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個視頻，是一位領導在基層一個相當規模的群眾大會上的講話，談到如何“實現中國夢”的具體步驟，內容如下。 怎樣才能實現這個偉大的構想呢？ 這要分兩步走。 第一步，對那些勤勞致富、守法經營、先富裕起來的人，要像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改造”那樣，動員和鼓勵他們將部分財產歸公。 對那些靠官商勾結、巧取豪奪、坑蒙拐騙、發不義之財的人，要清理嚴查，沒收其非法所得。 第二步，在農村，讓先富裕起來的農民，成為共同富裕的帶頭人。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引導農民重新走共同富裕的集體化道路，在全國內推廣南街村、長樂村的經驗。 在城市，要逐步縮小外資企業、民營企業的數量，儘快擴大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的規模，真正達到公有制占主體。 這樣一來，我們就在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實現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會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照亮我們前進的征程。 X X X X 聽明白了嗎？ 這段不到兩分鐘的講話，不能不說是，“目標明確，意志堅定，條理分明，步驟具體”；其所謂的“共同富裕”，那就是“要像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改造’那樣”，把一切“財產歸公”，而所謂的“中國夢”，就是各項“政治運動”再來一遍，還是要走毛式“社會主義”道路！ 想當初，十億中國人搞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搞的是什麼？ 文革鬥爭的焦點，就在於：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 這只要看看“文革”所有的基本歷史文獻，包括毛澤東主持批發的“社教23條”、“五·一六通知”、“文革16條”等，以及無數“兩報一刊”社論和大批判文章，那裡面講得很清楚：這場運動就是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而毛澤東本人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里，更直接寫明了他對“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的問罪。 劉的“罪狀”，簡言之如下： 1951年，劉少奇反對毛搞“合作化”，他有批示道：“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在農村，他主張實施的經濟綱領是“四大自由”，即：土地租佃和買賣自由，借貸自由，貿易自由。 在城市和工礦企業，他要搞的是“民主化和工業化”，提出了二十年都不要“開始破壞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的建國綱領。 1955年，劉少奇支持鄧子恢砍掉卅萬個合作社。 1956年，他在“八大”的政治報告中講，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不贊成毛氏“階級鬥爭”論，也不贊成對毛“搞個人迷信”。 同年，劉少奇又支持周恩來等在經濟工作上“反急躁冒進”的主張，後來被毛多次痛罵為反對他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反對“大躍進”。 60年代初，毛氏“三面紅旗”遭到慘敗，全國餓死幾千萬人。劉少奇再次推出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農村經濟政策。[注] [注]“三面紅旗”指“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毛澤東於1958年提出的毛式“社會主義”施政綱領。“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一包”即“包產到戶”。 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講“‘三面紅旗’現在不取消，繼續保持；但是，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 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聽得出來，劉的這話講得很重了，等於公開直接否定毛的建國政治路線。 劉又肯定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意見書裡“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並指出，“一個政治局委員給中央的主席寫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不對，也不算是犯錯誤。”劉還要要追究毛的責任，主張錯誤的方針政策“要退夠”。 總之，劉少奇一句“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讓毛澤東“憋了一肚子氣”達幾年之久。 