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一个深秋的清晨，我从值班的场院回知青点。万籁俱寂，空气中弥漫着潮气，雾霭像撕扯的面纱，若有若无，我深呼吸着山区的清新空气，蹦蹦跳跳地跨过小桥，无意中向不远处望去，在目力所及的树下“站”着一个人。我的血几乎都凝固了，只觉得腿冰凉，人就要失去意识。树的那边，书记的女儿奔跑并呼喊着向我这边冲来，手中的红薯飞向天空。我俩相遇，同时跌坐在田埂上。这一场景烙在我的脑海里，整整一年，我不能看任何人靠在树边，墙边或电线杆边，只要任何一场景让我看见，就打一个激灵。为此我母亲三个月没上班，跟在我的后面，当时我的面孔的死灰程度比那上吊的好不了哪去。

我插队的地方很穷。十个工分值五分钱。用腌咸菜的水拌面条，就算好吃食了。山陡土贫，原是官宦人家的坟地，那的农民都是看坟人，所以穷的连个地主富农都没有。但文化大革命不允许有遗忘的角落，就和女人的胸一样，挤挤总能出沟的。于是就把一个曾经加入过一贯道的人打成历史反革命，好说歹劝的让他承认是一贯道主，也算生产队抓了阶级斗争。队里书记曾对我说：他个狗屁一贯道主，加入一贯道时还不懂人事呢。反正我们也不批斗他，给他点轻松活，上下就都应付了。书记这关是过了。可这道主有四个儿子。两个大儿子文革前结了婚，没什么事。偏这三儿子正搞着对象呢，被这历史反革命的头衔给搅黄了。这老三对其父亲恨之入骨。经常打骂或不给饭吃。正值三秋，天长活重，老三却把所有的粮食藏了起来，道主已经两个星期没吃上饱饭了。我值班的这天晚上，老三吃完出去玩牌，道主就在家里磨刀。夜里十二点左右，老三回到家就呼呼大睡，道主持刀向其后脑砍了三下，也没看死活，就拿了一根准备好的绳子，在书记家院子前面的树下上了吊。

而我这远远的一眼望去，一棵大树下，站着一个人，就深深的印在脑海里了。这在我的有限的生命里，是第一次看到 这种“活生生的”死人。可怜的人们呀，怎么可以这么不尊重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