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抗拒上山下乡 用搓衣板自残
旅泉
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毕业，比较认真读书，有作业、有考试的学生生活，仅有1973年。
老邓抓“复课闹革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中文基本写作，都是那个时候完成。后来一直坚持认为小学教育不重要，尤其是数学，长大后逻辑思维能力强了，解决起来很快。
有个美国老华侨是我们教会中学毕业，想回母校看看，正赶上中美建交热浪，统战部给了一大笔钱，把学校从里到外翻新，还买了许多新的体育器材。其中有跳箱，多数同学跳一个都嫌长了，而我快速助跑可以越过三个一字放开的跳箱，女生都跑过来看，一个惊喜的自我发现。
信心爆棚，自认为有了轻功。第二天，我站在教室的窗台上，说要感谢老华侨给我们带来的福利，准备他到来的时候，跳下去给老华侨献花，顺便让他带我去美国。同学一起哄，让我先预演一次，当时穿着流行的北京塑料底布鞋，从二楼跳到楼下水泥地，结果脚跟腱断裂，痛得钻心，在同学面前还强装没事的样子。
事情隐瞒不住，我走路一瘸一拐，成为同学们的笑料。只要一见到同学，我就假装正常人走路，强忍钻心的疼痛。“死要面子活受罪”，一瘸一拐小半年。
美国老华侨年老体衰，只是有这么个想法，随口说了一句，他一会儿血压高了，一会儿血糖高了，后来根本没来。
90年代温哥华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情，列治文中学组织滑雪，同学起哄让一个男生跳高坡，结果全身瘫痪，该男生起诉中学要求赔偿三千万加元。因为他准备当律师，学校要陪他作为律师的工资，还要娶老婆、办婚礼，家里家外还要修一个残疾人车道，老婆一辈子不能工作……最后还真赔了，只是没有那么肥，我读着整版的太阳报，越想自己越惨。
帮助我摆脱文盲的，有附近的武汉少年图书馆，二叔在中南科学院，提供了很多当时最好的杂志合订本，苏联的《科学》、《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全套翻译，从头到尾全部看了，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只松垮垮的学了一年数理化，最后还是考的文科。
 武汉少年图书馆门前有大一片水泥广场，（即我大爷爷的金诚银行旧址，现在的武汉美术馆，草坪和树是后来种的），是我们踢足球的天堂，玩累了就汗流浃背进去翻一会书。
因踢球会撞上图书馆进出的小孩，球也会飞到旁边的马路上，是被禁止的，但他们根本管不了我们。
后面的大半生在加拿大这个规规矩矩的国家，很长时间都是个乱来的坏人，为此深怀歉意，总是自己骂自己“坯子坏了”！不断敦促自己重新做人，直到今天不守规矩的坏毛病还没有全部改掉，比如横穿马路、Stop sign不停车。现在骂自己是“坏人变老了还是坏”，又反过来安慰自己，“现在内心很慈祥”。
除了少年图书馆工作人员，还有学校的老师对我咬牙切齿。中学班主任张明标是个刚师范毕业戴眼镜的壮男，喜欢撩女生、贬男生。初中时外出学工劳动，路过一堆码得山高的汽油桶，他问大家；你们不用一个个去数油桶，谁能够列出一个公式去计算出这些汽油桶的数量？我想了一下，其实很简单，就告诉他了。本以为他会在班里表扬我一下，结果他绝口不提。
张老师软硬兼施树个人威风，招女生宠爱。有一次他动狠把我从座位拉到前台，还卷起了袖子，本意是震吓。想不到我也挽起袖子对他说；你要敢动手，我就吹你的灯。一考虑在教室满地找眼镜的场景，他就软了，开始结巴，就这么一下子，他威风扫地，圆不了场，拢不住人了。他给学校提出换班主任，学校不搭理,让他度过了一段非常难过的日子，直到患上抑郁症后，整天神情恍惚，学校才换了班主任。
有天在巷子口早餐店，一个同学对邻居添油加醋说我跟老师撩袖子、要吹他的灯，被旁边吃早餐的我爸听见了。他忧心忡忡回来对我说，你以为学校对你没办法？你要吃亏的。
果然代价惨重。我是我爸的独子，奶奶主持的爸妈结婚协议，就是我跟我哥姐分开生活，他俩跟膝下无子的姑奶奶开伙。按说毕业后，学校就应该把我转到街道待业，不必下农村。即便我不算独子，我们家已经有三个下乡的了，按规定我也应该留城。但中学主管人吴霞躲着我硬是不给办，非要把我赶到农村去脱一层皮，为老师们解解气。
换了吴老师做班主任后，他站在教室里就是一个空气人，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也没有人去欺负他。教室的墙被打了个洞，直接钻洞下楼梯出门。每天去学校不是为了上课，就是聚众恶作剧，从教学楼居高临下挑衅四周邻居，重点打击敢反抗的，他们投诉无门，最后只有门窗紧闭。
大环境是邓小平被批，学校不抓学习了。三年后第一届高考，我们班六十多人，只有三个进了大学，尽管我们市中心这片学生家长教育程度是偏高的。
2018年返汉，想找张老师聚餐兼真诚道歉，才得知他已经过世多年。
当时上山下乡的苦日子，在城里早已臭名昭著，而且一去似乎没有尽头。我姐每次放假回家，都是哭哭滴滴不要回去。让我内心非常抗拒。中学毕业前很多人都找各种理由留下来。
我有最充分地留城理由，可没有地方去讲道理？黔驴技穷，狗急跳墙，一气之下想到自残。
那是已经18岁，懂得控制过度伤害的风险，没有找我的两个铁杆，专门找办事特别认真，后来做律师的黄炎秋同学执行。
除了因为他办事认真，这之前他们家自己做家具，我半夜从附近工地搬回来超大的原木板送给他。
在黄家里，我坐着，他把我的左胳膊架空后，左右一边一个他的兄弟把我固定，黄还深呼吸运了运气，然后用搓衣板猛烈侧砍下去。
一下重钝，痛就不用说了，很快就青肿，我生怕砸碎的骨头搓乱了肌肉，马上去医院拍片子。
医生检查了一下，问是怎么弄的？我支支吾吾的说打架，他好像很反感这个回答，反复在受伤的地方扭扭捏捏来折磨我。照片出来骨头没断，左胳膊小时候爬树断过，据说断过的地方结了痂更加结实。
黄律师有素质，我对他没有任何保密要求，他自动为我保密，否则又成了同学们的笑话，还有可能成为反面典型。直到三十年以后，才把这个故事对同学公开。
自残未果怎么办呢？反正看不到前途，我一点也不在意留城做个无业游民，小学三年级开始就习惯这种生活。亲戚朋友都直接称我“那个小流氓”。
我爸还是不甘心，请客送礼把我塞进在武汉近郊的知青队。八分钱的公交坐到唐家墩，再走50分钟路就到了。为回家方便，答应给我一辆自行车，还告诉我；春华也在那。
最后这一句话，我嘴上没有马上说，心里已经同意了。
前期回顾：
（一）家族兴衰 何须三代
（二） 民国到“解放”，祖宗全栽光 （三）“死于非命”是我少年时代的期盼 （四）16岁离家闯荡上海苏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