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來就流傳一個悲情結局：梵高自殺了。但是，史蒂文·奈菲與格雷戈里·懷特·史密斯合著的《梵高傳》一書，為梵高洗白了，梵高是被誤殺的。
這部《梵高傳》是最權威的一部梵高傳記。書中最後的附錄：“關於文森特致命傷的說明”，詳細說明了這一點。網上可以找到這個附錄，我就只引用幾段話：
（梵高死去）“一周后（8 月7日），當地報紙《蓬圖瓦茲報》上的一篇報道反駁了聳人聽聞的自殺謠言，並且直截了當地將這次事件報道為一場意外，這一觀點明顯地由文章的開頭體現出來：
7 月27 日周日，正暫住奧威爾的37 歲荷蘭畫家梵高在田間被左輪手槍射中，但萬幸只是受傷，之後他回到自己的房間，兩天后在那兒去世。”
“我們重構的事件經過也正是約翰·雷華德在20世紀30年代採訪文森特死後一直居住在奧威爾鎮的居民時所聽到的故事。雷華德是一位無與倫比的、正直而縝密的學者，最終成為了印象主義和後印象主義的終極學術權威。他著有兩份權威研究報告和許多其他書籍，其中包括有關塞尚和修拉的書。他所聽聞的故事是‘年輕小伙子意外地射中了文森特’，‘由於害怕被指控謀殺，他們不願意說出事實，文森特決定為保護他們而犧牲自己’。”
我親耳聽到了一位大畫家的話，他說，梵高怎麼可能自殺呢？他那麼愛畫畫，畫得那麼好，創造力無比驚人，幾乎一天就是一幅好畫，在這樣的時候，他怎麼可能自殺呢？他巴不得畫出更多的畫。
作為一個寫作者，我補充一點。梵高是一個非常愛寫作的畫家，但在生死這樣一件極大的事情上，他居然連一紙遺書都沒有寫，這是完全不可思議的。
其實，就在離世前半年，梵高已經成功了，而這，正是他十餘年來深深渴望的。
1890年初，美術評論家奧里耶發表評論文章，稱梵高是一個天才，“大師和勝利者”，梵高在自己的繪畫中已經發現了一種新的藝術。
3月，在一年一度的獨立藝術家沙龍展出中，提奧選擇了梵高的十幅作品參展，引起極大轟動，印象派領袖莫奈表示梵高的繪畫是“展覽中的最佳作品”，而高更則在給梵高的信中寫道，“參展的畫家中，你是最出色的。”
自從畫畫後，18年了，梵高第一次真正有錢匯入提奧的賬戶里。
一切似乎意味着新的開始，但太晚了。
這離梵高過世只有三四個月了。
他被離棄太久了。他認為沒有人真正需要他。“畢竟我的繪畫幾乎都是痛苦的吶喊。”他希望母親能聽到，“我覺得自己已經變成一個墮落的孩子了。”（P800）
同時，他又用自己最敬仰的大師為自己辯護。他說，德拉克洛瓦創作的時候“充滿傷悲”，但同時又“幾乎面帶微笑”。米勒創作的《晚禱》在“田野安靜的犁溝中”發現了神性。“哦，米勒！米勒！”他喊道，“他是多麼擅長表現人性和‘高尚的情感’啊。”（P801）
結束了，死亡的腳步匆匆來到。
1890年7月27日，禮拜天，他在外出畫畫中被一個年輕人打中了，為了保護誤傷他的年輕人，梵高與弟弟提奧都沒有說出真相，兩天后，29日，哥哥在弟弟懷中永遠安息。
梵高自己也絕不可能自殺，他就在幾天前還要弟弟給他郵寄來畫畫的材料。
梵高一直強烈地反對自殺。他稱自殺是“邪惡”而“可怕”的，是“道德上的懦夫行為”——一種違反生命之美和藝術之高尚的罪行，也背離了基督的典範。（P838）
但梵高又早就說過：“我不會特意尋死，不過一旦死亡降臨，我也不會逃避。”（P844）
他太累了，太苦了，太孤獨了。
最苦的是他沒有成為他自己。
梵高曾如此痛苦地自白：“人們時常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他一定知道他的存在並非一無是處！……怎樣才能成為有用的人？在我身上，一定藏有某種潛質，但那又會是什麼？”（p196/7）
“在大多數人眼裡，我到底是什麼樣子，”他後來又悲痛地說道，“一個無名小卒，一個怪人，或者是一個令人討厭的人——在社會中沒有，並永遠也不會獲得地位，簡而言之，我處於底層中的最底層。”但他一再又像遭遇船隻失事的水手一樣，即使“在與世人隔絕的情況下，也從未喪失勇氣”。（P298）
1882年他自我反省。“我是一個狂熱的人，”他承認：“我經常會極度地憂鬱、易怒，仿佛是對同情充滿着饑渴；當我得不到的時候，我儘量裝作毫不在乎，講話尖刻，甚至經常會火上澆油。”（P252/3）
儘管如此，但25歲那年在教主日學時梵高就說：“信仰上帝，快樂才會降臨，也許時而會被憂傷煩惱，但人生疾苦終究會煙消雲散。”事實上，這也是他用後半生實踐的人生信條。（P172/3）
他最後找到了給自己帶來快樂和安寧的那條路：“我人生的目標就是畫畫，儘可能地畫最多、最好的畫作。”
梵高生來就是畫畫的。
但他在畫中，我看到了什麼？感受到了什麼？
2011年5月中旬，我在多倫多的黎明之家聽了一場講座。講梵高。
主講人 Carol Berry 是位女畫家，藝術教育學者。她先生是牧師。他們兩人都是盧雲在耶魯大學的學生。她說，梵高去畫畫，他尋找不同語言去表達愛，感受愛。認識上帝的最好的道路就是愛，愛上帝就是愛上帝創造的一切。
