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死于非命” 我少年时代的期盼
江汉路小地痞的那些日子
旅泉
哥姐为躲开敌特父亲，随我妈和姑奶奶改姓程。五六年我在汉口中心医院出生，爷爷奶奶痛恨接班人大儿子我爸跑出去做上门女婿，要下我这个刘姓大孙子，心情上有点补偿。
父母每个周末坐轮渡过江到昙华林看我，懵懵懂懂过了三年多。四岁前的一个周末，我妈发现我昏睡不醒，急忙带我去医院，确诊为脑膜炎，医生说再晚来一点人就没了。
在师大隔壁的湖北中医学院附属住院部治疗脑膜炎，出院时诞生我人生的第一个记忆：住院部有非常大气的大院和建筑，古树成荫。仿佛我刚刚来到这个世界。
生病后我妈不放心奶奶，带我到汉口上幼儿园。奶奶耿耿于怀。
在昙华林我是只放养的走地鸡，幼儿园第一天，就从后门偷跑，在街上瞎转悠，被人交给警察。在派出所的二楼呆了好一会儿，估计他们什么也没问出来，于是把我带到大街上敲锣打鼓找家人，好不热闹。等我妈牵着我的手等公车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大概四岁多。
接着被送进汉口天津路上的一个老教堂幼儿园。我抱着门口的柱子不肯进去，送我的去的姑奶奶搞不动，只好回家。我爸很烦，骂我“叛匪、叛匪”，我听不懂，很久以后琢磨,估计爷爷就是这样骂过他。
父母一咬牙，把我送进全托，让幼儿园老师去整顿。
我爸老大，计划接手爷爷生意，后面的二姑二叔都去上了大学。公私合营我爸转到市商业局，是个科长。商业局幼儿园据说全市伙食最好。
全托老师个个凶悍，小孩一人一份饭菜，因为大饥荒不让剩余，我恶心小白菜菜心的味道，每次都悄悄从怀里滚落地上，再用脚踢开，最早的犯罪感觉。
7岁开学第一天，邻居小孩哭着要回家，说肚子饿了。我有幸没有饿的记忆。一年级跟风附近的集邮市场，有三年都不吃早餐，全部去买邮票、换邮票。在这个年龄，至少少长了两公分，在小学里一直是个矮子。81年武大邮展比赛，获第二名。然后把我的两公分全部送人。
江汉路与同上海的南京路，从民国这一带的租金就是最高的，私营公司的密度最大。
很不幸，文革这里成了武斗中心。周边的高楼都被不同派系占领，每天高音喇叭在那里瞎喊，瞎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抬头望见北斗星，每天直到半夜二点。那些反复重复的旋律，收录进我正在发育的大脑，几十年过去，脑子一有空闲，它就跑出来自己放一段。他妈的！祖宗三代都恨得要死的那块天安门腊肉，阴魂深入人脑，赶都赶不走。
江汉路小学是江岸区，马路对面的华中里小学是江汉区，小孩按区片上学，仅有一条马路之隔，我们互相不认识，每天都互相攻击。
在打斗中成长，最狠的大英雄是三五成群冲进对方小学，挑看不顺眼的大打出手，然后再跑回来。我当时三年级，内心跃跃欲试当大英雄。
文革家里多次被抄，墙缝被凿开，地板被挖开，定息收入也没了。小时候开智晚、迟钝，把打砸抢看得像游戏一样。家人安排我避开抄家现场，回家后看到我姐在哭，居然不明白为啥。
妈妈被关起来交代问题，我送过几次饭。69年她被遣送到湖北蕲春劳动改造。
于是没等当我上大英雄，就被送还给奶奶。就读粮道街武汉小学，紧挨的武汉中学是董必武早年创建，本意是追求新文化、 新思想，可是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追求什么？去学校只是为了打闹好玩，上学放学抄近路都是翻墙，最后干脆把墙打了个洞。
小兄弟们经常趴公交车去东湖游泳，从来不买票。有一次公交车正在行驶中，一个男售票员咬牙切齿冷不防把我推下来，在马路上打滾，直到头撞到马路牙。
奶奶看到遍体鳞伤的我，顿时泪流满面。她一点点给我伤口上紫药水：“你这个苕货，你妈又要算在我头上了。”
五年级的时候有个学农下乡，到南湖国营农场摘棉花。学生都不怕老师，整天瞎玩，有天晚上，我用手电照着一个碗口大的虎蛤蟆，好奇观察这个吃蚊子的怪物，还想用手去摸它。 
忽然背后大石头砸下来，大蛤蟆瞬间血肉横飞，粘我滿脸，甚至冲进嘴巴里，我一阵恶心，肠子都快呕吐岀来。那就是一个血腥野蛮的年代，没有一丁点爱人、爱生命教育。
