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谈政治，又谈何容易。只要你说出一个观点，自有人就把你分了类。

我喜欢五彩呀，一休呀（可惜不知他/她去哪潜水了），是被他们笑谈人生的大智慧所吸引。还有那个米笑，嬉笑怒骂皆文章，没敢友好连接，怕人看不上我。而我喜欢老穆，西岸，华山的文章，觉得他们睿智，渊博，理性。

我不喜欢骂人，扣帽子，更不喜欢指责和发泼。其实活了这半辈子，发现最容易的事，就是指责了。无论什么变故，找个目标，指责一顿，即发泄了心中怨气，又显得自己善良，正直。被指责的人无从还嘴。像我的《谁更残忍》一样。不过于心理学角度，还是有裨益的。多指责别人，自己不会得抑郁症。

记得文革的时候，母亲在监狱，父亲在专政队，因我们四个未成年子女，专政队特许父亲每日回家。一日我在前面走，父亲在后面跟着，一个邻居大婶指着我，和她的孩子说，不许和反革命的狗崽子一起玩。父亲在后面听个正着，就责问她为何侮辱我，谁是狗崽子。大婶犟嘴说：你是反坏右，她就是狗崽子。我父亲啪啪就批了她两个大嘴巴。还说，以后你辱骂我孩子一回，我就打你一回，只要我活着！那大婶哭天抢地：反革命要翻天了呀！我要去告专政队呀。。。。。。当时我真的挺害怕，怕父亲被罪加一等。大婶的丈夫回来了，那是一个人高马大的卡车司机，听了老婆的哭诉后，来了句：老娘们，嘴欠。这事就这么了了。我母亲从监狱回来的第一个晚上，大婶敲开我家的后窗，递进一锅粥，说大妹子，什么都别说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呀，抹抹眼睛，离去。当时我家遭难，一些邻居疏远我们，一些邻居和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和我们来往，更有一个根正苗红的主，跳着脚地为我母亲喊冤，被连累给抓了进去。没有一个落井下石的欺辱我们（除了大婶那一次）。也没有墙倒众人推。

我现在想起这件事，而忘了放在《我的老爹》里，是因为阿妞说我“不愿意再生活在那样的蜜罐子里面”。我没有生活在蜜罐子里面过，但我生活在人间的正直和善良里。生活在父母坚强的爱里面。如果人之间的关系都像《丰乳肥臀》那么肮脏，扭曲，我绝对活不到今天。我觉得阿妞的水平比我高，见识比我广，但我们的立场不同，同一桩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陈述自己的观点罢了。和政治无关。 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吧。

我也是经历过灾难，生离死别等重大变故的人了，我从那个国度出来也快二十年了。但我热爱那个国家，热爱那里的父老乡亲，我希望他们安宁幸福，不要再有什么动乱。

人是要有信念的。比如说，我就喜欢名牌包，我吃糠腌菜也要背个爱玛仕。。。。。。没什么可被嘲笑的，这就是一种对名牌包的信念；又比如说，我就喜欢减肥，瘦的和秫秸顶件衣服似的是我的顶级理念。。。。。。这也没什么，审美观不同嘛。可是那些作家的理念是什么呢？为了得诺贝尔奖，或让外国人认可，而拼命向自己的同胞泼污水，丑化他们吗？

我知道中国有很多弊病，很多陋习和致命伤，但作家的责任不应仅仅是揭露，不应要人压抑。粉饰太平的高大全早已成为过去，令人耻笑；但就不想想，现在的强化黑暗和丑恶不会被后人唾弃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