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談政治，又談何容易。只要你說出一個觀點，自有人就把你分了類。

我喜歡五彩呀，一休呀（可惜不知他/她去哪潛水了），是被他們笑談人生的大智慧所吸引。還有那個米笑，嬉笑怒罵皆文章，沒敢友好連接，怕人看不上我。而我喜歡老穆，西岸，華山的文章，覺得他們睿智，淵博，理性。

我不喜歡罵人，扣帽子，更不喜歡指責和發潑。其實活了這半輩子，發現最容易的事，就是指責了。無論什麼變故，找個目標，指責一頓，即發泄了心中怨氣，又顯得自己善良，正直。被指責的人無從還嘴。像我的《誰更殘忍》一樣。不過於心理學角度，還是有裨益的。多指責別人，自己不會得抑鬱症。

記得文革的時候，母親在監獄，父親在專政隊，因我們四個未成年子女，專政隊特許父親每日回家。一日我在前面走，父親在後面跟着，一個鄰居大嬸指着我，和她的孩子說，不許和反革命的狗崽子一起玩。父親在後面聽個正着，就責問她為何侮辱我，誰是狗崽子。大嬸犟嘴說：你是反壞右，她就是狗崽子。我父親啪啪就批了她兩個大嘴巴。還說，以後你辱罵我孩子一回，我就打你一回，只要我活着！那大嬸哭天搶地：反革命要翻天了呀！我要去告專政隊呀。。。。。。當時我真的挺害怕，怕父親被罪加一等。大嬸的丈夫回來了，那是一個人高馬大的卡車司機，聽了老婆的哭訴後，來了句：老娘們，嘴欠。這事就這麼了了。我母親從監獄回來的第一個晚上，大嬸敲開我家的後窗，遞進一鍋粥，說大妹子，什麼都別說了，回來就好，回來就好呀，抹抹眼睛，離去。當時我家遭難，一些鄰居疏遠我們，一些鄰居和什麼都沒發生一樣，和我們來往，更有一個根正苗紅的主，跳着腳地為我母親喊冤，被連累給抓了進去。沒有一個落井下石的欺辱我們（除了大嬸那一次）。也沒有牆倒眾人推。

我現在想起這件事，而忘了放在《我的老爹》裡，是因為阿妞說我“不願意再生活在那樣的蜜罐子裡面”。我沒有生活在蜜罐子裡面過，但我生活在人間的正直和善良里。生活在父母堅強的愛裡面。如果人之間的關係都像《豐乳肥臀》那麼骯髒，扭曲，我絕對活不到今天。我覺得阿妞的水平比我高，見識比我廣，但我們的立場不同，同一樁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自陳述自己的觀點罷了。和政治無關。 這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種標誌吧。

我也是經歷過災難，生離死別等重大變故的人了，我從那個國度出來也快二十年了。但我熱愛那個國家，熱愛那裡的父老鄉親，我希望他們安寧幸福，不要再有什麼動亂。

人是要有信念的。比如說，我就喜歡名牌包，我吃糠醃菜也要背個愛瑪仕。。。。。。沒什麼可被嘲笑的，這就是一種對名牌包的信念；又比如說，我就喜歡減肥，瘦的和秫秸頂件衣服似的是我的頂級理念。。。。。。這也沒什麼，審美觀不同嘛。可是那些作家的理念是什麼呢？為了得諾貝爾獎，或讓外國人認可，而拼命向自己的同胞潑污水，醜化他們嗎？

我知道中國有很多弊病，很多陋習和致命傷，但作家的責任不應僅僅是揭露，不應要人壓抑。粉飾太平的高大全早已成為過去，令人恥笑；但就不想想，現在的強化黑暗和醜惡不會被後人唾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