而林彪在會上講話則大力吹捧毛，他說“過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時候，正是毛澤東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擾時，就會出毛病。”林還藉機大罵彭德懷是“大軍閥”、“大黨閥”、“從來不把毛主席放在眼裡”。 林彪的講話深得毛的歡心。 在大會的最後一天，周恩來陰沉着臉，尖銳地批評道：“我們提拔了一大批會颳風、會拍馬、會吹牛的‘風馬牛’幹部。”他說的“颳風”是指，當時農村工作中盛行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等五種歪鳳惡習，令百姓身受其害、深惡痛絕。 周恩來講出了毛派幹部們的共同特點。 在關鍵時刻，黨內兩撥人的政治態度，誰心裡向着誰？表現得清清楚楚。(參見：小鷹，《有兩撥人》，http://www.azcolabs.com/xy_wg_TW_2.html。) 接着，二月下旬就有劉少奇主持的“西樓會議”，在經濟工作上開始全面具體糾“左”，三月初又有周恩來和陳毅在“廣州會議”上向與會的科學家和文藝家講話，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呼籲“科學家是我們的國寶”。到了八月，有關文藝創作的“大連會議”要作家們大膽揭示社會矛盾，來“暴露現實的真實關係”。 而同年八月，毛澤東開始反擊，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大罵“現在不贊成總路線、三面紅旗的人，把形勢說得一片黑暗。”說他們颳的是一股“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毛祭出“一抓就靈”的“法寶”──“階級鬥爭”，而且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直講到人人自危，戰戰兢兢才好。 此後，毛除了大抓“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階級鬥爭”之外，還鼓吹“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習解放軍”。同時，在林彪的支持下，大搞以“毛語錄”為中心的“造神運動”。 而劉則主張尊重“價值規律”，搞“市場經濟”，在工礦企業中推行“計件工資”、“獎金掛帥”等“物資刺激”措施，文革前夕，他甚至還在熱衷試辦大工業托拉斯。 到了1964年底，政治局裡，就“四清社教”等黨務問題，爆發了激烈的爭吵。(詳見：小鷹，《官民矛盾·劉“四清”與毛“四清”·文化革命──評楊繼繩文革史,<天地翻覆>之二》，http://www.azcolabs.com/xy_wg_yjs_2.html。) 劉“四清”(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清查的是基層官員的經濟貪腐問題，目標正是那些作惡多端、讓百姓深受其苦的“四不清”和“風馬牛”幹部。 而毛“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則是要在全國上下“清理階級隊伍”，即清除“走資派”，包括文藝界、思想界、教育界一大批有“獨立思考”精神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動學術權威”，以及“地、富、反、壞、右”等“階級敵人”。 1964年底，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向全國印發了個指導文件“社教17條”。兩周之後，毛澤東立即用他的23條否了劉的17條，明確提出重點是要整“黨內的‘走資派’”；而且在文末毫不客氣地寫道：“中央過去發出的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如有同這個文件牴觸的，一律以這個文件為準。” 書面文字寫得這麼絕，竟連一點面子都不留，這在黨內是少有的，可見會上吵成了什麼樣子！ 毛這是“將白手套擲地”，要公開與劉“決鬥”的表示。這正如毛澤東在1970年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他是1965年1月討論“二十三條”的時候，確定要打倒劉少奇的。 在中共黨內“家長制”的統治下，毛“四清”路線絕對占了上風，全國報刊輿論開始對“海瑞罷官”、“合二而一”、“中間人物”、“三家村”……，以及眾多“反動”電影和戲劇等“封資修”作品，接連不斷地展開“大批判”。 1965年秋，全國高校的高班停課，學生作為工作隊被派到農村去搞毛“四清”。 到1966年初，劉派以主張“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二月提綱”做最後的抵抗，反對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大批判，毛派立即以“沒有平等，只有你死我活”的“五·一六通知”回擊，再次強調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政治路線”上，黨內高層這樣公開對立、直接交鋒，實可謂是“圖窮匕首見”了。 半個月後，血腥野蠻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爆發。 “文革”不是別的，正是毛“四清”的升級版。那些正在農村經受毛“四清”演練洗腦的大學生，立即回校，繼續投入了這場舉國上下全方位“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運動。 