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个视频，是一位领导在基层一个相当规模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谈到如何“实现中国梦”的具体步骤，内容如下。

怎样才能实现这个伟大的构想呢？

这要分两步走。

第一步，对那些勤劳致富、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的人，要像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那样，动员和鼓励他们将部分财产归公。

对那些靠官商勾结、巧取豪夺、坑蒙拐骗、发不义之财的人，要清理严查，没收其非法所得。

第二步，在农村，让先富裕起来的农民，成为共同富裕的带头人。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引导农民重新走共同富裕的集体化道路，在全国内推广南街村、长乐村的经验。

在城市，要逐步缩小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数量，尽快扩大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规模，真正达到公有制占主体。

这样一来，我们就在先富带後富，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会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照亮我们前进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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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明白了吗？

这段不到两分钟的讲话，不能不说是，“目标明确，意志坚定，条理分明，步骤具体”；其所谓的“共同富裕”，那就是“要像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那样”，把一切“财产归公”，而所谓的“中国梦”，就是各项“政治运动”再来一遍，还是要走毛式“社会主义”道路！

想当初，十亿中国人搞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搞的是什么？

文革斗争的焦点，就在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只要看看“文革”所有的基本历史文献，包括毛泽东主持批发的“社教23条”、“五·一六通知”、“文革16条”等，以及无数“两报一刊”社论和大批判文章，那里面讲得很清楚：这场运动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而毛泽东本人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里，更直接写明了他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问罪。

刘的“罪状”，简言之如下：

1951年，刘少奇反对毛搞“合作化”，他有批示道：“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在农村，他主张实施的经济纲领是“四大自由”，即：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

在城市和工矿企业，他要搞的是“民主化和工业化”，提出了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建国纲领。

1955年，刘少奇支持邓子恢砍掉卅万个合作社。

1956年，他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讲，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不赞成毛氏“阶级斗争”论，也不赞成对毛“搞个人迷信”。

同年，刘少奇又支持周恩来等在经济工作上“反急躁冒进”的主张，后来被毛多次痛骂为反对他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反对“大跃进”。

60年代初，毛氏“三面红旗”遭到惨败，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刘少奇再次推出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农村经济政策。^[注]

[注]“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毛泽东于1958年提出的毛式“社会主义”施政纲领。“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讲“‘三面红旗’现在不取消，继续保持；但是，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听得出来，刘的这话讲得很重了，等于公开直接否定毛的建国政治路线。

刘又肯定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里“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并指出，“一个政治局委员给中央的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不对，也不算是犯错误。”刘还要要追究毛的责任，主张错误的方针政策“要退够”。

总之，刘少奇一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让毛泽东“憋了一肚子气”达几年之久。

而林彪在会上讲话则大力吹捧毛，他说“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林还借机大骂彭德怀是“大军阀”、“大党阀”、“从来不把毛主席放在眼里”。

林彪的讲话深得毛的欢心。

在大会的最後一天，周恩来阴沉着脸，尖锐地批评道：“我们提拔了一大批会刮风、会拍马、会吹牛的‘风马牛’干部。”他说的“刮风”是指，当时农村工作中盛行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等五种歪凤恶习，令百姓身受其害、深恶痛绝。

周恩来讲出了毛派干部们的共同特点。

在关键时刻，党内两拨人的政治态度，谁心里向着谁？表现得清清楚楚。(参见：小鹰，《有两拨人》，http://www.azcolabs.com/xy_wg_TW_2.html。)

接着，二月下旬就有刘少奇主持的“西楼会议”，在经济工作上开始全面具体纠“左”，三月初又有周恩来和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向与会的科学家和文艺家讲话，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呼吁“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到了八月，有关文艺创作的“大连会议”要作家们大胆揭示社会矛盾，来“暴露现实的真实关系”。

而同年八月，毛泽东开始反击，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大骂“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说他们颳的是一股“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毛祭出“一抓就灵”的“法宝”──“阶级斗争”，而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直讲到人人自危，战战兢兢才好。

