难都得想办法调回去。1988年，我们终于离开了本来是美丽和谐后来变成充满仇恨的是非之地。和我们一样逃回来的很多很多，我们一起分配到新疆在一个农场锻炼的同学，多数回来了。单位里走了一批。我们回来后，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就愈演愈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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