藉助愚昧又狂熱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文武暴力，毛派迅速一統天下，劉派即刻土崩瓦解，徹底倒台。 那時“毛語錄”、“忠字舞”滿天飛，“上山下鄉”、“插隊落戶”、“赤腳醫生”、“五七幹校”、“興無滅資”、“鬥私批修”、“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看“出身”、講“成份”、“鬥批改”、“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階級鬥爭是主課”，“突出政治”、“群眾專政”、“革命委員會”，……，都是純“毛”製品，再也沒有劉少奇掣肘，他想怎麼幹就怎麼幹，連“白卷英雄”也可以受到全國吹捧。總之，一切都非常之“革命化”。 毛摧毀了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全國上下到處“割資本主義尾巴”，“殺小劉少奇”，沒收農民的“自留地”，取締農村集市貿易市場，強迫農民把自養的豬、禽等宰殺，不允許再養殖。 …… 一句話，讓你見識了什麼是毛式“社會主義”。 1976年，毛死了，瘋狂運轉了十年的文革機器嘎然而止，而此時已是“天怒人怨”、“民不聊生”，全國國民經濟壞到了崩潰的邊緣。 這就是講明文革“來龍去脈”的一部極扼要的“文革史”。(詳見：小鷹，《劉少奇是“官僚”，還是“走資派”？》，http://www.azcolabs.com/xy_wg_fgl.html。) 當然，歷史上劉少奇肯定也講過些很“左”的話，毛澤東也有過些右的話，如果“醬”在其中，便會叫人難以捉摸、無所適從。 正如濾去實驗的“數據漲落”之後，才可以看出曲線的“統計走向”一樣，我們大尺度地綜觀以上的政治事件與脈絡，建國後卅年來，黨內有沒有“兩條路線”和“兩個司令部”的鬥爭，當是“涇渭分明”、“一目了然”。 用哲學的語言來說，這叫做抓住“主要矛盾”，用數學的語言來說，這就是一個函數展開後的“線性主部”。 這些重大歷史，不可以簡單歸結為宋永毅所謂的“非理性和無意識的精神活動”，後者屬於“高階小量”或“精細結構”；這些當然可以研究，但不宜“喧賓奪主”，津津樂道於“大歷史的小原因”。 可是現在，在反思和批判文革時，許多社會“精英”，盡在外圍打轉，死也不肯觸及“路線鬥爭”這個基本的政治問題，更不用說，敢於肯定“走資派”的路線。 反之，不少原屬“優勢群體”[注]的紅五類和准紅五類，甚至堅決否認有“兩條路線”的鬥爭，他們不批判毛式“社會主義路線”的反動性質，反把“走資派”說成是人人痛恨的“官僚”，實際上是變相肯定“毛文革”。 [注]按照楊繼繩“文革史”《天地翻覆》的定義，“處於優勢群體的人包括：黨員、團員、靠近領導的人、勞動模範，出身於革命幹部、工人貧下中農家庭的人。這些人在不僅在入黨、當官、分配工作、調整工資等多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權，而且有整別人、自己不會挨整的特權。他們是黨和政府信任的、依靠的對象，是黨組織多年培養、訓練的積極分子。” 他們一再強調：“毛澤東對這個制度不滿是多方面的：他對等級制、官僚高高在上不滿，……。他對官僚們用物質利益作為調動積極性的手段不滿，……。他對官僚們欺壓百姓和特權腐敗不滿，……。”“毛澤東看到官僚們‘私’的一面不斷膨脹，他身邊的大量事實也證明蛻變在發生、在加速。他懷着深深的憂慮。”(楊繼繩，《天地翻復──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2017年。) 而對於毛自己的貪腐特權問題，楊繼繩卻只用這樣一句話就輕輕地打發了：“用對執政者個人的道德的批判來研究政治與歷史，不可能窮究事情的本質。所以，我在這本書裡不評價毛澤東的個人道德操守。” 多麼堂皇的理由啊！但我想，不這麼搪塞一下，楊繼繩“文革反官僚”的文章恐怕就做不下去了。 相反，他們現在一提“四清”就籠統地講，那是劉少奇的“罪惡”！高華和楊繼繩的“文革史”，以及一些“學者”，到現在還是讚賞毛對劉“形左實右”的指斥，說劉極“左”，“打擊了一大片”，似乎基層的那些“四不清”和“風馬牛”幹部，就不是楊所痛恨的在毛式“社會主義”制度下滋生的“貪腐官僚”了。 這些人的基調，還是強調毛髮動文革的“主觀願望是好的”，認為“高薪造成城市老爺，工人貴族，干群矛盾”，所以，面對強大的官僚體制，毛尋求多年，終於找到了辦法，要撇開黨的機器，採用“領袖─人民”的模式，“直接發動群眾、指揮群眾‘砸爛舊的國家機器’”。 他們雖然也講些毛的爛事醜聞，得以小罵，以示自己公正高明，但反覆強調卻是，毛是“底層群眾的代表”，對民眾親和，而“走資派”則是文革要剷除，卻可惜未能除盡的一大批“禍國殃民”的“貪腐官僚”。 這樣“顛倒黑白”地把“反官僚”的桂冠戴到毛澤東“文革”的頭上去，說什麼“文革的發生”是由於“百姓怨左不怨毛，劉派反毛不反左。”(秦暉)──馬屁居然可以這樣子拍法，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和“七千人大會”時一樣，在回顧“四清”和“文革”的問題上，各人的政治態度，誰心裡向着誰？表現得清清楚楚。 當然，不可否認，高華和楊繼繩都寫過些好書，但誰也不能因此便“句句是真理”而不可批評。我們對任何人，都不可崇拜，還是要“閉卷判分、名人歸零”(http://www.azcolabs.com/xy_BJPF.html)，就事論事，具體分析，講出道理來，看他們是否“混淆”和“偷換”了概念，是否“掩蓋”和“歪曲”了歷史。 