此後，毛除了大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之外，还鼓吹“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同时，在林彪的支持下，大搞以“毛语录”为中心的“造神运动”。

而刘则主张尊重“价值规律”，搞“市场经济”，在工矿企业中推行“计件工资”、“奖金挂帅”等“物资刺激”措施，文革前夕，他甚至还在热衷试办大工业托拉斯。

到了1964年底，政治局里，就“四清社教”等党务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详见：小鹰，《官民矛盾·刘“四清”与毛“四清”·文化革命──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覆>之二》，http://www.azcolabs.com/xy_wg_yjs_2.html。)

刘“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清查的是基层官员的经济贪腐问题，目标正是那些作恶多端、让百姓深受其苦的“四不清”和“风马牛”干部。

而毛“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则是要在全国上下“清理阶级队伍”，即清除“走资派”，包括文艺界、思想界、教育界一大批有“独立思考”精神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

1964年底，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向全国印发了个指导文件“社教17条”。两周之后，毛泽东立即用他的23条否了刘的17条，明确提出重点是要整“党内的‘走资派’”；而且在文末毫不客气地写道：“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书面文字写得这么绝，竟连一点面子都不留，这在党内是少有的，可见会上吵成了什么样子！

毛这是“将白手套掷地”，要公开与刘“决斗”的表示。这正如毛泽东在1970年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他是1965年1月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确定要打倒刘少奇的。

在中共党内“家长制”的统治下，毛“四清”路线绝对占了上风，全国报刊舆论开始对“海瑞罢官”、“合二而一”、“中间人物”、“三家村”……，以及众多“反动”电影和戏剧等“封资修”作品，接连不断地展开“大批判”。

1965年秋，全国高校的高班停课，学生作为工作队被派到农村去搞毛“四清”。

到1966年初，刘派以主张“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二月提纲”做最後的抵抗，反对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大批判，毛派立即以“没有平等，只有你死我活”的“五·一六通知”回击，再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政治路线”上，党内高层这样公开对立、直接交锋，实可谓是“图穷匕首见”了。

半个月後，血腥野蛮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

“文革”不是别的，正是毛“四清”的升级版。那些正在农村经受毛“四清”演练洗脑的大学生，立即回校，继续投入了这场举国上下全方位“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运动。

借助愚昧又狂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文武暴力，毛派迅速一统天下，刘派即刻土崩瓦解，彻底倒台。

那时“毛语录”、“忠字舞”满天飞，“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赤脚医生”、“五七干校”、“兴无灭资”、“斗私批修”、“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看“出身”、讲“成份”、“斗批改”、“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阶级斗争是主课”，“突出政治”、“群众专政”、“革命委员会”，……，都是纯“毛”制品，再也没有刘少奇掣肘，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连“白卷英雄”也可以受到全国吹捧。总之，一切都非常之“革命化”。

毛摧毁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全国上下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杀小刘少奇”，没收农民的“自留地”，取缔农村集市贸易市场，强迫农民把自养的猪、禽等宰杀，不允许再养殖。

……

一句话，让你见识了什么是毛式“社会主义”。

1976年，毛死了，疯狂运转了十年的文革机器嘎然而止，而此时已是“天怒人怨”、“民不聊生”，全国国民经济坏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就是讲明文革“来龙去脉”的一部极扼要的“文革史”。(详见：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http://www.azcolabs.com/xy_wg_fgl.html。)

当然，历史上刘少奇肯定也讲过些很“左”的话，毛泽东也有过些右的话，如果“酱”在其中，便会叫人难以捉摸、无所适从。

正如滤去实验的“数据涨落”之后，才可以看出曲线的“统计走向”一样，我们大尺度地综观以上的政治事件与脉络，建国後卅年来，党内有没有“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当是“泾渭分明”、“一目了然”。

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叫做抓住“主要矛盾”，用数学的语言来说，这就是一个函数展开後的“线性主部”。

这些重大历史，不可以简单归结为宋永毅所谓的“非理性和无意识的精神活动”，後者属于“高阶小量”或“精细结构”；这些当然可以研究，但不宜“喧宾夺主”，津津乐道于“大历史的小原因”。

