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不知！他影响了许多美国人

                                        范学德

对我来说，那天是个重要日子，七月七日。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一天也是个重要日子，七七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如今，又加上了一点，我那天在慕恩教会参加了主日学，由摩西弟兄主讲，讲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位伟人：Herman Bavinck 赫尔曼· 巴文克 （1854-1921）。

摩西弟兄扼要地介绍了巴文克的生平和主要神学思想。这引起了我挺大的兴趣，回家后，上网查巴文克的资料，查着查着，突然想起来，他的代表作《我们合理的信仰》这本书我有啊，还读过一些章节。书在哪里哪，赶紧找，但怎么也找不到。不会是我搬到夏洛特前把它也送给中华神学院了吧？我那么大方？傻？不会吧。

都一年了，还有七八箱子书没有打开归位。几天前，主装了两个书架，今天，我终于下决心打开书箱。天哪！只剩下最后一个箱子 了，还是没有。痛苦。

我打开了最后一个箱子，最底下一摞书中，躺平的正是《我们合理的信仰》。翻开扉页，居然是在中国负责出版这本书的张庆棠弟兄赠送我的，时在2011.12.9。他还写上：“范兄惠存”。我真是会存啊。

赶紧读书，又翻看收集的资料。2022年2月16日，《今日基督教》上发表了James Eglinton的文章：“人人都爱巴文克”。哈哈，标题党，人人都爱，绝无可能。文中说，

“在过去十年左右，一颗新星正在苍穹中升起——他就是荷兰新加尔文主义神学家赫尔曼·巴文克（1854-1921）。在他那个时代的荷兰，巴文克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巴文克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优秀的荷兰神学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在巨大的社会动荡时期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

（我想，荷兰语不是英文，无法造成世界性影响。匆匆百年）

          21世纪初发生了变化——由于约翰·博尔特（John Bolt）和约翰·维德（John Vriend）的努力，巴文克的《改革宗教理学》英译本（Reformed Dogmatics）在2003至2008年间分四部分出版发行。迄今为止，这套书已经卖出了九万多册——对于这种性质的作品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销售量。而且这本书还出了葡萄牙语和韩语译本，目前西班牙语、俄语和中文的翻译正在进行中。”

一位荷兰新加尔文主义思想家是如何成为今日最受欢迎的基督教神学家？

“（巴文克的著作）是以改革宗神学表达一种更广的东西：跨越文化和世纪的基督教大公信仰。巴文克将坚定地持守加尔文主义与同时公开肯定“加尔文主义不是唯一的真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二律悖反。

我们生活在基要主义和社会福音分道扬镳的20世纪之后。在那场辩论的任何一方长大的人都继承了一个奇怪的遗产——在右边，福音能有力地表达一个人的灵魂需要，但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却没有为社会的改善提供什么好消息；在左边，福音让基督徒致力于解决社会的问题，但这是在一个非常可悲的薄弱的属灵框架的背景下勉为其难。”

妙论。记得在主日学上，我在谈到基督徒的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时说，我们是在深渊之上走钢丝，在会跌下去的左右之间竭力保持平衡。幸好，下面有一双大手会托住我们。张斌长老则说，我们一方面是当“恐惧战兢”地做成得救的功夫，同时也要“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面前。

摩西弟兄介绍说，巴文克提出了“文化使命”与“领域主权” （ sphere Sovereignty ）的观点。当然，这引起了争论。不过，在巴文克那里，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都被统一在一个根基之上；那位创造之神，同时也是救赎之神；反之亦然，那位救赎的主，同时也是创造的主。

《我们合理的信仰》开篇第一句话就说：“上帝，唯独上帝，才是人之至善。”

巴文克又说：“我们不要脱离世界。我们不想脱离，我们也不能脱离，除非我们否认真理的绝对性。当然，天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天国的确要求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为之服务。天国是独一的、忌邪的，它不允许世界有任何独立的、中立的国度与它并列存在。如果任凭世界自行其道，我们只追求逍遥遁世，其实要容易得多。然而我们不应当就如此偷闲，因为一切受造物都甚好，不得予以拒绝。既然一切都因上帝的道与我们的祷告而成为圣洁，就当以感恩的心来接受；如果拒绝，就是忘恩负义，就是错误地论断或藐视上帝的美意和恩赐。我们的争战可能仅仅是对付罪。因此，基督的门徒无论处于如何复杂的关系之中，无论社会的、政治的、科学的问题如何严重，如何排山倒海地压过来，如果从争战中退缩，甚至假借基督徒动机之名，认为世界的文化属魔鬼，那就是我们里面的背信弃义、懦弱胆怯在骄傲地夸口。”

当我在《我们合理的信仰》的译者序读到这段话，真是拍案叫绝，说得太好了。

巴文克主要是一位神学家，一位系统神学家。

（W. J. Geesink）博士曾这样描述巴文克的作为：

“作为教授，巴文克在任何大学都是顶级的。他学识渊博、博览群书，因此他对讲课游刃有余。身为敏锐深刻的学者，他有发现问题的天赋。当他发现一个问题时，他会极自如地将问题传递给听众。如果有了答案，他会与众人分享，绝不是急匆匆地，而是审慎地、安静地。如果还没有答案，他会竭力探究、去伪存真，绝不为了满足一个而不顾其余。他重视逻辑，强调学校纪律，他非常清楚非理性主义的危险，因而承认有些问题没有答案

作为职业神学家、教义学家，巴文克回到加尔文的改革宗神学。通过这样做，也通过论述学术与科学，他为改革宗神学脱离1750年以后的僵硬、僵死状况助了一臂之力……像奥古斯丁一样——巴文克认为奥古斯丁是空前绝后的思想家。巴文克也从启示的哲学寻求人生与世界问题的答案，即能满足人心和头脑的答案。”

而巴文克的学生兰维尔则描述当时的课堂情况说，由于被真理所激励，巴文克的讲课成了讲道。

临终时巴文克说：“现在我的学术已与我无益，我的教义也如此，惟独我的信仰可以救我。”他不是贬低神学研究生涯，而是道出了重要性的次序。

海普博士以下面这段话作为他所写巴文克传记的结束语：

巴文克曾经说过加尔文的一句话，也同样适用于他自己，那就是：后世“尊荣他们先驱和领路人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口唱心和地宣告：万有都本于他，藉着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

2024.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