現在談到“文革”，除了高華和楊繼繩等人這類文革“反官僚”說之外，還有許多其它的說法，例如： “飾詞”說、“毛心理問題”說、“中共話語陷井”說、“百姓怨左不怨毛，劉派反毛不反左”說； “爭權”說、“試錯”說、“艱辛探索”說、“馬丁·路德改教”說； “陰謀”說、“博奕”說、“偶然性與個人因素”說、“尚未解密不好定論”說； “一丘之貉”說、“兩個文革”說、“空穴來風”說、“一場混戰”說。 還有什麼“天派地派兩個毛澤東”，“毛澤東、官僚、造反派的‘三國殺’！”等等。 總之，是越說越玄，越說越糊塗。 這些說法的共同之處，無非就是“文過飾非”，把水攪混，以淡化，甚至美化毛澤東和他的文革，同時，也美化文革中不光彩的自己，當年“鞍前馬後”、“捶胸頓足”地緊跟着毛去打倒“走資派”。 尤其是，在毛的“反修防修”，反對“資產階級”的“豪言壯語”面前，他們現在竟無言以對，怕因此“墮入中共官方史學的話語陷阱”(高文謙)，便就是不肯承認毛澤東自己宣稱的“文革是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更看不出為什麼毛“走社”是反動的主張，劉“走資”是正確的道理，結果文革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題目也越做越小。 文革之後，這麼多年來，記錄事實，揭露並控訴文革罪惡與荒唐的回憶文字已有很多。作為歷史教訓留給後人，這很好，也非常必要。 而批判文革，根據自己的體會和悟性，各人從不同角度和深度去揭批，也都可以，只要不掩蓋、不否認，或不歪曲文革“兩條路線鬥爭”的本質，就好。 為什麼？ 因為只有認清文革鬥爭的這種政治本質，才能知道中國問題的癥結在哪裡？才能明白封建專制的中國要走什麼道路，才是出路？(詳見：小鷹，《“文革”問答三》，http://www.azcolabs.com/xy_wg_q&a3.html。) 可是，史家高華認為，毛搞文革，是因為劉少奇“僭主越位”，“分庭抗禮”，大有“逼宮”之勢，觸犯了“黨的潛規則”，使毛“由驚生恨”，而毛講的“什麼‘形左實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矛盾’等等均是飾詞。”(高華，《北京政爭與地方──釋讀<江渭清回憶錄>》，原載香港“二十一世紀”，1998年4月號；亦見：高華，《毛澤東何以發動文革？》，2012年1月2日，在香港科技大學文化研究中心舉辦的“重讀中國歷史講座”上的講話。) 文革學者胡平也質疑道：“對所謂劉少奇資本主義路線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他認為“說黨內有一個以劉少奇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沒有根據的。”(胡平，《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台灣允晨文化出版公司，２０１６年６月出版。亦見《華夏文摘增刊》第1067期。) 這些，就屬於“掩蓋、否認或歪曲文革本質”的說法了。 而且，它們只是一些主觀輕鬆的“宣稱”，罔顧大量存在的基本事實，並沒有拿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論據，沒講為什麼是“飾詞”？為什麼說“沒有”？──這不是在做學問。 而“專家”們披露的所謂“內幕真相”、“奇聞軼事”，卻很合一些“宮鬥劇”看多了的小市民的口味與思維。尤其是當知名“學者”們嘲笑劉少奇不識“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的古訓時，他們便忙不迭跟着點頭稱是：“自作孽，不可活！” ──神似，一百多年前華老栓茶館裡，眾人聽到夏瑜勸牢頭造反時的反應：“‘阿呀，那還了得。’坐在後排的一個二十多歲的人，很現出氣憤模樣。”(魯迅，《藥》，“吶喊”，1919年4月。) 不過，這類“爭權”說，會面臨一個問題要回答，就是：如果說毛澤東發動文革只是因為劉少奇威脅到他的權力，那在劉已被整死之後，劉派官員已“潰不成軍”，毛在全國的威望和權力已達到極點，無人可以再威脅挑戰他了，毛為什麼還要說：以後要“七、八年再來一次”文革呢？那時的文革又是要搞掉誰？他自己還有幾年可活，為什麼要關心身後每七、八年的事？ 這恰恰說明毛澤東是個有“宏圖大志”的帝王，他發動文革，就是要不斷清除他和他身後繼續實施毛式“社會主義”之政治道路上的障礙──黨內“走資派”及其社會基礎。 所以，“清君側”只是手段，是“現象”，“役其政”才是目的，是“本質”，權力是實施理念的工具，專權是為了役政。 問題是，你喜歡哪種“政”？ …… 好了，現在真的“社會主義改造”又來了，人家可是一點也不客氣，直奔主題，步伐堅定，殺氣騰騰，刀刀見血，絲毫沒有什麼“非理性活動，如病態人格、妄想猜疑、潛意識情結等等。”(宋永毅，《告訴你一個不同的文革──<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新闡釋>前言》，【華夏文摘增刊】第一二九四期，2021年。) 這些紅五類和准紅五類，竭力迴避核心的政治問題不談，甚至粉飾毛髮動“文革”的“出發點是‘善’”，結果，總算是達到自己的目的，再次看到“紅太陽”冉冉升起來了！ 醒醒吧，書呆子們！ 我這樣叫了，也有十多年了。這回“指名道姓”，得罪了不少人，余本無意冒犯，只是好奇，想看看，到底還能不能把他們叫醒？ 如果說，文革的本質不是“兩條路線和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那你認為文革是什麼呢？ 寫於2022年2月6日。 http://www.azcolab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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