可是现在，在反思和批判文革时，许多社会“精英”，尽在外围打转，死也不肯触及“路线斗争”这个基本的政治问题，更不用说，敢于肯定“走资派”的路线。

反之，不少原属“优势群体”^[注]的红五类和准红五类，甚至坚决否认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们不批判毛式“社会主义路线”的反动性质，反把“走资派”说成是人人痛恨的“官僚”，实际上是变相肯定“毛文革”。

[注]按照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覆》的定义，“处于优势群体的人包括：党员、团员、靠近领导的人、劳动模范，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人。这些人在不仅在入党、当官、分配工作、调整工资等多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而且有整别人、自己不会挨整的特权。他们是党和政府信任的、依靠的对象，是党组织多年培养、训练的积极分子。”

他们一再强调：“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是多方面的：他对等级制、官僚高高在上不满，……。他对官僚们用物质利益作为调动积极性的手段不满，……。他对官僚们欺压百姓和特权腐败不满，……。”“毛泽东看到官僚们‘私’的一面不断膨胀，他身边的大量事实也证明蜕变在发生、在加速。他怀着深深的忧虑。”(杨继绳，《天地翻复──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2017年。)

而对于毛自己的贪腐特权问题，杨继绳却只用这样一句话就轻轻地打发了：“用对执政者个人的道德的批判来研究政治与历史，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不评价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

多么堂皇的理由啊！但我想，不这么搪塞一下，杨继绳“文革反官僚”的文章恐怕就做不下去了。

相反，他们现在一提“四清”就笼统地讲，那是刘少奇的“罪恶”！高华和杨继绳的“文革史”，以及一些“学者”，到现在还是赞赏毛对刘“形左实右”的指斥，说刘极“左”，“打击了一大片”，似乎基层的那些“四不清”和“风马牛”干部，就不是杨所痛恨的在毛式“社会主义”制度下滋生的“贪腐官僚”了。

这些人的基调，还是强调毛发动文革的“主观愿望是好的”，认为“高薪造成城市老爷，工人贵族，干群矛盾”，所以，面对强大的官僚体制，毛寻求多年，终于找到了办法，要撇开党的机器，采用“领袖─人民”的模式，“直接发动群众、指挥群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

他们虽然也讲些毛的烂事丑闻，得以小骂，以示自己公正高明，但反复强调却是，毛是“底层群众的代表”，对民众亲和，而“走资派”则是文革要铲除，却可惜未能除尽的一大批“祸国殃民”的“贪腐官僚”。

这样“颠倒黑白”地把“反官僚”的桂冠戴到毛泽东“文革”的头上去，说什么“文革的发生”是由于“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秦晖)──马屁居然可以这样子拍法，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和“七千人大会”时一样，在回顾“四清”和“文革”的问题上，各人的政治态度，谁心里向着谁？表现得清清楚楚。

当然，不可否认，高华和杨继绳都写过些好书，但谁也不能因此便“句句是真理”而不可批评。我们对任何人，都不可崇拜，还是要“闭卷判分、名人归零”(http://www.azcolabs.com/xy_BJPF.html)，就事论事，具体分析，讲出道理来，看他们是否“混淆”和“偷换”了概念，是否“掩盖”和“歪曲”了历史。

现在谈到“文革”，除了高华和杨继绳等人这类文革“反官僚”说之外，还有许多其它的说法，例如：

“饰词”说、“毛心理问题”说、“中共话语陷井”说、“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说；

“争权”说、“试错”说、“艰辛探索”说、“马丁·路德改教”说；

“阴谋”说、“博奕”说、“偶然性与个人因素”说、“尚未解密不好定论”说；

“一丘之貉”说、“两个文革”说、“空穴来风”说、“一场混战”说。

还有什么“天派地派两个毛泽东”，“毛泽东、官僚、造反派的‘三国杀’！”等等。

总之，是越说越玄，越说越糊涂。

这些说法的共同之处，无非就是“文过饰非”，把水搅混，以淡化，甚至美化毛泽东和他的文革，同时，也美化文革中不光彩的自己，当年“鞍前马後”、“捶胸顿足”地紧跟着毛去打倒“走资派”。