梵高承認，他沒有看到那不可見的上帝，他也有很多不明白的事。但是，他要通過畫來表現那些可見的，去幫助人們明白那不可見的。
可惜當年我雖然記錄下來了她的話，卻沒有問梵高這段話的出處。直到這一次看《梵高傳》，才發現了一段重要資料。1875年，梵高狂熱地閱讀靈修名著——《效法基督》，他決心效法作者托馬斯·金碧士筆下的基督：“將你的心從可見的美好中收回，去放眼那不可見的事物。”（P104）
我想這紮根在了梵高心靈的最深處，他要畫出那些可見的美好事物，去引導人們也包括自己去明白那不可見的上帝。
他要用色彩來寫詩，奏樂。
1882 年8月 在風暴來臨時繪畫的的梵高有個驚人的發現，自己可以作油畫了。“當我作油畫的時候，”他在給提奧的信中寫道，“我感到顏色的力量在我體內涌動，這是我以前不曾擁有過的力量，無比遼闊並且十分強烈。”（P247）
1887年，藝術上已經成熟了的梵高說：“長期以來，我一直想要畫一幅播種者的畫。”
一周后，他將他的播種者想象為德拉克洛瓦所描繪的加利利海上的耶穌：風暴中的平靜、拒斥中的莊嚴、通過受苦獲得的再生。“我正試着畫出某種已完全心碎的東西，”他絕望地解釋道，“因此絕對令人心碎。”
梵高深深地沉浸在這樣一個形象中，他將耶穌想象為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他播撒充滿陽光的藝術——救贖，正如那個大踏步行走的播種者播撒重生的種子。“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播種者啊！”他嘆道，“又是什麼樣的收穫啊！”
差不多同時，他畫了一幅奇特的自畫像，將自己描繪為“正走在通往塔拉斯孔的陽光明媚的道路上”——通往永恆的道路。他自信地大踏步行走，肩扛着速寫簿、畫布、鋼筆和油畫筆等工具：他的新信仰的種子。“
他說：“我對色彩在現實中是什麼樣子一點也不在乎”，只要它們能滿足自己對“永恆的渴望””（P605/7）
的確，梵高“確實總是在傳達風暴中的平靜、憂愁中的喜悅、痛苦中的安慰之類的悖論。而且，他也早已通過背誦一段德拉克洛瓦的悼詞，來升華自己內心的折磨：‘他就這樣死了——幾乎是在微笑中離開了世界，一個高貴的畫家，內心充滿了狂風暴雨，頭腦里卻陽光明媚’。”
（P612/3）
但梵高最想畫的是《客西馬尼園中的耶穌》，1888年，即使在批評《聖經》時他也毫不猶豫地承認，耶穌是“堅硬的果殼和苦澀的果肉”里人世安慰的“果核”。
他說他畫了“一幅巨大的習作，一個橄欖園裡有一個藍色與橙色的耶穌形象，還有一個身着黃色衣裳的天使”。這是一個糾纏了他一生的形象：耶穌在客西馬尼園。
但他失敗了。這個形象在他腦海里存在太久，分量太重，他畫不出來。
於是他轉向了人。
1888年8月比利時畫家尤金·寶赫（EugeneBoch
1855-1941）來訪，梵高為他畫了一幅肖像畫。梵高自述：“我想在照片中表達我對他的愛意，我將儘可能忠實地描繪他的樣子。在他的頭後面，我將繪製無限，而不是繪製這個破舊公寓的普通牆，而是創建一個最簡單的背景，即可以創建的最豐富的藍色，最強烈的藍色，並通過將明亮的頭與這種豐富的藍色背景，我將獲得一種神秘的效果，就像蔚藍的天空深處的一顆星星”。
他讓寶赫的頭上戴着一頂淡黃的帽子——與德拉克洛瓦《加利利海上的耶穌》中那位救世主腦袋上的光暈的顏色一模一樣，背景是在黑暗的虛空裡閃爍着黃色和橙色之光的星星。
這正是他在《客西馬尼園裡的耶穌》中曾經嘗試並毀掉的計劃：“藍色與橙色的耶穌形象。”（P621/24）
梵高說：“我比任何其他人都要更多地……受惠於德拉克洛瓦。”“只通過色彩說出了富有象徵性的語言”，而且通過這種語言，表達了“某種富有激情和永恆的東西”。
“當我處在一種興奮狀態時，”梵高坦白道，“我的情感會帶領我走向對永恆和永恒生活的沉思。”
因此，他斷然拒絕托爾斯泰，因為在托氏梵高找不到安慰。“他既不承認身體的復活，也不承認靈魂的復活。”：
梵高說：“我只是希望，他們能成功地向我們提供某種令我們感到平靜和安慰的東西，這樣我們就不會感到有罪過和被詛咒，我們的生活得以繼續，而不必迷失在孤獨與虛無中，不必在恐懼中停下每一個腳步，或是緊張地計算着我們或許無意中對他人造成的傷害。”
在阿姆斯特丹，梵高夜間沿着河岸散步，“聽到了星空下神的聲音”，他還用語言描繪過他在“神佑的晨光”里感受到安慰的精美畫面，那時“真的只有星星在說話”。
梵高坦誠地承認：“我有可怕的——我應該說出這個詞嗎？——宗教需要，”他寫道，他因為這個自白而渾身顫抖，“因此我出門去畫星星。”（P 644）
（全文結束）
初稿於2020.8.8--9窗外，月上高天，星空浩瀚，蟲鳴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