由于我们在农场四处捣乱，最后不得不散伙，三五成群各自长途走回家。走到南湖机场飞机跑道边，见到农用小飞机不停的起飞降落洒农药。飞机离地面很近，我们三个一伙就用弹弓射，飞机还是有点高。我们钻进铁丝网站在跑道上边射，石头砸在飞机上蹦蹦响。嘹望台发现了，把我们三个抓了起来。
我爸不得不去派出所领人，妈妈再次确认奶奶靠不住，我又被转学到汉口。奶奶气得直到九十都不释怀。第二次我搬回汉口，奶奶就搬到北京姑妈家。71年夏天我到北京看她，过了一个暑假，整整两个月没有打架。
除了妈妈劳改，哥姐下放，姑爷姑奶被赶到附近的一间阴暗小屋。他们一走，隔壁的套房搬进一大家工人。
七十年代初搞统战。台湾关系又受到一些优待，开始退还部分抄家的东西和补发钱。
那时没有外卖，经常由我拿着小锅子去餐馆，中山大道夾江汉路上的四大特色名餐厅；粤菜冠生园、川味芙蓉、湖北特色四季美、上海碧园春，它们离我家都只有一、二百米。回锅肉、抄鳝丝0.55，红烧肉¥0.60，叉烧肉、鱼香肉丝¥0.65，反正净肉就是最贵的菜。我的早餐是两毛钱一天，另外我们家多余很多粮票，都被我拿出去卖给搬运工，那些年我把市中心的早餐店全都吃遍了。把小学头三年不吃早餐，少长的二公分身高又补了回来，中学升为高个。
回汉口坐进教室字都不会写了，父母并不知道，实际上汉口的环境比武昌要糟许多。如果比坏，乡村的孩子与闹市区的不是一个级别。
每天街头混混，经常玩晚楼下住户就把大门锁了，我干脆去消夜，或者去同学家挤一挤，或者就在街上追野猫晃荡一夜，天亮我爸上班再回去睡觉。开始我爸还出去找我，后来就不找了，到哪找呀？
有一次和铁杆程同学翻墙赚了一笔（后面坦白），我俩跑到上海杭州黄山去玩了多二十天，没告诉家长，反正他们不会同意，还会追问我们钱是哪里来的？结果他爸妈找了一圈找到我家，坐在家门口一直等到我爸下班。我爸着急地说：我正要去找你们呢！
没有学习压力和其他任何管束，我看起来很风光。常言道；只见贼吃肉，不见贼挨打。有一次被街头得罪过的人突袭，上来就用半个砖头砸到左耳，昏迷在路边没人管，醒过来自己回家。耳膜破裂后，头剧痛，接下来每天往外流血流浓，我没告诉我爸，也没上医院。自生自灭，不久耳膜又长上了，听力还不差。
多年后做头部扫描体检，左脑耳部深处有一个大痂。体验医生仔细观察好半天，不知为何物。我告诉医生后，他才恍然大悟。
打架、滑雪、工伤，我经历了五次脑震荡。还有几次被“吹灯”，不知道算不算。吹灯就是趁对方不注意，一拳突袭眼睛。我最讨厌这个毒辣的恶招，就像非洲野兽掏肛。眼睛被打会非常的胀痛头晕，基本没了还手之力，而且恢复很慢，瞪着熊猫眼，尽显一副被人欺负过的模样。
很快我也学会了吹灯，并且屡试不爽。那个给我一砖头的狠家伙，很可能被我吹灯后的复仇者。
最近CT加核磁头部诊断，确认我患有创伤性脑萎缩。记忆力、反应能力下降。医生让我为失智做准备。还在政府卫生局备案，随时可安排护工上门护理。我吃的药也是每个月免费送上门。
生长在武斗中心，除了外斗还有内斗，我鼻青脸肿回家是常事。我爸总是心疼的说：“打不赢不会跑？”
江汉路中心百货商店，这个家门口的十字路口就是我们的地盘,左面是华康糕点。 
中心百货对面是姑爷爷的老四明银行大厦，再另外一个角，就是我的江汉路小学，不过老早就拆了。
我爸其实说的不对，我对所有打架前的动静，特别敏感，时刻准备防范或者逃跑。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工地施工有铁器碰击，或有人大喊一声，我都会突然警觉，看是否有人手握砖头，或从怀里拔出凶器。甚至当我走到大统华超市肉案，脑子里会出现剁肉的大砍刀飞过来！
不上学、没作业，又精力过剩。骑三轮车都算我们的娱乐，有一次我和袁家兄弟俩把居委会纸盒厂的三轮车偷了，三人轮换用这个老破车，从江汉路出发穿越武汉三镇，翻过长江、汉江两座大桥去东湖游泳。
下桥车速快。多次侧轮悬空，离车毁人亡就差一点点。全程长达25公里，从东湖出来，一点点力气也没有了，只好把三轮车扔了，趴公交车回家。那个车是街道办纸盒厂唯一资产，车没了纸盒厂破产了。如果有人知道去告密，那我们家就惨了。
