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毛泽东曾手书杜牧《题乌江亭》一诗赠友人。

先看杜牧原诗：题乌江亭

胜负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毛手书：（题项羽庙）

胜负兵家事有之，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短短一首七绝，连题目不足三十五字，毛手书有三处与原诗不符。

“非有识之士”为毛辩曰：毛是凭记忆手书。

此辩大谬。

首先，杜牧诗可谓家喻户晓，不是温家宝引用的那些较为冷僻的诗句。何况毛本人也是饱读诗书之士。

其次，行草并非描红，谁写行草不是凭记忆？

南来客不才，试为毛一辩。

古今大家，修养已达化境，诗文皆从大处着眼，不在乎区区一两个字的出入。别说吟诵前人诗作个别字会有出入，就是修史论文，也难保不出错。欧阳修修《新五代史》就被后生小辈纠错。苏轼苏东坡更离谱，在《刑赏忠厚之至论》，居然编了一个典故：“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要杀一个人，皋陶‘杀了’说了三次，尧‘饶了’说了三次）。欧阳修问苏典出何处，苏答“想当然也”。另外，苏东坡写了千古名唱《念奴娇 赤壁怀古），“想当然”地弄出个文赤壁，居然还说“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谁道是？能证明吗？

苏东坡不是冬烘先生，甚至可以“想当然”生安白造，毛乃叱咤风云人物，非寻章摘句老雕虫，随手写首古诗赠友人，就不能出几个错？写错不假，作为轶事，可比肩前人，实未可厚非。

说实在的，不才南来客，一度竟与主席思想暗合，也读作“包羞忍辱”。为此，思考了一下耻辱之分。

南来客一向认为例证有时比定义更能说明问题。有例如下：

韩信有胯下之辱。

曹操有兵败潼关之耻。

古人耻辱比较分明。项羽战败，认为是“天之亡我，非战之罪”（《史记• 项籍本纪》）。既然是非战之罪，充其量是兵败之耻；何况帅数十骑与千百敌军斗，杀上将多员，何辱之有。岳飞《满江红》有句，“靖康耻，犹未雪”，这里“耻”意“耻辱”，但必须用“耻”，因为要“雪”。作动词使用，例子有“不辱使命” 和“不耻下问”，两者不可互换。

今人则不那么讲究 – 只是，在固定组合中，比如“羞耻”及““知耻”和“侮辱”及“受辱”，耻与辱不能互换，“奇耻大辱”不能说成“奇辱大耻”，“无耻之徒”也不能说成“无辱之徒”。

所以，在现代汉语中，一般来说，耻辱两者似乎没多大区别。当然，辱还可作动词，那就扯远了。

结论：不分耻辱可奈何，不知耻辱奈若何。

谈有关霸王乌江自刎的诗，不能不提到李清照的五绝：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杜牧和李清照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所以对霸王该不该过江东有不同看法。杜牧知兵，想说明一个道理：胜负乃兵家常事，打败了可卷土重来。至于照霸王的脾性，这个大男儿有没有可能包羞忍耻，不在诗人考虑之列。李清照讲的是气节，英雄豪杰不可苟且偷生，要学学项羽，不要丢下中原大好河山南渡。才女不知兵，打不过金兵不南渡跑哪儿去？南渡后依然可以积蓄力量抗金呀。怪不得易安。其生也早，未闻“敌进我退”。不过，该不该过江是表面文章，其实二诗并非过江之争。两个诗人都在借古人的酒浇自己的块垒罢了。这点，读诗人不可不察。

李清照的这首绝句想来也是好女子对好男儿的期望。确实，男子汉大丈夫，很难做到“包羞忍耻”，更难认同“包羞忍耻是男儿”一说。可是，苏东坡认为楚汉相争，项败刘胜，就在一个“忍”字上。东坡学士还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留侯论》）

子房曾为圯上老人取履穿履，韩信曾受胯下之辱。谁敢笑二人不是人杰？

南来客自忖杰不杰无所谓。人生在世，当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做人。至于为鬼雄，革命尚未成功，这事还真不敢为天下先。

况“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之手”。这也是 《留侯论》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