尤其是，在毛的“反修防修”，反对“资产阶级”的“豪言壮语”面前，他们现在竟无言以对，怕因此“堕入中共官方史学的话语陷阱”(高文谦)，便就是不肯承认毛泽东自己宣称的“文革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更看不出为什么毛“走社”是反动的主张，刘“走资”是正确的道理，结果文革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题目也越做越小。

文革之後，这麼多年来，记录事实，揭露并控诉文革罪恶与荒唐的回忆文字已有很多。作为历史教训留给後人，这很好，也非常必要。

而批判文革，根据自己的体会和悟性，各人从不同角度和深度去揭批，也都可以，只要不掩盖、不否认，或不歪曲文革“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就好。

为什么？

因为只有认清文革斗争的这种政治本质，才能知道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才能明白封建专制的中国要走什么道路，才是出路？(详见：小鹰，《“文革”问答三》，http://www.azcolabs.com/xy_wg_q&a3.html。)

可是，史家高华认为，毛搞文革，是因为刘少奇“僭主越位”，“分庭抗礼”，大有“逼宫”之势，触犯了“党的潜规则”，使毛“由惊生恨”，而毛讲的“什么‘形左实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等等均是饰词。”(高华，《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4月号；亦见：高华，《毛泽东何以发动文革？》，2012年1月2日，在香港科技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重读中国历史讲座”上的讲话。)

文革学者胡平也质疑道：“对所谓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他认为“说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没有根据的。”(胡平，《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２０１６年６月出版。亦见《华夏文摘增刊》第1067期。)

这些，就属于“掩盖、否认或歪曲文革本质”的说法了。

而且，它们只是一些主观轻松的“宣称”，罔顾大量存在的基本事实，并没有拿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论据，没讲为什么是“饰词”？为什么说“没有”？──这不是在做学问。

而“专家”们披露的所谓“内幕真相”、“奇闻轶事”，却很合一些“宫斗剧”看多了的小市民的口味与思维。尤其是当知名“学者”们嘲笑刘少奇不识“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古训时，他们便忙不迭跟着点头称是：“自作孽，不可活！”

──神似，一百多年前华老栓茶馆里，众人听到夏瑜劝牢头造反时的反应：“‘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後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鲁迅，《药》，“呐喊”，1919年4月。)

不过，这类“争权”说，会面临一个问题要回答，就是：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只是因为刘少奇威胁到他的权力，那在刘已被整死之后，刘派官员已“溃不成军”，毛在全国的威望和权力已达到极点，无人可以再威胁挑战他了，毛为什么还要说：以后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呢？那时的文革又是要搞掉谁？他自己还有几年可活，为什么要关心身后每七、八年的事？

这恰恰说明毛泽东是个有“宏图大志”的帝王，他发动文革，就是要不断清除他和他身后继续实施毛式“社会主义”之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党内“走资派”及其社会基础。

所以，“清君侧”只是手段，是“现象”，“役其政”才是目的，是“本质”，权力是实施理念的工具，专权是为了役政。

问题是，你喜欢哪种“政”？

……

好了，现在真的“社会主义改造”又来了，人家可是一点也不客气，直奔主题，步伐坚定，杀气腾腾，刀刀见血，丝毫没有什么“非理性活动，如病态人格、妄想猜疑、潜意识情结等等。”(宋永毅，《告诉你一个不同的文革──<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新阐释>前言》，【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二九四期，2021年。)

这些红五类和准红五类，竭力回避核心的政治问题不谈，甚至粉饰毛发动“文革”的“出发点是‘善’”，结果，总算是达到自己的目的，再次看到“红太阳”冉冉升起来了！

醒醒吧，书呆子们！

我这样叫了，也有十多年了。这回“指名道姓”，得罪了不少人，余本无意冒犯，只是好奇，想看看，到底还能不能把他们叫醒？

如果说，文革的本质不是“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的斗争”，那你认为文革是什么呢？

写于2022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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