除了趴车游泳。还经常扒轮渡，从汉口武汉关下水扒船到上游武昌中华路码头，然后从渡轮跳水，横渡长江回家。江水很混也很急，还有那么多的船来来往往，那个年代淹死的小孩很多，只是没有统计和报导。隔壁邻居两个不上学的野女孩常去长江没事，家里的最小的宝贝儿子第一次下水，一瞬间就不见了。除了水流急，江水混如泥浆，脚下坑坑洼洼完全看不见，秒杀不识水性的小孩。他妈悲伤过度，神经衰弱，40多岁就像个老太婆。
中学我最要好二个同学，一个是和我一起偷三轮车的袁大炮，每次面对高年级大块头同学的凌霸，他总是目光尊严冷静，瞅准的机会就来个先下手为强。即使被打得满脸是血，他仍然是进攻方，再不行就去找砖头，比他高半个头的恶少总是被他打跑。他身上有伤，脸上有疤，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初中目睹姑奶奶、姑爷爷痛苦死亡全过程，那个时候我就萌生，人生不要等到老死、病死那一天，需要的时候就来个痛痛快快、大义凛然的。
从袁大炮身上，我看到乱世做人的底气。身居一片毫无希望的黑暗之中，反正命也不值一文，做一头有尊严的狼！打不赢，就砖头上！“死于非命”在我看来，是省略衰老病痛最好的办法。宁做亡命之徒，决不苟且偷生。
袁兄弟打架盗窃在我们那一片大名鼎鼎。他们有钱就及时行乐。当时的层次就是抽烟，喝酒下馆子。吃的太撑了，用手伸进喉咙，把小舌头一扣，吐出来再接着吃。
他偷了钱没地方藏，就藏在我这里。我们在一起喝咖啡、喝可可，品尝海鲜等一些没有吃过的东西。他大哥干大案，不跟我们玩。二哥大二岁，在江汉路这种繁华地带，搞点零花钱易如反掌。
哥仨很早就意识到打架不能当饭吃，凶悍只是谋生的武器。
那个时候出门逛商店全是带现金，尤其是外地人，二哥有办法就偷，不方便就抢，江汉路两边全是大胡同，胡同里面大门后门全是通的。里面住的小孩也都认识。二哥让我推个自行车。他一下手，我就瞅准那一刹那，把自行车中间一拦，二哥一跑开，如果当事人找我的词，袁大炮一脸凶相就上来了。如果当事人是凶悍的北方人，还有两三个要动狠，周围的狐朋狗友都会自动来帮忙。拳脚相加，然后一哄而散。现在想起来，我们江汉路当时真有点像纽约的黑人区。这是我后来在纽约提着公文箱办货，无意中到了纽约的黑人区，那些青少年盯着我的目光，我觉得好熟悉。于是警觉、镇静、快速地全身而退。
有一次大夏天，我和袁大炮在华康—-江汉路最高级的糕点店不停地买酸梅汤、吃雪糕，与售货员小姑娘纠缠，二哥从侧门把商家放大钞票的盒子给搬走了。二哥踩点多日，我一分钱都没要。当时的价值观，就认哥们仗义。
原华康糕点副食店。
武汉夏天热，我们的竹床就放在江汉路大马路上过夜。一些商铺里面堆着西瓜，拉着铁栅栏，尽管商店里有人值班，就睡在西瓜边的竹床上，我们从工地偷来前面带个钉子的长木条，伸进铁栅栏钉上西瓜，拖到铁栅栏边，再用刀一切拿出来，根本不怕值班的人。有一天碰到一个胆小的，眼看我们偷西瓜，他在竹床上翻来覆去装作没看见。别说报警，那时小店连电话都没有，我们就吃完了再回来，再吃完再回来，到后来10分钟就在江汉路上撒泡尿，直到把一堆西瓜全部吃光，满江汉路都是尿和西瓜皮。早上睡到直到江汉路汽车按喇叭，然后再把竹床搬到胡同里接着睡。
外出踢足球，路上总会口渴，我就晃进商店里，只要售货员一走神，就从啤酒箱里抽出一个，干净利落。然后在小兄弟面前一仰脖子喝下去，喝一半还在冒气，再把玻璃瓶往马路上使劲一摔，啪的一声，吓坏了过路的，自己觉得特别帅，也是对内的一种宣言；这酒瓶可以砸在任何人头上，谁也不要惹我。只要袁同学兄弟不在，我就是最胆大妄为的。
虽说只是青少年，周边环境有利，我们又心狠手辣，这让我们越来越危险。
事实上，袁家兄弟正在慢慢职业化，等我从下放回城，他们已经是武汉市公安局挂号的惯犯，逃离了武汉变成流窜犯，成了富有反侦查经验、专谋大案的江洋大盗。在南昌刑警抓捕时，大哥挺身引诱警察，搏斗中胳膊腿均被打断，押送武汉。碰上严打，市公安局开了公审大会，他已经站立不起来，被两个刑警拖出来架着。判词千篇一律：“恶贯满盈、民愤极大”，和其他三个犯人一起枪毙。
袁大炮和二哥从此失踪，至今没有消息。有一次做梦，他俩偷越国境，在东南亚一个角落独霸一方。
前期回顾：
（一）家族兴衰 何须三代
（二） 民国到“解放”，祖宗全栽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